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数——世界数学家大会中的小说家
事情闹得有点大，一个写小说的，参加了国际基础科学（数学）大会。八位菲尔兹奖得主、四位图灵奖得主、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及五十多位各国院士，如同奥林匹亚众神、《山海经》神鸟，各居其位，讲着数字符号语言。我是谁？我满脑子塞万提斯，汤显祖、王维、老舍、邓友梅甚至王朔，我是京味作家，来自于老舍文学院。“平行宇宙”说说容易，真“平行”起来感觉像倒挂在轨道上。
会间一个老外坐在主会场外铺着红地毯的台阶上，在笔记本电脑上敲着什么。开幕式结束他不进会场，红地毯上只他一人，远远拍照，景深布景都很好，渐渐地就走近了，老外竟抬起头。白发下一双灰色眼睛：
“Who are you?”
我没听明白，说了同样的话，互致问候，就像两个外星人。
“Who are you?!”
我再回：“How are you!”
我基本不懂英语，听不出两者差别，不知道一个是质问，一个是你好，当老外第三次“who are you”时眼露寒光，与其说严厉，不如说愤怒，一种低温超导式的愤怒。我明白了，不是问候，是说我未经允许拍照，遂赶快启动“巴别塔”最通行的“sorry, sorry”！
老外满头银发，纯粹，冰清玉砌，加之超导式的目光，本身就像终年积雪的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或拉格朗日猜想，总之像阿尔卑斯。但老外衣着年轻，T恤，休闲裤，软鞋，没穿袜子，席地而坐，与眼睛判若两人。我平时也不穿袜子，到这儿穿了，穿戴整整齐齐——什么人才穿戴整齐？就像刚出来。
这是首届基础科学大会，地点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此前我还“平行”地参加了大会新闻发布，又是英文又是数学，毫无疑问没听懂，看会议材料才知道研究院成于2020年6月，由华人数学家丘成桐牵头筹建，每年国际基础科学（数学）大会在此举行，截止2023年，仅仅三年时间已有17个科研团队，发表了170篇论文。研究院有三个房间的窗子可以看见长城，为未来三个菲尔兹奖得主准备。要是有了第四个怎么办？那就再开一间。这个我听懂了，问答都极其自信。
我与数学有着不解之缘，怎么说呢？我曾参加过两次高考，第一次数学考了57分，第二次复习了一年，数学考了21分。很少人有这样的逆奇迹。我生来就是反数学的？是“逆数”？数学有这个数吗？汉语有这个词吗？“逆数”也是一种数学关系，不能说它不是，不然我怎么跑到大会上来？怎么动念写一部数学家小说？文学史上很少有数学家主角的长篇小说，上网搜索了一下，只发现两部科幻一部寓言，通常所说的纯文学一部没有。如果说通俗文学都很少，那就不是没有道理，很显然对数学的敬畏是人类保留下来的少数几种敬畏之一。伽利略说“数学是上帝的语言”，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都具有宗教意义。
“Who are you?”
问得真好，我甚至不想说这仅仅是质问、谴责、低温超导式的愤怒，也不想说和我“逆数”考了21 分有关，只想说和冯康有关。
没人知道冯康，如果“逆数”非常陌生，冯康同样。不过要是提到华罗庚，应该是家喻户晓。2015年屠呦呦获诺奖那年，我偶然钻进一个极偏的偏微方程论坛、一个BBS——那时还有BBS——简直就像进入虫洞一样，我看到那片光亮中有几个人谈冯康和华罗庚，谈论两人谁更伟大。是几个数学专业在读博士硕士，在将“无人知晓”与“家喻户晓”相提并论。这是一种怎样的方程，甚至是不等式——谁更伟大？尽管我已知道冯康是谁，仍感到吃惊。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在另一个论坛上发出帖子《华罗庚先生和冯康先生，谁更是大师？》，认为：“创新是无中生有，在旷野中游荡找到宝藏。从这点出发，冯康先生的有限元之创新和应用价值，在当代中国数学领域很少有其他工作可以与之媲美。”结论是：“所以说大家知道答案了吧？”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论坛？但事情有时不在于少，相反，少掌握着真正的东西。
丘成桐，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本次大会主席，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差不多以一已之力召唤了本次大会的各国顶尖数学家，让雁栖湖具有了世界性，一举成为世界数学重镇。丘成桐说：“中国近代数学能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工作）主要有三个，主要是讲能够在数学历史上很出名的有三个：一个是 陈省身教授在示性类(characteristic class)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冯康在有限元计算方面的工作。”丘成桐认为陈省身、华罗庚、冯康是中国数学的“三驾马车”，无独有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特列菲坦在其所撰写的《数值分析》一文中，对计算数学的发展做了千年回顾，其重大成就列表中：“第一项是公元263年，高斯消元法，刘徽，拉格朗日，高斯，雅可比……第九项是1943年，有限元法，柯朗，冯康，克劳夫。”汉代的刘徽之后出现的第二个中国人的就是冯康。
冯康独立开创的有限元方法用途广泛，从汽车、火车到航天飞机，几乎所有的设计制造都离不开有限元计算结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基于有限元方法原理的软件、算法大量出现，在实际工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冯康晚年转向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研究，将纯理论的辛几何与现代科学工程计算结合起来，取得领先国际的成果。如果说这些太专业，那么更为神秘的是，冯康还是“两弹一星”幕后功臣之一，他的算法对原子弹、导弹、卫星起过关键作用，中科院前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曾《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其中写道：“‘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还有科学院的数学家关肇直和冯康……”但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没有冯康的名字，冯康履历表甚至都没提及这点。
没人知道冯康。我是在屠呦呦获奖前不久，在中科院一次“听证会”上首度听到冯康的名字，介绍人说冯康在国际上很有名、在国内没名，一下震动了我，事情怎么会弄反了？通常是国内很有名。介绍人说冯康是科学世家，家族中出了三名院士，堪称“一门三院士”，我的天，没人知道，我们多“官宦世家”“书香世家”“商贾世家”，各种世家唯无科学世家，这太珍稀了。冯著名电影《美丽心灵》中的患有精分裂的数学家约翰·纳什广为人知，其最神秘之处是与苏联核武器有关系，结果并无此事，全系为吸引冷战时期观众的眼球而虚构。冯康与核武器的关系是实打实的，经历远比纳什神秘丰富……但我们没有电影，没有小说，没有传记，冯康不为人知。换句话说我们有数学家却没有作家，没有编剧，没有导演，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如此。
我穿戴整齐，与众不同，没有谁看上去比我更与众不同。我无法张口，直眉瞪眼，如果我穿上条形服或许更合适。但即使如此也没人注意我，在一个不是你的世界谁会注意到你，外星人在你眼前但你或许看不到。我漫步在研究院，进入环形模块教学楼，在连通的玻璃走廊上，看到一个中国学生在和一个挂着胸卡的老外交谈。我也挂着胸卡，但像病中的纳什。中国学生穿着红T恤、大裤衩、凉鞋，挺好的。老外四十岁左右，浓密的棕色头发，一副略显小的金丝眼镜，蓝格衬衫，左手撑案，两腿交在一起面对学生。窗外是山景，是真实漂亮的长城，无须挂画玻璃框即真实的画。我走过去鞠躬致意，问中国学生在谈什么，能不能告诉我。回答是“重硅”，完全不懂，也许是别的两个字。中国学生说“zhonggui”是这位伯克利大学数学教授的研究领域。如果我有帽子我会脱帽。整了整衣领，我用汉语自我介绍我是写小说的，在写一本关于数学家的小说。翻译过去，我瞬间看到了预期的惊讶。我问教授对写数学家的小说有什么建议，数学教授竟然说了许多，侃侃而谈。数学家的工作是从一个个小问题开始，逐渐找到方向，深入研究解决，全世界数学家的工作都是如此。学生就翻译了这么多，显然做了简化，我不知学生漏掉了什么。
伯克利教授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写的是悲剧还是喜剧？
这个数学教授头脑非常清楚（说不定菲尔兹奖、图灵奖获得者），问的问题是对文学的基本划分，类似定理，非常简洁，而这并不容易。文学教授也未必能一下子把文学分得这么清，或者忘了或者认为不必，总之我很少听到从这两个基本点谈文学，我自己甚至也很少想我写的是悲剧还是喜剧。由于问题简洁，想了一下我的回答也十分简洁：悲剧。然后稍稍解释了一下：写了一个数学家，为证明一个猜想一生不弃，皓首穷经，最终证明，却被门坎绊倒，证明永久封在脑子里，世界等一个植物人醒来。
教授不再说话。
确实我们是两个世界，刚有所交集又分开。
研究院按牛津数学研究所风格设计，各讨论班、教室、报告厅、工作室所有的门都须向走廊敞开。走廊是研究院重要组成部分，窗边有两人吧台，可相对而坐，边啜咖啡边讨论。现代数学需要合作、交流已是世界风尚，走廊非常重要。我小心翼翼走进一间教师办公室，年轻教师仍盯着电脑，房间多了一个人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一台电脑，一个蓝得发绿的金属柜子，一块小黑板。小黑板随处可见，无论报告厅还是一人的办公室。
到了一个蓝色教室讨论班，如同画卷一样，四个男女生面对一块写满公式符号的小黑板。大约正好是一个段落，一个男学生正在擦黑板，竟然用餐纸巾擦，真是奇怪，另一世界真不一样？我实在是太熟悉板擦了，小学中学大学有黑板必有板擦——那种巴掌大的木头板擦，一头的绒最后都秃了卷了……这儿竟然没有？抽纸代替？但问题显而易见，男生擦了半天也擦不干净，越擦越白。两个女生显得很无奈，一个女生出去了一会儿，茫然地回来。教室簇新，具有金属性质，靠窗有水池，水龙头为起飞状。我过去上那么多年学都没见过教室有水龙头，我仿佛是隐身人，没引起任何人惊讶，就算穿上条形服也一样，但我还是告诉学生：可以将纸巾浸湿了再擦。一个学生抽了几张纸巾，到了水池边上，扭开镀铬水龙头，清水瞬间流出，弄湿了纸巾，滴着水擦黑板效果奇显。
没有谢谢，好像一切自然而然平行。
我在会上待了三天，见过几次泰坦般的丘成桐，但我能说丘成桐也见过我几次吗？我不知道从拓扑学角度是否是这样，但即使是这样，事实也不是这样。主会场每组讨论都由丘成桐上台主持，后面大屏幕是增强现实，他主持完有时会回到下面头排座椅，有时留在台上一起讨论。既然平行或者隐身——至少在别人看如此——我就是自由的。茶歇自然是同丘成桐见面最自然的机会，但围绕他的人太多，或许我会惊动了另一个世界。一次茶歇之后，走廊上人们慢慢回到会场各就各位，讨论要开始，丘成桐旁边已无围绕的窃窃私语的人，我到了丘成桐旁边空位坐下，侧过身自我介绍——坐下已很奇怪，不速之客，还自我介绍——丘先生一怔，但也只是瞬间。显然这是丘先生经历中没有过的，也是我经历中没有过的，小说家和数学家大概第一次如此空降般地坐在一起、平行。丘先生无言，一如某种事物一触便自动关闭。这简直是一种天赋，或许丘先生是见过外星人的。至于我，如果打开钟表的后盖，我觉得就是当时我所见的情景：这位因证明了“卡拉比猜想”，对十维空间、弦理论、统一场有突破性研究的享誉世界数学家完全静止了。
“Who are you?”
静止无疑也是问。一种对话方式。而且他就要上台主持，也不是交谈之时，事实上我也不需要回应、不需要交谈。我第一是降落在他旁边，第二是做交谈状，拍张平行的照片或者告别照片。我当然也是有助手的，能来这里不会没有。英国小说家西蒙·范布伊说过：“小说家寻找故事时常常像个间谍。”我像什么？丘成桐不知道我在做一次“行为”。抱歉，先生。他的静止一如宇宙星河，如外空。
搜索了一下“逆数”，结果让我吃惊：《周易》里居然有这个我杜撰的词。《周易·说卦》：“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我觉得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