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识乾坤大 犹怜草木青——读邹世奇《只向花低头》
《只向花低头》邹世奇 东南大学出版社
邹世奇的写作从学院起步。作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她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以短篇小说《犹恐相逢是梦中》开启了创作与研究双栖的文学道路。2022年，业已跻身80后新锐作家行列的邹世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牧马河之夏》，并陆续摘得紫金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等奖项荣誉。近来，邹世奇的散文集《只向花低头》问世，如果说作者此前的小说创作侧重于书写知识女性的现实际遇，那么《只向花低头》所收录的散文作品则在主题面向上更为广阔和丰富，写法上也更为轻松灵活。鲁迅曾在《怎么写》一文中说过：“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可以说，正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行文风格构成了散文这一文体的独特魅力，而《只向花低头》便是这样一本阅读时无需正襟危坐的小书，它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更像是在闲暇时刻，同作者一道开启了一段探索心灵与文化的美妙旅程。
《只向花低头》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对中外名著的品鉴、对名人轶事的评说、对日常生活的记录，以及影视评论、游记等等。与邹世奇同为80后青年作家的张怡微曾在《散文课》一书中说道：“我们在散文外部成长，又在散文内部完成启悟的过程。”综合来看，构成邹世奇散文创作资源的是她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得，是她真实的阅读经验和生命经验，而在写作过程中，她又会将这些直感式的经验与知识分子的智性思考进行融合，从而达到“启悟”的境地。这也是吴俊教授在《只向花低头》的序言中，将邹世奇称之为“生活在文化想象中的写作者”，将这部散文集定性为“文化散文”“心性散文”的缘由所在吧。
邹世奇谈论《红楼梦》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她曾说过：“古典文学对创作的影响，对于我来说就像盐溶于水，了无痕迹却又无处不在。”作为古典文学专业出身的学院派作家，邹世奇自然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和知识底蕴，但这并非构成其《红楼梦》评说的真正亮点所在，毕竟因《红楼梦》而衍生出的“红学”发展到如今已然蔚为大观，相关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在我看来，邹世奇谈《红楼梦》之所以别有趣味，取决于她以现代人的目光对这一经典名著进行了“重读”。比如形容宝玉在晴雯、金钏落难时的漠然——“这简直像崔健歌词里的鸡贼老男人：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比如说到妙玉为贾母敬茶的殷勤之举——“可见妙玉并非傲岸孤绝，面对真正的大领导，她也是要逢迎的”；再比如评价黛玉所作的应制诗——“像一个恃才放旷的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得者写的高考作文，前面天马行空写自己想写的，结尾给阅卷老师个面子点个题，由于作者实在是才华横溢，凑在一起天衣无缝，仍是一篇满分作文”。种种评说，既接地气、有趣味，又鞭辟入里、不乏机锋。
邹世奇在评析《包法利夫人》时说：“一个在书里见识过美好和浪漫的人，你让她接受现实的贫瘠和无趣，分外艰难。”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作者的夫子自道。在邹世奇看来，出门参加觥筹交错的应酬饭局远不如“在家里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头发蓬乱地读半本书、码两千字”来得美妙。从《只向花低头》所收录的书评中可以看出，邹世奇在阅读方面不拘一格，既有《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也有《白夜行》之类的畅销书。好的作家往往能够凭借强烈的共情能力，深入理解和描绘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邹世奇在小说中塑造了诸多和自身现实经历迥异的人物形象，如落伍于时代的“中师生”、被导师压榨的青年学子等等。而这种对边缘者、失败者的共情和理解也作为基本的立场延续到了邹世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当中，让她以一双慧眼洞见了《白夜行》主人公桐原亮司暴戾背后的柔情、王熙凤铁腕背后的脆弱，也让她以恕己之心恕人，谅解了包法利夫人的虚荣和宝钗身上“普通人的自私和坏”。
《孟子·万章下》说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邹世奇在这部散文集中所谈论的文化名人显然和她的学术背景息息相关。硕士所读的古典文献学方向，让她有了同李贺、李清照、苏东坡等古人跨时空对话的契机，而博士论文以杨绛创作论为题，自然免不了对杨绛生平经历的考究。以往的知识积累，让邹世奇为这些名家做传时显得游刃有余，再加上散文写作免去了学术研究的种种规范，她的笔调更显自由从容。在讲述杨绛、钱钟书伉俪情深时，邹世奇发现他们的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精妙的平衡”，取决于杨绛的才华不多不少刚刚好：“如果杨绛的见识、才华平庸一点，也许便不能那样深刻地了解钱锺书的价值，心甘情愿支持他、成全他，而钱锺书也不会将那看做是一种牺牲，那样珍视、感激；可如果杨绛的才华更耀眼一些，可以与钱锺书比肩，也许她的自我意识也就更强一些……”而在另一篇《杨绛的温度》中，邹世奇则颇为犀利地指出杨绛对自己的小家庭倾心倾力之余，对外人的冷淡、隔膜乃至傲慢，揭示出了杨绛在“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之外不为人知的性格侧面。
作为女作家，邹世奇的小说创作偏重于女性主题，而在散文创作中，她也对女性经验有着特殊的关注和书写欲望。比如在埃及游记中，她写到了凭借知识和勇气走出婚姻泥沼的导游阿斯玛，在尼罗河航行时她想到的是写出《尼罗河惨案》的小说家阿加莎，游览埃及神庙时浮现在她眼前的则是女王哈特斯普苏特波澜壮阔的一生。由此可见，尽管邹世奇出于求新求变的志愿，试图“像男作者一样写作”，但女性的性别身份还是作为某种生命底色，影响着她对生活、对外界人和事的感知。在我看来这一点并不构成某种遗憾或者缺漏，因为女性写作不应被视为偏狭之物，它蕴含着比想象中更为丰富和广袤的可能。
《华严经》有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哪怕是最微小的事物，也可能通往浩大的境界。《只向花低头》便是这样一部从生活与文本的细枝末节中品读诗意、呈现哲思的见微知著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只向花低头”这一书名来自邹世奇写一位女性友人的文章。在文章中，邹世奇用“此生只向花低头”一语来形容朋友不取悦、不媚俗的恬淡性情。这里的“只向花低头”，既是一种处世姿态，也是一种写作姿态，关乎文人的自矜和风骨，也指向了“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的智识仁心。人和人之间总是意气相投方能惺惺相惜，邹世奇对挚友的赞语显然也可挪用到她本人身上。好的散文往往是作家精神与人格的直呈，《只向花低头》展示给读者的，除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智性思考，还有作者的机敏、通达、慈悲以及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