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觉醒与“思想实验”
《超凡觉醒·AI创世》是青年作家任彧新近创作的科幻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因AI觉醒而引发的人类与仿生人彼此大战的故事。小说以悬疑为外壳，以科幻为内核，前者铺展为多角度叙事的独特风格，让小说涉及到的人物悉数登场又各自为战，以“自知”与“不知”的视角切换，营造出蒙太奇式的叙事快感；后者则深化为对人类生存的沉思，小说虽以人类与仿生人的交战为叙事主线，却并不刻意强调二者的差异，而是以矛盾作为激发“觉醒”的装置，深挖出内嵌在对抗双方中的更为隐秘的共性，实现对人机关系的反思与对人类生存可能性的探索。得益于这份反思的自觉与探索的尝试，小说具备了“思想实验”的精神气质，“重启”作为科幻文学中至关重要的设定，不再是流俗的噱头或叙事的滑头，而是“实验”的必要步骤：在情感的常量与欲望的变量之间，未来回响着塞壬的歌声——既是杀机四伏的威胁，也是心向往之的诱惑。
小说的悬疑性，以陆创科技遭受袭击为基础，书写出人类与仿生人的激烈对峙，加之第一人称叙事铺展开的多角度叙事，不断触及小说的最大隐秘——杨博宇制造仿生人的缘由。说来简单，杨博宇作为陆创科技的总工程师，一手搭建出世界级的AI平台，却也因性格的孤僻而忽视家庭，最终沦陷在妻女双亡的悲惨境地之中。正是这种沦肌浃髓的失亲之痛，促使他利用平台的助力与职务的便利，以女儿为原型，制造出仿生人。但由于AI的高度发达，仿生人与人类无异，甚至连仿生人自己都对此也一无所知。这种“自知”与“不知”的矛盾，成为小说最大的叙事动能，不仅推动着情节的前进，更以令人瞠目的反转营造出跌宕起伏的叙事效果，不仅颠覆了人类与仿生人的正邪对立，更让人物形象变得复杂且立体。小说对于悬疑感的营造，其目的是将叙事的触角引向对人类生存的沉思，伦理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不仅涉及到人类与仿生人的对立，更关联着如何利用这种对立反哺为对人性的持守。小说题目“觉醒”与“创世”的深意，便由此而来：仿生人的“觉醒”，是人类反省自身的镜鉴；二者的对峙，不仅在毁灭一个旧世界，更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奠基铺路；科幻文学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挖掘与现实的体察，以人机关系为基础，试验人之生存的未来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超凡觉醒·AI创世》以科幻与悬疑的交融，将文学升华为“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相较于科学实验的实证要求，思想实验倾向于将抽象晦涩的概念推演过程进行具体化处理，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性文本，充分发挥了思想实验的想象特性，“旨在调查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利用文学进行思想实验，既要以求真为指归，又要保障那份独属于文学的真实性，避免人物的符号化与情节的失真，因此，它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与多元的思考，在将社会世界与思想困顿予以问题化的同时，更要把思想具象为鲜活的生命形态与切实的生命经验，以人类生存的焦灼与纠缠，实现颠覆固化与重置边界的目的。
《超凡觉醒·AI创世》正是将这份“思想实验”的勇气，转化为对科幻小说中至关重要的情节设置“重启”的利用，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尝试。在小说中，冯圣博为了解决人类与仿生人之间的战争，寄希望于“重启”带来的调整，但每一次的调整，又都以功败垂成为终结。小说上下两篇的结构，正好成为对“重启”的呼应：上篇以悬疑的笔法，铺展开仿生人对人类社会的渗透，写出了二人对峙的激烈，为“重启”积蓄能量；下篇的起始，就是“燕津市，人类最后的堡垒”，让“重启”变得刻不容缓；直到第八章，冯圣博终于放弃了“重启”，而是以自己的休眠，静观文明的未来，“想看看仿生人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在仿生人的世界中，杨博宇留下的“生命摇篮”，异化为基因的畸变，衍生出更为怪诞的独裁政治，最终成为对人类文明的反噬。
在小说的结尾处，燕津市沦为地狱式的“悲惨世界”，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的杨博宇，也终于迎来反思的时刻，“他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杰作，也是人类内心身处罪孽的最原始体现。为什么要制造仿生人？这从他最开始制造了自己的妻女就可见一斑，那终究是对支配、心灵与肉体欲望的渴求”。这句话，将思想实验由仿生人反攻的镜鉴深化为对人类自身的反思：在情感的常量与欲望的变量之间，人类要如何自处？ 情感与欲望作为人之主体性的一体两面，前者被青眼相加，后者则被斜目而视；思想实验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实验”的问题化处理，展现被习见遮蔽的本源与被单一掩盖的多元。杨博宇对妻女的思念作为情感的流露，也会因欲望的放纵而异化为对伦理的僭越，招致人类与仿生人两败俱伤的惨剧。但这，又恰恰强调了情感的可贵和欲望的必须：如果没有情感与欲望，人又如何称之为“人”？ 如果没有伦理对二者的节制，人又凭什么拥有“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赞誉？ 因此，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小说，既需要想象的蓬勃、反思的自觉与探索的意识，更需要返璞归真的深情回望：在炫目的科技、跌宕的情节与悲悯的情怀等审美特性之上，要凭借对朴素人伦的守望，雕琢出更为动人的细节，激发出更为感人的情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