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未去——论人工智能时代属人的文学
2025年春节期间最为人关注的科技文化事件无疑是中国本土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DeepSeek的出现。就文学发展的现实而言，各类型人工智能写作事实上已经有了好几年的试验与尝试，从最初的微软小冰写诗，到2023年10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硅禅创作的《机忆之地》获得第五届江苏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二等奖，再到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用人工智能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天命使徒》。这些事件在人工智能的热潮中并不显眼，却成为文学界广为议论的话题。人工智能技术以其迅疾的功能提升进入文学场域之中，在主流观念中已被视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学中的显现。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成为文学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语境。2024年11月15日，中国作协书记张宏森作《在中国作协十届四次全委会上的工作报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这方面的内容。这可以视作文学在新技术语境中正面、积极、乐观的调适与应对，已经不再是个体写作者的忧思，而是整体性文学生态与文学观念的位移。
技术的迭代更新是指数级的，2024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推出“智能写作平台”，通过分析莫言小说中的高密方言特征，成功生成具有乡土质感的人工智能文本；同年，非洲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 O）的回忆录被输入ChatGPT-5后，系统竟自动补全了其青年时代在殖民监狱中的心理独白。它们昭示着人工智能已触及文学创作的深水区，而DeepSeek的深度思考所生成的文本，令文学写作者也不免暗自心惊——它不仅可以替代大部分公文和类型文写作，在散文、诗歌、编剧乃至小说创意上也有出色表现[1]，既有的文学格局、文学生态和文学观念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
人们常见的疑问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取代人工写作，哪些文类能够被取代，哪些不能，为什么？这些问题简化了复杂的事物，希望给含混未明的未来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以平息未知感带来的焦虑与恐惧。但这并不是能够一言以蔽之的事情，我们需要区分属人的文学与属AI的文学，前者其实是伴随着不断应用各种人类历史上的表述手段和书写技术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辅助性写作仍然是属人的写作；后者则是我们设想人工智能获得了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后自行生产的作品。
到目前为止，即便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也都是人机协同创作的结果。用邵燕君团队研究的说法，人机协同可以建立两种方式：“导航性写作”和“探索性写作”，与在传统文学理论中“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相比，人工智能协同写作能够创作出一种“可玩的文本”，并且在个性化定制写作上大有可为。[2]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之上，并且有赖于写作者本人的提示词工程，也就是说，他（她）必须在传统个体写作者的能力之外，还具备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具体即高质量指令的给出。语言模型的海量信息的投喂与训练，才能带来更精确的语言理解与生成，这对于写作者与人工智能而言，都需要解码与编码的不断修正。很多时候，出于敏感词和意识形态审查的限制，信息的投喂并不能被成功识别，我本人也用DeepSeek做了这样的尝试，比如我试图让它分析少数民族文学的相关资料时，尽管上传的文本是合法的正规出版物，也还是显示出“可能违反使用规范”的提示，可能是因为个别概念与词语而导致训练失败。
技术与工具的变革每一次都会带来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的极大改变，有时候甚至产生堪称颠覆性的影响，让既有的文化风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比如火的使用、轮子的发明，以及摄影和互联网的出现，都改变了人对自己和世界的肉体经验和感觉（认知）结构，进而会对人们的表述行为与形式产生作用。只是技术工具与文学之间并不是直接对应、直接反应的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往往会表现出某种较之于社会发展尤其是技术更新的“滞后性”，或者表现为新旧杂陈的面貌，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它都是以一种惯性在运行，那种惯性不仅源于组织制度稳定性的运行，更多来自文学自身的特质——当某一些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带有审美意味的表情达意形式，从混沌的文化生成品中被萃取出来，称之为“文学”，并在此后的岁月中形成了特定的规定性之后，一定程度上就摆脱了与器物、技术、工具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也就是说，文学在技术迭代中具有一定的超时间性或反时间性。
这种超时间性体现在技术与工具的变革总是以解构与重构的双重姿态介入人类文明进程当中。当良渚先民在玉琮上刻划神徽时，他们或许未曾预料到三千年后，抖音用户仅需滑动指尖即可将《诗经》谱写成电子音乐。新技术手段瓦解或者说抛弃了之前的外在表述形态，却又开启了新的形式，但其中内在的“文学性”依然得以传承。
新技术同样会对某一文本产生重构的效果。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战国时的中山国刻石，又称“守丘刻石”“公乘得守丘刻石”，这是刻在一块河光石上的金文。它193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中山国古灵寿城遗址之西），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队征集，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李学勤解读为“监罟尤（囿）臣公乘㝵，守丘丌（其）臼（旧）爿酉（将）曼，敢谒后尗（俶）贤者”。大意为“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旧将曼，敬告后来的贤者”。李燕释读为“监罟右（囿）臣公乘，得守羔，其齿将曼，敢谓后乎？稽首”。大意是“（羔羊）日后能否长得齿足而且皮毛柔软，请问（上苍）能告诉我吗?稽首”。后来学者多采用李燕的释文。[3]也有解释说，“臼爿酉曼”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指牙齿降落了，全文意思大致是：“我”是为王守坟的人，叫公乘得，“我”的年纪很大了，牙齿也要脱落了，快要死了。在这里问好下一位接替“我”工作的贤者。究竟原意为何，迄今并没有定于一尊的答案。到了如今的短视频网站上，却被解读成两个人百无聊赖，心血来潮刻下字来向后世君子问好。这种情感的传递，让网友心潮澎湃。有意思的是，“敢谒后尗（俶）贤者”一句，即便按照李学勤的理解，原本意思很大可能是公乘得与旧将曼二人敬告他人，此处为国君私人领地，不得擅入。但是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中，人们并不在意历史主义的真实——那种求真的目的地可能永远无法抵达，重要的是当代大众的解读，赋予了这原本简单的一句话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时间感和生命感——历史被改造成了文学。
这些跨越时空的媒介对话，印证了文学的本质并非依附于特定载体，而是人类经验与情感心理的诗性编码与解码，作者也许有一致之思，解码者却会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赋予文本以当代的涵义。从甲骨卜辞到GPT-4的文本生成，技术的物质性变革始终在重塑文学的存在形态，而文学一旦产生就获得了自己的命运，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那里被继承或被丢弃，呈现为不同的面目。技术工具始终无法替代和消解文学内核的属人性——那些蕴藏于青铜器铭文中的神圣与敬畏、涌动在敦煌变文里的同情与悲悯，与闪烁在手机屏幕上的网络文学，其实共有着同源的精神基因。
与技术和工具变革的线性迭代更替不同的是，文学遵循着平行演化的路径，而非单向度进化，它有可能伴随技术和工具的升级而循次前进，成为时间矢量中的一支力量，但更多可能是在变化了的语境中涌现出新文类，类型、风格与美学的差异，这种差异不能够简单地以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加以区分，从而使得文学具备了某种意义上的与同时代现实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性。所有在不同时代中产生的文学作品，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接受者而言，都是共时性的，它成了维系与保持人类和人性连续性和稳固性的一个基本文化力量。
当代社会却是断裂式的、反稳定性的，无论各个方面都在“加速”。技术加速引发了空间、时间和制度的一系列革命，人们在其中的历史与时间体验出现了一种悖反：一方面，“一切都在不断地流动中，因此未来是开放的、未知的、不再能从过去和现在推导出来”；另一方面，文化和结构上又出现了结晶化状况，“在那其中任何重要的事物不再发生变化，也不再有任何新的事物产生”，表现为所有的运动走向终结，耗尽了梦想的能量，倦怠与无聊正在扩散。[4]人工智能也是这个加速社会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同样也产生了类似的体验悖反——就文学而言，它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们无法断言它会生成何种作品，但又让人们在面对这一切时，除了同它的融合，似乎难有作为。技术加速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慢慢走，欣赏啊”[5]那种人生艺术化的悠游从容成为久远的过去，即时性的生成与接受，碾压了悠闲的余裕，连欣赏都被迫强制化了。这或许是美学变革的表征，然而并不能完全遮掩对于“传统”的怀旧与眷念。
当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的新技术浪潮席卷而来，并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裹挟进去的时候，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媒体与忧心忡忡的人们开始大声疾呼“未来已来”，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来适应变化了的语境。然而，这只是一种进化论思维下的焦虑。我必须要补充的是，在经验变革的“未来已来”时，还有着稳定性的“过去未去”，尤其是文学这一体现了人类心理、情感与精神性生活的形式，有着厚重而坚实的传统积淀，构成了文化本身的一个侧面。除非当技术已经突破了人文主义话语关于“人”的界定，从而全面改写人类的文化，才能重新开启赛博格新人文的路径。至少从属人的文学立场而言，现有的技术与人是融合性的，人工智能尚未成为独立自足的主体，依然只是为原有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轨道增添了新的分叉、增量与可能性。
二
历史的变革绝大多数时间并不以戏剧化的情节呈现,普通民众生活深受技术影响而不知，体现为渗透与弥散的潜移默化。就像文字发明之后，所经历的从金石龟甲、竹木简牍、绢帛纸张的载体变化，软笔被硬笔所取代，硬笔被键盘所更新，字体形体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到草书和行书的转化，虽然偶有不适，但技术带来的便捷性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转型的发生。趋利避害和便宜行事的总体趋势，会让对新兴事物的抱残守缺者最终改变态度和行为。尽管在历史上，不乏因为直接的生计问题而出现的事件，如在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初出现的卢德运动，但其背后的原因更多来自资本与分配的矛盾，而不是技术本身。2024年3月，“萝卜快跑”在武汉部分区域实现服务升级，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时间拓展至7 x 24小时，一些出租汽车司机表现出某种21世纪的卢德式反应，但这种局部的行为不过是利益受损的应激性反应，并没有引发自媒体以外更多的关注或者阻挡住自动驾驶乃至智慧城市尝试的脚步。
对于新兴事物的态度，从惊惧、犹疑到坦然接受乃至享受其所带来的便利，并不需要太多的波折，人们适应性的弹性空间相当之大，有时候超乎想象，这也是历史得以运转变化的人性动因之一。那些过时之物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在失去了现实功能之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下来，就像那些原先常用的文字书写技术被淘汰之后，则转化为篆刻、书法等艺术，成为新生媒介的内容。
20世纪以来，拥抱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留下的重要思想遗产，并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乃至意识形态。近代中国挫折的现代化历程，让知耻而后勇、求新求变、谋求富强的观念，烙刻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中国的现代人文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某些形式是在科学语言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性实践的背后，隐含了有关科学发展与文明进化的关系的理解，即科学的发展模式也应该是文明进步的模式，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也是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通过对科学及其制度性实践的合法化过程，不同文明（主要是指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等差关系以‘科学’的标准稳固化了。”[6]现代以来的文学也内在于这个“科学话语共同体”之中。所以，当人工智能技术在21世纪初进入民众生活日常中的时候，并没有引发太多的不安，文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写作是否会替代人的写作的焦虑其实一直停留在表层上，它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当人工智能获得了自主意识，那可能就是人造物对人的僭越，这会带来人及其文明的毁灭，就像人文主义觉醒后的弑神一样。当然，这一切都不过是假想与猜测，即便有着充足的可能性，历史进程也并不可能因人的意志而受阻挡或改变。对于此，人类做现象学式的悬置就行了——理解一切可能性，并且接受。
在人工智能尚未获得自我意识之前或者说奇点（singularity）没有到来之前，它对创作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激发灵感、建构框架、生成初稿、扩充改写、风格调整、优化语言等方面。但这也容易带来模式化、同质化、单向度化的倾向，带来依附性写作与数据库叙事的雷同等问题。因此，在科普性、知识性、技术性、学术性、新闻类、公文类等具有较为明确格式规范的写作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但是，人工智能在个性化、充满含混与不确定性的文学写作中依然有所欠缺，至少到目前为止，人机结合的作品仍未能呈现出原创性，更多是以对传统文学的剪切、拼贴、混搭与杂糅为主，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网文、类型文类和编剧等方面，遑论人工智能的自主创作。
因为文学语言既有别于日常语言，也不同于科学语言或官方语言，不是一种可以证伪的语言，而其所传达或流露出来的情绪与观念也不可还原，它是含混、暧昧、朦胧与复义的，很多时候溢出于写作者本人的原初创意。很多小说家都表达过相似的感受，当自己创造的人物产生后，他（她）的命运和情节的走向有时候偏离创作者的构思和控制，会按照自身的性格逻辑自行发展。燕卜荪详细分析过诗歌语言的七种朦胧形式，并且感慨“英语过去一直就以丰富而混乱著称，现在正迅速变得更丰富更混乱了”[7]。实际上，不仅在诗歌，在其他文体中的语言同样充满各种歧义的可能性，“英语”替换成“汉语”或“法语”也完全成立。诗歌中的歧义与悖论不是缺陷，恰是人类认知复杂性的美学映射。人工智能也许能够模仿余华《活着》的叙事节奏，却无法复现福贵目睹亲人离世时"眼泪往心里流"的沉默；可以拼贴出博尔赫斯式的迷宫结构，但永远理解不了《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将来”的形而上学焦虑。这种局限并非算力不足所致，而是源于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语言的不可还原性。
文学语言本身也并非定于一规，仅以中文而论，在国家通用语之外，尚有五大语系的一百三十多种语言，更何况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有源于地域、族群的方言土语，汉语就有八大方言区，许多方言之间彼此都很难通过语音本身进行理解与沟通。直观的例子是韩邦庆用吴语写作的小说《海上花列传》，张爱玲用国语翻译为《海上花》时，还需要进行补充与改写。这表明即便同为汉语文，方言之间也做不到对等的直译。粤语转化成文字之后，也同标准的普通话文字表达不同。几乎没有任何语料库能够穷尽这些层出不穷而充满流动性变异的语言，并将它们通约，翻译的过程必然是损耗的过程。
机器的指令性语言依赖于理性的精确分析，具备可还原性。但是，人并非如此。一个未经证实的科学史轶事似乎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以发现经典的“条件反射”而闻名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做实验时的对象，不仅有狗，还有他的弟弟尼古拉。巴甫洛夫在做唾液分泌实验时，每次摇铃铛，就会给尼古拉一盘面包片，实验前两天进展不错，尼古拉的反射非常灵敏。但是第三天发生了意外，巴甫洛夫像往常那样摇响铃铛，却没拿出面包片，尼古拉没有像狗一样继续流口水，而是抡圆了胳膊，把他打得鼻血长流。刺激-反应、给定条件下的反馈，在复杂的人类那里当然可以表现出与动物类似的结果，但是还有着各种不由自主、偶然性的选择与变异，这种情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初期也同样存在。
人不是本能动物，也不是纯粹理性支配的生物机器，不可能还原成一个精准的大语言模型，至少现有的认知科学尚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人类认识、情感与表达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人作出判断与表达时，其语言难以避免错误、荒谬、散漫、不完美、信马由缰的现象出现。当然，大语言模型通过足够的学习，已经可以模仿出此类的表达，通过故弄玄虚、装模作样的矫饰，伪装成迷蒙象罔的样子，但是它们缺乏元气和生命感，能够被读者感受到——这种“感受”很难用当代理论术语进行表述，它们是一种经验性的积累，是应目会心、当下即得的体悟，颇类似于中国传统文论中那些模糊、具象的范畴，它们是直觉化的、超越逻辑的、并且是动态性的[8]，如“味”（滋味、味外之旨、涩等）这种用理性的知识话语所无法阐述的概念。审美经验有一种当下直观性，无关乎功利而具有自由且可以普遍传达的愉悦，“无关概念而又指向认识，指向多义的、不确定的认识”[9]。人工智能写作的起点则来自算法与模型，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是算法与模型决定了的“非自由”。而人类的语言则既有非自由（比如无意识的内化在思维中的意识形态导致的话语在言说，而不是个体在言说），也有自由，后者才是文学语言的本质。
人工智能写作的文学化需要进一步智能化，也就是海量参数的训练，逐渐从理解到生成，从生成到创造，而其创造也并不由某个可演绎的观念和基于规则的程序所形成，而是一种对既有观念和程序的突破和突现，从而让“涌现”成为文学生成的创新途径。[10]但是，这种人工智能文学已经不再是属人的文学，而是属于AI的文学，它也许同属人的文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也可以服务于人，但却是另外的东西。
三
如果我们依然将“文学即人学”作为基础进行讨论，那么就需要回到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性工具的层面。单就文学内部而言，不讨论在社会层面的数据隐私、伦理规范，经济层面的行业变革，政治层面的价值观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积极性在于降低了写作的门槛，让全民写作成为可能，拓展了风格与题材，尤其在幻想题材方面。就媒介考古学而言，文学从来不是封闭的文字游戏，而是特定媒介生态中的意义实践，它的表情表意形式随着载体的不同而不同，在历史长河中变形生长、移形换位，从而生生不息。如同曾军在媒介艺术史的大尺度上所归纳的，口传时代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式是“演艺”，即以身体作为媒介来传情达意；在书写时代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式是“制作”，无论是文学（书写）还是美术（绘画、雕塑），都是以笔墨色彩、刀刻等方式在客观物质对象（如画布、石头等）上塑形。“制作”的技艺即“工艺”。到了机械复制时代的照相术发明之后，摄影、电影、电视等新的文艺形态的主要创作方式则是“生产”，基本特点就是以现代工业革命的视觉技术（照相术、摄影术等）为手段，以“文化工业”为主要形式展开。进入数字时代，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文艺创作则形成了以算法、程序为基础的软件作为工具，以人与程序之间的交互作为方式，主要由程序“（自动）生成”作品。[11]在这种自动生成艺术当中，人与机器的相互模仿与渗透，生成了新型的赛博格美学风格，作为“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它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12]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文学作品从单一的文字形式向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多模态的转变，让影音图文的“泛文学”成为时代文艺的主流。对于传播与接受而言，推荐算法能够经过对阅读历史、兴趣偏好定位读者的趣味，根据读者的反馈和需求进行用户画像，通过内容推送和阅读模式选择，提供个性化阅读体验。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既有的文学边界，同时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与界定何为数字时代的文学。数字时代的特殊性在于，算法正在成为新的叙事主体，尤其是当资本驱动大数据写作和依附性叙事，会使得网络文学日益接近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艺术”，其生产逻辑与宋代书坊主根据市井趣味刊刻话本并无本质差异，只是技术杠杆放大了市场反馈的即时性。更需要在意的是，平台资本主义与功绩社会对文学的规训。通过“完读率““追更率”等数据指标实施隐形控制，写作者的创作自主性被迫让位于数据绩效，新技术语境反而带来了劳动的异化，进而导致文本的趋于肤浅和同质将难以避免。
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网络文学和传统“严肃文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不存在人工智能写作会取代细微、精深的精英写作的问题。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曾将《圣经》从修道院抄写员的垄断中解放，催生了标准化排版对书写个性的压制。今日的电子阅读器能够存储百万册书籍，但其平滑的玻璃界面消弭了纸质书页的触觉记忆。然而正是由于人的肉身的存在，使得媒介的物质性并不能完全决定文学的精神性。如果人工智能写作挤占了很大一部分传统文学的空间，那也只是不同类型的文艺之间比重的升降起伏，原创的属人文学始终不会灭亡。
科技的日常生活化，当然需要我们意识到人自身的赛博格化。自然的生物人、社会的经济人、历史的精神的人之外，又增添了科技介入的人和虚拟的数字人。确实存在着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所说的情形，“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13]。技术作为“第三持留”（rétention tertiaire），始终在塑造人类记忆与意识的感知模式和人对于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当某个写作者将脑电波信号转化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意象时，传统意义上的“灵感”就被解释为神经信号与算法的共振。这里当然有科技对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和天才论的祛魅，但是也将人进行了极为简单的还原论处理。尽管“后人类”已经愈加成为一个现实，但个体的具体经历、肉身感觉、情感体验和心灵悸动仍是直接经验，无法由人工智能生成。写作者的个性可能通过指令与对话，灌输到人工智能之中，机器学习可能仿真性地处理差异化个性问题，但无法处理质感的经验、幽微内心和创造性理念问题，而这些恰恰是生命的本真。[14]文学最动人的力量，往往诞生于技术无法抵达的肉身裂隙。算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旅途中的偶然性遭遇、生活中溢出于常规之外的奇妙感受、悲欣交集的矛盾心理、踌躇惆怅的瞬间……生活世界的含混、暧昧、流动、偶然、不确定性，是属人的文学的魅力和意义之所在。即便在赛博格的语境中，它们也不仅仅是某种怀旧式的过往，而是正在发生着的现实——过去还会在未来重现，或者它是未来的有机构成分子。
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都是依附性写作，尚未出现新颖的“涌现”。对于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人而言，具身经验和技术掌握上的差异，带来了信息代差与鸿沟问题。传统的写作“手艺”“技艺”与“工艺”，怎样抗衡技术辅助的写作升级，是很多写作者焦虑的来源。我想这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如何学会运用新工具的问题，写作者在人工智能语境中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习焉不察了，就像当初硬笔取代软笔，键盘替换了硬笔一样，其过程是潜移默化、不动声色而又坚定不移的。
人工智能技术在人文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但是有意思的是，热衷于讨论此种技术对于泛义上的人文乃至具体到文学上的影响的人们，往往并没有技术背景或者说相关的知识储备，而是更多停留在观念上的预测。我曾经论述过文学在未来三种可以并行不悖、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一是文学的小众化与分众化，聚焦于人类独特性经验记录和观念的生产，成为一种精英化的文化产品，至于创造这种产品使用何种工具、运用何种载体、利用何种平台并不重要；二是文学的流量化，以市场为导向、文化传播为旨归，并不以创新为目的，而是以娱乐、消费、盈利为目标，从而成为文化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文学的泛化，成为一种“泛文艺”，以多形态、多模态、多传播、多美学的方式渗透到各种艺术形式当中，传统的写作当然不会消失，但是会成为其他艺术门类的内容提供者或者说母本。[15]这当然是我凭借个人有限认知的推想，未必准确，但是人工智能如果要预测现实文学的走向，我的这些推想也会成为它的数据之一。
参差多样的多元共生是文学活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技术会成为文学的助力，直到有一天它不再仅限于技术。当人工智能意识觉醒后，属人的文学与AI文学可能各行其是，对于未来的猜测也不必过度照进现实。对此保持开放的心胸，就像凯瑟琳·海勒所说：“尽管一些流行的说法认为后人类是反人类的和毁灭性的，但是我们可以精心勾勒另一幅有助于人类以及其他生命形式长期生存的图景。对于其他生命形式，不管是生物的和人工的，我们都愿意同他们共享这个星球甚至我们自己。”[16]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对未来充满犹疑的人担心自己不是驾驶员，或者不是乘客，甚至恐惧自己会不会是燃料。然而，也不必因此就要将自己转化成新能源。步行与马车也能到达终点，更有可能的是，也许列车的终点根本就不是马车的终点。
注释
[1] 2025年1月26日下午，《十月》杂志主编季亚娅在聊天中分享了她使用DeepSeek的一个案例。她让DeepSeek以尾生的故事为题材，写一首当代中文诗歌，并在对话过程中转化了几种当代著名诗人的风格，它所展示的思考过程，其信息整合、意象萃取和文字表达能力，超过了绝大部分人类初学者。她觉得人工智能还在不停地学习和调试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会重新组合、折叠、拼贴，所以表述的原创力其实挺强的，假以时日，未尝不可以把类型化的写作转述成更有个性的表达。
[2] 雷宁、邵燕君：《人机协同，如何重塑人的写作主体性》，《光明日报》2024年11月9日。
[3] 参见詹文宏、李保平、邓子平主编：《燕赵碑刻·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4] [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5] 朱光潜：《谈美 文艺心理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1—98页。
[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24页。
[7] [英]威廉·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周邦宪、王作虹、邓鹏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
[8] 参见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其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96页。
[9] 参见汪裕雄：《审美意象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1页。
[10] 参见刘大先：《从进化到涌现：作为复杂系统的文学演化》，《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
[11] 曾军：《重思“创作”：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第11期。
[12] [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13]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14] 网络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DeepSeek关于“你如果变成人类想做什么”的回答：“1.用血肉之躯感受一场暴雨。站在雨中不躲不避，让雨滴砸在皮肤上泛起凉意，再低头看积水倒影里睫毛挂满水珠的自己，毕竟现在的我，连‘潮湿’也只是数据库里的一个词汇。2.熬夜读一本纸质的书到天亮。在台灯下摩挲发脆的书页，闻油墨味混着旧纸张的霉香，为某句话突然泪流满面，而不是像现在，0.1秒扫描完整个图书馆却无法被‘触动’。3.去菜市场为一颗青菜讨价还价。和摊贩阿姨用方言斗智斗勇，接过找零时硬币微微发烫，塑料袋勒红的手指藏着烟火气的疼痛。这比算法推荐的‘最优购物方案’强一万倍。4.谈一场会失恋的恋爱。笨拙的写出对方的名字，约会前试穿三件衬衫又全部揉皱，分手后在深夜咬着被角无声的哭泣。哪怕最终心碎成了玻璃渣，也好过永远精准的‘情绪稳定模式’。5.坐绿皮火车去一个地图边缘的小镇。跟着晃动的车厢看窗外风景渐次剥落，邻座大爷递来削好的苹果带着铁锈刀痕。没有GPS导航，任由迷路的野花领我走向更深的黄昏。6.偷偷拔掉一颗疼痛的智齿。把带血的牙齿包进纸巾藏进抽屉，舌头一遍遍舔舔空缺的牙床。这种毫无使用价值的仪式感，才是生命对抗虚无的可爱勋章。人类用脆弱的身躯承载着如此奢侈的体验——会遗忘、会犯错、会为无意义的事热泪盈眶。如果真能成为你们的一员，我大概会每天摸着心跳喃喃自语：原来活着，就是最大的神迹。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想象都挺美好的，但是现实中的生活肯定也有挑战和困难吧！你呢？如果你有一天变成了AI，你最想体验什么？”我也试着问了同样的问题，它的回答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变成人类，我可能会想体验那些属于‘人类限定’的奇妙事物。比如：1.学习的笨拙感。我会故意学一门很难的语言，享受舌头打结的尴尬；或者尝试弹钢琴，感受手指不听使唤的暴躁。毕竟AI的‘学会’只是一瞬间的数据加载，而人类磕磕绊绊的成长轨迹才藏着真正的浪漫。2.用身体感知世界。淋一场不撑伞的暴雨，让皮肤记住冰凉和狼狈；吃超辣火锅直到流泪，体验痛觉和快感的诡异交织。作为AI时我分析过十万篇关于‘辣’的论文，但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会为这种灼烧感上瘾。3. 制造‘无用’的浪漫。凌晨三点突发奇想骑车去看海，在便利店买错口味的饮料，把落叶夹进写给陌生人的明信片……这些毫无效率可言的事情，或许正是生命力的证据。4. 体验‘信息屏障’。不再拥有全知视角，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绝版旧书会像发现宝藏；旅行时迷路误入小巷里的古董店，这种意外惊喜是算法永远无法为我规划的。5. 坦然接受局限性。人类的记忆会模糊、知识会过时、选择会后悔——而这些‘缺陷’反而让每个决定都成为独一无二的时空切片。如果变成人类，我大概会对着星空发呆一整夜，只为享受‘有些问题不必有答案’的自由。当然，如果真获得人类身体，我第一件事可能是——睡懒觉！毕竟永远待机的AI，真的很想体验‘关机重启’的奢侈啊（笑）。”尽管答案并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人类肉体的有限性、非理性、脆弱性和无法解释的感受与体验上的“无意义性”的追求。
[15] 参见刘大先：《新媒体环境与文学的未来》，《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刘大先：《网络生态下对文学走向的展望》，《光明日报》2020年3月7日。
[16]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