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纵观梅卓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她展现了藏族文学从社会叙事向精神叙事的转型路径。她不仅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对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深层思考，也通过灵性书写，为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生命力。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书写民族精神这一命题，提供了深情且具有穿透力的文学答案

1997年，年轻的梅卓凭借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斩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出版社概括这部小说为“大草原魂魄激荡，藏民族雄魂史诗”。学者耿予方以长辈慈爱的口吻，不无赞赏地说她在“小小的年纪，有了大大的作品”，并立足藏族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评价道：“不仅是女性作家问津长篇小说的旗开得胜，而且在年龄上也显示了优势，在题材上也是新的开拓，可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突破。”此后，梅卓相继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月亮营地》、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诗集《梅卓散文诗选》等。多种文体间的自由切换，展露出她的写作才情，常年行走高原腹地的经验让她的写作更具地方意识。时隔23年后的2020年，梅卓以《神授·魔岭记》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授奖词中这样写道：“《神授·魔岭记》向伟大的《格萨尔》致敬，游弋于现实、历史与传说之间，穿行于实相与虚相之间，展现着藏族文化的神奇博大。”

如果对梅卓的写作进行一个总体性的量化，类型特点极为明显：小说以大气浪漫的灵性书写勾勒藏族社会的历史变迁，挖掘和弘扬优秀的藏族传统文化；诗歌和散文以感性柔情写尽高原风物，浸润民族人文情怀展现地域精神风貌。

丰硕的创作成果让梅卓成为藏族汉语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女性”“民族”“汉语写作”这样的形容或界定，成为研究梅卓写作的重要维度和视角，对女性意识的挖掘、对藏族文化的阐述和对自我认同的探讨等论题也随之成为研究核心和重点。不可否认，这是民族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惯有路径和有效途径。现有的研究已然从文学本体论角度肯定了梅卓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但也提供了一个值得反思的视角：假设抛开民族和女性身份、脱离藏族文学史的视域，梅卓的小说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何在？

书写动态的民族故事

《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通过文学叙事，勾勒出藏族安多地区农牧交界地带的文化转型与精神轨迹。梅卓善于撷取一些明亮的细节和词语放入小说标题中，不论太阳还是月亮，都赋予它们自然物象外的象征意义。在“部落”与“营地”之间，她展示了一个民族社会从内部发生变化的过程，其独特之处在于，她并未陷入猎奇式的民族书写，而是深入藏族生活的根基，从文化本体出发，审视集体主义的伦理遗产与现代性的文化冲击，给读者提供一种差异化的文化经验，同时也构建了属于高原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精神谱系。“部落”与“营地”不仅是生活空间的地理象征，也是藏族社会结构与精神秩序的隐喻。在《太阳部落》中，部落作为藏族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维系着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价值；在《月亮营地》中，营地象征着在外部社会压力下产生的过渡性空间，这是现代社会逐渐渗透传统生活的节点。部落和营地作为空间上的边界，既是地理上的防线，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定义。在梅卓的叙事中，索白、阿·格旺、甲桑等男性角色的行动往往围绕“保全营地”“延续部落”的任务展开，这种任务本身就指向了权力的运行、身份的捍卫与文化传统的保存，同时也切中了小说中作为权力和地位象征的核心意象太阳石戒指和白银戒指。然而，现代性的发生和时代风向的转变让这些固有的边界逐步瓦解，也促成了主人公心理防备的动摇与自我认同的重建。由此便不难理解，梅卓塑造的男性人物形象不仅有潇洒浪漫的处事风度，又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家园情结，他们从藏族社会深处汲取的活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表现为一种主动的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从小说题目和叙事结构上看，营地与部落是被匿名化和隐喻化的，它们之间的张力揭示了藏族社会内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不仅体现在地域层面从牧区向农区过渡的多样性上，也体现在文化层面多民族交融的杂糅性上。牧区的游牧文化注重流动性与自由性，而农区的耕作文化更具稳定性与秩序性。农牧交接地带成为两者杂糅之处，这种杂糅不仅孕育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加剧了个体身份认同的张力。正是这一地带的文化模糊性，使得梅卓的小说不仅是对藏族生活的记录，更是对“现代性”如何作用于民族地区社会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起，由一批作家在文坛掀起的“西藏热”和“西藏新小说”浪潮，通过猎奇、神秘的叙事方式，将西藏塑造为遥远、神圣而不可触碰的他者之地。梅卓的写作显然有所区别，她不是将藏民族生活地区作为异域文化消费的对象，而是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进入部落故事的核心。她紧扣藏族安多地区农牧混合的区域性特点，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过渡性与文化自身的融合性呈现为文学书写，把代扎部落、沃赛部落、章代部落和宁洛部落的历史命运、社会组织、家族伦理乃至精神气象完整地展现出来。因此，她笔下的藏民族生活地区不是静止的、浪漫的、神秘和概念化的，而是活生生的，有矛盾、有裂痕、有挣扎的鲜活之地。

从梅卓的描述中不难看到，她认识和理解的藏族安多地区并非是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具有自身发展逻辑的文化和社群体系。她试图打破“中原—边疆”“现代—传统”等二元对立的民族写作框架，以复杂、纠缠的叙述方式呈现藏族社会面对现代性所表现出的多重反应。比如《太阳部落》中，在面对更大的历史变化时，两个部落之间的恩恩怨怨显得不足为重，年轻一代的部落成员需要为未来齐心协力；《月亮营地》中保护营地的英雄甲桑在枪声中倒下，但是月亮营地、章代部落和宁洛部落的人们开始结盟，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这种叙事既包括旧有理想的瓦解，也包括新型认同的组建，具有较高的文化自觉与思想深度。

思考新的自我和民族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整体进入现代性重建的历史进程中。梅卓敏锐地意识到，即使是远离政治中心的高原腹地，也已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部落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与家族结构正在遭遇剧烈的冲击。小说中的人物经历正是这种社会转型的缩影，他们在集体意识与个体自由、传统道德与现代价值之间摇摆、挣扎，最终不得不面对“走出部落”“走出营地”的现实。然而，这种“走出”并不是彻底的抛弃，而是在现有的文化张力中重新定位。因此，梅卓试图在小说中思考一种新的自我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梅卓小说的一大特点是用英雄式的人物带动故事发展，而人物塑造的核心目的不仅是描述安多地区的历史环境和对藏族文化的再审视，更是对本土文化根源的寻找与演绎。这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认同，涵盖审美趣味、道德立场、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

小说语境之外，梅卓思考的是传统民族文化和传统社会秩序在现代性发生之后的走向。所以，在回应民族文化应对现代性发生的层面，梅卓的写作是一种通过传统故事重构精神世界的努力，因为她并非仅仅在讲述历史，而是用文学的方式发掘藏族社会精神结构的内核，并通过女性叙事、母性书写等形式，在温柔而坚韧的情感结构中，建立起对藏族社会现代性发生的文学回应。同样，在90年代社会转型的浪潮中，《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不只是对藏族文化的展示，更是中国多民族社会共同面对现代性命题时的一种深度回应。或者说，梅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各民族如何通过文学参与建构现代中国的精神面貌。这种努力，不仅体现了90年代写作的文化趋向，也赋予了民族文学以更广阔的现实关怀与历史意义。

探究文化内部的深层精神结构

90年代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个体经验书写的转型，在此背景下，梅卓的女性经验不容忽视，她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撑起了重要的部落历史。这种女性力量在《神授·魔岭记》中成长为一种母性力量，扉页上写着“献给爱女仁卓/13岁，以及永远”，作为作家母亲最长情的告白，这句话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情感基调：母性不仅是一种生育功能，更是一种文化记忆与精神传承的载体。小说中阿旺罗罗的神奇经历，让部落记忆不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或史诗中的英雄叙事，而是用母性书写建立与土地、血缘、语言、节日相连的个体经验，这种经验构成了藏族文化的精神底色，也强化了小说在意义层面对“文化认同”的强调。《神授·魔岭记》在延续90年代写作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灵性书写”的方向，通过神圣与世俗、超验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构建出一种超越现实叙事、回归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学空间。梅卓的写作也不再拘泥于社会现实层面，而是转向文化内部的深层精神结构。《神授·魔岭记》以格萨尔史诗为蓝本，虽然延续了对集体精神图谱的描摹，却通过灵性探索打开了与科幻文学共处的新路径。小说关心的不是家庭制度或伦理关系，而是人如何与天地和命运对话，这种转向也体现了当代民族文学在“文化本体”层面的再激活。

灵性书写可以视为梅卓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小说中的“神授”与“魔岭”作为核心意象，分别象征神圣启示与精神考验，构成了藏族文化认同的出发点与断裂点，同时也渗透于人物命运、地域历史与自然空间的深层结构中。梅卓通过神授者与被神授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灵性的传承机制，将藏族文化视为一种精神实践的共同体。其中“岭”这个意象既是地理的屏障，也是心灵的界限。魔岭之“魔”象征的必然不是妖异之物，更可能是现代语境下传统信仰的迷失与挑战。阿旺罗罗找寻的旅程，映射的是对传统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展望。较之于“太阳部落”“月亮营地”，“魔岭”超越了现实主义框架，进入一种融合史诗色彩、宗教象征与心理暗示的灵性空间。在此意义上，《神授·魔岭记》并非否定现代性的复古之作，而是在灵性与现代之间的一种辩证张力。比如，在描写人物时，梅卓更注重人物心理的流动状态与象征意义的赋予；用“山”“雾”“神音”等贯穿全篇，描摹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情感空间。这种书写虽然不是一种独异性的写作，却为民族文学提供了再生机制。

纵观梅卓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她展现了藏族文学从社会叙事向精神叙事的转型路径。她不仅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对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深层思考，也通过灵性书写，为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生命力。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书写民族精神这一命题，提供了深情且具有穿透力的文学答案。

（作者系青海民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