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今天为什么读《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版本很多。据我的研究生不完全统计，有数十家出版社，百余种之多。它们大多是以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6月第1版作为底本，该版本依据的是1948年上海观察社初版本。
今天为什么读《乡土中国》？提出这个问题，直接的原因是，2019年秋季开始，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和辽宁六省市开始启用的新版统编教材高一语文教材第五单元整本书阅读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大致浏览下中国知网，此前谈论这本几十年前旧作的文章并不很多，但自《乡土中国》进入国家教材以后，相关的论文增加了数百倍。显然，这是国家教材之功。入选国家教材，纳入国民教育系统，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乡土中国》从此只是作为高中生应试的“普通知识”，而不是和阅读者生命成长和国民精神建构相关的一本“书”。所以，希望我们的老师们除了让学生理解《乡土中国》的知识和概念，还能引领学生明乎《乡土中国》是一本有着作者生命体温的书。
1984年，为《乡土中国》重刊，费孝通写作《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放在全书正文之前。在这篇序言和《乡土中国》后记，费孝通都谈到《乡土中国》的成书过程。“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至于全书的中心内容，费孝通也交代得很清楚——暂时撇开他正注意的中国乡村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1948年《乡土中国》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4月，即发行三千册，不到一个月即销售一空。6月至11月，平均每月发行两千册。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6月第1版印数为11000，1986年12月第2次印刷增加至31000。
时间过去四十年。1985年，是能够唤起改革开放时代文化和文学记忆的年份。所谓的文化热和寻根文学的1985年。这一年，《乡土中国》重刊。1984年12月，中国文化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1984、85年，贾平凹的《商州又录》（《长安》1984年第7期）、阿城的《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和《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和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郑义的《老井》（《当代》1985年第2期）、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和《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等文论和小说发表。似乎没有证据证明作家们寻根的“乡土中国”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有直接关系。《乡土中国》和当时“文化热”的关联，法学家梁治平1988年发表在《瞭望》的一篇短文提及到过：
《美国与美国人》亦可算是“旧著”，其中《初访美国》与《美国人的性格》两篇分别初版于1945年和1947年，今天读来依旧新鲜。当然，与储著《英国采风录》相比，此书的风格与观察问题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两年前，三联书店重印此书的同时还刊行了费先生的另一本“旧著”：《乡土中国》，这亦是40年代末的作品。40年光阴并未使它变得陈旧，相反，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展读此书，倒另有一番新意。《乡土中国》收短文14篇，统共不过6万余字，但是其中讲传统中国的某些特质，尤其是有关中国传统道德格局的几篇，至今能够予人以新鲜的感受和启发。整天被新名词、新概念、大而无当的宣言以及空而且玄的文化论战包围的人，初读费先生内中不乏真知灼见的大白话，都会觉得耳目一新。其实所谓文化，就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当中，原是没什么玄奥的。
1985年前后，文学的“乡土中国”和费孝通社会学的《乡土中国》同时在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值得重新审视。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且不展开。
一、“必须有一个新的道德力量”
今天读《乡土中国》，应该意识到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都是一个深度介入现实者。虽然这两个时期，他介入现实的立场和位置，可能并不一致。作一个也许不恰当的划分。现代以来，做学问的人，也有十字街头和象牙塔之分，当然也有能够从容腾挪在象牙塔和十字街头的学者。知识分子/学者的斜杠身份，也算五四以来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吧？这不仅仅意味着学问和现场之间的关系，而且指做学问和公共生活、公共空间的关系。今天的许多学问，不要说和公共空间，可能和研究对象之现场也很隔膜。近几年，AI对人文社会科学、AI对文学的影响，几乎成为显学。其实，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脱离了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不要说AI的挑战，自己早已经“AI化”了。过度依赖知网等资源和工具等的学术生产，不会比ChatGPT和Deepseek还高级吧？
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和传统、形象和心灵等曾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重要议题，这些年讨论得明显少了。就这些讨论的成果，也比较多的集中在过渡时期，比如晚清到五四、1949年前后以及八九十年代之交，或者现代知识分子生态和命运非正常的时刻。因此，对费孝通这样的学者，对类似《乡土中国》这样的作品，还是放到现代学术史人和文的关系上去对读。在对读中，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他们和今天的我们作人和为文的不同。
晚清以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社会结构变化、人口流动以及新知识分子群体崛起等，所谓的王纲解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卫·阿古什在他的《费孝通传》开篇即指出费孝通处身的大变局时代：
以其有关中国农民的著作闻名于世的费孝通，并没有农民的经历。他出身于一般称之为小士绅的家庭，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小城市长大。他的父亲是教师，曾东渡日本留学。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即1910年出生，那时科举制度已取消好几年了。他在出国留学以前，主要是在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和大学读书，受的是西方的教育。
他在以后的写作中提出“社会浸蚀”，即地主士绅像水土流失那样迁出农村。他的双亲在本世纪初也从小集镇迁到县城，以后又迁到苏州。而他与他的哥哥及堂兄弟们，则分别迁到北京、上海或者国外。他的家庭成员，都是变卖土地以后，从农村迁到城市，后来去国外留学，接受西方思想，谋得现代化职业。从他以及他的亲属的生活，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史具有伟大意义的演变过程：旧的地方士绅迁到城市，接受西方思想后转变为现代化知识分子，从而脱离构成大部分中国的农村社会。
阿古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描述，大致没错。但需要强调的是，“到世界去”的他们，即便没有再回到生命出发的乡镇，却往往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自己的方式来作反哺和回馈。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1879—1969)一直从事着和乡村教育相关的工作，而费孝通一生中的两次“学术生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和1978年之后）所做的工作都围绕着“乡土重建”和“志在富民”。
费璞安是晚清到五四时期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从日本留学回来，第一件事业是在本乡办一个中学”。他也曾应张謇之邀，到南通当教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费璞安被选为吴江县议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费孝通谈起父亲的一生，这样评价：“他一贯的事业中心是在本乡，在地方上，教育、政治、经济。”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是当时妇女界的先进人物。杨纫兰婚后才进入上海务本女塾求学。在新式学堂，她接受民主共和、男女平等、崇尚教育等新思想。毕业后，回到家乡。1911年，她以全新的儿童观念与教育理念创办了私立吴江县第一蒙养院。
对于费孝通父母亲这一代从旧时代脱胎而出的知识分子，陈万雄在其《《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有过细致的观察和描述：“他们大都有‘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少受严格和良好的教育。粗略地说，他们在约20岁前，大都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教育，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更拥传统科举功名。他们邃于国学，有所专精，甚至不乏是某方面国学上的著名学者。另一方面，他们也适逢其会，处于1900年前后，沿袭下来六百年的科举和传统教育日渐废弃，新式学堂和近代教育日益勃兴的时期。他们也是率先进读新式学堂的一代，在接受传统学问同时，也比较系统地学习外语和西学。近代中国留学潮也开始于1900年以后，他们也是其中的先行者，有亲履目睹异国的机会，不少受过完整的近代大学或更高学位的教育。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
和父母亲这一代过渡期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生于辛亥革命前夕的费孝通是20世纪成长起来的新人。我们熟悉的巴金、沈从文、钱学森等，也都生于20世纪之初。从蒙养院，而不是私塾，费孝通接受的就是完整的新式教育。六岁，入吴江初等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振华女校的校长是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植物学学士的王季玉女士。她是费孝通母亲的朋友。1923年，费孝通从振华女校高小毕业，进入该校附中，后转入东吴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中学时，费孝通开始思考社会，并在《少年》杂志发表作品。
1928年，费孝通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后中断东吴大学医学预科的学习，北上燕京大学。因许世濂先生的影响选择了社会学系，得以和吴文藻先生相识。当此时，吴文藻先生正力倡“社会学本土化”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沿着吴文藻先生开创的方向。
多年以后，对弃医从社会学的人生志业选择，费孝通在接受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人类学教授巴博德的访谈时曾经说过：“两年以后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的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决心不去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费孝通在青年时期关键的人生抉择时刻，自觉到“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将个人事业纳入到改造社会的宏大理想中去，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鲁迅先生青年时期也做了弃医从文的选择，其内在动因和费孝通是一样的。费孝通整个学术道路的开辟可以从这里找到源与流，就像有学者总结的：“《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因此，改造社会的人生理想作为一条隐含的精神线索，是我们理解《乡土中国》的重要背景。
从研究方法上，费孝通得益于应邀应邀来燕京大学讲学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帕克教授，他注重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
正是社区研究使费孝通有可能建立起社会学和中国现实社会，尤其是中国乡村之间的生命联系。
本科毕业后，经吴文藻力荐，费孝通进入清华，师从人类学家史禄国攻读研究生。1935年，费孝通获得清华研究院社会学人类学硕士学位，准备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接受导师史禄国教授的建议，先行赴少数民族地区做一年调查，然后再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作为马林诺斯基的学生，于1938年取得博士学业。199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为题的系列讲座。第一讲主讲人费孝通有一个发言提纲。提纲中写到：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初期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定位。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这片大陆的最后阶段。在国内是军阀混战、经济衰落、民不聊生的时期。社会学开始提出中国化的要求,我们想以五四时提出的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的社会。吴文藻、派克、布朗在燕京的提倡用人类学实地调査方法来识认中国农民的企图。
我1933年在清华社会学·人类学系作研究生。1935年去瑶山调查。1936年在江苏家乡进行尝试。1938年写成江村经济的论文。抗战时期在昆明继续内地农村调查，出版“云南三村”。
抗战胜利,我从昆明回到北平,一直到解放,这段时期我主要是写作和教课,出版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书。农村调查告一结束。
这一时期针对中国农民生活的研究作出了探索和打下了基础。
“以五四时提出的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的社会”，费孝通的这个提纲可以看作他对自己1949年之前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大纲”。费孝通回忆昆明“魁阁”社会学研究站工作的情景，他谈到西南联大精神，认为：“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片真情，一股劲头，一种‘正气’”。因此，今天，我们谈论“某某学本土化”或者“中国的某某学”，可以首先重温现代知识分子意义的学问，重建当代知识人的“道德”形象，以期“有一个新的道德力量”。
二、“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
《乡土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作品，是费孝通整个农村调查和中国农民生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阅读《乡土中国》，应当尽可能地通读费孝通的这一时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等作品，尤其是同一时期撰写的《乡土重建》。《乡土重建》和《乡土中国》，这两部作品之间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农村调查和中国农民生活研究的系列作品。如果可能，应该把《初访美国》《重访英伦》《美国人的性格》等费孝通的域外观察和研究列入阅读书目。
这中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原稿是费孝通1938年向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提交的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年，由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扉页有《江村经济》中文书名。该书中译本由戴可景翻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江村经济》除了保留“中国农民的生活”作为副标题，另有副标题“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
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为英文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撰写的序言认为本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这个公民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在世界学术最前沿的公民。
“江村”是费孝通姐姐费达生帮助农民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吴江庙港开弦弓村。1935年，费孝通偕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因迷路失事，王同惠不幸遇难，费孝通亦受伤。费孝通返乡休养期间，受姐姐邀请，在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江村经济》的主题虽然是关于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中国乡村经济问题，但“为他的理论思考如差序格局、村落共同体、绅权与皇权等提供了主要的经验来源”。作为《江村经济》姊妹篇，《禄村农田》是费孝通英国留学回国以后，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室，所谓的“魁阁“时期的学术代表作。从东南沿海的江村到云南内地的禄村，费孝通提出了考察的主题是“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
2021年版《费孝通作品精选》之《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的《出版后记》将费孝通1949年之前的学术工作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实地的社区研究”，包括《花蓝瑶社会组织研究》《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第二期是1944年从美国回来之后，开始探索中国文化的整体形态，有志于恢复中国文化的自主性。第一期实地的社区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实地的社区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费孝通自己意识到：
有人就批评我，中国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个村子的材料讲整个中国呢?批评得对。可是我说，我开始没有要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国的农民有几亿呀，我怎么能够用一个村子的材料来讲全中国呢?可是，这里看到的江村这样一个村子的农民生活，也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一定意义上，第二期的代表性成果《乡土中国》则是克服第一期实地社区研究的局限，或者说是在第一期的基础上的深化。它不单单是一时一地“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费孝通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所指出的：“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江村和禄村农民生活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乡土中国”只是这些概念中的“一个”，也只是特具的体系之“一种”，这一点是我们研读《乡土中国》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乡土中国》，以《乡土本色》开篇，而《乡土本色》第一段第一句以“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下这样一个判断，作者已经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近百年来更是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意味着两层意思：中国传统基层社会也有可能不是“乡土性”的；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无论是不是乡土性的，其社会结构都发生了现代的转型。比如《再论文字下乡》的最后，费孝通就这样回应“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个发生的。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同样的，在讨论“差序格局”，《乡土中国》也明确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都强调讨论的对象是中国乡土基层社会。基层社会之外呢？可以作拓展和反思性的思考。
从社会学研究范式而言，《乡土中国》是从“实地的社区研究”到社区分析的第二步“比较研究”的结果。“比较研究”，可以在江村和禄村等中国乡村之间进行。除了这些基于学术研究有意选择的中国社会样本，我相信费孝通少年时代的乡土记忆和地方志阅读等也在潜移默化中作比较。费孝通在很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他小学四年级“乡土志”的课程，他也说过“《江村经济》，它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乡土中国》第一篇《乡土本色》讲“土”是乡下人的命根，讲土地最高地位的神，最近于人性的神，举到的例子是“我初次出国，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从这种意义上说，《乡土中国》也是费孝通的返乡。不仅是知识和学术，也是回归生命的所来之处，这应该作为研读《乡土中国》的重要题中之义。
但是，《乡土中国》的比较研究，更多的是在乡土中国和西洋、乡土中国和城市、乡土中国和现代社会之间开展的。《乡土中国》所提炼的中国基层社会不变动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政治等对应着的是西洋、现代或者城市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团体格局、法治秩序和公民参与政治，这些比较并不是为了作简单的褒与贬、进步与落后的评判，而是澄清和凸显乡土中国的“特具的体系”。
进而言之，考虑到费孝通的教育背景、知识构成、精神图谱和思想方式等，体现在《乡土中国》的“比较研究”就不仅仅具有社会学的方法论意义，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获得了现代意识和世界视野的知识分子如何思考中国问题，如何在世界看乡土中国，如何前瞻乡土重建。
三、“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这一部分说一点和高中语文教育相关的。《乡土中国》分期连载于《世纪评论》。《世纪评论》1947年1月创刊，1948年11月停刊，共出92期。虽然《世纪评论》是一份以知识分子读者为主的周刊，但毕竟不是专业学术刊物，这使得《乡土中国》有着和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当下性和可读性。费孝通同一时期的《乡土重建》等也有着类似的特点。费孝通曾经谈到这种写作方式：“我回头看我所发表的作品，除了几本调查报告外，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书。即使像《生育制度》、《乡土中国》这类需要较长篇幅才能把自己思想发挥清楚的书，我也是长篇短写，分成许多小题目，一篇一篇地写成的，有点像现在电视里流行的连续剧。”所以，研讨《乡土中国》固然需要考虑十四个“小题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它们的构成毕竟不是一个个没有关联性的“短剧”，而是“电视里流行的连续剧”。但“电视里流行的连续剧”又说明彼此之间的关联并不像大部头的学术著作那样逻辑缜密，且“流行”也暗合了“分期连载”的可读性。
事实上，如果对照十四个小题目在《世纪评论》分期连载的顺序，和成书后的《乡土中国》并不完全一致。显然，《世纪评论》和《乡土中国》的读者有着不同的阅读顺序。不少《乡土中国》的“导读”往往刻意强调其内在严密的逻辑性。就我的理解而言，乡土中国的概念和特具的体系是十四个小题目讨论的不同主题建构起来的，与其花时间让学生预先搭建《乡土中国》“整本书”的逻辑框架，不如首先让学生逐个理解十四个小题目所讨论的主题。
这些主题包括：乡土社会（《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基层社会结构（《差序格局》）、道德体系（《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基本社群（《家族》《男女有别》）、社会秩序（《礼治秩序》《无讼》）、权力结构（《无为政治》《长老统治》）、乡土社会的变迁（《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看这些主题。十四篇中，前十一篇讲中国乡土社会的“常”，最后三篇讲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首篇《乡土本色》是乡土中国的整体印象，其它则是择其要者，分而论之。这就是《乡土中国》大的、整体的结构。
具体而言，《乡土本色》首先指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在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启蒙视野，这曾经被描述为一个庸众、看客和愚弱的国民群体。费孝通选择弃医从社会学的青年时期，应该也是这么看待的。现在，经过了他中国基层社会的实地调查，经过了英美等国的教育和游历，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关注到的“乡下人”是怎么的呢？虽然对中学生而言，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理解4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理解现实和知识分子的处境以及观察中国的立场等问题，有相当的难度，但这些问题必须提醒学生注意到。
《乡土中国》整本书，《乡土本色》不是一般逻辑意义上的“总说”，而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中，在人和人、人和地（自然、宇宙等）、人和物、人和神等关系，给乡下人定位。土生土长，在一个地方生根的土气。聚村而居，村和村相对孤立和隔膜的乡气。空间上，很少流动的中国乡土社会，从时间上，每个人通过“习”的陶炼建立起熟人、熟地、熟物社会。这个时间上的熟习，是文化传承意义上的。研读中，会发现《乡土中国》涉及的基层社会结构、道德体系、基本社群、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等都是从人和人的伦理关系展开讨论的。那么，与人和人关系相配适的人和地（自然、宇宙等）、人和物、人和神等关系是怎样的？《乡土中国》第一篇《乡土本色》预留了我们研读和讨论的拓展空间。严格意义上，阅读《乡土中国》，仅仅为了体会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认知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难度并不大，根据学生情况，可以在一些可拓展空间上展开研究性和反思性学习。
《乡土中国》十四篇小题目，有两个小题目是关于文字下乡的。没有这两篇关于文字下乡的篇目，直接从乡土本色进入到差序格局，从文气上，也是自然无隔的。但如果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倡导和实践的乡村建设稍微做一点了解，会清楚文字下乡是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阿古什认为：“费孝通的农村调查是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小说家、改良派、政治活动家把注意力转向农村的同时进行的。”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但他同时又认为：“在本世纪的前二十五年，在那些接受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进化论、民族主义、文学革命等观念的人的著作中，还看不出对农村的兴趣。”这个结论可能有问题。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确实变得频繁。“一九三四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六百多个，建设的实验点、试验区有一千多处。”但知识分子对农村的兴趣具体文学上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及其受鲁迅影响的乡土小说。费孝通不是在静止的、传统的、过去的旧乡村研究中国农民生活和中国生活结构。
而且，费孝通的乡村调查和乡土生活研究应该放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思潮中去思考。之所以这样说，可以从《乡土中国》找到线索。在《文字下乡》一开始，费孝通写到：“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而在《差序格局》，同样是一开始，这样写：“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老最大的毛病是‘私’。”显然，这里的愚和私是有所指的。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根据定县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进而，提出“谋解决愚的问题”，需要“从文字及艺术教育着手，使人民认识基本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具，以为接受一切建设事务的准备。”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连续两篇《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表面上讨论的是在中国乡村熟人社会，文字下乡的可行性，但更重要的是，费孝通在思考大变革时代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中国农民的出路和中国的未来，是有具体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指向。
1948年，费孝通发表《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写到：“并不是否认晏先生的千字课的价值，更不是否定了文字下乡。而是说，农民并不是从千字课中得到自觉，而是自觉之后才需要识字，才喜欢晏先生的千字课。这个分别很重要，因为农民已经自觉的不单是要识几个字，他们还要靠自己来纠正这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在这自救运动中他们才需要文字教育。“费孝通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这不仅仅是由社会学学科属性使然，是研究现实之学问使然。什么是他写作《乡土中国》时的中国农村现实？可以通过阅读他的《乡土重建》去看费孝通的观察和认识。关于《乡土重建》和《乡土中国》两本书的关系，费孝通在《乡土重建》的后记说得很清楚：
这本《乡土重建》继续《乡土中国》，加入《观察》社的《观察丛书》。这两本集子虽则是同时写的，但性质上却属于两个层次。在《乡土中国》里，我想勾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接下去应当是更具体地把这结构，从各部分的配搭中，描画出一个棱角。关于这工作，我也在尝试。就是我在《观察》周刊所发表过的从“社会结构看中国”那一套，但是牵涉太广，一时还不能整理出一个样子。这里所做的其实是第三步工作，就是把这传统结构配入当前的处境里去看出我们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的症结，然后再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来，希望有助于当前各种问题的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学生有余力，可以提出思考。费孝通《乡土中国》讨论中国社会结构往往参证儒家之说。儒家之说是中国社会本乡本土生长出的思想，儒家思想和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费孝通看来：
我常觉得我们这位“万世师表”所企图的是在规划出一个社会结构，在这结构中有着各种身份（君臣父子之类），每个人在某种身份中应当怎样想，怎样做。社会结构本是人造的，人造的东西都可以是一种艺术。社会也可以是一种艺术。身份安排定当，大家安分地生活下去，人生的兴趣就在其中——“吾与点也”。
人生的鹄的若在“游于艺”的话，我们似乎必须有一套社会结构。这结构的创立固然需要合于艺术的原则，大同之境，而人也必须要有安分的精神。这精神就是“礼”。
因此，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除了到中国乡村去实地调查、研究和提炼，另外一条很重要的路径就是对中国本乡本土生长出的思想的“熟习”，当然这种“熟习”不仅仅指类似儒家之说的典籍，还因包括那些自传统而来沿袭至今，依然在起作用的生活方式、仪式等等。中国现代进程已经经历了一百余年，今天我们研读《乡土中国》，理解也许已经作为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其意义是在建立生命个体和传统的精神联系，也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反复提到的“习”。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客观上存在着现代化进程的时间差。费孝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意识到江村和禄村的地方性差异，今天依然存在。《乡土中国》的中国社会结构，在一些都市和大城市早已经过去的，在有些偏远和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可能是正在经验到、正在起作用的。因此，不同地区，城市和乡村的学生阅读《乡土中国》感受是有差异的。也正因为如此，指导学生研读《乡土中国》应该有不同的进入路径。生活在都市和大城市的学生，“城”是《乡土中国》的“乡”的对比项，阅读《乡土中国》是以城观乡。而生活在乡镇的学生，有的可能，在乡读乡；有的则可能，正在经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指导生活在乡镇的学生研读《乡土中国》，可以结合类似费孝通少年时代“乡土志”的校本课程的建设。无论怎么教怎么读，最终都是“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在费孝通看来：“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因此，今天我们读《乡土中国》不是简单地为了知识增量，而是文化自觉。而当《乡土中国》出现在高中国家教材，则意味着少年文化自觉的期许。
四、“未经‘国定’的一册公民读本”
1924年，费孝通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的《少年文艺》发表作品，后来还写过一些童话，如其所言：“虽没有走上文艺这条路，但早年的写作却养成了我写杂文的爱好。”20世纪40年代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黄金期，他的重要作品《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美国人的性格》等均出版于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他大量撰写和发表时评、政论和随笔，并在《生活导报》《观察》《大公报》《世纪评论》等报刊连载“旅美寄言”、“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乡土复员论”、“炉边天下”和“杂话乡土社会”等系列。其中，《乡土中国》就是由“杂话乡土社会”整理成书出版。
自《新青年》“随感录”开始，报刊不但开拓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也发育出知识分子与普通读者交流和对话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我们将它命名为随感、杂感、杂文、随笔和小品文等，也包括费孝通的“杂话”。但是，无论如何命名，借助现代报刊等传媒，面向普通读者交际和传播的公共性是这类文字的共同属性。它既区别传统的文章、散文和小品文，也不完全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性散文。研讨《乡土中国》的文体不能离开其《世纪评论》连续刊载所具有的传媒属性和公共性。具体到“杂话”，不独费孝通，现代以来，“杂话”在文题上使用也很普遍，比如梁启超的《治国学杂话》、梁遇春的《文艺杂话》、阿英的《〈金瓶梅〉杂话》、周作人的《歌谣杂话》《文艺批评杂话》、范长江的《港战杂话》等等。研究这些以“杂话”来命名的文字，虽然谈的往往是专门或者严肃的话题，但“杂”在不拘一格的自由言说。
因此，从文体角度的看，“杂话”的“杂”，和散文的“散”、随笔的“随”、杂文的“杂”，应该是一个意思，都是强调写作态度和文体的自由。也有“杂话”而成书的，比如就在《杂话乡土社会》连载的1947年，12月，朱自清谈新诗的《新诗杂话》正式出版。《新诗杂话》的体量和《乡土中国》差不多，一共十五篇。朱自清在《新诗杂话》的序里称：“本书里虽然每篇可以自成一单元，但就全书而论，也不是系统的著作。因为原来只打算写一些随笔。”“不是系统的著作”是朱自清的谦虚之言。时至今日，《新诗杂话》仍然不是为中国现代谈新诗的代表著作。“杂话”是文体的文学属性，并不影响杂话经过编辑而成为“系统的著作”。从《世纪评论》连载的“杂话乡土社会”到《乡土中国》，就是这种编辑的结果，但具体十四篇的每一篇杂话而言，却保留了其随笔式“杂话”的文学性。
“杂话”式的学术著作，拆开来见诸于报刊，面向大众读者。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杂话”从文体归属上是栖生在现代报刊的随感、杂感、杂文、随笔和小品文等。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也是将费孝通放在小品散文论，他认为：
若以内容为主，而采取散文小品形式来写成的，则有王昆仑（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冯友兰的《新世训》，和费孝通的《民主、宪法、人权》，从内容说，这都是传世之作，从形式说，也可说是有了蒙旦散文的风格。其间，我们可以说：冯氏的散文谨严，王氏的散文畅达，费氏的散文“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都为其他文艺作家所不能及的，虽说他们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
《民主、宪法、人权》，194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也是先在报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曹聚仁这里对费孝通的评价来自潘光旦《民主、宪法、人权》所作的序言。潘光旦称这本书是“未经‘国定’的一册公民读本”。《乡土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公民读本”？
现代人谈这种报刊文字，从思想、笔法和表达等方面论之：“思想在小品文里面一向是占很重要的位置”；（梁遇春：《〈小品文续读〉序》）“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周作人：《〈燕知草〉跋》）取法英国随笔，写法“漂亮和缜密”；（鲁迅：《小品文的危机》）“态度的亲切和谈话的风趣”。（朱自清：《〈谈美〉序》从上面这些指标来衡量，《乡土中国》这样的“杂话”，在知识、趣味、思想、笔法等方面确实是这个现代小品文脉传统的经典之作。费孝通也许没有刻意要成为一个文体家，但做怎么的学术文章，费孝通有自己的理解，他说过：
我从青年时代就爱好写作，并养成了以文字率直表达自己思想的习惯和风格。实质上我并不打算划清学术和生活的界线。
由于我对学术论文和带一点散文性的笔记，甚至社会来往中所写的便条和书信等等都不加以严格区别和分类，我总是随笔成记，顺思成文。
费孝通下面的这段话，对于反思今天的学术论文标准也许是有启示的，费孝通说：
其实怀疑我那些作品能不能进学术庙堂的，并非今日始有。原因是像我这样“做学问”的人在中国历来是不多的。一不善于引经据典，排列数字，二没有深奥难懂的行话专词，三不说教立说。我主张要写看得到的事实，多想想这些事实的意义，有什么体会就说什么体会。所以我下笔不讲求形式，也不愿受格律限制。这些使道貌岸然的学者看不入眼是可以理解的。
看今天的学术界，有多少学术著作可作“公民读本”？无论哪个学科，能写费孝通“杂话”的人越来越少，接纳“杂话”作为学术论文的学术空间也越来越逼仄。如果看费孝通同时代的学者，却是大多数都能够这样“随笔成记，顺思成文”。这不只是一种文风，更意味学术研究的自由思想和表达。这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学术遗产。这或许是今天我们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