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生命救赎，三种不同的方向和可能——张象“命运三部曲”读札
张浩，山西临汾人，艺术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教师。曾在《当代文坛》《中国现代文学论丛》《中国文艺家》《散文百家》《火花》等刊物发表评论若干篇。
生命救赎，三种不同的方向和可能——张象“命运三部曲”读札
张 浩
作为近年颇受瞩目的青年小说家，张象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其近期发表的三个新短篇《明日之歌》《变兔》《吸火的人》，都是讲述人和命运正面遭逢、猛烈厮杀的佳作，呈现出不一样的阔大气象。
其中，《明日之歌》首发于《十月》2025年第3期《“县”在出发》栏目。这一期是“新时代文学晋旅”作品小辑，共收录两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明日之歌》排在第一篇。山西省作协主席、作家李骏虎在“主持人语”中说，这三篇作品，是由《十月》编辑部从二十余篇山西作家的作品中遴选出来的，李骏虎本人及山西省作协均未参与意见。当《十月》主编季亚娅告知审稿结果时，李骏虎直言有一种开“盲盒”般的期待，“马上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寻宝一样‘贪婪’地开始阅读”。李骏虎认为，张象讲述的这个迥异于冷漠世情流的苍凉而温暖的见义勇为的故事，“惊人地达到了新时代短篇小说写作的全新高度”。
李骏虎的论述宏阔高远，我看《明日之歌》，从低处着眼，感觉主人公曲红兵经历的是更为惨烈的人生悲剧和命运摧残。他在十七年间先后失去妻子李秀兰和儿子曲吉，两次刻骨铭心的死亡事件构成了叙事的双重打击，一个身处暮年的老人经历这一切，接踵而至的死亡构成了人物的日常生命图景。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死亡都发生在生活即将迎来转机的时刻，第一次是刚在县城买房，第二次是准备给儿子娶媳妇。这种叙事策略，强化了命运的荒诞性与生命的脆弱感。
然而，这还没完。最令我感到惊心动魄、后脊背发凉的，是张象在小说里安排的第三次死亡。这第三次死亡，就是作为“儿子曲吉”精神化身的小狗的死亡。如果说遭遇前两次死亡，曲红兵还可以愤怒地质问“老天爷”“你这样欺负一个老百姓，你算什么”，直指命运不公进行控诉。那么，面对第三次死亡之时，曲红兵已经欲哭无泪，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小说将人物推到如此绝境，他将何去何从？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这个“他”，既是指主人公曲红兵，也是指作者张象。好在读完结尾之后，我松了一口气。
另一篇《变兔》，首发于《安徽文学》2025年第4期的头条栏目《书签人物》。在《变兔》中，主人公郝彩霞幼年偶然看见父亲与其他女人接触，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正是这个无心之举，助推了父亲与母亲之间感情的彻底破裂，也间接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亲眼见证并经历了父母的婚变、母亲的离开、后妈的冷暴力，这些创伤记忆成为折磨郝彩霞多年的精神梦魇，与刘丹之死的罗生门叙事形成了巧妙互文。而面对母亲黯然离家出走、不知所踪的结局，郝彩霞一生都在不断地对自己发出灵魂拷问：“我妈走了以后的很多年，每天黑间睡下睡不着时，我都在想同一件事：如果不是因为我，我妈是不是就不会走了？”
而首发于《都市》2025年第5期头条的《吸火的人》，艺术品质丝毫不逊于前两篇。《都市》主编、太原市作协主席刘照华，在“卷首语”中说，“《吸火的人》，剥开生命脆弱的外壳，对‘吸火者’的命运作了独特诠释”“升华出对命运写意式的观照”，我以为是非常精当的。
《吸火的人》中，作者让一个少年不断体验着生活的减法，在命运的重压之下，他先是因脊髓损伤失去了健康的躯体，之后又接连见证了教自己口琴的老人的离去、隔壁病房截肢的小女孩小雨的离开、父亲的死亡以及母亲最后的身患癌症……张象以近乎残酷的笔触，描绘了不同人物和家庭在命运重击下的生存图景。
三篇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如同鹿水河畔的鹅卵石，被岁月的激流冲刷出深浅不一的纹路。张象通过主人公曲红兵、郝彩霞等不同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展现了生命在无常面前的脆弱性，以及在绝望深处寻找救赎可能的人性光辉。在张象笔下，我们看见生命如何在命运的围剿下迸发微光，见证救赎如何在绝望的裂缝中抽枝发芽。这三篇作品不仅是对个体创伤的深刻书写，更是对当代社会中普通人精神困境的精准捕捉。也正因为“命运”在三篇小说中均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性主人公，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批评家何亦聪将其定义为“命运三部曲”。
“命运三部曲”呈现出了真实完整的人生图景，生活充满了残酷且难以抵挡的意外，现实如此吊诡、不堪、血淋淋，以至于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不由得想起余华的《活着》。可以说，张象的《明日之歌》《变兔》《吸火的人》这三篇小说，继承了余华《活着》残酷叙事的衣钵，但相比之下，要更加冷冽、更加残酷。在小说《活着》里，作者余华至少还留了一头老牛与主人公福贵做伴，而在《明日之歌》里，张象最终连一条狗都没有给主人公曲红兵留。他把人物丢到光秃秃的悬崖边上，任其双手乱抓，空无所依，只是冷眼旁观而不伸援手。“残忍”至此，令人不得不感叹，这真是个“比余华更狠的作家”。
生命意象，隐秘的互文系统
张象“命运三部曲”中的意象系统颇有意味。“三部曲”中的生命意象构成了隐秘的互文系统，最具神性的救赎之光，却闪烁在最卑微的物象之上。
《明日之歌》中蓦然闯入曲红兵生活之中的幼犬，《变兔》中贯穿叙事的雪兔意象，《吸火的人》里在病房流转的口琴，这些精妙微小意象的存在，揭示着生命韧性的不同面向。它们承载的不仅是救赎希望，更是对残酷命运的温柔反讽。
在我看来，《明日之歌》中“狗”这一意象构成了重要的叙事线索。从儿子童年时期反复请求养狗被拒，到最后救狗而死；从曲红兵拒绝养狗到接受赠狗，再到因喂食不当导致小狗死亡，这一系列关于狗的叙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隐喻系统。狗在小说中既是家庭创伤的见证者，也是情感连接的纽带，更是生命延续的象征。老狗垂坠的孕肚与新生的小狗，意味着即便在残酷的死亡图景之中依然孕育着生命的延续，生命不断在轮回中达成希望的传承。当曲红兵看着小狗“亮晶晶、黑漆漆的眼睛”时，他看到的不仅是宠物，更是儿子生命的某种延续。
《明日之歌》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其对“救赎可能”的探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绿色”意象，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这些妻子生前喜爱的色彩，成了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构成了一个从记忆到希望的色彩隐喻系统。在小说的结尾处，花盆中意外冒出的“新绿”和楼下孩童背诵的“离离原上草”，构成了双重救赎意象。这些细微的生命迹象暗示着：即使在最深的绝望中，生命依然保持着自我更新的能力。曲红兵最终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回到了日常生活，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命运的一种无言抗争。而作家也通过这种开放式结局，为千疮百孔的生活留下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吸火的人》中反复出现的“吸火”意象，构成了文本的核心隐喻。老人说“我吸的不是烟，是火”，这一看似荒诞的表述实则揭示了生存的本质，即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吞咽和消化苦难的方式。老人抽烟、父亲酗酒、母亲嗜辣、“我”沉迷口琴，都是不同形式的“吸火”行为。张象通过这一意象，将个体苦难升华为普遍的人类困境和生存经验，使小说获得了超越具体叙事的哲学深度。
《变兔》中郝彩霞童年的创伤经历以及其叙述的不可靠性，某种程度上与小说的标题《变兔》以及“雪兔”这一意象本身，达成了深切的互文。小说中的“雪兔”可以根据环境不断变化自己的毛色，以在自然环境之中生存下去。其直接指向的是一种深刻的隐喻，即在这个残酷的人间，人类也需要根据现实需要和生存环境不断调整自己面对现实的姿态。
随物赋形，浑然天成的结构
张象“命运三部曲”的结构设计，也值得我们高度注意。一般来说，作家写小说，尤其是写中短篇小说，写到一定程度以后，往往很容易结构雷同，但张象这三个短篇小说的结构却完全不同，《明日之歌》是随物赋形，《变兔》是三层嵌套，《吸火的人》则采用双线叙事。
《明日之歌》的结构像一首歌，时间流转，自自然然，又像是水，随物赋形，遇方则方，遇圆则圆，浑然天成。小说主体内容是曲红兵在衰老之后对于过去苦难人生的回忆，这是过去的时间维度。曲红兵不期然遭逢接踵而至的苦难，他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待尘埃落定之际，他已经衰老不堪，由此开始凝望过去，展开了对于过往苦难人生的回忆。
现在的维度则是儿子去世之后，曲红兵的一系列行动，比如为儿子布置葬礼、寻找墓地、收养小狗。他在悲哀的生活之中无所适从，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试图去投河自杀，最终还是放弃。
但是小说又暗含一个未来的维度，盆栽的腐殖之中蓦然冒出新的嫩芽，孩子们的歌声被风吹上云霄。这些代表明天的新生生命都意味着昨日已尽，明日开启了新的篇章，“稚嫩的明天直上云霄，被风送得很远，很远”。这个维度当然属于一种未来的维度，是期许、是希望、是力量、是救赎，也是一种未竟的预言。它支撑着人们在苦难的人间活下去，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昂扬、振奋且不屈服的姿态。所以，我们最终会发现，虽然小说几乎通篇都写的是过去，但却被作家张象命名为《明日之歌》，由此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和张力。
《变兔》最显著的艺术特征，是其叙事结构的“变兔”特性，小说采用三层嵌套结构，每一层的主体内容都是身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郝彩霞对过去事件的一种叙述。
每一层的开头几乎都一样，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重复，和重复之中对仗工整的变化。第一层的开头为：“我来到隔壁，想蹭个床睡。”第二层的开头为：“我来到隔壁，想睡个陪护椅。”第三层的开头为：“我来到隔壁，想听个结尾。”这样的设计，犹如一个叙述的循环系统，直接对应的就是被困在记忆迷宫之中的郝彩霞自身记忆的不可靠性和命运的吊诡循环。
《吸火的人》则采用双线叙事结构，A部分以少年视角展开一场突如其来的生命劫难，B部分则以成年后的回望完成对这段经历的救赎性解读，从此得以与旧日往昔的一切悲哀和不堪告别。
时间跨度长达八年的叙事安排，使文本获得了审视苦难的双重视角，也使得当下的痛苦与事后的领悟得以相互映照。轮椅上的“我”从最初的愤怒抗拒到后来的平静接纳，这一心理转变过程被张象刻画得细腻而富有层次。当“我”最终能够“自己走进这家医院”时，不仅完成了身体的康复，更实现了精神的涅槃。
也正因为这种叙述结构和时间维度的刻意安排，在张象的“命运三部曲”中，我们还会发现一种新与旧、真实与幻觉、残酷与诗意、绝望与希望、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辩证式的特殊且精妙的张力。
《吸火的人》结尾处关于“第123号元素Kc”的科幻式设定，以及重塑脊髓神经的微创尖端技术的设想，既是对科技进步的乐观期待，也暗含对人类精神韧性的礼赞。这种现实与未来的交融，使文本获得了独特的时空纵深感。
《变兔》里，因为童年时期所遭遇的精神创伤，郝彩霞实际上一直活在充满遗憾、悲哀、伤痛和压抑的记忆之中。她犹如困兽，挣扎在过去的记忆之中，难以从其中走出，也难以获得安慰和救赎。但是在叙述者“我”讲述了关于“雪兔”的真相后，郝彩霞最终从精神梦魇之中得以超脱。小说最后以意味深长的“房间里的人知道，天要亮了”作结，实际上隐喻了郝彩霞被救赎以及从悲哀的记忆之中抽身，走向未来的可能性。
《明日之歌》中，妻子的意外离世给中年时期的曲红兵带来的是一种巨大的心灵创伤，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一直陷在过去之中无法自拔。家里的东西他都没有更换，都是妻子生前置办的物品，一切都保留着当初的模样，“一串铃声吵醒我，我起床去拉窗帘。这窗帘还是李秀兰走的那年买的，十七年没换，很旧了，但仍很厚，挡风很好”。但巧妙的是，正是从这些遗存的旧物之中，主人公发现了新的希望和“来自明天的光亮”，“经年累月，窗帘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淡，深绿变浅绿，又变淡绿，像一片森林变成一片树叶，最后又变成了一点嫩芽，盯久了，会从绿色里看出一点仿佛来自明天的光亮来。”
同样，小说伊始就告知我们，在曲红兵一家人搬到新家之后，原来的户主有东西没有搬走，“老夫妻没搬，她让我搬到阳台”。到结尾我们才发现，原来那没有搬走的东西是两个花盆。更让人惊讶的是，即便时隔多年，妻子生前很喜欢的那两个花盆依然放在阳台，没有被丢弃，也没有改变位置。“那两个中的一个，好久不见，花盆里的泥埃，飞虫，蛛网，都古远了，褐色堆积的腐叶里，居然冒出了一层新绿，那绿淡淡的，似烟似雾，若有若无。”由此我们发现，通过此种前后呼应的设置，一方面表现出了妻子离世之后，曲红兵的万念俱灰和他对于妻子的极度深情；另一方面，虽然生活看似停滞在了妻子离世的那天，但时间的长河依然奔腾着流向未来与远方。在这荒唐又悲凉的人间，看似恒常不变的生活下，依然有生命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潜滋暗长。腐叶堆里冒出“新绿”，旧物最终会冒出新芽，生命虽然卑微渺小却自有其韧性。生命的救赎不一定来自宏大的转折，也有可能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张象这种对细节意象的呼应运用，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归有光的名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三种救赎的方向和可能
这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即在极端命运的摧折之下，面对不约而至的苦难，渺小卑微的普通个体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我们如何在混乱、无序、吊诡、命运无常的人间生存？
我们会发现，在张象的“命运三部曲”中，作家通过人物的选择给出了三种救赎的方向和可能。
首先，就是去直面生死，安然迎接命运的安排，坦然面对生命中的欢乐和苦难。正如曲红梅对哥哥曲红兵的宽慰：“我知道你难过，我们都很难过，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做下啥吃啥。”可以说，这种“做下啥吃啥”的观念是几千年来中国普通劳动人民在生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朴素的生活哲学。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吸火的人》中的人物，那些“吸火的人”，无论是肺癌晚期仍坚持教口琴的老人，还是酗酒成性的出租车司机父亲，抑或是靠辣椒刺激味蕾的母亲，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吞咽着生命的灼热，维系着内心不灭的火种，在命运的寒冬之中自燃取暖。这团火，既是生存的隐喻，也是对抗命运的精神武器。当“我”和小雨讨论“人类终究不是蝼蚁”时，张象实际上提出了关于人类尊严的深刻思考，生命的意义或许不在于规避苦难，而在于学会与苦难共存；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其完整程度，而在于其内在的精神高度。小说中的人物安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但在直面命运的过程之中，却也始终不渝地进行着不屈服的抗争。他们的存在如此卑微、渺小，却也如此可敬、伟大。他们身上彰显出的正是一种蓬勃向上、昂扬不屈的生命力，以及属于人类本身的尊严与不屈。
其次，就是把命运交给信仰。在命运的至暗时刻，“三部曲”均不约而同地转向民间以寻找救赎之光。人间充满了苦难，仿佛永远望不到尽头，正因如此，为了活下去，人总得相信点什么东西，从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中汲取一些生存下去的勇气、信念和希望。有这些希望支撑着，那些普通个体才能跋涉过岌岌可危的当下，在荆棘遍布的生活中安然无恙。
《明日之歌》中的“石头娘子”与水胤先生，《变兔》中的雪兔传说与观音诞辰，《吸火的人》中的民间传说与天鹿神涎，这些看似荒诞的救赎符号构成了底层民众在命运绞杀之下的民间救赎的三重可能性。
《明日之歌》中的人物，相信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换一种方式活着，所以曲红兵的妹妹寄托于冥婚，试图以此让曲红兵从中得到一些微眇的安慰。《变兔》中，幼年的郝彩霞为了挽回母亲，一厢情愿地相信母亲吃了变兔的子宫就可以生下儿子。《吸火的人》中，面对儿子的身体瘫痪，看不到希望的母亲皈依宗教，以此疗愈自己的内心，而吹口琴的老人，则相信传说中的天鹿神涎可以让自己的孙女断肢重生，于是他毅然踏上了寻找神水的旅途。这些民间信仰和传说，放在张象的文本里，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起到一种类似“装置”的艺术效果。从精神救赎的角度看，它们像一束束光，照亮了人物原本黑暗的内心，给快被苦难压抑窒息的生命提供了一个喘息的出口。就如同《吸火的人》中第一部分结尾的那句话：“我说，传说不是假的吗？母亲接茬说，也不一定吧。”
最后，则是依靠时间的力量，把救赎的可能和获得拯救的希望交给明天，寄托给未来，相信时间会消磨掉一切伤痛，以此给心灵受伤的个体留下救赎的希望。归根结底，生活在苦难的人间，普通卑微的个体需要这样的一种力量来支撑着自己活下去。在这个层面，这种对于明天的想象，使得“命运三部曲”指向了同样的方向，即救赎的维度。这种作家提供的救赎的可能，构成了贫乏可悲的人生中的一抹亮色，体现出的是作家对于挣扎在苦难命运之中的人物的一种同情和悲悯。
“鹿水”作为文学地标的出现
熟悉张象小说的读者会发现，在张象早期的作品，如《外省青年》这部小说集中，大多数人物都处于一种背井离乡的漂泊状态。他们从家乡出发，辗转于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打工、创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又失去，迷茫又彷徨。但是在“命运三部曲”中，小说人物回归了故乡“鹿水”这一稳定的、恒常的生存所在。
据《山海经》记载：“又东五百里，曰区吴之山，无草木，多沙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这就是鹿水的来历。而“鹿水桥”作为《明日之歌》中儿子死亡的具体地点，则转化为创伤记忆的地理标记。更具深意的是“天鹿山”这一意象，它既是《明日之歌》中曲红兵埋葬妻子、儿子、小狗的场所和安息之地，也是《吸火的人》中吹口琴的老人为孙女寻找神药的地方。这座山在小说中构成了一个生死交织的象征空间，连接着现世与彼岸、记忆与遗忘。某种程度上，“鹿水—鹿水桥—天鹿山”这种带有作家自身强烈色彩的文学地标的出现，意味着张象的小说创作真正走向了成熟，拥有了自己极具辨识度的“文学根据地”。
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看，“命运三部曲”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底层人民的精神困境。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像曲红兵、郝彩霞、“我”这样的普通人既渴望改变命运，又难以逃脱命运的捉弄。经由这些人物，作家的思考得以延伸到外在的更广阔的现实层面和时代层面。《明日之歌》中提到的“清华家园”开发、县城改建、撤县设区等细节，都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真实写照。通过这些细节以及曲红兵从乡村民办教师到矿工再到房产销售的身份转换和人生选择，作家巧妙地勾勒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生存轨迹以及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迁。
在经历命运残酷的摧折之后，曲红兵不禁产生了一种假设，“如果当初不进城，一切会不会不同？”这些假设一方面反映出的是曲红兵、郝彩霞内心的绝望、悲哀和幻灭，正因为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所以他们才会对命运作出如此一番假设；另一方面这些假设也折射出了看似偶然的命运背后的某种必然性。曲红兵进城为了孩子上名校这一人生选择看似偶然，但本质上是一系列偶然背后的必然。作为那个时代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之中的普通一员，进城是他的一种必然的结局和必然的命运。同样，郝彩霞的母亲离家出走看似偶然，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的宿命性的结局。作家通过曲红兵和郝彩霞的悲剧命运，在描绘了一幅关于苦难和救赎的生命图景的同时，更是描绘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宏观层面达成了对农民工集体命运和底层民众精神困境的一种深切反思。
《吸火的人》结尾处，作家借叙述者之口说：“今夜，我想念所有吸火的人。”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带着诗性，如一声悠长的叹息，让我们想起海子的那句诗：“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诗人海子由对人类集体的关心回归到自身的个体情感，而作家张象则由个体的苦难推向对人类更阔大的悲悯，将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关怀，这样的书写，既不让苦难显得轻飘，也不使希望沦为虚妄，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可贵的救赎维度，彰显的是张象对于笔下人物和小说之外的众生的一种深切悲悯，而这种对于生活在苦难之中的普通个体的慈悲，是通向伟大作家的关键一步。
在“命运三部曲”中，张象的叙事既不是悲情的控诉，也不是廉价的慰藉，这种救赎诗学不提供答案，却为那些破碎的灵魂提供了某种精神性的出口。真正优秀的作家就是如此，当整个时代都在高歌猛进时，总有人需要留在原地，记录那些被历史车轮碾碎的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