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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作为小说一体，始于六朝，盛于唐代，此后衍嗣不绝，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之特色一种。乡野主题，则自鲁迅百年前开创乡土文学之先河始，历经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每个时代都煌煌乎文坛主潮。即使在今天，都市化进程已经突飞猛进，在文坛执牛耳者也鲜有不写乡土生活者。传奇之所以能从六朝的“粗陈梗概”进化到“叙述婉转、文辞华艳”[1] 的文学，从创作的层面看就在于文人的参与。“传奇小说又文备众体，作者可以从中展现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有些应进士科的举子用传奇小说做行卷就毫不奇怪了。”[2] 如果说“诗笔”说的是文人凝练了传奇的艺术形式，那么“史才”和“议论”则是指文人们将自己的书生意气灌注到传奇之中，为奇闻轶事的记叙注入了深刻的人文情怀。至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于山林文学、田园文学之后终于有了乡土文学，则更是因为有几个世代知识者的寻根冲动，为乡土文学铸造了一个坚硬无比的灵魂。

於可训把乡野和传奇连接在一起来为自己的小说集命名，看似随意，实则深意存焉。乡野传奇，既是对小说叙事空间与题材的限定，也表明了作者的写作态度与立场。作者身为大学的著名教授，洞察世事，评骘古今，字里行间，处处可感书生意气的充沛丰盈。作者的笔触致敬乡野民间，在童年记忆中发掘与追问自我生命的来处，一种寻根的冲动也在自省中执着而绵延。这种书生意气与寻根冲动融汇起来的精神潜流，使得《乡野传奇集》的乡野叙事回旋着人性的深味，升腾出思想的闪光，蕴蓄着仁心的绵厚，氤氲着情感的幽微，真正体现出了传奇小说“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3] 的历史传统。

从唐传奇的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到《聊斋志异》的“孤愤”与“狂痴”，再到现代作家张爱玲的《传奇》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每一代书生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意气，每一个时代的传奇也都有每一个时代特色的传与奇。《乡野传奇集》中所传之奇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

一是情之痴。这里的“情痴”不只是说恋情之深之专，如《精古》中的那对哑巴渔夫和尼姑，世道再变，他们也不变，哑巴渔夫死了躺在水面上，还要围着山打转转，怎么弄都弄不上来；也指对某一事物的用情之专与深，如《生人》中的秀学动物的叫声和明学禽兽的招式，两人的痴迷使他们成了家禽家兽的领袖，成就了一身绝活，也“整天跟着这些家禽家畜满村子转悠，乐不思归”。又如《追鱼》中的细火，是一个捉脚鱼的行家，他不仅本事高强，而且痴心迷恋，新婚之夜，听说一只大脚鱼的行踪，“立马扯下胸前的绣球，头上的宫花，丢下新娘，扒开众人，跑进柴房，抓起他的七齿钢叉，就发疯似的跟着那人跑了”。在心理学上，痴迷或许被视为行为异常的表现，但在诗学意义上，痴迷却是人性的极致，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乡野传奇集》中的痴迷者痴情，痴物，甚至痴于自己的某种能力，那种痴迷情境，是对外在影响的自我封闭，也是一种自由意志的内在敞开。这是一个纯粹而独立的精神王国，既隔绝了世俗的平庸与功利算计，更超越了任何世俗标准的衡量与比拟。

二是义之至。礼义廉耻是儒家道德体系之四维，礼与廉应该是对权力者的规训，耻则是对读书人的自省要求。对于远离政治的乡村而言，义在朴素之民的人伦关系与社会交际之间，也许比其他三维更其重要。这里的义之至，不是那种外在的规训的教条，而是朴素之民的内曜，是发自纯白之心的一种善的根性。如《男孩胜利漂流记》中，有钱的人家做善事，在发大水时用倒扣的饭桌把饭菜和茶水放在背面，随水漂流，供那些随水漂流的灾民们吃喝。有一年胜利的爹钩住了一个饭桌，又把它放走了，害得胜利和他的弟弟们馋了半天。如《汉流齐大爷传》中，四川的逃荒盲流得到齐大爷热情的善待，大家不解，齐大爷说当年他就靠着川军弟兄才劫得日本人的军火，战斗中川军弟兄死的壮烈，现在他们的后人流落至此，我不善待他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烈。做扣饭桌的善事和把勾住的饭桌又放回去，把露宿街头的逃荒者都请到家里来住，这种救命济人的行为，无需他令，更无外求，都是乡民善之自性的表现。又如《歌子三嫂传》中的歌子三嫂，丈夫因为迷失航路溺水而亡，在被漩涡吞噬的瞬间，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妻子。幸存的三嫂悲伤而疯，日日在岸边举起火把，为过往的船只指路。如果说善心善念善行的发生，都是以人的理智为基础，是人运用理性推己及人的结果，而三嫂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失去了推己及人的逻辑能力，依然心怀如此善念，行此善事，而且日日如此，坚持不断，这就是至义。上个世纪30年代，施蛰存的短篇小说《宏智法师的出家》也写过一个相似的故事，龙门寺山门口每晚总明晃晃地挂着一盏灯，这盏灯是宏智法师点燃，无论风雨，从不停止，照着夜行人的路。宏智每晚点他的路灯，是在纪念他的不幸的妻，他在挂灯的时候喃喃祝福“愿把我的小小的光永远地照着他的暗中的路”，是在忏悔自己谋妻再娶的罪孽。所以，同样的点灯照人，宏智是为己，三嫂是为人，同样的义举，三嫂的为人才能称之为至义。这种至义，非常人之所能，较之出家了的宏智，更能够体现出宗教心的慈悲广大。

三是能之异。《乡野传奇集》中以生动幽默的笔触描写了许多异能者的形象，如《国旗》中捉鳝鱼的国旗，“背着鱼篓，赤着双脚，在一片插满绿色标记的田埂上奔跑”。《鞠保》中养猪娘的鞠保爷爷，把自己养成了一座尊神，被得了实惠的村民们盖了一座猪娘苗供起来朝拜。《书场春秋》中猪娘嘴的口技，“举凡风声、雨声、波涛、马蹄、宝剑出鞘、空中飞镝，各种响动从这个豁口里吐出来，丝丝丝丝，沙沙沙沙，往往透着几分寒气，真个是气象森森，肃杀逼人”。还有《赵家姑娘》中桂三元的狐仙演艺、《吴先生列传》中的吴先生的“珠心算”、《看相细爹传》中细爹的“拔牙”术等等，这些异能者像生命的珍珠一样，散落在湖区山野的角落里，熠熠放光，演绎着高手在民间、巧匠在乡野的千古传奇。值得指出的是，古代传奇小说中的异能者，要么是神仙妖怪下凡转世，要么有高人指点私授天机，但《乡野传奇集》中的这些异能，既不玄虚，也不诡谲，无论异到何种程度，都不过是乡野小民以之谋生的劳动技能。异能的得来，或许有那么一点天赋的基因，如鞠保一家数代的养猪；或许有那么一点命运的作弄，如猪娘嘴碰落两颗门牙却成就了他挥洒口技的天然“豁口”。但更多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劳动的长期操练，来自于大自然中专心致志的模拟，来自于对自我生命秉性能够理解也善于理解的智慧。劳动是人与自然亲密关系的纽带，具有自由意志的劳动不仅催生人的创造的潜能，而且在解放人的肉身束缚中强化了人的精神自由。所以，《乡野传奇集》中对异能的传奇，本质上乃是对劳动的礼赞，也是对自然规律的神奇性的揭示。

情之痴，义之至，能之异，这些传奇之所以感人至深，乃在于这些痴情、至义与异能都深深根植在乡野民间生活的日常之中。近些年来，评论界受法国文化学者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影响，对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有深入的探讨。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总和有了整体的形状和形式”[4]。从这个具有无限包容性的“整体的形状和形式”中，作家们或者去寻找对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的承载能力，或者去挖掘反抗与解放的蓄势能力，通向日常生活的路径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力的深浅，对生命的体验力的格局之大小。《乡野传奇集》中的人物，没有大仁大德的圣者，也没有大奸大恶的歹徒，《乡野传奇集》中的故事，没有翻云覆雨的政治权谋，也没有呼天抢地的生死对决，但在普通乡民日常生活的叙事中，却显现出生命的善意和韧性。在小说集中，善意就像那湖区的水，无处不在，弱小者如患脚疾的梅先生，总会得到身边同事与上司的照料（《梅先生列传》），张先生见到自己教职的替代者常念错别字，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真诚地帮她去纠正（《张先生列传》）；还有号称“傻菩萨”的细奶，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但凡村人有那缺衣少食的，过日子遇到七灾八难的，只要求上门来，她都慷慨解囊。至于生命中的那份韧性，则体现为：男孩胜利的漂流历尽艰辛，决不放弃；阴婆二奶爱上了铁汉，睁开眼是铁汉，闭上眼还是铁汉，即使鸳鸯情深横遭棒打，现实中梦境里也还是铁汉。善意给人温暖，韧性带来希望，日常生活就是在温暖与希望中显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乡野传奇集》的基调并不全是暖色，有时也会展现出生命的残忍和宇宙大化的严酷真实，这就是那些美好的事物，总在自然与人事的不经意处消亡，殆灭。《歌子三嫂传》中的三哥三嫂，如此恩爱的一对夫妻，在诗的吟咏中结成良缘，却在湖水的漩涡中阴阳两隔，一个美得让书生痴狂的女人被不幸压倒，成了歌子，“整天披头散发，蓬首垢面，呀呀唱唱，谁见了都觉得心疼”。《金鲤》中的水伢和细女，在守护金鲤的行动中萌生情愫，为了通知产子的金鲤离开快要坍塌的山体，在暴风雨之夜水伢被山体坍塌的土石流掩埋，“细女清醒过来以后，就守在水伢旁边，不吃不喝，没日没夜，一步也不肯离开”。一对爱情的蓓蕾尚未开苞，就这样被命运的雷电所摧残。而两个花季男女的遭遇被科学证明却是不必要的，因为产子的鱼对雷电是有感应的，暴风雨来前也会像人一样躲避，不会等着山洪冲下来淹没自己。但这两个年轻人为了一个心中的共同承诺，为了一个善良而美丽的愿望，承受了无常的打击，遭遇了不幸。这种事情值吗？从世俗常理来看，不值，但值与不值，这就是宿命的世界，这就是无常的人间，这就是青春和浪漫有时要付出的代价。还有《白先生列传》中的白先生，好听的声音，白皙的肤色，长长的辫子扎着两个红绳结，穿着连衣裙的姣好的身材，这就是乡野中一个美的化身，也是点燃乡村小孩向往美、追求美的人性之火的美的力量。但这个美的化身最终在一场自由恋爱中香销美殒，成为乡野少年“所历极惨怖”的记忆。即使未婚生子，爱人刘先生被当作流氓犯坐牢，白先生也可以不死，因为她的做高官的父亲可以给她安排一个虽世俗却依然幸福的未来。但白先生选择了死，因为她要殉的不仅仅是情，而且是美，是自己对美的信仰。所以，读到这些年轻人的死亡，看到这些蓓蕾未开的花朵的毁灭，总会感觉到一种浓烈的情绪生生不已，暗流涌动。这种情绪似忧愁又不是忧愁，是哀伤又不止于哀伤，它在读者的心灵深处盘旋，不着痕迹但又挥之不去。

百年来的乡土小说，虽然现实主义叙事是主流，但传奇一脉风生水起，绵延不绝。沈从文湘西大山的“神之再生”，陈忠实关中平原上奇男烈女的生命演绎，迟子建东北雪原上的蛮荒情境等等，都以不同的格调为乡土中国的文学叙事创建了富有想象力的空间诗学。《乡野传奇集》所传的空间对象是湖区，在后记中，作者对自己的家乡太白湖致以深情的敬意。他说：“太白湖还有许多特别的渔事，都是我在外面没有见到，或很少见到的。伴随着这些渔事，也出现了许多特别的渔人。我在小说中写过这些特别的渔人，写过鱼精白鳝爹，拉索的卵生，杀脚鱼的细火，摸脚迹的精古，捉黄鳝的国旗。这些人都有原型。”作者称这些人“是捕鱼的圣手，也是太白湖的精灵”。梭罗曾在他的《瓦尔登湖》中说：“湖泊是自然景色中最美也是最富表现力的一部分。它是地球的眼睛：凝视湖中，人能够衡量出自己本性的深度。”[5]《乡野传奇集》传湖区之奇，常常可见作者与这个“地球的眼睛”的心灵对视，在这种对视中，作者不仅写出湖区对人性之奇的丰厚惠予，而且写出了人性面对浩瀚湖水时所能窥探到的生命深度。湖区与山地和平原不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而更容易感受到自然之力的神秘与无常。《乡野传奇集》所叙的这些太白湖的精灵或者情痴，或者至义，或者异能，他们生命的过程都相当精彩，但其生命的结局却未必都是幸运，无疑与湖区的自然之力息息相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越是美丽的物品，愈是脆弱，愈是难免强力的暴虐与摧残。这或许就是自然大化的规律，是芸芸众生生命存在的本质？但佛说苦谛，只说苦谛当知，不说苦谛当断。越是生命无常，越是能够让人体会和领悟到生命的欢喜。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以一种绵长的温情，深刻的悲悯，叙说着湖区的传奇，即使在文化地理学的知识谱系建构上，也是对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注释：

[１]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２]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0页。

[３] 参见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页。

[４]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５] 梭罗：《瓦尔登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