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波：对抗庸常的生活，抑或对抗命运
本期新力量栏目刊发的两部小说《虞美人》和《二〇〇八年以前的某一天》（下文简称《某一天》），两位作者，不同题材，彼此间依然有互相印照的地方。总的来看，两部小说涉及的话题都不轻松，《虞美人》没有陷入一般意义上的原生家庭讨论，也不是那种很轻松的家庭伦理关系的简单描摹，而是带着命运关照的一种写作。《某一天》也没有仅限于书写一段未完成的师生恋情，而是以此讨论艺术、理想等话题，都在努力对抗庸常的生活。两位作者都是营造故事的高手，短短的篇幅中设置了多条线索，彼此互为镜像，互相映照、投射，写出了命运的某种关联性。《虞美人》以叙述者在安县支教所遇一桩旧案为起点，绵延出一幅横跨数十年的中国社会变迁图景。《某一天》以千禧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情感的未竟状态与时代浪潮的隐秘共振，书写了一个当代情感寓言。两部小说都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预示着命运的不可知性。
命运叙事
《虞美人》是一个讲述女性命运的小说。作者采用多声部叙事，每位个体都在命运大潮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立足点。小说核心事件的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讲述，叙述者仅仅是一个传声筒。小说有着明显的命运主题，命运主题在文学中亘古不变，尤其是中国人素有命运轮回的信念。《虞美人》中暂且抛开年少犯罪埋下的祸根，很多事情的发生也未尝不是庸常生活的衍生品，是命运本身使然。茅芳去回忆当年的创伤，说厄运的到来毫无征兆，将生活的偶然和命运的无奈展现出来，生活的不如意也并非哪一件事情导致，但是很小的事件都会成为导火索，这是属于命运的魔力。包括小说最后茅芳又组建了家庭，并且有了孩子，这个被描述为“天赐”的孩子，带着安慰母亲的使命而来，一切都在向命运二字上靠。这是命运的补偿，也是叙述者的补偿。再比如沈家学，这个曾经高傲的心怀音乐梦想的人，在生活的失意之外，事业也屡受挫折，几次生意都以失败告终，最终看起来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其实也是他年轻时最不愿意接受的生活，他把这一切归结于茅芳的欺骗，但事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是生活和命运本身就是如此。
但这并不只是一个屈服于命运的故事，也是一个和命运对抗的故事，一个“了解和认清了生活的许多无趣，和它部分的真面貌”的小说。对抗是《虞美人》的一个关键词，每位个体都在对抗庸常的生活。茅芳选择宽恕，这并非轻飘飘的道德升华，而是承受了时间重量后的选择。这种宽恕不是遗忘，而是将伤痛转化为生命养分的智慧。后来将新生的孩子取名“昭”，意指明亮的祈愿穿透阴霾，也是对命运最有力的回击。小说关于小英的书写也是如此，年少的小英试图通过改名字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在各种尝试之后接受生活的安排，但也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抗争过了。
《某一天》对命运叙事的呈现通过几个假设来实现，那几个未被说出的“如果”——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断电，如果没有人摔碎盘子，如果他点了别的饮料——强调的就是个体对命运偶然性的执念。当然小说同样也是对抗庸常生活的书写。作者在创作谈中说：“写作于我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其实也点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关乎理想的故事，邱溪林与鹿远的关系始终处于动态之中，高中时期的师生关系在多年后重逢已悄然变化，邱溪林则在商业浪潮中游刃有余，将教育理想转化为资本运作。而鹿远似乎还在艺术的圣殿里保持着某种纯洁性，商业与艺术在此成为一种有力的对照。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实则也是对庸常生活的一种反驳，只是最后未能实现突破，邱溪林的退缩源于对自己身份的深刻不安，他既无法回到知识者的纯粹，也无法彻底拥抱资本逻辑的冷酷。他既不愿承认对鹿远的爱慕，也无法坦然接受自己的平庸。这种未完成性蔓延至整个叙事，所有叙事线索都以开放式结局收场，仿佛作者刻意保留了生活的“毛边”状态。但是这些人的种种举动，何尝不是一种与命运本身的抗争呢？就连鹿远的小提琴演奏也成为对抗资本逻辑的微弱声音。所有的个体始终充满着对抗——对抗生活、对抗世界、对抗自我，最终，对抗命运。
痛感呈现
《虞美人》有着深深的女性关怀主题，是一种充满痛感的书写。一些青年作家习惯将个体所有不好的遭遇都归结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虞美人》没有一味地贩卖苦难换取廉价的同情，而是在节制的书写中自然流淌这种痛感。小说中，经历岁月的磨练后，茅芳异常冷静，并对自己的半生经历进行了讲述。茅芳对自己的经历似乎早已看开，但是叙述者在字里行间仍是充满着痛感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让读者感到压抑的作品。
一场陈旧的事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女性似乎受到的伤害更多。关于茅芳已无须赘言，她的女儿杨小英也是一个悲情人物。小说中写到杨父被人唾骂、嘲讽、嫌弃，可想而知杨小英又遭遇到了怎样的对待。虽然作者已经相当节制了，但文字间流淌的情感依然很充沛，一个女孩子，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父亲又是一个劳改犯，这些标签让她怎么去面对。虽然关于她的文字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她是叙述者着重书写的对象，尤其是对她的命运十分牵挂。可是生活就是这么残酷，一切都无法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本该在读书的年纪因为家庭的原因辍学，打工、嫁人、生育，怀着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亲生母亲无限的思念，她匆忙地过着每一天，未来命运究竟如何，她的“宫保鸡丁”梦想还会实现吗，作家打住了，让人揪心，让人牵挂。最后“我”去寻找小英，无意间看到一家三口，和小英极为相似，不管是不是，其实她就是小英，小英也就是她，每个人都是这样普普通通地在生活中前行而已。
叙述者的立场也很鲜明，作为一个支教者，一位过客，本来是从旁人口中获知这些信息的，却愿意一步步去找寻背后的故事，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放下这件事情。这不是那种主流的带着女权意味的女性文学，而是带着痛感与温度的写作，是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虽然作者始终在表达一种痛感，但是对所有人物倾注了太多的爱，让叙述者不得不滑向一种理想化的建构。作者写出了女性所遭受的磨难，更写出了女性的坚韧与豁达。作者对茅芳投注了太多的感情。不光是茅芳，小英也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女性，为了能够继续上学，被老师带着去祈求从未谋面的亲生母亲，而见面以后，她只是将对母亲的爱深埋心底，不愿意打扰母亲的生活，最终选择自己承担一切。命运的遭际让她们变得无坚不摧，这是向伟大的女性力量致敬的小说。小说并没有出现关于“虞美人”的描写，取下这样的题目可能和虞美人花的生命力旺盛有关，当然也和其花语所蕴含的悲歌有关，两者都和作者所描写的对象有很大的关联，她们是盛开在命运垓下之围中的虞美人。《某一天》的痛感则来自一场未完成的恋情。这不单是男女人物之间的问题，而是隐喻着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邱溪林最终承认自己“再也没见过像她那样纯粹的人”，这句话既是鹿远人生的注脚，似乎也是对整个时代的审判。纯粹的人为何没有，答案不言自明。
及物写作
青年写作习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但本期新力量栏目的两个作者都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两部小说都将个体的遭际和时代关联起来。不管是地域的差异还是时代的洪流，都是和个体关系密切的命运之手。个体的日常生活如何与时代浪潮结合起来？如何进行一种及物的写作，《虞美人》选择了女性命运这一切入点，并且深度思考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个人。小说中一直有地域的对举，这不单单是故事发生的空间问题，而是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源很有可能就源自地域的差异。对异性萌生一种爱慕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杨父那里，这是不同身份的爱慕，是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的。主体的异位，如何实现身份认同的困惑，导致最后采用了极端的手段，这次犯错，既是青春期情欲的驱使，也有用暴力手段渴望突破这种身份差异的意味。犯罪就是犯罪，无可辩驳，但是犯罪心理却值得分析，依然是身份问题，或者说是臆想出来的身份差距问题，使他犯下罪行。这也是一个关于忏悔和救赎的故事，杨的罪恶感始终无法摆脱，他很清楚自己的错误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杨父最后活在忏悔中，不再踏入曾向往的城市，是自我救赎的故事，也是自我确证的过程。
《某一天》则将个体的抉择和时代浪潮结合在一起。小说写同代人的生活，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千禧年的社会变迁构成小说的隐形叙事线。从澳门回归的礼花到北京申奥的欢呼，从郊区寄宿学校的拆除到多媒体教学的兴起，时代巨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在人物命运上留下刻痕。邱溪林的商业转型恰逢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他将学生视为客户，将课堂转化为市场，这种选择既是个人生存策略，也是时代精神的映照。而鹿远坚持在艺术版图中寻找意义，两人分岔的道路正是中国社会在市场化转型期的隐喻，有人选择拥抱浪潮，有人试图守护纯粹。最后谁会成为真正的赢家没有答案，但青年作家借助文字的力量介入生活的姿态足以让人敬佩。
两部小说以未完成的叙事姿态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困境，将个体命运的褶皱与时代洪流的褶皱叠合在一起。《虞美人》通过女性主体的宽恕与抗争，将命运的重量转化为生命韧性的礼赞；《某一天》则以未竟的情感寓言，揭示理想主义在资本逻辑中的失重。前者以地域对举剖析身份认同的裂隙，后者以时间节点勾勒时代精神的转向，共同完成对庸常生活的诗意反抗。这种“毛边”状态的美学选择，既是对命运偶然性的执念，也是对生活本质的诚实。未完成的叙事并非叙事的失败，而是对命运不可知性的敞开。那些未被言说的痛楚与未竟的可能性，早已在物质的肌理与时代的褶皱中获得了永恒的在场。这种写作既是对现实的介入，也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在命运的垓下之围中，个体的抗争与和解终将化作盛开于历史断层中的虞美人，以微弱却执拗的光芒照亮庸常生活的暗面。当文学不再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保留生活的“毛边”状态时，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直面那个根本性的文学命题：如何在不可知的命运中，找到前行的勇气。
【作者简介】刘小波，博士、博士后、研究员。曾获马识途文学奖、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优秀编辑、四川省精品文艺奖励、巴蜀文艺奖特别荣誉奖等；现居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