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文学批评似乎更多地扮演着附属品的角色，而非引领文化思考的力量。众多批评者更倾向于追逐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热点”话题，以至被这些“热点”所营造浮泛化空间所束缚。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文学批评的深度发展，还使其频繁受到贬斥性的评价。从本质上看，针对某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的敏锐观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淬炼与灵魂书写，才是文学批评的本体内涵。诺思罗普·弗莱有言：“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一种艺术，批评显而易见地也是一种艺术。”①这就将文学批评提升到艺术性的高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击了以往学界对于批评的恶意贬低。好的文学批评既要有独立自觉的批评意识，在普泛性的观念中生成个人化的沉思；又要通过观察纷繁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形成基于精神维度的理性认知。石一宁先生主编《民族文学》多年，以编辑的敏锐眼界长期置身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场，将编辑思想融于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不断在文学批评现场进行深入开掘。石一宁通过文学编辑工作为当代民族文学发展、文学现象批评以及青年作家的推介等做出了种种实践和努力。他在2020年出版的《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②即以“在场性”的批评方式，观察与思考了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他的新书《文学经验：探索与言说》（广西民族出版社2024年版）又从文体特性的深入剖析、民族性与地域性探讨、新时代文学的精神抒发等层面，建构了自觉的批评意识，同时熔铸了伟大的时代精神，为当前的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本。

一、整体性的审视

文学编辑实际上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文学编辑的工作之中编辑工作者的文学史观、编辑思想、审美价值取向等会直接影响到其作为文学批评者的批评风格与审美取向。石一宁既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又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编辑，多年的编辑生涯，使他有了相当高的阅文水准和经验，以至在文学现场，石一宁的编辑思想和他的文学批评理论互相印证和补充。他的文学批评和编辑思想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文学的整体性审视，兼顾多种文体的批评与编辑。在《民族文学》刊物中，既刊登各类文体的文学作品，也有理论批评文章，全方面展示当代民族文学创作成就。《文学经验：探索与言说》是石一宁继《走向文学新天地》《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之后出版的第三部文学评论集，这本书共由五辑构成，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五种类型，涵盖了创作与批评范畴中的主要文体。石一宁以文学编辑的审美判断不断发现文学的艺术魅力，在文学批评中，他充分考虑到不同文体之间的内在差异，在探讨不同类型的作品时均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在对小说的观察中，他将批评的目光投向小说创作的核心要素叙事方式、人物塑造、情感表达等层面。米兰·昆德拉强调小说在叙事、想象、思考和时间维度上的特性，认为小说具有四种召唤，分别是“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与“时间的召唤”③。石一宁在批评小说文体时，与昆德拉的这一观点不谋而合。他在解读海飞的《回家》、阿成的《生活简史》、顾艳的《荻港村》、黄秀萍《中国智造》等长篇小说时④，均指明了叙事具有的重要作用。这些作品将叙事融于时空表达、日常生活、重大题材等因素之中，使叙事本身超出写作方法的限度，具备更加多元的表现空间。与之相比，石一宁则从人物塑造、性格面貌等方面分析王华的《大娄山》《陈泊水的救赎之路》、刘华的《红罪》等小说，他充分认识到人物形象与历史情境之间的互证关系，凸显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多维性。石一宁对散文作品的评论主要集中在语气、风格、表达技巧等层面，这些因素正构成散文创作的主体特征。比如他认为丘晓兰的散文中存在一种“低缓的、平和的语气”，这种语气不仅“召唤着交流”，而且能使作者的思想、心灵完全敞开；徐晓华的散文则具备风格层面的自觉体认，帮助他更好地形成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水月的散文重视艺术与技巧，据此形成精心的谋篇布局和巧妙的叙述手段。此外，石一宁还探讨了散文写作的多元性，他在评价胡冬林的《山林笔记》时，指出这是一部“蕴含多元意义的作品”。众所周知，笔记体的散文并不是简单地记录生活，而是一种艺术的创作。胡冬林真正把笔记写成了散文。同时，他还关注到生态文学是行动的文学，“生态文学作家的另一重身份是战士”，胡冬林的散文中翔实地记录了他和盗猎分子的斗争，显示出石一宁对作家作品写作内容与艺术特征的全面了解。在评论新诗作品时，石一宁重点分析的是语言、技法、体式、美学机制等，这些内容不仅是早期新诗的着力之处，而且在当下的新诗中依然作为本体元素。他指出帕男的诗歌具有开阔的诗心与自由的诗体形式，乃至表现出新诗散文化的表达冲动，这使其与早期新诗散文化探索的重要代表——沈尹默《三弦》——构成对话关系。而在为姚瑶的长诗《烛照苗乡》作序时，石一宁重点指明了该诗具有“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的特征，有力地推动了主人公事迹的记叙与诗人情感的抒发。“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教传统博厚悠远。”《文学经验：探索与言说》对诗歌创作的评论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中国诗歌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承载着教化功能和现实主义品格。石一宁在为王久辛长诗《狂雪》再版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长诗《狂雪》巨大的影响力，其副标题即“为被日寇屠杀的30多万南京军民招魂”。长诗以现实主义艺术的表达方式再现了侵略者的凶残和野蛮，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对报告文学的解读成为《文学经验：探索与言说》一书的特别贡献。相较于小说、散文、诗歌等广受欢迎的文学形式，报告文学在大众阅读中的普及度并不高。然而它蕴含的科学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以及对当代社会重大议题的敏锐捕捉和深刻书写，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石一宁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在评论何建明的《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肖亦农的《寻找毛乌素——绿色乌审启示录》、李朝全的《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等作品时，石一宁关注到独特的题材对于报告文学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题材是否重大、是否能够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报告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石一宁在此前提下还探讨了报告文学题材的独特性对报告文学成功与否的重要作用。而在观察《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等报告文学作品时，石一宁重点剖析了其中所呈现的真实情感，这种真实情感不仅构成报告文学的生命，而且往往蕴含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该书第五辑主要是关于文艺评论集的批评以及对当下文学思潮的新探索，石一宁选用写作立场、人文批判等角度，诉说出作品所传达的独特观念。比如他认为范咏戈的《化蛹为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作为理论源头，并在吸收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形成复杂的文艺美学观，表现出对文学艺术、人类精神创造的独到体会。论文集《“文学台独”批判》汇聚了海峡两岸文学界与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之力，其作者群体不仅秉持鲜明且正确的写作立场，更展现出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与崇高的文学操守。书中对“文学台独”现象所体现的历史认知扭曲与国家民族认同混淆进行了深刻而犀利的剖析，这种批判不仅具有学术深度，更凸显出其在当下社会背景下的重要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除对文体特性的深入挖掘外，石一宁还通过强调不同学科的特性呈现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重要价值。比如在文学与历史学的认识上，石一宁提出这样的观点：“文学家之眼不同于史学家之眼，文学家对于良善之弱者与失败者从来都是充满了同情与悲悯”“文学与历史学的不同，在于历史学关注的是历史事件，而文学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这即从书写视角、叙述方式、人物塑造等方面观察到文学与历史学的区别，并由之建构出独立自觉的批评意识。石一宁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编辑的整体性审视，不仅表现在对各类文体的全面扫描，还在于对文学新人和女作家的特别关注。《民族文学》多年来始终兼顾老中青三代及女作家的创作，注重刊发女作家和青年作家的作品，对青年作家和文学新人持续扶持。一直到2015年，每年的第3期和第5期编发以青年作家为主的“女作家专号”和“80后90后作家专号”。2016年起，还开辟“本刊新人”栏目，不断推出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作者。2017年第10期推出“90后作品专辑”等专号或栏目，培养了一批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

二、民族性的建构

作为民族文学领域的耕耘者，石一宁在漫长的写作生涯和编辑工作中始终密切关注民族文学创作，其文学批评也注重揭示作品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文学经验：探索与言说》一书发掘了少数民族文学表达与地域文化书写特征，并借助深刻的主体性表达展现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在为《〈民族文学〉精品选（2011—2017）》撰写的前言中，他深情写道：“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名家大家，正是从《民族文学》起步，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因为《民族文学》的存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全部告别了口头文学的时代，全部拥有了作家文学。《民族文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得更为丰富和多样。《民族文学》以其独具特色的办刊定位，显示着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风貌，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作为多民族文学的存在特征。”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则有助于推动学界全面系统地认知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石一宁在探究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时通常以民族性与地域性为核心，亦不时汇入儿童眼光、生态意识等写作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丰富内涵与多样表达。比如他指出鲍尔吉·原野的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将少数民族视域与儿童视角结合起来，实现了纯真的儿童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有机融通，促进了儿童独特民族精神的培育。他还重点分析了小说中“草原”这一特殊文化符号，认为草原不仅代表着美丽的自然景观，更承载着蒙古族所具有的民族性格和传统美德。而在分析海勒根那的小说时，石一宁同样关注到“草原”的文化符号，只不过与鲍尔吉·原野笔下的景观书写相比，海勒根那更侧重于将草原视为“小说之根”，因此“无论是浪漫还是现实，都是草原所孕育的，都打着草原的烙印”。石一宁采用以民族文化符号为核心载体的批评策略，通过深入剖析这些符号的起源、表现形式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他能够穿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表面，深入其创作内核，进而揭示民族文化符号如何承载并反映时代精神，实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学深刻而独到的解读。他的《展现散文的生态向度——关于叶梅散文集〈福道〉》一文则聚焦于叶梅散文所运用的生态视角之上，指出作者十分关注少数民族生活与文化中的生态意识，据此形成正确的生态观与价值观——“她不孤立地表现自然，不因为热爱自然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她尤其注意到，生态的改善，自然的保护，是因为人，离不开人。是人的觉醒、人的觉悟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与自然重新和解，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分析维吾尔族女作家帕蒂古丽的散文集《蕴情的土地》时，他直言其散文具有的鲜明民族色彩与浓厚民族气息，并思考了这种民族气质形成的原因——源于作者对维吾尔族和回族生活、历史、文化所怀有的“寻根探究的炽热之情”。《行走在追逐美与梦的路上——七位中国少数民族女诗人的诗意》一文则旨在探讨当前少数民族女诗人诗歌中的7位重要代表，指出她们的诗歌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石一宁在群体观察的过程中并未掩盖诗人的个性，而是分别立足于7位少数民族女诗人的诗歌作品，深入探察了其中包含的个人化创作特质——她们的诗歌或具有深沉浓郁的民族历史文化色彩、或表现出抒情或叙事的自然特质、或把目光集中在本民族女性之上、或从多重视角演绎着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的困境与突围……形式多元的表达视角以及形态各异的写作风格共同塑造出当下中国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对于美和梦的追逐。此外，石一宁还将批评的笔墨探触到桂学研究、广西世居民族文化等方面，体现了其对广西多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觉探索。《拓展桂学研究的多民族视野》一文系统地梳理了桂学的定义内涵、表达对象、写作路径、价值意义，推动了桂学研究的新思考。在他看来，桂学研究具有浩瀚的对象与多元的路径，这是构成其艺术追求的根基，而要真正追求大境界、大格局、大气象，就要拓展已有的研究视野，尤其是汇入多民族的研究视域，这不仅是一种方法论命题，更是直抵桂学研究核心的本体论命题。《八桂文化扑面来——读“广西世居民族文化”丛书》一文则通过分析“广西世居民族文化”丛书，揭示“八桂文化”的强烈冲击力、诱惑力与吸引力。石一宁认为该丛书具备跨学科的性质，表现出浓郁的文学性，这些都为丛书本身及其所书写的“八桂文化”的传播接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时代性的追寻

石一宁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编辑工作者，他不仅是时代的追随者，而且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主编《民族文学》时，注重刊发少数民族作家对时代生活的真实感受，集中了各民族优秀的作者队伍。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在《文学经验：探索与言说》一书中，石一宁不仅深入探讨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反映时代主题的文学作品，还细致地分析了这些作品如何紧密地契合了时代精神，从而揭示了文学作品与时代背景的紧密联系。他以对话性与比较性视野探讨了丝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中亚文学等文学类型的精神内质，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铸造新时代文学精神展现了一种批评范式与风貌。石一宁早在《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中就系统论述过丝路文学的重要纽带作用，这种认识在近著《文学经验：探索与言说》里表现得更加全面。《“一带一路”语境下中外文学的交流》一文即以宏观的视角论述了“一带一路”的概念、内涵和影响，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创造出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为当下文学建立更加开放与多元的文化观念奠定了基础，并深刻地促进了中外文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与此同时，他还在“一带一路”的文化语境中开启对未来文学创作的展望，通过分析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认识到外向的、开放的、追求世界影响的写作方式为文学创作带来广阔的前景。《“漂鸟”飞出人生的深广——简论加拿大华文女作家创作》一文立足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大背景，深入观察了加拿大女作家这一创作群落。石一宁认为她们的写作表达了理想主义的诉求，以及移民生活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冲突。而站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语境之中，加拿大的女作家群落的创作正与中国女作家的创作之间形成积极的对话关系，使中加两国的交流与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另外，在为杨建军的《丝绸之路上的华裔文学奇葩：中亚东干文学》作序时，石一宁重点强调了该著在探索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发生时运用了多元视角，以及该著关于华裔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发展作用的论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学编辑要编发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增强人们对时代的认识，这也决定了石一宁的文学批评的时代性追寻。石一宁以一定美学理想和文艺理论为依托，紧贴时代发展，反映时代精神，也体现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要求。除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审视中国本土文学发展状况之外，石一宁还把批评视野投向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重大现实题材类作品，从中发掘出深厚的文化脉络与坚韧的时代精神。在众多现实题材类之中，石一宁表现出对扶贫脱贫题材的独特兴趣，尤以对报告文学作品的观察最为突出。脱贫攻坚作为近年来现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所以能够成为具备特殊意义的题材，也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在诸如《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展拓——关于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渊博深厚别具一格——关于哲夫长篇报告文学〈爱的礼物〉》《历史的见证时代的心声》《倾情摹写雪域高原的壮丽乐章——关于吉米平阶纪实文学〈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等文章中，石一宁重点分析了当前扶贫脱贫题材报告文学作品，既表现出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执着关注，又充分揭示与反映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具体而言，他从历史与时代的交融、少数民族的精神品格、人类当代重大议题、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角度，深入探究了中华民族能够创造人类历史奇迹，以及中国能够完成脱贫攻坚艰巨任务的力量源泉，也为新时代每一位奋斗者个体提供了极大的精神激励。石一宁还把关注点放在张桂梅、黄文秀等时代楷模身上，重点赞颂她们所具有的奋进姿态与主体力量。他认为报告文学《张桂梅》表现了主人公的奋斗人生、奉献精神以及卓越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则以写实主义的笔法和姿态，深度呈现了黄文秀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奋斗历程。石一宁关注文学作品在新时代的语境中如何表现伟大的时代精神，同时兼顾了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回望。比如他在分析蔡远方诗歌《追梦》时，首先回顾了政治抒情诗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1930年代带有鼓动性与讽刺性的大众诗歌，以及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为解读《追梦》提供了历史化的视角。他还将该诗与蒋光慈《新梦》连接起来，从中呈现新时代语境下诗人创作的独特性，认为“蔡远方和前人的不同，是他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站在了新时代的高度上。他的信心、激情与自豪，具有新时代的新内涵”。所以，《追梦》“表现出了比前辈政治抒情诗作者更充分的信心、更火热的激情与更强烈的自豪感”。据此来说，石一宁的批评既包含了对政治抒情诗之发展历史的梳理，又有对其精神内涵的全新理解。而在解读王华发表于《民族文学》的系列小说时，石一宁借助张丽军、吴义勤等人⑤关于现实主义的认识，深入观察了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在新时代语境下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指出“新的生活、新的矛盾、新的人物和新的情感”成为当下现实主义书写的客观对象。还需强调的是，无论在解读文学作品还是在探讨文学研究著作时，石一宁均表现出全面的批评观念。这种“全面”意味着他并非一味地去谈论作品本身的成就，还有着对其中表现出的写作问题的纠偏。孟繁华曾不无深刻地指出：“让批评发出真正有力的声音，让批评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是纠正当下批评的最好手段，也是维护批评最高正义的惟一途径。”⑥石一宁提出的诸如“枝蔓较多，精练不足”“语言准确性仍需打磨”“相对固定的题材容易造成写作风格的固化”“人物描写缺少均衡感”等认识，不仅为年轻的创作者提供了针对性的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写作姿势，而且更重要的是为纠正当前批评中出现的同质化、人情化等弊病，为建设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创造有利的环境，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批评范本。

【注释】

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第2页。②石一宁：《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作家出版社，2020。③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14-15页。④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作品与文字均出自石一宁的文学评论集《文学经验：探索与言说》（广西民族出版社2024版）。⑤参见张丽军：《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力作面面观》，《文艺报》2019年11月4日；吴义勤：《通向现实主义的路到底有多远？》，载付秀莹主编《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作家出版社，2019，第10-15页。⑥孟繁华：《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钟世华，南宁师范大学旅游与文化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的导向引领、制度设计与实践创新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1AZD054；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专项课题“广西当代壮族诗歌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303；石一宁文学批评与编辑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