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波:对抗庸常的生活,抑或对抗命运
本期新力量栏目刊发的两部小说《虞美人》和《二〇〇八年以前的某一天》(下文简称《某一天》),两位作者,不同题材,彼此间依然有互相印照的地方。总的来看,两部小说涉及的话题都不轻松,《虞美人》没有陷入一般意义上的原生家庭讨论,也不是那种很轻松的家庭伦理关系的简单描摹,而是带着命运关照的一种写作。《某一天》也没有仅限于书写一段未完成的师生恋情,而是以此讨论艺术、理想等话题,都在努力对抗庸常的生活。两位作者都是营造故事的高手,短短的篇幅中设置了多条线索,彼此互为镜像,互相映照、投射,写出了命运的某种关联性。《虞美人》以叙述者在安县支教所遇一桩旧案为起点,绵延出一幅横跨数十年的中国社会变迁图景。《某一天》以千禧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情感的未竟状态与时代浪潮的隐秘共振,书写了一个当代情感寓言。两部小说都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预示着命运的不可知性。
命运叙事
《虞美人》是一个讲述女性命运的小说。作者采用多声部叙事,每位个体都在命运大潮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立足点。小说核心事件的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讲述,叙述者仅仅是一个传声筒。小说有着明显的命运主题,命运主题在文学中亘古不变,尤其是中国人素有命运轮回的信念。《虞美人》中暂且抛开年少犯罪埋下的祸根,很多事情的发生也未尝不是庸常生活的衍生品,是命运本身使然。茅芳去回忆当年的创伤,说厄运的到来毫无征兆,将生活的偶然和命运的无奈展现出来,生活的不如意也并非哪一件事情导致,但是很小的事件都会成为导火索,这是属于命运的魔力。包括小说最后茅芳又组建了家庭,并且有了孩子,这个被描述为“天赐”的孩子,带着安慰母亲的使命而来,一切都在向命运二字上靠。这是命运的补偿,也是叙述者的补偿。再比如沈家学,这个曾经高傲的心怀音乐梦想的人,在生活的失意之外,事业也屡受挫折,几次生意都以失败告终,最终看起来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其实也是他年轻时最不愿意接受的生活,他把这一切归结于茅芳的欺骗,但事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是生活和命运本身就是如此。
但这并不只是一个屈服于命运的故事,也是一个和命运对抗的故事,一个“了解和认清了生活的许多无趣,和它部分的真面貌”的小说。对抗是《虞美人》的一个关键词,每位个体都在对抗庸常的生活。茅芳选择宽恕,这并非轻飘飘的道德升华,而是承受了时间重量后的选择。这种宽恕不是遗忘,而是将伤痛转化为生命养分的智慧。后来将新生的孩子取名“昭”,意指明亮的祈愿穿透阴霾,也是对命运最有力的回击。小说关于小英的书写也是如此,年少的小英试图通过改名字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在各种尝试之后接受生活的安排,但也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抗争过了。
《某一天》对命运叙事的呈现通过几个假设来实现,那几个未被说出的“如果”——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断电,如果没有人摔碎盘子,如果他点了别的饮料——强调的就是个体对命运偶然性的执念。当然小说同样也是对抗庸常生活的书写。作者在创作谈中说:“写作于我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其实也点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关乎理想的故事,邱溪林与鹿远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之中,高中时期的师生关系在多年后重逢已悄然变化,邱溪林则在商业浪潮中游刃有余,将教育理想转化为资本运作。而鹿远似乎还在艺术的圣殿里保持着某种纯洁性,商业与艺术在此成为一种有力的对照。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实则也是对庸常生活的一种反驳,只是最后未能实现突破,邱溪林的退缩源于对自己身份的深刻不安,他既无法回到知识者的纯粹,也无法彻底拥抱资本逻辑的冷酷。他既不愿承认对鹿远的爱慕,也无法坦然接受自己的平庸。这种未完成性蔓延至整个叙事,所有叙事线索都以开放式结局收场,仿佛作者刻意保留了生活的“毛边”状态。但是这些人的种种举动,何尝不是一种与命运本身的抗争呢?就连鹿远的小提琴演奏也成为对抗资本逻辑的微弱声音。所有的个体始终充满着对抗——对抗生活、对抗世界、对抗自我,最终,对抗命运。
痛感呈现
《虞美人》有着深深的女性关怀主题,是一种充满痛感的书写。一些青年作家习惯将个体所有不好的遭遇都归结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虞美人》没有一味地贩卖苦难换取廉价的同情,而是在节制的书写中自然流淌这种痛感。小说中,经历岁月的磨练后,茅芳异常冷静,并对自己的半生经历进行了讲述。茅芳对自己的经历似乎早已看开,但是叙述者在字里行间仍是充满着痛感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让读者感到压抑的作品。
一场陈旧的事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女性似乎受到的伤害更多。关于茅芳已无须赘言,她的女儿杨小英也是一个悲情人物。小说中写到杨父被人唾骂、嘲讽、嫌弃,可想而知杨小英又遭遇到了怎样的对待。虽然作者已经相当节制了,但文字间流淌的情感依然很充沛,一个女孩子,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父亲又是一个劳改犯,这些标签让她怎么去面对。虽然关于她的文字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她是叙述者着重书写的对象,尤其是对她的命运十分牵挂。可是生活就是这么残酷,一切都无法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本该在读书的年纪因为家庭的原因辍学,打工、嫁人、生育,怀着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亲生母亲无限的思念,她匆忙地过着每一天,未来命运究竟如何,她的“宫保鸡丁”梦想还会实现吗,作家打住了,让人揪心,让人牵挂。最后“我”去寻找小英,无意间看到一家三口,和小英极为相似,不管是不是,其实她就是小英,小英也就是她,每个人都是这样普普通通地在生活中前行而已。
叙述者的立场也很鲜明,作为一个支教者,一位过客,本来是从旁人口中获知这些信息的,却愿意一步步去找寻背后的故事,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放下这件事情。这不是那种主流的带着女权意味的女性文学,而是带着痛感与温度的写作,是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虽然作者始终在表达一种痛感,但是对所有人物倾注了太多的爱,让叙述者不得不滑向一种理想化的建构。作者写出了女性所遭受的磨难,更写出了女性的坚韧与豁达。作者对茅芳投注了太多的感情。不光是茅芳,小英也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女性,为了能够继续上学,被老师带着去祈求从未谋面的亲生母亲,而见面以后,她只是将对母亲的爱深埋心底,不愿意打扰母亲的生活,最终选择自己承担一切。命运的遭际让她们变得无坚不摧,这是向伟大的女性力量致敬的小说。小说并没有出现关于“虞美人”的描写,取下这样的题目可能和虞美人花的生命力旺盛有关,当然也和其花语所蕴含的悲歌有关,两者都和作者所描写的对象有很大的关联,她们是盛开在命运垓下之围中的虞美人。《某一天》的痛感则来自一场未完成的恋情。这不单是男女人物之间的问题,而是隐喻着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邱溪林最终承认自己“再也没见过像她那样纯粹的人”,这句话既是鹿远人生的注脚,似乎也是对整个时代的审判。纯粹的人为何没有,答案不言自明。
及物写作
青年写作习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但本期新力量栏目的两个作者都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两部小说都将个体的遭际和时代关联起来。不管是地域的差异还是时代的洪流,都是和个体关系密切的命运之手。个体的日常生活如何与时代浪潮结合起来?如何进行一种及物的写作,《虞美人》选择了女性命运这一切入点,并且深度思考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个人。小说中一直有地域的对举,这不单单是故事发生的空间问题,而是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源很有可能就源自地域的差异。对异性萌生一种爱慕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杨父那里,这是不同身份的爱慕,是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的。主体的异位,如何实现身份认同的困惑,导致最后采用了极端的手段,这次犯错,既是青春期情欲的驱使,也有用暴力手段渴望突破这种身份差异的意味。犯罪就是犯罪,无可辩驳,但是犯罪心理却值得分析,依然是身份问题,或者说是臆想出来的身份差距问题,使他犯下罪行。这也是一个关于忏悔和救赎的故事,杨的罪恶感始终无法摆脱,他很清楚自己的错误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杨父最后活在忏悔中,不再踏入曾向往的城市,是自我救赎的故事,也是自我确证的过程。
《某一天》则将个体的抉择和时代浪潮结合在一起。小说写同代人的生活,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千禧年的社会变迁构成小说的隐形叙事线。从澳门回归的礼花到北京申奥的欢呼,从郊区寄宿学校的拆除到多媒体教学的兴起,时代巨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在人物命运上留下刻痕。邱溪林的商业转型恰逢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他将学生视为客户,将课堂转化为市场,这种选择既是个人生存策略,也是时代精神的映照。而鹿远坚持在艺术版图中寻找意义,两人分岔的道路正是中国社会在市场化转型期的隐喻,有人选择拥抱浪潮,有人试图守护纯粹。最后谁会成为真正的赢家没有答案,但青年作家借助文字的力量介入生活的姿态足以让人敬佩。
两部小说以未完成的叙事姿态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困境,将个体命运的褶皱与时代洪流的褶皱叠合在一起。《虞美人》通过女性主体的宽恕与抗争,将命运的重量转化为生命韧性的礼赞;《某一天》则以未竟的情感寓言,揭示理想主义在资本逻辑中的失重。前者以地域对举剖析身份认同的裂隙,后者以时间节点勾勒时代精神的转向,共同完成对庸常生活的诗意反抗。这种“毛边”状态的美学选择,既是对命运偶然性的执念,也是对生活本质的诚实。未完成的叙事并非叙事的失败,而是对命运不可知性的敞开。那些未被言说的痛楚与未竟的可能性,早已在物质的肌理与时代的褶皱中获得了永恒的在场。这种写作既是对现实的介入,也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在命运的垓下之围中,个体的抗争与和解终将化作盛开于历史断层中的虞美人,以微弱却执拗的光芒照亮庸常生活的暗面。当文学不再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保留生活的“毛边”状态时,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直面那个根本性的文学命题:如何在不可知的命运中,找到前行的勇气。
【作者简介】刘小波,博士、博士后、研究员。曾获马识途文学奖、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优秀编辑、四川省精品文艺奖励、巴蜀文艺奖特别荣誉奖等;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