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时常“举着脑袋向外张望”的南太行故乡，到旷极辽远的巴丹吉林沙漠军营，再到“富丽沃饶、幽秘深藏”的天府之国。作家杨献平用匍匐在地的审慎态度，解剖着自身对环境变异所引起的情感迁徙。作为一个寓居成都十余载的文学创作者，杨献平始终以迁徙者、异乡人自待，在最新散文集《成都烟火日常》中，他以洋洋洒洒15万字篇幅，展示出一个“外来者”，在与蜀地环境融合过程中遗留下的双重创痕——精神创痕与肉体创痕，同时也展示了这两重创痕在蜀地物产、风俗、气候、植被等要素的治愈下，自身的疗养过程。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以“土著者”的心态与视角，参与到这片土地以及建立其上的文化符号的讨论之中，并理所当然地得出“烟火”与“脂粉”气息浓厚的成都市井景象的结论。诚然，在对《成都烟火日常》的冷静阅读之前，我如德国接受美学代表姚斯所言，大脑中并非一片空白，而是以惯常的经验与感知方式去开展我的“成都日常”接受旅程。然而，杨献平虽自嘲为“俗世中人”，却在漂泊与安居的彷徨迟疑中，在接受与反叛的情感拉扯中，将笔触深入到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并以家庭的重构作为新的情感锚点，在自我身份的转向中参与到这块地域及其文化的讨论与灵性思索之中。我以为，这比文本内容本身，更加优雅、玄妙。

杨献平继《故乡慢慢明亮》之后，再一次将自己的肉体同遥远的“南太行”相连接，只不过这一次承托其思维与记忆的载体，变成了“内敛、独我”的成都市井。文本简洁练达，丝毫不露雕琢之痕，既是对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名迹史脉、风物习俗、价值意识等的宏观把握，也是对隐伏在表层现象之下的“漂泊者”的微观探索。杨献平正是以与乡音、乡俗、乡人的疏远，来反窥自身从乡土剥离以后的矛盾情感，这在《入蜀记》《最初的成都——两句诗和个人内心生活》《自我的安居与引渡》中可见一斑，其以这片陌生的地理单元作为情感的发生原点，淡定且从容地讲述着自己从一个“异乡人”逐渐向着“被同化”靠拢，在思想情感的无休止波动中，在与陌生场域的残酷搏斗中，杨献平找到了新的依止之所。于精神而言，他以真诚的方式去紧贴这块土地，感受浮于其上的温与凉，同时，也得到了这块土地给予的包容、热情的反馈。于肉体而言，他在潜移默化地被影响中，完成了家庭的重构，同时也为自身建筑起了新的“避难所”，从而裨补了精神迁移过程中所受到的无形戕害。此外，杨献平还是一个善于“贴着大地行走”的创作者，在隐、避于喧闹之外的文殊院，在“宽”与“窄”两种人生尺度间穿梭的宽窄巷子，在历史与现实交叠的武侯祠，杨献平不止一次将客观地理物象上升为自身的情感欲望表达，在声势浩大的实录式书写中，镌刻出普罗大众最容易被忽视的微观群像。例如《文殊院内外》《宽窄之间，支矶石焉》《锦官城中武侯祠》《大慈寺与春熙路》等，均是其由微小而见宏大的真诚书写。

寓居成都的杨献平是矛盾的，他一面叮嘱自己看清与成都地域的“天然隔阂”，又不得不在潜意识中承认这种地域对人的同化之力；他一面厌弃对自身个体差异性的消磨，又不得不在陌生场域产生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趋同”。他的这种矛盾，或自于身体上的病痛折磨，或自于精神上的无所依附。如浙江大学教授王纪武在其《人居环境地域文化论》一书中所言，作为依附地域与地域文化之上的“活载体”——“人”的流动在规模与范围上将是空前巨大的，在这样一种流动中，去讨论文学创作者的恒定归属，显然如镜中花、水中月一样难以确指。王蒙曾就冰心的地方归属谈到，冰心祖籍福建，幼居齐鲁，学于美国，而后长居北京。在诸如此类的地理流动上，创作者本身与其所创作的文本，难以在特定的地理单元中标定其所携带的精神符号与文化皈依。

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曾言，绝大多数被我们感知到的事物都有其价值，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获得“某种文化中衍生出的满足感”，从山乡到旷野，从荒漠到人海、车马，杨献平在《成都烟火日常》中，游心骋目，恣肆不羁，既表达了对时下热门话题——“迁移”的深度探索和情感共鸣，也在这场“迁移”中，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持续强化着自身对陌生地域的体认。他的立场是明确的，他的表述是直观的，以此呈现出对成都持久和难以言说的“恋地情结”，并从中导源出了一场“极为深刻的人生经验总结”。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