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面：林白小像
在文学领域，尤其在思想上没有被宠坏的作家，在亚洲文学的漫漫长夜里或许已经很少了。这一片如此庞大的土壤，由于其特殊复杂的历史变迁、民俗和民族性，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毁灭性（全面毁容）的阻碍之余，作为个体人、个体写作者的生存，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始终处在不健康的体制和语境、人际关系和情感深重的压抑之中，他们笔下的文学性，个个显得愁思纷纷、朝不保夕，日常的美学抱负，也大多愁眉不展，这在语言艺术的形式和文本可能性的发展上，严重影响到写作者们每个人的天性及其最终的成就。随着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发布：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奖，这一引人深思的现实终于再次浮出水面，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引起全球读者的关注，和世界各语种的文化工作者的注目。韩江以“70后”相对较年轻一代的文学语言获奖，其作品关注较多的是战后一代人的“创伤”，其殊荣虽不可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实至名归，但是在“没有被宠坏”（其生存特异的处境）这一点上，韩江以她惯常的冷静、节制和坚韧，赢得了包括英美法德意文学在内的各主要语种的高度认同和一致首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此中情形，基本上仍旧是卡夫卡——这名韩江的先辈作者——在百年之前的诗学命题：在废墟中，腾出一只手来纪录下废墟！这也有点让我联想起中国的一个融合了道教精义和儒学教诲的成语：独善其身。所不同的是，《素食者》的读者们，这次是在肿裂的伤口中独善其身罢了。诺贝尔奖因此而颁发给此类新新人类们的勇气，几乎显得慷慨而振奋人心。这不仅是亚洲有史以来的首个女性作者获奖，可能也是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大奖为数不多的几次落地到地球最柔弱的、风雨飘摇的广袤土地上，值得全球、更值得亚洲读者们的欢呼和欣慰。我说过，无论朝韩、日本、印度、中国，人们大多身处在特殊的、亚洲文学的茫茫黑夜里。作家们常常在此黑夜里灭顶，挣扎着以各种形式的精神探索求取生存或创造，但总不容易看得见希望，活到黎明临近或天亮。生活在此一区域的艺术家们，大多有怪异的语言、想象习性和长相，手臂黝黑而如古猿般细长。在意识形态管控之下，亚洲文学发出的奇怪声音，如同黎明前夕地球上无名的沼泽地，从莫言到阿兰达蒂·洛伊、高银、骆以军、吴明益、鲁迅、萧红、余华、多多……概莫能外。有一种出土丝绸般的、外溢的辛酸。如同毛姆笔下、上世纪的东南亚游记中山道崎岖的村庄或村落，作为一种听觉的背景中村庄里的家长里短，很难完全清晰地传达到自由和民主的文明人的耳朵里。这其中，似乎是有一种“大土地×小语种”的焦虑和矛盾。我似乎把话说过头了。无论如何，这其中文学意味的保守和观念的落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落后的反面也有一种文学性，看你如何撷取。诺奖颁给韩江，一定程度上，也颁发给了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的进程——也即亚洲女性的历史性意识的觉醒，颁给了女性独立，不看别人的脸色，拒绝被残酷的生存环境同化或宠坏。这一点，这一层意义上的“娇宠”，是多重而复杂的，因为苦难和日常琐碎，也同样可把人宠坏掉；在文学层面，人类环境之甜酸苦辣，是对于人类意识和思想的根本性的塑造和腐蚀，作家如何在其中奋力求生，避免那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欲望之畸变式的结局，如何来打破这种文化独裁式的困境，这就在最大程度上，成了考验一名艺术家的心灵的难题。韩江获奖，我最初想到的是我读过的很多日本作家，继而联想起当代汉语中的林白和李娟，尤其是林白在2021年历时八年创作出的长篇小说《北流》——她在韩江获奖之前，刚刚获得在亚洲范围内华语文学界的最高奖项——第十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这一奖项，同样以公平和犀利著称，在业界广受关注——但我知道《北流》这部小说，一直没来得及被中文以外的更多语种翻译并挖掘介绍。一定程度上，《北流》是我继洛伊小说《卑微的神灵》之后读到过的亚洲女性最佳小说，同时也是亚洲范围内的最佳小说之一。关于它，我曾有专文论述过。自张爱玲、韩江、多和田叶子、林白、萧红、阿兰达蒂·洛伊、虹影、樋口一叶、川上弘美以来，亚洲文学中这些杰出的女性作家们，给世界范围的读者们频频带来惊喜，无疑，对于在以偏狭和离乱著称的亚洲历史环境下生存的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是巨大和喜出望外的——本文中，我想简略谈一谈我对于林白的粗浅的印象。
人不知不觉，就被他（她）吃的食物、书籍、习俗和人群宠坏了。被一天24小时中的睡眠和走路，他周围街道的谈话声、店面、商品、出游和风景宠坏了。这是一种人文和社会学意义上相互生成、演化、嬗变的过程。总体而言，在全球化急速变迁的今天，一个人的灵魂和身体，其正常的体魄和健康的保持，必须要付出比前几代人多很多倍的冷静和警惕，才能勉强得以应付。人们每天处在新一轮的喧哗与骚动中，其中，以手眼脑之间的信息爆炸为主体。我们说韩江的文笔有一种对于日常生活高度的冷静自觉的捕捉，也正是大奖颁奖词中所说：“用激烈的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性。”[1]你会如何解读“脆弱性（fragility）”一词，以及“散文”，尤其是“诗意的散文”一说呢？
林白1958年出生于中国广西的北流县城。差不多六十年后，作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事写作，九十年代初成名的女性作者，她在遥远的北漂地——首都北京，为自己始终梦牵魂绕的南方出生地量身订制写就了一部57万字的厚厚的小说：《北流》，书名和县域同名，仿佛通过这样一种超大规模的语言方式，替自己重新颁发了一张出生地证明。同样的文学乡愁事件，也发生在同为女性的七十年前身处战乱年代的萧红身上，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回望自己的故乡，写出同样惊世骇俗的散文史诗：《呼兰河传》。所不同的是，在萧红的年代，战争是真实存在、世界末日般的。而在小说家林白这里，战争更多的是一种文学和精神上的隐喻——在早年，她以长篇《一个人的战争》享誉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而我跟她最初的结缘，也就在她发表小说的同一期刊物上：1994年第2期的《花城》杂志，有我的一组诗歌。不过，我并没有读她的小说，虽然是头条，但印象中只匆匆翻过，没有任何关注。相反，我对作为诗歌作者的林白早年的作品，似有记忆。1994年，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西方文学现代派经典的序列中，那是一生阅读的深海区域，我很少也很难把自己的脑袋浮出海面。事实上，我跟《一个人的战争》的责任编辑林宋瑜、朱燕玲也是好朋友，当年时常在一起吃饭逛街。而我阅读的目光只集中在《都柏林人》、克尔凯郭尔、里尔克和俄国白银时代几位诗人身上。之后的一年，我读到了印度女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的翠绿色封面的《卑微的神灵》（即后来译为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惊为天人。
跟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同期刊发诗歌，次年，又读到《卑微的神灵》——我想，这两件事，大抵是我和林白结缘的萌芽阶段——后者让我重返亚洲文学现场。我们就跟最普通的两位写作者那样，彼此陌不相识，无从认识对方，在各自的经历中沉浮起伏。直到1994年往后算起的24年之后：2018年，先锋书店的老总钱小华同时邀请我俩参加在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的陈家铺平民书局的开业典礼，在那次的活动上，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我记得是那年的6月16日，之所以挑选这一天，也有向现代文学大师乔伊斯致敬的意思。这一天是《尤利西斯》故事发生的时间，同时也是著名的“布鲁姆日”。在英语世界，这一天是文学法定的节日，在松阳县海拔800米的陈家铺山上，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
杨键、阿乙、蓝蓝、陈东东、钟立风都来了，小说家林白也来了，对于她，我有一丝好奇，但在熙熙攘攘的几乎插不进脚的书店中，你很难和一个不确定有多少好玩话题的新文友从容自如地真正交谈。下午的开业典礼，轮到我上台念诗，我竟和民谣诗人钟立风一起上台唱起了歌，声音还特别大，我向来有点人来疯。钟立风更是顽童性格，在人群中拒绝长大，人越多岁数越小，小到把周围世界变作一处树荫摇曳的安静的阁楼。
典礼结束，下山的途中，一辆大巴车把我们载上，我们于是继续方才在书店里未能尽兴的歌唱环节，一路唱下山，钟立风和我先领唱，接着蓝蓝加入，全车人以不同声部加入。最后，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的林白也回转过身小声地加入了——是在高歌一曲前苏联民歌的老歌阶段——《小路》《纺织姑娘》或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专属于“50后”“60后”一代的外国民歌记忆。
几年后，我在小说《北流》关于知青生活的描写中，又遭遇了同样温情的年代记忆：手抄本上的老歌曲、外国民歌。这次，是更为详尽的青春复述。
在平民书局开业回城的大巴车上，我们一路狂欢，不仅唱歌，且载歌载舞，一时之间，竟成为神交已久的老熟人。音乐，尤其是刻上了年代烙印的民歌音乐，成了比语言更迅捷的媒介——少了更多的礼仪和矜持。
此后两天，出游、吃茶、吃饭、参观——经常跟林白走到一起，随说随聊，没心没肺，好像一下子就认识了很多年。
虽然这样，我仍旧不太了解她。只远远地，感觉她独立、精干、好脾气，身上有一种好的文字工作者常有的某种浑然天成的孤独或孤寂——并非普通旷野上的石头，而是石块中的陨石。
她因为是广西人，所以很像是生活在树上，刚从树丛的一端蹲跃出来。她面色黝黑，厚嘴唇上有一颗刚咬脱硬壳的看不见的果子，不仅个子矮小、精瘦，而且还有常年伏案后不自觉的背驼，显得肩膀两端扩张开来，就像一对进化途中的史前翅膀一样。似乎甫一打量，她的肩膀会比她的脸部表情更具说服力。仔细一看，又被一双骨碌碌的大黑眼睛，确切点说，是眼珠子，吸引住了。她整个人的神韵和柔情，都在那一对少见的顾盼生辉的眼珠子上转动起来，黑得分明，白得精怪，随时申冤的神情，永远替天下打抱不平，直愣愣的柔情，眼珠的黑和眼白，两部分都被一种莫名的深情撑住了，撑得圆圆润润，出奇的饱圆。超大规模的凝眸，好像撑涨到了世界图景的可能的边缘。一头黑白相间（几年后再见，就完全白了）的稀疏发丛，山民一样束向脑后，绾成一种前现代的原始发型，这基本是她独创、独自琢磨出来的自由发型。她脸上有一种山里孩子失学的表情：饥渴、狂野、永不退缩，几乎堪称咄咄逼人。差不多是一种你不认识她是林白，她就会扑上前来手舞足蹈地大声叫喊出其名字的那份狂野——2018年，她那年正好60岁。《北流》写作正好进入到第7个年头。在公共聚集的场合，她说话不多，动作安宁自如，有一种见多识广的娴静和简洁，非常女性，非常开放和内敛。她一看就是写长篇小说的，正处在一种长年关闭室内冥想徘徊、偶尔出门溜达、半人半兽的心神状态。她的额头是超饱满的，近乎半开化的蛮荒儿童的前额。从她的额头上，你就能知道广西是一个什么样的省份了。离她家乡最近的一座山叫“大容山”。那里曾有一个古代天下闻名的“鬼门关”。话说回来，林白的日常举手投足里，有一种事后人们可以形容其为汉字“鬼门关”意味的东西，笼罩在其外貌和形象上。是身高、额头、眉骨、肩膀，还是她整体的动作？她仿佛是汉语“鬼门关”一说的身体力行的形象大使。她是活的走动着的十万大山中间崔嵬传奇的一小段。仿佛有一段崎岖多风的山路正直直地迎面而来。事实上，长篇小说《北流》，无论从文本还是意蕴上，都独自闯过了当代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的一段鬼门关。她的人、思想、外貌、气质和她的小说，都一齐穿越并塑造出了一座森严大山中的峭岩陡壁，融合成了一处天人合一的文字“鬼门关”。这是中国文学恒久响当当的一页。她把足足一座森林藏在她的身后，不是家乡、故乡的森林，而是天地亘古广袤的森林，她走到人面前，犹如森林深处一段悠久而绵长的岁月，是那里的动植物一年四季相缠绕的生命交响。《北流》是有过知青生活的国人所可能写出的最后一部长篇，同时，也是1950年代出生的国人所能够拥有的最后的青春回忆。数年之后，也就是今年（2024年），我曾经当面问过她：
“写小说，你还可能超越《北流》吗？”
“不可能了！”
她斩钉截铁，毫不迟疑，同时又满怀生气地回答。
就小说这一体裁而言，《北流》已然是一代人生理的终止（完成）和生理的尽头。
也就是《尤利西斯》式的墓碑了。
她们都绝不允许自己被宠坏，被恶劣环境或下作语言，被民心诡谲和世风日下，被人性光滑的笼子和越来越机械式的人文智识，被亚洲的漫漫长夜中易发作的困倦和无性的空气所宠坏——张爱玲、苏青、萧红、韩江、翟永明、林白、虹影、蓝蓝、韩素音，包括很多我想不大起名字的日本作家。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当之无愧于2024年诺奖颁奖词中的“直面”一说。
“历史创伤，人类生命的脆弱性……”那是怎样吨量的历史创伤！又是多少量倍生命的脆弱无常。
《素食者》以及《北流》中的“植物志”，可以提供可读的文字一二。
各种家庭、村落、城镇、个人、地域、空间和时间，在最近的百年里纷纷消亡、坍塌、隐入尘烟……如此，有没有可以称之为“亚洲特性”的文学心性或文学品类的写作存在？
是到了某个全面评估和审视的历史时刻了。为什么亚洲的女性更为犀利和坚韧？是因为男性写作的普遍含混和消极，以及持续下去的封闭颓唐吗？还是由于女性的文化更具人文的迫切性？
韩江，在一首题为《首尔的冬天》的诗中说：
如果你能来
我会让你聆听
我薄冰流淌的脸颊上，你曾经喜欢过的
江水声[2]
林白不喜欢人多言杂。她不开会也不大发言，绝不讲学和演说，属于很少出镜的作家，也很少接受访谈。最近几年，她又更多地把精力投入诗歌创作，出版了几本诗集，同时依然在写长篇小说。她在语言上几度探索和重塑。其风格历尽中国最近四十年的文学风习，从最初的自白式和日记体写作，逐渐融合多种新文学以来的国文和汉风尝试，慢慢汇入一条她自己乐意称之为南方的《北流》式长河，江面逐渐开阔，身心一时开朗，水流波澜不兴，两岸风景杂陈。所谓南来北往，东西兼容。她居住在北京二环内的老式公寓房，我并没有去过，她说会请我到公寓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天下盐”，去品尝那里闻名的“豆瓣鱼和蛋烘糕”。我确定那里的“赖汤圆”或白卤牛杂切片一定美味，鱼香茄子也八成会按十字刀切成四瓣上桌。有一天，在阅读一本唐代小说《集异记》时，我突然想出门找她，到附近一个山脚下吃茶。一处类似无锡东乡鸿山那样僻静的乡里，园圃有几处竹林隐映，池塘有鸭子偶尔游经。我们坐在树荫下，可闲谈半天，讨论一下《北流》中植物和图书馆学之引用，各种议题的经经脉脉，南方的好天气对于汉字的重要性，等等，然后吃一碗馄饨，乡下人包的卷心菜馅。晚春时节，她曾来无锡乡里一游，买了两串珍珠项链，惊喜于水乡古镇的游船仍是木头船。我们全都是“弱”的子孙。虽然她外貌粗犷不细致，如刚从森林里大树上爬下的猿猴。但《植物妻子》《结婚十年》《瑰宝》《金锁记》或《小团圆》，难道不是金黄金黄的“弱”吗？难道《集异记》的作者薛用弱，不就是《北流》的部分出典和撰写者吗？诺奖颁奖词中“激烈的诗意的散文”难道不是为我们所共用吗？也就是“用弱”。我们大抵会在谈论这一切时放声拊掌大笑，就像两只刚登上河岸翅膀湿淋淋的鸭子。如果你在上述文字里勉强拼凑出一页作家林白的动物素描，我并不确定它们是否达到了大名鼎鼎的布封的精湛程度。但我的桌上碰巧有一本毛姆的书和一本《弗洛伊德游记》。
毛姆的那本是经典的《西班牙主题变奏》，这样，就绕不开更加经典的《堂吉诃德》了。于是，毛姆说：“文艺复兴培育了规则和宁静。它崇尚黄金分割，它的力量是平静的。”[3]
谈论塞万提斯（过去一千年里世界小说的头号作者）时，他说：“我根本无需赘述这部著作的种种优点。它们如同正午的阳光一般耀眼。”[4]
而弗洛伊德，竟是一名考古和旅行达人。书中说，在他游览了希腊和几乎二十次意大利全境之后，他试图自行建立某种空间的拓扑学，并说：“就像考古学从残留的墙中重建了整个建筑的墙面，从地面的深度确定柱子的个数，从废墟中重建墙上的画，分析者也会有类似的工作，当他掌握了被分析者的记忆、联想和主动的表达的钥匙时。”[5]
2024年10月21日
注释
[1] 笔者自译，参见诺贝尔文学奖官方网站授奖词，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4/han/facts/。
[2] [韩]韩江:《首尔的冬天》，《把晚餐放进抽屉》，卢鸿金译，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第143页。
[3][4] [英]毛姆：《西班牙主题变奏》，李晓愚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89页。
[5] [德]克里斯弗雷德·托戈尔、[英]米歇尔·摩纳编著：《弗洛伊德游记》，施琪嘉等译，天地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