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面对采风，散文在场主张介入现实，关注当下，创作出立足于采风对象，又超越“采风对象”的艺术性和现实可能性，从而发现文学存在的意义，并以此挑战散文写作的极限。《福脉流觞》（《芳草》，2025年第3期）在传统文化书写领域，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挑战了散文创作的极限。

这是一篇内容深邃的文化散文，从立意、选材到谋篇布局都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泰宁明清园是采风活动的现实对象，上海作家三盅一边叙述文化藏品的千变万化，一边厘清泰宁、三明，乃至福建文化的历史，其中脉络即是“福文化”，他还站在个人的历史在场再现角度，展现研究心得，以“福脉”指代“文脉”，对话并诗话了其中孕育的文化活性和传承观念，曲水流觞，将制度化的采风活动，写成了一桩文化雅事。

这篇散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昳丽且繁复的意象书写，针脚细密，天衣无缝。三盅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移步换景，“一觞一咏”，这使文本呈现出精雕细琢的厚实质感。例如，用“垂天家书”比喻白麻石座屏，“器物的裂璺”模拟宗祠倒塌的“哀叹”，“文字的撇捺里蓄着百年梅雨”等，各种修辞手法赋予了文本浓厚的文学色彩，给人强烈的感官冲击。其中有大量的典故熔铸整合，经文学手法的解构与重构，完成了散文写作的极限挑战和文学发现。

一、发现福脉里的传承观念

这篇散文的核心，是“传家书礼”文化的家族记忆。作品通过与家族记忆相关的建筑藏品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从个性经验出发，一点一滴地展示着福建地域文化特点和“福文化”的哲学意蕴。对细节的处理，显得简单又复杂，抽象的“福”气通过各种隐喻和象征，具体到了可供实践的传承方式。

例如，文化隐喻在建筑中的白麻石座屏、门楼飞檐和藻井中体现；而器物象征则隐藏于儒家七十二贤漆画与木雕苍龙之中。对封火墙的描写，动静杂糅，以文字意象表达福文化的精神传递，着眼“传”字的笔锋，暗示文化传承的方式，在“流淌”中“抖落”，又经“缝”和“拌”的运境转场，调制出数字时代的诗风和酒觞，形而上地与文章主题“脉”与“流”的精神指向产生了辉映，行云流水般揭示了“福”不仅是物质象征，更是精神传承。

涉及“福”的元素，门楼飞檐翘角是重要的书写对象。作者把传统幸福观和飞檐的弧度相结合，即《尚书》记载的“五福”，对应门楼的首翘、次弯、三曲、四折和末梢，尤其“三曲”被削去的棱角，它和雀替上的八骏，月梁处的龙凤，以及祥瑞兽纹与卷草、缠枝一样，都管窥着泰宁人的生活哲理。紧接着，视角聚焦在藻井八角星芒蛰伏的麒麟口中那颗木雕宝珠的材质上，这是福文化落脚于地域特点的隐喻，强调只有历经虫蚀雷击依然存活的树木，才有足够的韧性承载福文化。

聚贤堂作为叙事流的重中之重，文章对建筑语言进行了咀嚼式的透视。立体繁复且充满时代审美的福文化大观里，“混融”的是传统艺术、宗教和哲学思想，是中国精神的文化大观。例如，孔门七十二贤漆画的斑驳效果，呼应泰宁人“焚衣祭祖”的习俗，强调“立言立德”高于“锦衣玉食”的价值取舍。照壁的楠木榫卯，和合“五福”精髓，泰宁人把《尚书》五福的“富”字悄然换成“和”，表达福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会结合时代的变化而赓续。香火气息是传承观念的象征，通过嗅觉和视觉双重描写，一个“洇”字，精准细腻地传递了文化渗透性浸润的过程，也暗示了泰宁人的生存哲学。木雕苍龙与“锯龙角”的传说关联，跟后文提及的百吉园屏风木雕群鸡争食相呼应，化用《韩式外传》中鸡的“五德”。对独脚病鸡的描写和锯角龙一样，抓住了福文化的精髓，即“损有余以奉不足”的平衡与节制，这些都成为泰宁福源观的具象表达。

泰宁人家在漫长的岁月中，构建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传家书礼”文化精神体系，它凝结在明清园中，走进三盅的作品，成为作家的文学符号。诸多建筑和藏品像流杯，是承载福气、文气的符号，在时间的长河里代代传承。

比如，充满东方智慧的掉包计所应对的祖训，八角木塔上充满时光的舍利子，因为建筑即是凝固的时间。结绳不记事只记福的传统，表达平凡生命的结晶是福，而非宏大叙事。金丝楠木的香气织就往生之网，象征了循环往复的途径，暗示了传统文化既可高居庙堂，也可远在江湖。

还有《郭子仪祝寿图》，五百个“福”字矩阵化作五百只玄鸟，“衔接不同时空”。作为民族图腾的玄鸟，隐喻福文化的活性与传承，以及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包容。祭海神轿上剥落的龙王鳞片和代表舟山渔讯的浪花纹，叙述了“福”如何从神坛回归民间。“风调雨顺”座屏上楠木雕刻的二十四节气神祇斗法痕迹，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最终抵达天人合一的福源观。这些元素汇聚在“五福临门”的鎏金篆刻上，使蝙蝠、天官、舞姬，顽童和书生组合的漆画栩栩如生，跟随“郭子仪的胡须化作武夷云雾，寿星的蟠桃沁出三明蜜柚的清香，在那对龙凤的交颈处，天地为泰宁升起了一轮明月”。

游客用力过猛导致的朱砂墨锤晕染过度、汉服少女的直播、老匠人和小男孩的拓印等温暖画面，则是将福文化从静态的符号转化为生活实践，在真实与虚空中，锚定为生命历程的具体瞬间。通过物质载体与民俗实践互文，系统性阐释了福文化的核心。福文化的承接智慧，从更细的细节入手，匠人在小龙鳞片中留下的半片指甲，结合大金湖畔的民间生活方式，三盅发现了泰宁特有的福源观，即真正的福气不在于受赠珍宝，而在于创造的过程，真正的福气不在完整中圆满，而在缺憾里生长。

诸多发现，既有对文字结体的文化重构，也有将日常生活的器物，即火盆、干粮袋和船桨等民间应用升华为民俗文化，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去追求踏实、体面，并欣赏美好。泰宁人之所以能把这些代表繁衍、权力和秩序的老传统玩出新花样，都要归因于深植在福脉之中的传承观念。

二、发现中华文脉的多元表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思想深刻影响着民族精神的塑造，成为“传家书礼”文化的重要源头。这篇散文以宗教世俗的融合为背景，通过时空对话和哲学思辨，发现了福文化落地于民间的途径，以及文化传承中多元表达的真相。

以“物象”即“心相”的表达方式为例，一粒穿越时空的饭粒，象征着泰宁特有的“舍利观”，即农具残片在神龛上比佛前金器更显神性。从浮雕到秦琼的锏影、尉迟恭的鞭风，再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铠甲鳞片，这些元素共同诠释了中国人“忠信义勇”的精神内核。在中堂“道志和”中，三盅的笔墨透视了建筑细节，激活了历史与时代的联系，运用通感等修辞手法，构建了丰富的联想。例如，封火墙上的尺子图案，在“浩博旁通”的匾额下，具象化为泰宁的“量福尺”，与檐角的风铃、照壁的裂璺、街巷的字砖等元素共同构建了泰宁人的幸福观。梁架上的墨书则反映了泰宁人将对幸福的理解融入建筑的理念。

三盅对艺术藏品的诗意象征和隐喻，并非单纯的想象和纯粹的艺术，而是充分介入，通过文学手法解构重构，穿过宗教文化的表象，触摸散文写作的价值极限。在这里，佛国的婆娑世界所呈现的细节，如松脂般的光晕、半凝固的琥珀、清末的香灰、扭曲的筋骨、地狱的阴风以及朱砂、衣袂等，都传递出一种暗沉压抑的虚妄感。伴随时针旋转，剑锋劈开木纹里的虫洞，赤龙吞噬斗拱间的蠹虫，象征陈旧的时代正被某种力量打破，而风过藻井作为转折点，宗教故事的宏大叙事瞬间被解构为生活的微尘。物质与精神，宗教和世俗，时间生命的交融，最终都指向“福文化”在民间智慧中的落地生根。

“百福”篇的描写对象，是狮子阁和莹心书屋，与“传家书礼”的家族记忆有关。

狮子阁，百兽低眉。案牍、兵书、武官补服和“驾风鞭霆”的匾额，都在暗示主人的身份，这里可能是某位清代将军的办公场所。莹心书屋里，有浓缩朱熹一生的九个故事浮雕，于是，兴学传道的场景被作者的“社交软件格式脑回路”自动切割成了九宫格。这里提到“社交软件格式脑回路”，词组搭配指向朋友圈的图文交流方式，极具时代特点。其他还有，诸如虫洞（增长天王的剑锋劈开木纹里的虫洞）、光斑（七层飞檐收集不同时辰的光斑）、病灶木（藻井麒麟口衔半枯半荣的病灶木）、纹理呼吸（黄花梨的纹理开始呼吸）、斜率（塔身收分斜率如写给鲁班祖师的诗行）等科学术语通过文学化转述，使传统文化的经验智慧和现代科学认知跨越时空，形成对话，增强了文本的层次感和象征性。这些术语搭配和“社交软件格式脑回路”一样无法被忽视，注定成为数字时代文学在场的组成部分。

九个故事中，文章特别关注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镇）的鹅湖寺，举行过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学辩论会。此次辩会由吕祖谦发起，旨在调和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学术分歧。文章仅用一句凝练的叙述涵盖了这场辩论的精彩程度：“陆九渊的衣袖忽然卷起一阵旋风，将理学的经纬线吹得七零八落。”众所周知，陆九渊是心学奠基人，与之齐名的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也被后世尊为“万世宗师”。在这场中国哲学史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上，朱熹和陆九渊各执己见，最终陆氏兄弟虽略占上风，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这场旷世辩论，和古今中外人们认识世界，找寻自我时面临的问题一样，永恒的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学习和精进，即“教人之法”。文章一旦追溯到人，就对“传家书礼”的文化进行了升华。三盅将“格物致知”和“发明本心”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应用于泰宁民间的日常劳作。例如，樵夫通过观察岩层纹理，渔者通过辨析水纹来认识世界，这与朱熹倡导对客观世界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理论相吻合，“物格而后知至”。然而，陆氏兄弟反对盲目的读书和历练，樵夫、渔民和山水互动全凭直觉，这与他们认为的一样，只是用心便能在泰宁的丹霞赤壁中找寻茶株，获知鱼汛。作者再进一步通过豆腐坊运作，展示了两种哲学思想的辩证统一。磨盘旋转，“格”的是大量简单重复的圆周运动，以穷究事物的原理，把握具体情况，研究规律，至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则往往就跟卤水点化一样，需要灵光乍现的洞察。

作者的在场发现，并没有资料堆叠，也没有落入知识崇拜和社会公论的窠臼，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真实、真相和真理的阐述，正是文化的发现与文学创新。

三、发现“传家书礼”的文化融冶

文化艺术的融冶。明清园以收藏品为叙事主线，三盅借此从福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入手，发现漆金矿彩画《福寿堂》书画合璧，体量最大，表达儒家伦理与祥瑞图式的融冶。《龙凤呈祥福》上的龙凤交缠成“福”，浮雕技法高超，是周易中“保合太和”的融冶。《福禄祯祥》匾额，以纹饰重构汉字，是象形与会意的融冶。生活实践的体验。明清园家训作为叙事载体，三盅也借此从道德传承，宗族祭祀的圣物入手，例如藏书柜不是为了藏书，而是礼器。戏台楹联使观戏空间兼具教化功能。副箱内的《芥子园画传》，连接世俗娱乐与神圣祭祀的道统。婚床纹样解构传统福禄观，游客的朱砂拓印、汉服直播等动态体验，都融冶在福文化“循道立德”的本质当中。符号转译的载体。三盅发现，“在整体叙事之下，明清园的藏品也承载着符号转译的神奇功能。”他把文学考据与民俗意象进行熔铸，抵达了多元文化的融冶，将明清园打造成深度探寻源自农耕文明的民间福祚观念乃至中华福文化的最佳样本。比如祭海神轿融合佛教图像与《淮南子》神话。当渔民抬着祭海神轿巡游的时候，就不仅是在进行祭祀，还暗含了《月令》中“天子四巡”的礼制遗风。此外还有楠木坐屏、《百福图》篆刻、百鹿图挂屏、谷仓福印九式、《福田永》花篮等等，不胜枚举。

三盅在对福文化为地方文明符号进行系统梳理时，采用了“融冶”一词。这个词，源自佛教文献，六朝时期作为动词使用，意指“熔铸整合”。文化不可能孤独地形成，任何文化的形成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吸纳、摒弃的“融冶”过程。到了唐宋时期，该语义进一步扩展，衍生出和乐、明媚等形容词义项。当这个词语进入文学表达领域，与文化的发现和思考结合时，我们不难发现它是如何把传统文化统一在仪式与生活当中，从而照见文化融合的全面性，深刻性以及和谐和煦的特质。“这一切文化信息的传达，或言传承”，用作者的话说，“依托的正是那些被地域割成碎片，却又在民族性上聚合为整体的民间家训。”

九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在写给木刻青年陈烟桥的信中提到，“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换言之，地域的，就是民族的，越是传统，越容易成为现代的。现在，这座“传家书礼”的大观园，正被作家三盅构建成中国精神的地域样本，串起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性。

从“过亢”到“沉醉”，再从“细品”到“回甘”，这条文化探寻的曲线何尝不是文学在场的另一种形式。可以说，三盅先生在《福脉流觞》中的“发现”，不仅发现了真相，也发现了价值，更是对这个时代文化信息的发现；《福脉流觞》的在场书写，也不只是泰宁明清园建筑藏品的文学再现。在传承观念上，他揭示了“福在缺憾中生长”的文化基因；多元表达上，他捕捉到儒释道思想落地民间的生活实践；文化融冶上，他还发现了藏品承载着符号转译的神奇功能。他介入当下，还原个人体验的原始直觉，超越采风活动的写作挑战，为中华文脉的当代延续提供了“越是传统，越容易成为现代的”的文学证言，值得被关注并且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