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我的车” ——读路内的《山水》
一、 从《雾行者》说起
就像一个毛线团的线头往往藏在另一个毛线团中，《山水》的出现似可往前追溯到《雾行者》。《雾行者》的主题是“流动”，描述的是茫茫时代迷雾中江湖儿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浪，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问题。流动需要交通工具，于是“火车”成为小说中显豁的意象——
“火车就这样开过半个中国，漫长，迟缓，从阴霾直至阳光下。”
“火车一直开着，把过去的一切都抛在身后，即便是昨天，也都像百年之前。”
“那些开过的火车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是我不可企及的部分，但是偶尔它也会停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总之就是停下了，一整天或是一秒钟，就是那个前途渺茫的机会在等我，然而不管火车停下多久，前方世界渺茫这一点不可改变，目睹火车开过和坐上火车去往别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空虚。”
火车拉着汽笛，从多少诗歌、小说的白纸黑字间穿过，寄托着作家诸多复杂的情思，一直开到现代人的广袤心灵世界中。而到了《雾行者》的结尾处，公路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318国道——
“沪聂线也就是318国道，以上海市人民广场为零公里处，在上海，它就是著名的沪青平公路，经过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由甘孜自治州巴塘县进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在这里它被称为川藏公路，穿过昌都、林芝、拉萨，最终抵达日喀则市聂拉木县中尼友谊桥。它的走向几乎与北纬三十度线平齐，全长5476公里，是中国境内最长的公路，无所谓，即使它不是最长，也仍然横穿了我的记忆。”
在路内看来，“这样一条公路，它的空间存在就像时间的拼接术、人生的拼接术”，那么，倘若我们以时间的眼光去看公路，大约能看到一百年来不同形制、不同样式的汽车接续驶过。它们驶过一个人漫长而跌宕的人生，驶过中国烽烟弥漫的近现代史，驶向不确定的未来。这正是《山水》所讲述的故事。
——以上只是我的推演，未见得完全契合作家的创作实际，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一个作家长久地凝视一个主题时，这个主题就会以殊异的面貌不断出现在作家的笔下，毕竟，它们都从同一个心泉中奔涌而出。这么说，并不是在强调《山水》与《雾行者》的亲缘关系的同时抹杀《山水》的独特性，恰恰相反，熟悉路内的读者都会发现，这位有着充沛创造力的作家又换了一副笔墨。如果说，此前路内着迷于不确定的、犹如迷宫一般的人的心灵世界，他倾向于以文学青年、作家、艺术家的心灵为滤镜为推动力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一次，他明白无误地将锚点放置在现实世界之中，系于一个物质性的存在——汽车。“驾驶我的车”成为他讲述新故事的语法。他的主人公不再是澎湃着荷尔蒙的文学青年、文学中年，而是一位一辈子都在“驾驶我的车”的司机。基于人物本身的特质，他放弃了直接描述人物的意识与潜意识，转而铺陈其选择、行动和命运，为此，他甚至主动降低了作为叙述者的存在感，这一切都意味着，他离开了自《少年巴比伦》开始就熟悉的道路、人物，驾驶他的车，来到了另外一片天地。
是中年变法吗？抑或只是叙述的钟摆在意识和现实之间来回摆动？让我们还是从汽车进入这部小说吧。
二、 汽车及生和死的辩证法
对于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而言，汽车的出现可谓石破天惊。汽车不仅大大扩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提升了人的运动速度、视觉经验，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改写了人的时间—空间的感觉结构。试想，一个从未见过汽车的人，当有一天汽车风驰电掣地进入他的生活，他的反应大约相当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在了我们的世界里。新工具表征着新的生产力，同时也一定会促成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诸多要素汇聚，势必带来一个新的世界。而每一个步入新世界的人一定既新奇又惶恐，在极力让自己镶嵌进新世界的齿轮的同时，又不免对“新”的文化逻辑产生怀疑与自我怀疑。这正是《山水》中的主人公路承宗的际遇。这一点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几分端倪：一个“驾驶我的车”的人怎么能不需要路呢？而手握方向盘“驾驶我的车”仍然承命于祖宗，卡在“新”与“旧”之间，说的是路承宗，又何尝不是我们？
在尚未真正“驾驶我的车”之前，路内先将汽车所带来的死亡阴影投射在路承宗尚未展开的命运长途上。路承宗第一次见到汽车，司机就提醒无知的乡民，“汽车会轧死人”，这仿佛是一句谶语，将汽车与死亡紧紧勾连起来。果不其然，汽车虽然没有轧死人，却发生了兵勇缉拿共产党并将其击毙的事件，鲜血洇开，仿佛是某个触目惊心的预言。汽车与死亡，几乎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内在节律。紧接着，就是路承宗母亲和父亲的死亡。如果有了汽车，路承宗的母亲小玉子本不必死，她死于汽车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讽刺的是，时隔不久，路承宗的父亲却死于汽车，是路承宗目睹的车祸死亡的第一个受害者。都是死亡，却昭示了汽车作为工具的两面性：它既可以救人于水火，又可以杀人于道路。工具无所谓好坏，端看使用工具的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乡间开明绅士黄老爷一会儿认为交通是国家的根基，一时间又认为“中国不该有汽车”。对于汽车态度的犹疑，其实反映了当时人对现代性的态度：既指望汽车能让满目疮痍的中国进入现代世界，又担心汽车毁掉了传统中国的根基。无论欢迎与否，汽车的时代都会不可避免地到来，它就像一位新的现代神祇，暗中决定着路承宗的命运——汽车或直接或间接让路承宗成了孤儿，被抛到了世上，然而，汽车又为他找到了一条生计，从此走上了与拉车的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
汽车带来的一个重大改变是活动距离的延展。路承宗的父亲的活动半径不过袁塘镇，两只脚能跑多远，他就能到哪里，路承宗却跟着师父开着卡车来到大上海，进了洋租界。在那里，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他失去了如同父亲的师父，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周爱玲。除去在上海滩给人当私人司机的辰光，路承宗开的第一辆车是德国产的柴油车，叫亨舍尔。他受许先生之命把车开到南翔，运一批重伤员。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汽车就与中国的抗战紧密联系在一起，路承宗的命运也不出意外地被缠绕到战争中。这也是他第一次与死神正面遭遇，卡车被日机扫射，他及时跳了车，亲眼看到卡车在面对空中战机时毫无招架之力。“他看见子弹像集束的冰雹一样射下来，摇摇晃晃兀自向前的亨舍尔被打得七零八落，后车厢里一些重伤员的血肉溅起好几米高，车子随即起火，轰的一声炸了，留在车上的手榴弹殉爆，亨舍尔四分五裂。”“驾驶我的车”，意味着人与车之间有着奇异的对应关系，汽车属于人延展的一部分，当目睹汽车被炸毁，事实上，属于路承宗的一部分也死亡了。
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第二次，在逃难途中，他被杜参谋挽留，开着一辆烧柴油的朋驰卡车运送货物到镇江，以便在日军杀到之前把货装上船，运往重庆。在此期间，吴里失守，汽车又没油了，他只能弃车而去，隐入林泉，而这辆被丢弃的车奇怪地消失了。这是他失去的第二辆车。第三次，迫于生计，路承宗受雇于汉奸也是黑帮老大的逢阿大，给他当私人司机，开的是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里也曾经被锄奸队扔过手榴弹，生死一线间，亏得手榴弹没爆破，捡回来一家人三条性命。失业一阵子后，他又受命去给日本人福山大班开车，目的是“从日本人那里搞到点东西，倒手挣钱”，开的还是逢阿大的那辆车。坐车的人一茬茬在换，开车的人却依旧。就这样，他替游击队弄到一桶桶汽油，却也将自己置于即将爆发的火山口。兜兜转转间，他一直驾驶他的车，直到那辆开了七八年的福特车终于坏掉，抗战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福特之后，上场的是美式卡车。卡车是盟军援助给中国远征军的，仗打完了，这批车沿着滇缅公路回到了中国。承宗开上美式卡车的时候，解放战争爆发。这走马灯似上场的汽车里，折射出世界的风云变幻。随即，许先生在吴里开办长途汽车公司，承宗跟随她从货运转到客运，自此开上了一辆美式道奇改装的客车。他还时不时给许先生开轿车，运送情报。继从前给游击队弄物资以后，因为特殊的职业身份以及可靠的人品，承宗又在无意间成了地下情报员，参与到激烈的历史博弈中去。
美国人离开中国，带走了美式汽车，苏联产的汽车补上了空位。解放以后，承宗重操旧业，开的是苏联产的半新不旧的客车。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承宗主动报名上了战场，承担运输任务。他分到的是道奇卡车，想来该是战场的缴获品。战争的艰苦卓绝体现在物资极度短缺上，汽车作为运输工具，更是少之又少，只能靠拆美军的装备来维持运转，承宗他们憧憬着“把美国人赶过了三八线，以后等我们国家能造自己的车，就不会这么苦了”。
离死亡最近，也让他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在朝鲜战场上。战机在他头上数次盘旋，每一秒钟都踩在死神的刀尖上。他紧张，恐惧，甚至到最后认了命，却奇迹般活了下来。自此，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他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战场返回后，他实现了他的心愿，成了吴里镇远近闻名的司机师傅，但是，他不允许家里出现另外一个司机，即使司机这一职业再吃香都不行。因为，在他不算太长的一生中，他驾驶他的车蹚过无数次死亡的陷阱，他只愿意孩子们好好活着。
之所以不厌其烦一一罗列路承宗在不同时期所开的车以及所遭遇的命运，是因为每一部汽车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讯息。为什么是这个国家制造的车？为什么是这个品牌？这些讯息某种程度上都反映着这一时期世界上不同历史力量的此消彼长，都在隐而不彰地决定每一个人的生活。驾驶他的车，路承宗从城市到乡村，既亲身经历了城市跑空袭的混乱，又目睹了乡村以卵击石的悲壮。驾驶他的车，路承宗既被迫将国民党部队运送至舟山撤离大陆，又志愿参与了解放上海的物资运送。将这些汽车按时间顺序连接起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这意味着汽车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已然超越了单纯交通工具的范畴，成为折射国家命运、社会矛盾与文化转型的特殊场域。
路内的创造在于，他不仅将汽车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物象，而且进一步探讨汽车对于人的塑造作用，即汽车所催生的像路承宗这样以驾驶为职业的“新人”。对路承宗而言，一方面，汽车是他的生计来源，提供了生存所需的衣食，养活了一大家子人。回溯承宗的生活史，我们会发现，无论在哪个时期，作为有一技之长的人，路承宗都有用武之地，甚至是不同历史力量争夺的对象。路承宗与汽车建立了深刻的相互依存关系。另一方面，汽车将人载至现代境地，而现代则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传统秩序的消失以及不期而至的死亡的威胁。作为这一时期少有的掌握汽车技术的人，即使只是“犁牛之子”，他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战争的旋涡之中。我们注意到，承宗每一次开车出门，几乎都有可能无法返家。他一次次逼近死亡的深渊，又一次次逃脱，这只能归结为他的运气好，或者说是主角光环使然。对生的强烈追求，与无可避免的死亡威胁，深刻地形塑了路承宗这一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生命个体，形构了他的生命感觉与现代性体验。我们不禁要追问，路承宗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三、 “承宗，你是个好人”
在《山水》中，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将路承宗称为“好人”。一次是他给福山大班当私人司机期间，“路面上有一条死蛇横着。他倒了一下车，从那条蛇的尸体边谨慎地绕了过去。福山坐在副驾，问他为什么不开过去，承宗说，轮胎见血不吉利，就算是死去的动物，或是一摊血，也不可以轻易轧过去。福山回头，向太太翻译，太太说了几句话，福山翻译回来：承宗，你是个好人。”还有一次，许先生说：“我信得过你是好人，你也要信得过我是正路上的人。”承宗说：“我信得过，不管你是哪边的人，你都是好人。”于是，我们看到，“好人”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事实上，做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做一个“好人”，是当下小说家集中探索的问题，小说家们分别交出了不同的答案。《人世间》中的周秉昆是“好人”，他的“好”来自民间朴素的教化，秉持着仁义、善良、讲义气等传统人格修养。梁晓声以民间的道德为精神内核，构筑了一个洋溢着美和善的民间世界，相信民间的善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中的杜湘东也被称为“好人”，他的“好”建基于西方人道主义，“好人”视人与人的平等为第一要义，同时，作为“好人”的杜湘东也意识到了善的有限性，在善与他人的生存发生冲突的时候，承认个人他人保存的优先级，并不惜为此牺牲自我。在任晓雯看来，《好人宋没用》中的“好人”是人之为人的最低标准，宋没用并非道德楷模，大事上看不那么清楚，有懦弱、自私、狡黠、随波逐流的地方，但是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在黑暗的地方散发着人性的光芒。这就是“好人”。那么，路承宗又是什么意义上的“好人”呢？
在《山水》中，路内用偶数章节讲述路承宗和周爱玲颠沛流离而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生，用奇数章节讲述路家一大家子挤挤攘攘热热闹闹的俗世生活，充满了嬉笑的轻喜剧色彩——受不了乡村乏味生活的路国权寻死不得其法，开着长途汽车出门追求漂亮姑娘的路国庆，因为投机倒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路国强，如此种种，显示出喜剧人间强劲的活力。他们很好地平衡了路承宗身上的那种严肃乃至于有些悲剧的气质，也冲淡了小说因其所描写的时代而具有的沉重感。
路家的五个孩子，是对路承宗作为“好人”的一个证明。在路内看来，“好人”意味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起来，路承宗和周爱玲都是亲缘淡薄的人。路承宗很小就失去了双亲，周爱玲自母亲去世、继母进门后就与父亲生出了隔膜，连跑空袭都没在一起。两个孤苦无依的人，在连绵的炮火中相依为命，一再向战乱和艰难生活中无法被养活的孩子伸出了手。路家的五个孩子来历各异：老大路志民是在逃难途中，一个穿蓝色袄袍的女人硬塞给爱玲的；老二路国强，父亲被抓壮丁去了台湾，母亲遭遇车祸去世，许先生托付给了爱玲；老三路国权，被他的亲父石匠在一个大雨之夜放在承宗的公共汽车上；老四路国庆，是爱玲同父异母的弟弟之子，弟弟受冤屈去世后，爱玲收养了他；老五路文贤，父母亲去世，是路国权坚持将她带回了家。想想看，在朝不保夕的年代，这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对于这五个孩子，承宗并没有想着让他们承袭宗族的血脉和威望——他老早就将宗族这回事抛诸脑后，收养他们完全是因为不忍见纷乱年代孩子孤苦无依。终其一生，他兢兢业业地履行着父亲的职责，一旦听闻哪个孩子陷入险境，立刻奋不顾身去救他们，倾尽所有达成他们的心愿。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承宗作为一个“好人”，正是因为他是从中国传统的土壤里活出来的，他认关二爷为义父，师父去世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给师父办后事——哪怕炮火连天，他也不能逃避；即使尸骨无存，他也要为其垒一个衣冠冢。他的妻子不能被别人欺辱，被欺辱了他是要跟人拼命的。他就是这么一个我们都十分熟悉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一个好人，驾驶着他的车，就意味着一只脚跨进了现代社会，他必然要面临和处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善的辩难，比如，如何处理与逢阿大的关系。在道义上，承宗清楚逢阿大是汉奸，是民族、国家的损害者，锄奸义不容辞。但是在生存逻辑上，逢阿大是承宗的雇主，是他忠诚的对象。大道德与小伦理就构成了对抗。当然，承宗选择了站在民族国家大义这一边，但不管怎么样，对于雇主的背叛仍然是承宗心里长久不能拔除的刺。再比如，处理与福山的关系对承宗而言更是一个挑战。承宗与福山之间是有着民族国家之间正义与非正义的分属的，同时，作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他们又有具体而微的交往。这基于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福山不是端起刺刀惨无人性杀戮的士兵，他也是被他的国家派到中国来工作的，他身上有着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与伦理，所以，他愿意在承宗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救下他，也会对他“倒卖物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种复杂而纠结的关系是一个现代人所能遇到的伦理难题。承宗是怎么看待福山的呢？在承宗看来，“他既不是雇主，也不是朋友，现在亦不是敌人”。说到底，人不是生活在概念中，而是生活在具体的生活中，需要在具体的生活中不断自我检视、实践道德伦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现代人，既不耽于理念，也不违背良知，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人在历史中成长，“驾驶我的车”，承宗跑过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万水千山，他终于成为吴里人所说“看山水”的人。从路小路到路承宗，这也是路内走过的万水千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