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写作与被看见的“素人”
主持人：李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
夏日的一个周末，我坐在杜厦图书馆，找来那些没被借走的书，《微尘》《我在北京送快递》《在菜场，在人间》《我在上海开出租》《我的母亲做保洁》《我曾是一名饲养员：流浪东北的日与夜》等等。我读得很快，也时不时走神，这是我在文学史上没有学到的内容，但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史，一定有他们的一页。我们现在，称呼他们为“素人写作”。
我好奇的是，大家真的认同“素人写作”这个概念吗？又如何看待“素人写作”的火爆出圈，觉得这其中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相关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又让既有的文学环境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此之外，我们对于“素人写作”或者说当下的文学创作，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霍艳老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钟媛老师和《当代文坛》杂志社刘小波老师的支持，他们对“素人写作”的话题有研究、也有思考，更有自己的独特观点。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是大众写作中被看见的“素人”，而“素人写作”所代表的，是没有被我们看到的千千万万的“素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探讨才刚刚开始。
素人写作者不会说自己姓“素”
霍艳
近年来文学领域最受关注的现象莫过于“素人写作”，它记录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真切感受，对劳动工作、劳动关系有了重新发现，更使得文学跨越圈层贴近大众，唤起了普通人的创作兴趣。
可从一开始，“素人写作”就被各种力量推着前进。
首先从命名来看，“素人写作”不是创作者的自我命名，而是评论家给予他们的命名。“素人”是一个日语词汇，意思是指没有经验的、非专业人士。后来被用在娱乐界，指不同于明星的普通人。当这个词汇从日本移植到中国，从娱乐综艺用在文学创作时，普通人的文学创作一下子变得“洋气”起来。
素人写作者不是从传统文学体制里脱颖而出的，而是被一群“伯乐”发现的。这些“伯乐”不光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媒介素养，一些人还有专业的学术背景。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2014年起就以志愿者身份为“皮村文学小组”授课，后将文学小组的作品结集为《劳动者的星辰》出版。范雨素是被作家淡豹发现并鼓励她投稿，才有后来《我是范雨素》火遍全网的。周慧的作品经由翻译家黄灿然的编选、推荐，最早在微博上贴出王计兵诗歌的陈朝华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
还有不少素人写作者的家人就从事文学工作，他们共同参与创作或进行专门辅导。如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曾是江苏《少年文艺》主编、自己也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她把母亲的作品贴到网上。秀英奶奶的儿子吕永林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儿媳芮东莉是国内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他们以家庭写作工坊的形式帮助母亲创作。裴茂盛的女儿裴亚莉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她为农民父亲的作品做注。
“素人写作”被推荐到非虚构平台或是人文杂志上，而不是传统文学刊物。如《我是范雨素》发表在“正午故事”，《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上海开出租》发表在《读库》。然后再由一些“小而精”的出版品牌出版，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由乐府文化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递》由浦睿文化出版，王计兵《赶时间的人》背后的“真实故事计划”既是非虚构平台也是图书公司。这些刊物和出版品牌在选题上更具灵活度，既能对内容“深耕细作”，也善于挖掘创作者自身的丰富性。
“素人写作”最初并没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而是通过《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第一财经》《人物》的报道才被大众熟知。关于“素人写作”的报道采用了图文结合的形式，在报道中穿插了大量的图片，题图选用写作者身着职业服装的照片，突出他们鲜明的身份特征。然后展现他们标志性的工作场景，如菜市场、快递分拣站、保洁间等。这些大量穿插的图片不断加深一种反差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职业反差，厨房、菜市场和书房的创作环境反差，飞奔在路上和安坐在书桌前的生活节奏反差，由反差锻造出一种新的身份——“厨房作家”“菜贩作家”“快递诗人”，前面是一个基层劳动职业，后面是高雅的创作者，相悖的两者拼贴在一起形成标题，让读者不免产生好奇：他们是如何一面扛起生活重负一面从事创作的？
这些报道不再围绕具体作品，而是围绕写作者的经历，先是记录素人创作者过去的艰难岁月，然后描述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其中充满着对苦难的渲染，最后是创作对生活的影响。从“为何创作？”到“生活如何影响创作？”再到“创作给生活带来什么改变？”，细致描绘他们每一步心路历程，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篇非虚构作品。
很快，严肃文学界也看到了“素人写作”的巨大意义——“文学来自于大众，大众需要文学”，热情邀请他们加入作协或者参加文学活动。文学的力量重新得到凸显，可以帮助被压抑的人们从沉郁中解脱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还维系着他们的尊严、带来战胜现实的勇气，甚至能对生活产生改变。素人写作者被看作是“文学梦”的实践者，被越来越多地挖掘出来，从个体变成指代一个群体，最后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素人写作”还受到年轻一代读者的追捧。一是因为他们对于“专业人士”垄断创作和对模式化、空洞化的创作感到不满，“素人写作”带来一股久违的鲜活气息。二是关乎自身，近年来在年轻知识阶层里弥漫着一股社会学热，消失多年的亲密邻里关系的重新构建，让他们关心起了“消失的附近”“陌生人”的话题，他们发现原来与周围人的交流是那么少，自己对于每天都见到的人缺乏好奇心甚至变得无感。于是在项飙等社会学家的建议下，人们开始尝试进入公共空间，想要在日益陌生化的社会中重新发现他人，重建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连接。
但对“附近的人”投以关注的同时，年轻人仍希望维持一种边界感，他们想要了解“附近的人”，却不想被“附近的人”过分打扰，在希望对方敞开的同时并不打算敞开自己。于是，文学阅读成为他们选择的一种安全方式。同时相较短视频里碎片化、重复的记录，文学更注重情感表达也更为凝练，是一种更为高效的了解方式。外卖员王计兵、快递员胡安焉、家政范雨素正是那些“附近的人”“熟悉的陌生人”，通过对于他们生活的阅读，很好地满足了年轻知识阶层对于“附近陌生人”“具体而微世界”的发现愿望。
“素人写作”里还呈现了现代劳动环境中被异化的生命体验，以及主体突破异化的种种尝试，这也促使年轻知识阶层对结构性的问题进行反思。他们对“素人写作”的文学阅读不再停留在情感层面，而变得更具有现实关怀和反思精神，不光看到了“附近的人”，也达到了认识社会的目的。他们还以“素人写作”为通道去了解别人、反观自我。年轻人不光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可以知道劳动者群体如何看待自己，借此检视自己的言行。
这样的阅读固然可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读者想看的是“附近”的人，所以对“素人”的理解就变得窄化，变成专指城市的底层劳动者。同时读者会对他们创作的内容选择性地接受，更想看到他们换了十几份工作、被困在计时系统里、被雇主刁难的经历，一旦他们展开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读者反而不适应了。而且当这种趣味被捕捉时，出版商也会按照他们的喜好炮制出一些相类似的文化产品，比如“我在XX做XX”的文学创作。就有读者抱怨一本副标题为“一个火车司机的半生”的书里讲开火车的部分太少，有被欺骗的感觉。
还有把“素人写作者”化约为一个整体，但其实他们内部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比如范雨素没有描写太多劳动细节，更多是书写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胡安焉作品里有着很多经典的文学元素，他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做快递只不过是一种暂时行为。面貌驳杂的“素人写作”在传播中被化约为一个整体，用来凸显基层劳动者的共性。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素人写作”这个概念被反复叙述和隆重表达。可素人写作者们却显得有些“身不由己”，实际上他们并不熟悉这个来自日语的词汇，更不会称自己为“素人”。在一次活动中有人问王计兵该怎么称呼他？王计兵回答说：“你还是叫我文学爱好者吧，这样，我的写作会更加快乐。”这种以自我为主体的命名，才更能表达出他们对于文学的喜爱和创作的主体性。而那被标记出来的“素人”则像是一个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挣不开又甩不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
素人写作：消失的审美距离，拉近的受众距离
刘小波
素人写作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写作和出版现象，具有较高的自发性和大众参与性。其作者多为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未经过专业写作训练的普通人，以书写自身故事和自我体验为主，内容偏重个人经历和真实故事，且多为基层叙述。2010年，《人民文学》启动“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首次明确征集“普通写作者”作品，为素人写作提供了早期平台。其实这一栏目的开设和当时互联网上涌现出众多的普通作者不无关系。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绝大部分的人可以随时随地写下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在合适的时候就有可能变为他者所共情的文学。素人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的胜利，与其说这些写作是文学，不如说他们是传播事件更为贴切。素人写作存在于文学的每一历史时期，但是只有在当下所处的媒体时代才有如此的轰动效应。秦秀英《胡麻的天空》借助微博广泛传播，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通过微信大火。其实这些所谓的素人，已经坚持了多年的文学梦了，只是在这样一个微传媒时代才有机会被大众所熟知。微信、微博、豆瓣、抖音、知乎、快手、B站这些都是素人写作发表传播的主阵地。素人写作的影响力得益于传播的魅力，自来水效应。需要思考的是，这些走红的事件本身和文学有多少真正的关联。此外，素人写作除了媒体的推动，也有出版的加持，很多出版策划推动了这一提法的流行，有刊物和出版社直接冠以素人写作的名号，并以此进行营销宣发。
素人写作是对传统写作的一种“冒犯”，是作为“刺点”的写作，但这并非贬义，正是这一个个的“刺点”，让文学不至于彻底被人遗忘。单从文学性角度而言，素人写作并无多大创举。从体裁上看，素人写作基本选择了非虚构、散文和诗歌这些门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讨论文学几乎都落在小说上，小说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学，但另一方面，大众热衷传播和讨论的，却是诗歌、散文和非虚构这些体裁。素人写作几乎都未染指小说，仅有个别作家在经过了长期文学训练之后才偶有小说创作。当然，小说在很多人眼中也不过是“编故事”，但其仍有一定的门槛，而诗歌、散文和非虚构这些体裁门槛较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写下来，成为非虚构，也可以加入一些大众的共通情绪价值，就成为散文，还可以把散文分行，变成诗歌。这些文字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是属于普通大众的共通心理，阅读这些文字和浏览图文并茂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刷视频并无太大的差异。
素人写作的选题也相对单一，比如某杂志最近推出的素人写作栏目，相继刊发了清洁工、外卖骑手等相关的作品，这些都是素人写作的常规选题，也是外卖员、快递员等写作火了以后产生的效应。平台需要抓住流量，作者则需要蹭一下热度。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变革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从“写什么”向“怎么写”的转变，写作技法被拔高到很高的地位，近些年来创意写作持续升温，专业的作家培训成为主流，而这些素人写作则又回到“写什么”的路子上去，他们的笔下总能发现那些被遗忘的人和事。这是一种贴地飞行的状态，但是同样也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从日常生活领域来看，许多素人作者常聚焦于平凡琐事，这类题材因其贴近生活易被选用，但也因缺乏独特视角而重复出现。久而久之，难以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和独特的阅读体验，自然也会限制其发展。
素人写作的一大共性就是审美距离消失，作品与受众的距离拉近了，这些自叙传模式的创作大都如此，由于艺术品与受众之间的审美距离消弭掉了，读者不需要经过二度加工、二次叙述，甚至不需要思考，只会一拍即合，所谓“对，这就是我的感受”。有论者指出，最近各种文艺“爆款”的背后必然是广泛的共情，是否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渐渐成为大众文艺能否被接受的新逻辑。不过，还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共情的内容和日常生活没有明显区隔，如果文学不能有超越性的东西，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究竟需不需要这么多重复的文学呢？
近年来，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互动让人人写作成为现实。但不管是谁在写作，文学应该有检验自身的标准，也有恒定不变的准则，大众可以打着文学的旗号消费娱乐，但文学的本性仍需保留。快餐性的文字只会随着下一位网红的出现而被取代，而经典的作品是无法被取代的。当前文艺创作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互动性逐渐超越审美性成为主导创作的逻辑，话题性甚至凌驾于艺术价值之上。这种趋势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突出，创作者为了吸引注意力，往往优先设计具有争议性、有话题性的选题，而非专注于艺术形式本身的精雕细琢。互联网的热点只是短暂的，许多爆款作品在传播一段时间后迅速被遗忘。当受众的审美期待被互动性迎合时，整个文艺生态可能陷入“流量内卷”，最终损害的是艺术创作的本真性。
素人写作的价值可能更多的是在读者这一端而非作家一端。从创作端而言，素人写作虽然普遍缺乏文学的高超技艺，文本的文学性较为匮乏，但是凭着对生活的深度领悟，往往能够发现那些被遮蔽的点，形成一般写作有效的补充，为主流写作提供更多的选题参照。虽然这些素人写作者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多年以来坚持文学阅读，“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合格的读者。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状是，文学读者群体的萎缩。无论是作家群体、期刊刊载作品还是文学类的图书出版的量，当下时段几乎都是有史以来的最顶峰，但还是给人一种感觉，文学影响力下降了，其根源在于读者群体的萎缩乃至消失。而素人写作的持续火热，一方面能够吸引部分读者的回归，另一方面这些写作者本身就是忠实的文学读者。素人作家群体获取文学创作技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大量的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他们的养料，正是在大量的阅读基础上才有了创作的冲动和尝试，也让部分作者得以走红。大量的写作者籍籍无名，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文学梦，永远作为一名忠实的读者而存在。不少素人写作者还参加了各种文学社群，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以传帮带的形式巩固着最基础、最稳定的读者盘，这本身就已经是最美丽的文学风景了。
素人写作的勃兴是媒介技术革新、文化生产机制转型以及公众情感结构变迁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媒介逻辑主导下“传播事件”的胜利，也是个体生命经验寻求表达共鸣体的草根实践。一方面，它以“刺点”的姿态闯入已经相对封闭的文学场域，凭借原生质朴的生命力构成了一种对传统写作的“冒犯性”补充。另一方面，其内在局限亦不容忽视。素人写作要想突破怪圈，需要在生活原真书写的基础上，保持文学性的追求。既不丢生活根基，又不失文学灵魂，实现共情与超越的兼顾平衡。
（作者系《当代文坛》杂志社编审）
“劳者歌其事”的社交分享
——关于素人写作的几点思考
钟媛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有言：“《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概括提炼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用以说明文学与劳动、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关于文艺起源、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社会功能的重要观点之一。当下，关于“素人写作”“基层写作”，或者说“新大众文艺”中的某些重要部分的兴起，“劳者歌其事”的议题作为这些新名词的“本质”中具有含金量的部分浮出水面，在时代的潮流中再次泛起浪花。未经专业文学训练、不以写作为职业的普通人因为“有话要说”而在互联网上、在文学媒介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便将其称之为“素人写作”，他们或记录下日常生活切片，或将真实的讲述变为边缘者的突围，或通过分享切身的经历寻找话语的倾听者。这些时代缩影中的“个体叙事”以“我在”的方式记录生活、发出声音，借助网络自媒体等平台，获得被关注的契机，形成了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新民间文学”：一方面，“劳者歌其事”传统在其中得到了最直接、最集中的当代延续，另一方面，也因新的载体与表达方式的改变而带有新的技术特征与时代征候。
“劳者歌其事”的网络赋权
几千年来，“劳者歌其事”的传统从最初史官摇着木铎采风记录下的“劳者自歌”到士阶层的文人代言的“拟乐府”与杜甫式的“诗史”书写，直至当下的互联网兴起后劳动者的自觉性讲述，“劳者歌其事”中的表达主体在时代背景的变迁之中显现出话语权力的让渡与回归，但其关注现实、体察民瘼、同情弱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内蕴其中。从《诗经》中《召南·采蘩》描写蚕妇为公侯采蘩养蚕的辛劳而发出的辛酸喟叹，到《豳风·七月》中呈现的农民全年的劳动及贵族和农民的阶级悬殊，从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徭役之痛到杜甫的“三吏三别”，从五四文学中的“劳工神圣”到当下的“素人写作”或“新大众文艺”，劳者在“诉说”与“被说”之间连接起文学与社会，显现出深刻的现实关怀，成为反映社会动向、弱者心声与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诗经·国风》中那些不知名的作者，是借采风诗官、太师（负责音乐之官）之口，发出声音，给周天子作为施政的参考；而拟乐府或其他文人诗赋是借知识分子之口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引起权力上层关注，那么当下的“素人写作”则从自发性歌唱进化到了自觉性代言，作为一种社会性关注而存在，而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于“网络的赋权”。最典型的互联网、数字算法、出版媒介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与发掘，譬如“谷雨故事”、快手App六十万用户参与的诗歌创作、乐府文化策划的乡土选题（推出了《秋园》）、“澎湃·镜像”“人间the Livings”“真实故事计划”等等，这些新媒体在“讲述故事”上不遗余力地深度打捞。而在融媒体时代、在文学讲述真实的能力备受质疑的语境中，当事人的讲述便有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意义。无论是杨本芬最初在天涯论坛上写出《乡间生死》的帖子被媒体人涂涂挖掘出版的“女性三部曲”，还是“真实故事计划”推介代理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抑或是《我是范雨素》在微信公众平台“正午故事”的10万+传播，新媒体发现了劳动者的自我表达，以此弥补技术统治时代文学性与想象力的匮乏，也缓解当下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隔膜、迟缓与疏离，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
在这些素人写作的典型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如野草般的生存韧劲从他们的文字中冒出来，大时代下个体生存的挣扎与凋零从文字里冷静地透出来。这是新媒体的“网络赋权”给予他们言说的平台、叙事的修饰与被听见的渠道。
然而，媒介的赋权搭载了新媒体平台，虽将话语的讲述权让渡给每一个平凡的社会中人，个体似乎获得了网络“叙事权力”，但此种“故事讲述”的路径，似乎也在“抢夺真实”中借助流量的密码型构了更为复合的传播奇观——这是一场由互联网平台、算法经济、社会问题关注、媒体人共谋的叙事。
技术时代“劳者歌其事”的情感疗愈
作为商业与技术的共生促发现象，如果不从以上最典型的几个例子出发，而从“真实故事计划”等公号中的几百篇文章，成千上万的写作者以及几千万累计阅读中观察，可以发现，来自大众主体的自主讲述，已经在“新闻性”与“消费性”之间忙于制作网络流行语与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的表现更多指向“情绪上的自我化解”，这是隐藏的危机。技术时代的“劳者歌其事”更多呈现出“叙述即疗愈”的功效，呈现出技术时代无根心灵的主体性困境。
以腾讯的“谷雨”非虚构素人写作为例，“打工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冲突、行业内卷与心理焦虑、边缘人的生活等，社会热议的问题在这里的故事文本中通过微观叙事，呈现社会剖面。这些作品带有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自我叙事繁盛的特征，一方面的典型表征是“焦虑”，蕴含了“劳者歌其事”的自我关注与表达，是对生活困境无解的无奈，另一方面的典型表征则是被制造出的“疗愈”。最典型的比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中这种“焦虑”与“疗愈”互为表里的疗愈性叙事，是将个人经验或个人情感，变成一种公共性的对象，而在互动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话题与公共领域的做法。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技术时代”的“劳者歌其事”与传统文学中具有社群文化的“怨”与“刺”相较变得更为“单薄”，叙述者的讲述更多是为缓解自我的情绪困境、寻求短暂的社会链接。
“劳者歌其事”的传统体现的是千年来体察民瘼的现实精神，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的弱势群体发声渠道，而新时代的“劳者歌其事”则在个体遭遇与社会学问题的碰撞中，在互联网技术的促动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实践。然而，平衡好“劳者歌其事”的现实关怀与网络制造的流量化、奇观化叙事景象，又或者通过引导，让这种注视“自我”多于注视“社会结构性困境”的个人虚假赋权得以真正获得力量，或许是当下素人写作发声渠道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