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的深流里，寻找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无限可能 ——生态文学四人谈
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家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者
沈念：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湖南文学》主编
阿霞：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草原》杂志主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当代作家开始基于现代文明观念自觉反思生态问题，经过30余年来的创作实践与不断探索，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不同体裁的代表性作品相继涌现。
新时代以来，繁荣生态文学，讲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夯实思想基础，已成为文学界的共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作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持续提升，生态文学创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形态更加多样，也更注重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互动关系。本期特邀李青松、刘华杰、沈念、阿霞几位作家、学者和出版人，深入讨论何谓“生态”，如何“文学”，共同思考新时代生态文学的时代价值与文化意义。
——主持人 教鹤然
以生态和自然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您认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视为是“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的概念要如何界定？
李青松：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生态文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抒写对象，这里的关键词是“关系”，不是单方面的“人”，也不是单方面的“自然”。生态文学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与担当。
在生态文学中，自然的事物是主角，就像传统的中国山水画一样，人是站在低处的。然而，并不是作品中写了山水，写了草木以及各种动物和植物，就认定是生态文学。鲁迅写过百草园、枣树和猹，写过很多动植物，屠格涅夫写了《猎人笔记》，但不能把他们认定为生态文学作家，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还看不到自觉的生态意识。因此，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除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阿 霞：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自然始终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生态文学既是当代中国文学最具现实意义的创作题材，也是承载千年文化基因的深厚传统。从古代文人寄情山水的诗词歌赋，到现代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生态文学始终与人类文明进程同频共振。理想的生态文学应该是一种将自然生态意识、人文关怀与文学审美深度融合的创作形式。它既非单纯的环保宣传文本，也不是对自然景观的浪漫化描摹，而是以文学特有的叙事力量、审美和哲学思辨，探索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反思现代性语境下的生态危机，并为构建健康的生态伦理提供精神指引。生态文学不止于“唤醒意识”，更试图激发大众对“生态责任”的思考与行动。
沈 念：对写作者而言，文体概念的边界或许可以模糊，文本自身的温度和蕴含的生命力才是真正的罗盘。我的一些作品被贴上生态文学的标签，也被提名过国内生态文学奖的评选，但坦白讲，创作之初我并没想到是在写生态文学。我以洞庭湖为背景的书写，记录的是田野经验，抒怀的是生命史，通向的是人心。不如说生态文学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文学”，它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汇聚着所有关于人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复杂关系的书写。如果非要界定，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创作手法，这种生态书写是开放、包容的容器，也是流动、生长的生命体。它拒绝僵化的堤坝，拥抱一切真诚的生命回响。
“生态文学”是一种文学题材，还是一种文学类型，或是一种创作方法？“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环保文学”等概念之间的异同在哪里？
阿 霞：自然文学侧重个体对荒野的精神体验，如爱默生将自然视为“精神之象征”，更多是情感性抒写；环境文学隐含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将自然视为环绕人类的“资源”或“背景”；生态文学则强调生物与环境的互为主体性，要求打破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生态文学不是题材分类，更不是类型文学，而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论。它要求作家具备生态科学素养与整体性思维，在叙事中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伦理框架。
当下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生态文学需要兼具“科学的严谨”与“人文的温度”。它的基础是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和环境学，同时，它也必须有伦理学、哲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的支撑，让生态文学成为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媒介，并获得文学的主体性存在。
沈 念：我更倾向于把生态文学看作一种文学题材，但它的疆域又远比单一题材辽阔，更多体现为独特的生命视角，穿透表象、洞察万物互联的观察方式。“自然文学”可能偏重自然本身的描摹，“环境文学”常聚焦于具体环境问题的警示，“环保文学”倾向明确的行动呼吁，生态文学则更深邃、更具整体性。它试图揭示生命网络的内在肌理，探讨人类在其中的位置、责任以及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的命运纠缠。生态文学不排斥美，更不回避痛；它书写和谐，也直面冲突；它关乎外部环境，更直指心灵的生态。
李青松：在我看来，生态文学可能既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文学类型。一个是“器”里的“物”，一个是装“物”的“器”。对于生态文学而言，“物”和“器”是一个东西。雪在雪里还是雪，冰在冰上还是冰。说它是一种文学题材是指它的书写对象和表达内容；说它是一种文学类型是指它反映的主题，以及作品的立场和对待自然的态度。一般而言，生态文学具有四个特征：第一，自觉的生态意识。作品中的生态意识不是被动的，不是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第二，生态文学的书写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人类本身。第三，生态文学强调作者的亲历性，就是作者的在场位置，在场经历，在场认识，在场思考。第四，生态文学是一种构建美的文学。
至于“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有什么异同，当然，异同是存在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生态文学”也好，还是“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也罢，它们的指向是同一个东西。因此，我就不过多阐述这种“越说越乱”的学术问题了。可我要说的是，“生态文学”在人类社会早期文字里是不存在的，它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态恶化、生态问题的出现而催生出来的文学现象。
刘华杰：“自然文学”是个年轻词汇，但相关写作却历史悠久。广义地理解，大量民歌和博物学作品都有自然文学的特征，把它们视为自然文学也有一定道理。毕竟，科学通史也是按此逻辑建构出来的。我编的《自然写作读本·B卷》中收录的作者包含普希金、爱默生、普里什文、潘岳、苏童、单之蔷等，甚至包含恩格斯、华莱士、庞廷、卡普拉、马古利斯等。所以，我觉得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方面，宽泛一点较好，不要苛求细分，也可减少独断。
在以自然和生态为主要创作对象和书写内容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人的文学”即“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的文学”即“自然中心主义”，这两种创作理念的博弈。您如何看待这种创作立场的区隔？
刘华杰：文学通常是写人事的，“智人”物种内部的恩恩怨怨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于是某种“人类中心论”似乎不可避免。但是，“智人”物种并非只生活在虚空和比特空间里，人的故事总要牵涉大地、山河、空气与其他物种，只写人是不可能的。自然文学中自然物、生态占有的比例肯定要大些，相应地在理念上可表述为一定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论”。“非人类中心论”易误解，但是若干时间过去，回头看它依然是比较合适的修辞。避免误解的关键点在于，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都是逻辑类型，在具体作品中有多有少，是个“度”的问题，不是“有”和“无”的问题。由人来写作，当然不可能做到完全非人类中心论。但是少一点人类中心论、多一点非人类中心论，是可能且必要的。“见物不见人”曾被视为一种缺陷，同样“见人不见物”也是一种缺陷。
沈 念：纠缠于“人类中心”还是“自然中心”，就如同在迷宫中打转。人与自然的亲密度正经历深刻变迁，要求创作者必须拆掉一切“中心主义”的围墙，踏入生命平等的对话场。在这里，任何写作技巧可以习得，但生命个体独有的情感、遭遇、悲欢，是无法复制、无法替代的。理想的生态文学，根植于写作者深切的“在地性”体验。唯有生命体验丰盈、情感深沉饱满，笔下的冲突才有真实的棱角，治愈才有切实的温度，作品才有撼动人心的质感。因此，当我们的笔触探向自然中每一个拥有自身命运与尊严的生命时，我们发出的应是生命共同体的共鸣与和声，而非高高在上的独白。
阿 霞：面对生态环境的剧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二元论”，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难以把握当下的复杂现实与挑战。《草原》今年在“自然写作”栏目开设了一个子栏目“自然生态文学研究”，连续推出多位作家、评论家的理论文章，其中陈福民的《人与自然的互相发明及“中国深度”——生态文学简论》就是一篇有突破性意义的文章。他认为：“生态文学应该坚持一种人与自然互相发明的立场，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姿态，也要警惕把自然单极化、去人化的写作。作为生态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迎接挑战的开放姿态，将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科技与自然等新课题放置于一种全新的时代关系中去观测，将生态文学放置到一个新的文明水平上去思考。”面对生态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地球和宇宙的探索和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二元论”和“单极化”的观念，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难以把握当下的复杂现实与迎接未来的挑战。这些理论和思考，不仅梳理和重新思考了自然生态文学的内涵，同时也为自然生态文学写作的路径和未来，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空间。
李青松：不可否认，生态文学越来越对人的言论、行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人类只有放弃或者矫正一些糟糕的行为，不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对作家来说，无论创作什么作品都有自己的立场，生态文学作家的立场要站在自然及生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问题，而不是仅仅站在人的角度。生态文学作家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理解问题，不能为“消费自然”的所谓的“网红”流量推波助澜，不能面对资本糟蹋自然的“蛮横”而沉默不语。如果从生态的角度和立场来看的话，生态文学作家要为自然说话，为那些不会说话的动物说话。
您认为，在生态文学的创作中，作家对各种生态危机进行深刻的现代反思，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更为重要，还是探讨不同生物之间相对稳定、健康、和谐共生的发展状态才是创作的重心？
沈 念：这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生态现实的一体两面，如同硬币的正反。不同时代的作品各有其侧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伐木者，醒来！》等，因应经济狂飙，锋芒直指危机根源；进入21世纪后的《山南水北》等，则在社会节奏放缓后，有了更多凝视和谐共生的可能。生态文学的核心力量，在于其开放的问题意识。它拒绝沦为简单的环境控诉书，而应成为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社会结构、历史沉积与个体命运在生态变迁中的复杂交织。比如在书写水域、草原、森林，不能只流连于候鸟翩跹、草木摇曳的诗意表象，更要敢于直视生态治理巨轮下，人和其他生命的生存困境与身份迷惘。退捕禁渔、全面禁伐——这些保护性政策背后，是世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者生计的断裂与精神的双重漂泊。这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人类生存权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充满张力与博弈的纠缠共生。文学的伟大，正在于它能捕捉宏大生态叙事与微小个体命运碰撞时产生的裂缝——那裂缝中流淌的，正是最真实、最需被看见的生态现实关怀。唯有保持观察的谦卑与思考的开放，敢于触摸复杂的社会结构之网，文学之镜才能映照出生态困境的细节和万象。
刘华杰：自然文学创作要面对涉及复杂因果网络的生态难题。好生态、坏生态是很难把握的。这与认知关系甚大，但我更愿意用审美来比喻性地解释。美与丑，好像人人都懂，好生态和坏生态（或不生态、反生态）似乎也不成为问题，重要的只是如何褒奖前者、鞭笞后者。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简单化的理解。即便是科学家、生态学专家，也未必总能准确识别某一生态系统的状态，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培养良好的审美，比令人致富要难；而理解生态，比审美还难）。生态恢复（ecological restoration）为何被错误地翻译为“生态修复”？主体换成作家，问题非常尖锐：一名作家如何识别某一生态系统是好还是坏、合格还是不合格？在此，我并非主张唯科学主义，强调只有依据科学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今日科学家、生态学家有更多话语权，但生态问题的发现、识别、表达，以及生态问题的解决，绝对不只是科学界的事情，也并非只有科学家才能做出实质贡献。自然文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特殊作用，对此作家要有自信心，理直气壮些。这里，“科学”不等于正确，只是指标榜为“科学”的事物，它们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历史上大量破坏生态的行为，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现在和将来也不会例外。这是“现代性”决定的，“科学”与“现代性”捆绑在一起，在现代社会“科学”扮演合理性、合法性的社会角色。于是，作为科学界之外的自然文学书写，其结论可能与当下的科学结论有些不一致（有些是相反的），而这恰恰体现了张力、价值。如果完全一致，有科学就够了，还用作家做什么？
李青松：生态文学不是哲学，本质上还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在生态文学创作中，作家对各种生态危机进行深刻的现代反思，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固然重要，但这不是生态文学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无须用那些“热词”“大词”“套话”“虚话”“空话”来诠释“正确的主题”。生态文学无须搬出“地球”“人类”“宇宙”“未来”等没有边际的缥缈词汇，来演绎宏大叙事。在我们这个时代，破坏自然意味着什么，保护自然有多重要的道理人人都明白。问题是需要行动，需要改变。行动需要从每个人开始，改变需要从每个人开始。我们应该俯下身去，低下头，静下心，认真注视脚下的土地——因为脚下土地发生的事情就是地球的事情——哪怕是一片叶子、一枚羽毛、一声虫鸣，一朵花、一滴水、一粒米。生态文学要回到人间，回到低处，回到我们，回到“我”，回到“我的经历”、“我的感觉”和“我的认识”来探讨不同生物之间相对稳定、健康、和谐共生的发展状态，以及人与自然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此，可能才是生态文学创作的重心。
我不太主张生态文学肆意虚构，事实上现实比虚构更精彩，也许写好“我与自然”的故事对生态文明建设更有意义。生态文学不是反科学，不是回归原始，不是拒绝现代文明，而是提醒我们思考“人何以为人”，以及人该怎样对待自然，该怎样对待生命。
您认为，生态文学对于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有什么作用？生态文学作家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阿 霞：政策部署标志着生态文学从自发创作迈向国家战略层面。生态文学是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文学独特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将生态理念传递给广大读者，激发人们对自然的保护意识。从而让生态观念深入人心，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生态文学为生态文化提供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资源。它记录了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历史与经验，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生态文化特色，促进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生态文学作家首先要具备扎实的生态科学知识，强化科学叙事能力。深入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生态危机的本质，才能在创作中准确把握问题，避免陷入主观臆断和表面化描写。还要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生态问题，揭露破坏生态的行为，为自然发声，为生态正义呐喊。再者，在艺术创作上不断创新，提高作品的文学品质。运用多样化的文学体裁和表现手法，将生态主题与文学审美完美融合，使作品既有思想深度，又具艺术魅力，吸引更多读者关注生态文学，参与到生态文化建设中来。
中国生态文学已展现出独特路径，既非西方生态批判的简单复刻，亦非传统田园牧歌的当代翻版，而是在生态文明视野下，构建一种融合科学理性、地方智慧与生命诗学的中国叙事，为人类寻找一条“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理想坦途。
李青松：克服现代化的轻率和功利，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每个人的内心。或许，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就在这里。虽然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而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要进入人的内心。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们对于发展的巅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生态文学万万不能忽略的。
刘华杰：回答生态文学作家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这个问题，首先要思考作家的自信从哪来这个问题。文学创作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作家必须在观察、分类、因果追踪上下笨功夫。生态文学作家需要努力的几个方面包括：一是完整理解和体验生态概念，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智识；二是对某地区生态状况的感知、解读决非简单之事，需要持续跟踪调查，涉及所在地物种难题。对当地的动物、植物、菌物没有基本了解，分不清本土种和外来种，写出的作品就不靠谱；三是要有忧患意识和足够强的生态批评色彩，不能总是抒情、唱赞歌。
沈 念：时代从未像今天这样，将“生态”二字看得如此重要，这意味着生态文学的舞台前所未有的广阔，内涵也日益丰盈。对作家而言，最大的陷阱莫过于让创作沦为某种单一生态理念的苍白图解，抽干了现实的鲜活与复杂。作家的努力方向，是要以探索者的赤诚，敏锐捕捉时代脉动、政策转向在生态场域激起的涟漪，避开简单化的“人VS自然”二元叙事陷阱，深刻书写转型期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撕裂、迷茫与希望。真正的生态书写，是不预设立场，不强求答案，让问题在真实的叙述中自然浮现，让答案在现实的激荡中逐渐沉淀。因为生态难题从无简易解答方式，生态现实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复合体。生态文学的价值，恰在于它敢于拥抱这种复杂，容纳这些矛盾，像江河湖海一样，让无数生命的溪流在此交汇、激荡、沉淀、澄清。最终，在这思想的深流里，寻找人类与万物真正和谐共生的无限可能。这才是生态文学对生态文化建设的根本贡献——提供深度思考的土壤，点燃共情与行动的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