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路径到民族寓言：叶兆言南京书写的叙事美学
摘要：叶兆言的南京书写以地方经验为切入点，通过重构历史记忆、民间复调叙事、挖掘日常物象的隐喻价值以及重塑城市空间的文化意涵，建构起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叙事美学，实现了从地域性到民族精神寓言的美学升华。作家通过普通市民的日记、口述等微观视角，将历史创伤转化为民族集体精神的隐喻；以市井闲谈与精英话语的对话，打破单一历史叙事，呈现多元声音交织的现代性张力；借助城墙砖缝、茶馆器物等日常符号，赋予物质细节以时代裂变的象征意义；通过对秦淮河、城门等空间意象的层累书写，将地理空间升华为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文化寓言。这种美学建构以南京为“方法”而非“对象”，既揭示了地方经验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密码，又隐喻文明重生的韧性，并在全球化语境中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兼具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美学范式。
关键词：叶兆言 南京书写 地方路径 民族寓言 现代性叙事美学
引言
叶兆言的小说创作历来被视为南京书写的当代经典，具有鲜明的南京地域文化特征。近年来随着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的称号，叶兆言作为当代南京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叶兆言文学创作的研究和评价从过去到现在始终绕不开“南京”二字，并在区域文化书写与地方路径方面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特色被充分关注和高度评价的同时，也限制了进一步的探索。尽管已有研究在南京书写、历史记忆与市民生活等维度取得丰硕成果，但研究范式的固化与局限也日益凸显。叶兆言作为南京文学符号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亟待重新审视。
从学术研究范式上来说，至少有三重局限需要进行反思。其一是地域标签的固化。有些研究将“南京”简化为背景符号，忽视其作为动态叙事视角的功能。有的研究比较热衷于分析叶兆言小说的“民国风俗考”，无意深入探讨“南京人”如何以叙述者身份推动情节。这种标签化倾向遮蔽了叶兆言作品中“南京人”的主体性，像《璩家花园》中市民口述对官方历史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间话语权的重要地位，这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其二是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割裂。有些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南京的复现，却忽略其与当代中国的关联。研究者在分析《南京传》时，多聚焦其“六朝至民国的历史还原”，或者强调它“以南京为横轴，以中国历史为纵轴，书写了南京王者之气的繁华和作为废都的落寞”，却没有注意到秦淮河的现代变迁暗喻了现代性转型的文化流动性。再如叶兆言在《仪凤之门》里借名噪一时的“江宁大马路”的修建，揭示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分化，但此类现代性反思常被简单地归为“怀旧叙事”。其三是方法论的同质化。有些研究多采用“城市—文本”镜像模型，缺乏对叙述者主体性的理论透视。当人们更多地从民俗学视角解读《刻骨铭心》《仪凤之门》等的市井生活时，就未能充分注意到“南京人”作为复调叙事者的功能。叶兆言曾强调：“地域对我来说是偷懒的关系。像咱们长时间聊天就必须坐着，南京对我来说就像一只‘板凳’。作家讲故事脚下必须有支撑的土地，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的地方，只是提供了叙述的方便，并不是作家想画地为牢，应该不是这样。你只是选择了这个地方，反映了地球上有土地、有河流等等活的共性。”但这一超越地域的意图尚未被充分阐释。
上述局限性流露出对于“地方性书写”的静止化、物质化、概念化的偏见。叶兆言本人对此亦颇有警惕性，他反复声明其“兴趣并不是南京的‘盐水鸭’和‘鸭血粉丝汤’。我永远不要做一个‘卖土特产的’”。从“地方性写作”到以“地方作为方法”重构研究范式将是理论突破的关键。
一、“地方作为方法”：学术范式的重构
“地方作为方法”作为学术范式的重构，这一方面需要从叙述人类学的视角，挖掘叶兆言小说中“南京人”作为叙事主体的能动性。比如《刻骨铭心》中丽君的个体性格不仅连通着南京的文化性格，其生存哲学也不仅为南京市民所独有，更折射出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复杂冲突与现代性张力。这种视角恰如柄谷行人“风景之发现”理论所强调的，地方性经验的深度开掘恰是抵达普遍性的路径。另一方面，南京之于叶兆言更多地体现为“时空辩证法”的审美建构。叶兆言通过时间和空间符号的意义复合实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仪凤之门》中的仪凤门既是明代军事要塞，又是现代网红地标，这种“异质时间并置”，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叶兆言笔下的社会言情小说在结构上深得《红楼梦》网状叙事传统之精髓，市井故事则更多地蕴含着国家历史的缩影。
区域与人类、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性，二者之间不是彼此悖反的二元对立。如果说地方性是一棵树的根，那么世界性就是一棵树的叶，根不深则叶难茂，也就难以开出五彩缤纷的文学之花。它们二者之间关系的辩证之处在于，如果地方性隐藏得越深，那么世界性就越发达，显示度就越高。地方性越沉淀于无意识的层面，世界性就越显示于灿烂的阳光下。地方与世界的审美辩证法意味着超越地域恰恰是地域性的独特价值之所在。就此而言，叶兆言的小说不仅是南京地域文化的展演，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集体精神图谱的建构。通过对“南京人”的寓言性书写，其作品揭示了南京与中国的精神同构。这种“地方作为方法”的视角，不仅为叶兆言研究提供新路径，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方性书写开辟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在叶兆言的审美世界中，除了最常出现的“南京”“南京城”等时空结合的标志性意象，实际上人们常常忽略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词是“南京人”。与前者主要以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构成主要内涵不同，“南京人”具有更为重要的叙事美学功能，它除了具备普遍的时空结合的蕴含，更多的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叙述者或者叙述视角而存在。据笔者统计，《璩家花园》里有16处直接出现“南京人”这个叙述视角；《很久以来》有22处“南京人”；《刻骨铭心》有43处“南京人”，还有10处换用了“南京市民”的字眼，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可以合并为53处“南京人”；《仪凤之门》有59处直接出现“南京人”这个叙述视角；《南京传》中的“南京人”更是多达292处。在叶兆言的审美世界中，作为叙述视角的“南京人”及其审美建构，不只是为了表达南京地域文化，而是具有独特的审美建构功能。“南京人”在他的小说中不只是人物，也不只是文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富有叶氏特色的叙述者而存在，是对于小说叙述者的补充。作家本人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一个“隐藏的叙述者”，更多时候走向前台的是“南京人”这一叙述者。
叶兆言笔下的“南京人”不仅是地域文化符号，更是一套融合主体性、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叙事装置。其审美功能需置于“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寓言”的张力场中考察，具体表现为四重辩证结构，分别从记忆之维、话语之维、物质之维和空间之维切入审美结构有机体之中；与此同时展开四重现代性对话，即微观个体与宏观历史的对话、民间话语与权威叙事的对话、日常器物与时代精神的对话、南京经验与中国命运的对话。
二、集体记忆的叙事中介：建构历史的微观逻辑
在叶兆言的小说中，“南京人”既是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更是集体记忆的叙事中介。通过“南京人”的视角，叶兆言将笔触聚焦到市井日常，揭示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与复杂性。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大事件—英雄”模式，更以微观逻辑建构了历史的书写范式。以下从市井视角与日常经验、创伤记忆与历史重述、群像叙事与历史复杂性、器物叙事与历史细节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并结合具体文本例证与理论分析加以深化。
首先是市井视角与日常生活的经验性。叶兆言的小说常以市井视角介入历史叙事，将宏大事件转化为个体经验中的“琐碎日常”。在《刻骨铭心》中，丽君经历动荡婚姻与政治身份的转变，个体命运的荒诞性折射出南京作为“失败者之都”对历史暴力的消解本能。小说的市井故事不仅揭示了革命理想与现实生存的张力，也与传统历史叙事形成互补效应。在《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叶兆言则通过“南京人”的视角揭示了秦淮河的民间本质。传说中，秦淮河是才子佳人的浪漫之地，但叙述者却通过市民生活的沉浮显示出，秦淮河畔更多的是市井百姓的喧闹，才子佳人不过是点缀。这种对历史空间的多重解读，不仅揭示了民间记忆的流动性，更通过“南京人”的市井智慧，将历史从“神圣叙事”转变为“世俗叙事”。《南京传》在宏阔的叙事背景下，不时通过市井日常建构历史的微观逻辑。这种将历史叙事融入日常生活的叙述方式赋予历史记忆以情感温度，将其转化为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
其次是创伤记忆与历史的重述。“南京人”的叙述视角还承担着历史创伤的重述功能。南京作为历经数次历史灾难的城市，其历史记忆常常处于“官方档案缺失—民间记忆修补”的循环中。在《璩家花园》中，费教授的日记被小偷撕毁后散落于南京街巷；市民通过口述拼凑出断裂的历史碎片。这些情节不仅是对官方档案缺失的隐喻，而且表征了当历史因政治动荡或权力更迭而断裂时，民间记忆成为填补历史真空的途径。对于《仪凤之门》中的杨逵来说，历史创伤与个体伤痛虽然不无关联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痛感。1927年，城头再次变幻了大王旗，但是作为一名地道的南京人，杨逵“对谁来当这个城市的新主人，没有一点点热情，完全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因为芷歆的不幸罹难让他“感到悲伤，感到了绝望”，“沉浸在不能自拔的痛苦之中，根本就出不来”。叙述者动情地抒发道：“这个世界已完全改变了，不是因为改朝换代，而是因为他失去了芷歆。”
再次是群像叙事与历史的复杂性。“南京人”的群像叙事进一步凸显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非线性和多元性。在长篇小说《刻骨铭心》中，叶兆言通过秀兰、绍彭、丽君等“南京人”不同的并且带有偶然性的个体命运拼贴历史。比如秀兰成为电影明星，完全是偶然，她的情感与婚姻轨迹也有许多被动的成分。再如丽君，一时间与革命党人相恋，一时间又与汉奸相好，一度成了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结果又是以悲剧而终。种种偶然性不仅揭示了个体命运的不可控性，更凸显了历史进程的多元驱动力。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叶兆言“写的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写他们的情感生活和他们琐碎的人际交往，他不是围绕着一个宏大的事件去组织人和人之间的活动展开情节，表面看上去这些人的生活不可捉摸，但是背后其实都会触摸到这样一个大历史，通过他们各自的好像互不关联的生活，汇合到一起才组成这样一个大历史的潮流”。正是碎片化的个体命运构成了群像叙事，许许多多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构成了丰富的历史潮流，这种叙事策略悄无声息地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逻辑。
在短篇小说《状元境》中，作家通过“南京人”的视角解构了“状元境”地名的神圣性。这里不但很脏，而且极其世俗，“从秦淮河到状元境，从状元境到秦淮河，多少过客匆匆来去”。秦淮河一带有夫子庙三杰、城南三害、状元境三霸的说法，他们与三姐、张二胡等，如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碎片重重，又波光粼粼地折射出历史的多重面相。
最后是器物叙事与历史的细节。仅从叶兆言许多小说的名字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对于日常器物的倾心，像《我们去找一盏灯》《写字桌的一九七一年》《去雅典的鞋子》《左轮三五七》《爱好哭泣的窗户》等，而《璩家花园》最初的名字就叫《缝纫机，蝴蝶牌》，在小说叙事中，缝纫机成为贯穿始终的一个器物意象。可以说，通过器物嬗变揭示历史细节成为作家有意识的审美选择。缝纫机从“无敌牌”到“蝴蝶牌”，从家世显赫的标志到无用的摆设，从家用到厂用再到阿四坐牢时的劳动工具，无不与人的身份转型、命运沉浮、情感嬗变纠缠在一起。器物叙事不仅揭示出现代化进程中本土化策略的吊诡，也还原了人与历史的细节，同时更揭示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被遮蔽的内在逻辑。正如小说叙述者所慨叹的，“天下万物多少都会有联系，好像‘蝴蝶牌’缝纫机，只是开了个头，为后面的故事推开一扇窗，打开了一道门。没有‘蝴蝶牌’缝纫机，就没有天井偷钱这事，天井不偷钱不还钱，就不会把李择佳拉下楼。一环套着一环，‘蝴蝶牌’缝纫机产生了蝴蝶效应，李择佳不被拉下楼，天井就不会东躲西藏，不会从永红小学的围墙翻过去，进入那个防火通道。不进入防火通道，天井不会想到要往高处攀登，进入黑暗的落满时间灰尘的祖宗阁。不进入祖宗阁，他不可能从祖宗阁木板的缝隙中，看到郝银花这个女人”。不看到这个女人，天井就不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上“混沌初开”，而没有这次“混沌初开”，甚至也就没有小说结尾处，天井与阿四的种种遐想。
如果过多地强调文学创作的地域文化特点和区域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宏大叙事的美学变体，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则是以“微观史学”为底色。微观史学强调从个体经验与日常生活入手，揭示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与复杂性。在叶兆言的小说中，“南京人”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更是微观史学的叙事中介。像《仪凤之门》中杨逵的发迹史就展示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被动性与能动性相结合、时代机遇与历史动荡相交织的多重面影。其叙事策略不仅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逻辑，更以微观视角建构了历史的书写范式。只有超越地域标签的固化认知，才能发现其小说中的“南京人”实为一面棱镜——既折射六朝烟雨的地域光影，更透析现代中国的精神光谱。
三、文化互动的修辞装置：本真复现的复调叙事
在叶兆言的小说中，“南京人”不仅是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更是一种文化互动的修辞装置。他们以“局内人—旁观者”的双重身份介入叙事，以地域文化的“传承者—游离者”的双重面向通往审美，既亲历历史现场，又以旁观者的姿态发现文化的丰富性。这种复调叙事策略不仅赋予文本以多声部的对话性，更通过市井智慧与历史叙事的交织，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互动机制。这一机制体现着作家匠心独运的现代性美学探索精神。
第一，历史叙事的祛魅：从“金陵王气”到“秦淮雾气”。叶兆言常以“南京人”的本真视角复现历史的丰富性形态，将宏大叙事移位于市井日常。在《南京传》《南京人》等文本中，叙述者既严肃考证孙权迁都的政治谋略，更慨叹“金陵王气”是“非常虚幻的东西”。这种“考据—消解”并置的叙事语调，构成对历史叙事的祛魅。例如，叙述者在描述明城墙时，既追溯其作为军事防御工事的历史功能，又通过市民的口述还原其作为市井生活空间的日常功能。“对于南京老百姓来说，有没有金陵王气，也许根本不重要。”“其实南京有些放生池，有些寺庙，老百姓做做生意，太太平平地活着，这就挺好。”这种叙事策略既体现出民间记忆的流动性，更通过“南京人”的市井智慧，将历史叙述还原为“世俗叙事”。
第二，城市符号的意义复合：文化空间的多重隐喻。“南京人”的叙述视角常通过空间符号的意义复合实现文化互动。在《仪凤之门》中，仪凤门既是明代抵御外敌的军事要塞，又是民国时期黄包车夫讨生活的市井通道，更是当下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这种空间功能的历时性变迁，不仅记录了南京从“王朝政治符号”向“现代市民空间”的审美转型，更通过“南京人”的视角揭示了城市空间的多重语义。例如，叙述者在描述仪凤门时，既追溯其作为明代城防工事的历史功能，又通过车夫、商贩等的口述还原其作为市井生活空间的日常功能。城门洞里，车夫们歇脚、聊天，仿佛历史的厚重感在这里被稀释成了生活的烟火气。这种叙事策略与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形成互文——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身份的载体。仪凤门的空间变迁隐喻着南京城的现代性转型，而“南京人”是历史转型最可靠的见证者、阐释者。
第三，元叙事策略：虚构与现实的互渗转换。叶兆言常通过元叙事策略模糊虚构与现实的界限，进一步强化“南京人”作为文化有机体的功能。在《刻骨铭心》中，叙述者在开头主动现身：“我告诉努尔扎克，正在写一部叫《刻骨铭心》的长篇，已经写了几万字，是一部反映南京市民生活的小说”。这种元叙事策略不仅揭示了历史书写的虚构性，更通过“南京人”的视角还原了历史记忆的流动性。如果说《刻骨铭心》的元叙事策略是虚中见实，那么《璩家花园》的策略就是实中见虚。小说中除了对比较重要的人物形象与主要活动地点进行了虚构，其他几乎所有的城市空间、城市变迁、历史事件，包括单位名称、大学校园等，都是完全真实的。更重要的是，其空间建构与时间流动一一对应，分毫不差；个体的身份转型与社会历史的变动之间严丝合缝。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文学对历史的吸收与表征是有限的、相对的，文学对历史的突破与超越则是全面的、无限的。但是另一方面，文学又难以完全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典籍、故事和文化的影响，因为文学自身就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具有某种同构性。”在叶兆言笔下，虚实相间、真假互见的叙事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元叙事的流动性和拆解历史固化叙事的修辞效应。
第四，民间记忆的修复：从“官方档案”到“市民口述”。“南京人”的叙述视角还承担着民间记忆的修复功能。在《璩家花园》中，人们通过口述拼凑出断裂的历史碎片等情节，意味着民间记忆具有填补某些历史真空地带的修复功能。“集体记忆从其以之为基础的人类整体中得到其力量和延续，不过仍然是个体作为群体之成员在记得。我们很乐意说，每个个体记忆都是集体记忆上的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根据我占据的位置而变化，而这个位置又根据我与其他社会环境保持的联系而变化。”又如，在中篇小说《驰向黑夜的女人》中，出身大家庭的欣慰和春兰与几个小妓女一起学习昆曲，在她们眼中“那些年龄不大的雏妓，一个个扯细了眉毛，戴着耀眼的耳坠，比有钱人家的闺女还要珠光宝气”。虽然她们知道“妓女都是坏女人，都不干净”，“可是这些妓女看上去并不坏，而且一个个收拾得都很干净”。小说对于人物成长中的这些细节和感受的描写既为主人公后来的命运轨迹做了充分的铺垫，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个体经验和个体记忆的不可取代的叙事美学价值。
可以说，叶兆言通过“南京人”的复调叙事，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互动机制：既以市井视角建构历史叙述，又通过民间记忆修复历史的断裂。这种叙事策略不仅突破了传统地域书写的局限，更以南京为棱镜，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与身份焦虑。其作品中的“南京人”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预言者，他们与隐含的作家主体，构成了多层次的复调叙事形态。在这一叙事形态之下，城市琐碎的日常通往历史的本真复现，沉默的尊严抵抗着无声的遗忘。
四、现代性反思的隐喻载体：日常器物中的时代裂变
与“南京人”这一视角如影随形的是体现其生命活动的日常器物，它们是融时代性、区域性、个体性于一身的审美聚集点。叶兆言的小说通过对日常器物的细腻描写，深刻反映了现代性冲击下社会的裂变与个体的困境。日常器物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时代变迁的隐喻载体。它们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文化的符号以及个体的情感，成为叶兆言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工具。通过对这些器物的描写，叶兆言揭示了现代性对传统生活的侵蚀、个体身份的迷失以及社会结构的重组。
我们先看日常器物是如何作为时代裂变的隐喻。在叶兆言的小说中，日常器物往往被赋予深刻的象征意义。例如，在《写字桌的一九七一年》中，老式的写字桌与时髦的写字桌之间构成了颇有意味的冲突。它们不仅是家庭生活的日用品，更是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象征。再如《仪凤之门》里的手摇唱机，《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老式的捷克自行车，长篇小说《死水》中那支老式的派克钢笔、那个老式的雪花膏瓶子等，都与主人公成长中的迷茫和精神困境隐隐相关。正如波德里亚所说：“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制约它的不是自然生态规律，而是交换价值规律。”物品是功能的载体，也是符号的载体，它们通过符号的交换构建了社会的意义。叶兆言小说中大量的器物书写通过展现它们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刻的现代性反思。
日常器物中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迷失总是息息相关。叶兆言小说还通过对日常器物的描写，揭示了文化记忆与个体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老式旗袍不仅是女性身份的象征，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旗袍的材质、图案和剪裁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主人公对旗袍的迷恋与对自我身份的迷失形成显著的照应和鲜明对比，暗示了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侵蚀。正如霍尔所分析的，有两种关于“文化身份”的思维方式，第一种将其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是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不同的个体自我“共享”这种“自我”，在这个思路下，“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但是只有第二种思维才是合理的，即“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是通过记忆和符号构建的，而现代性则通过断裂和重构改变了这种身份。《花影》中对老式家具与各种物件的描写同样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家具的材质、样式和摆放位置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记忆。放映机的描写则象征外来观念的冲击。主人公对家具的依赖与对自我身份的迷失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无论是对旗袍的描写，还是对家具的刻画，都展现了现代性如何通过器物的符号化改变人们的文化认同。
日常器物还蕴含着隐形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叶兆言小说通过对日常器物的描写，也揭示出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在《没有玻璃的花房》中，玻璃花房不仅是家庭生活的装饰品，更是社会结构的象征。玻璃的透明性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暗示了现代性对社会结构的重构。正如福柯所言，权力“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权力通过空间的划分和物品的摆放得以显现，而现代性则通过空间的重构改变这种权力关系。如果说玻璃花房的描写展现了现代性如何通过器物的空间化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那么《仪凤之门》对于杨逵与车的关系的描写，则显示出日常器物与社会阶层流变的对应关系。杨逵从一个拉黄包车出入于南京城门内外的人力车夫，到发迹后成为下关地区最早拥有进口豪华马车的商界名流，他自认为“也应该成为第一位拥有私家汽车的人”。朱老七开棺材铺起家，“因此后花园有个池塘，池塘中放了条像棺材一样的小船”。车与棺材承载了丰富的审美功能，二者一动一静，恰如他们的主人。杨逵的歆琪记营造厂由国民政府指派重修海陵门，也就是后来改名的挹江门，虽一度达到风光的顶点，但也由此深陷其中，几乎赔光了自己的家底。相反，朱老七是闷声发大财，“玩的都是顺势而为，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因此成为最大的阔佬。作家结合对南京地域文化的深耕，让沉默的物件开口诉说被遮蔽的社会人生真相，形成了独特的“器物诗学”。
叶兆言小说通过对日常器物的描写，深刻反思了现代性对社会的冲击。日常器物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时代变迁的隐喻载体。它们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文化的符号以及个体的情感，成为叶兆言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审美空间。
五、超越地域的寓言性：“南京人”与国民精神的异质同构
叶兆言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南京城市灵魂的解剖，但这座六朝古都的书写从未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地域性，而是将南京人的生存境遇提炼为民族集体精神结构的寓言。这种同构性既源于作家对地方史的深度挖掘，也体现在对市井精神的微观而精彩地呈现，更通过空间叙事构建起文化记忆的网络结构。
这一方面表现为历史创伤的集体与个体记忆编码，另一方面也是市井生活的民族性格显影。战争与爱情从来是灾难与幸福的两极，当二者发生在南京，尤其发生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前夜，自然带上了乱世传奇的色彩。尽管作者自谓《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原本“计划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写到临了，却说了一个非驴非马的爱情故事”，但这却是唯独叶兆言写出来而“别人暂时还没写的东西”。小说流露出张爱玲笔下“倾城之恋”的意味，所不同的是倾城之灾成就了白流苏与范柳原，而发生在南京城的大灾难在将丁问渔和雨媛的爱情推到高潮之际，也随之使其陷入没有结局的悲剧境地。个体的执拗与城市的悲壮完成精神共振。这种创伤记忆的书写方式使集体记忆通过个体叙事得以具象化。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刻骨铭心》进一步拓宽叙事视角，以各色人物的日记残片与口述记忆构建民族创伤记忆的微观档案。阿莱达·阿斯曼在论述回忆与历史的关系时这样谈道：“当艺术开始对记忆加强关注的时刻，正是社会将要失去或想要甩掉记忆的时候。艺术性的回忆并不发挥存储器的功能，但是通过把回忆和遗忘的过程作为自己关心的主题，它可以模仿存储器的作用。艺术家们关心的不是技术的存储器，而是一个‘苦难的宝藏’，他们在其中看到了艺术创作的丰厚源泉。由此这种艺术成了一面镜子”，或者“成为一个标尺，用以衡量集体意识中遗忘和压抑的现实状况”。由此，叶兆言笔下的南京大屠杀不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通过对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的交织书写，将历史创伤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编码为一种多维度的叙事结构，从而成为整个民族精神创伤的“转喻”。
《南京人》盛赞南京以它的“宽容”留下了无数的异乡人。“南京在接纳的过程中，改造着南京的外地人，正如南京的外地人改造了南京一样。南京和南京的外地人互相交流互相融化，南京的外地人源源不断，渐渐变为新的地道的南京人。”这里写的虽是南京人，却也正是中华民族博大宽厚性格的典型写照。《璩家花园》里的天井在晚年潦倒之后，自制简易卫生间、守护老屋，显然亦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中国人“柔韧中的刚强”性格显现，是朴素的道德担当和生存智慧。这个一事无成却“有爱的男人”，超越了时空，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萨义德认为：“超越本土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民族，而是意味着不把地方属性看作包罗一切，因而不急于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内有它归属的仪式、固有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有限度的安全感。”就地方路径而言也存在着同样的逻辑。叶兆言通过多维度、多声部的现代性叙事策略，独到地将南京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解读国民精神结构的密码本。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这种“在地性”与“超地域性”的辩证书写，为当代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范式。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