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刚：谈论诗歌的有限责任，远胜于谈论诗歌的无限责任
诗歌的有限责任
诗歌似乎已经不足以在时代的快餐店单列一章了，它遇到的并非瓶颈，而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只有那些守住底线的诗人还能称之为诗神的知音，诗歌的布道者，但浅尝辄止的好奇心认为，自我证明属于无效的出庭辩护——微信势不可挡，欲望浩浩荡荡，没有来由的骄傲刚好配得上百花齐放的自恋，为了取悦一台不断降价的智能手机，对提升诗意指数几无作用的庞大的写作群体，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诚，嘻嘻哈哈地构成娱乐的一部分——那位摇摇晃晃爆红的诗歌爱好者就把范仲淹和柳永、海子和汪国真混为一谈，情不自禁或者别有用心地宣称，她救诗歌于寂寞（唯愿她真的不知，诗歌的寂寞，诗歌的喧哗，本是“各表一枝”的存在和讲述，无须谁来拯救）。当然，为娱乐提供服务没什么，跟娱乐沆瀣一气也没什么，古往今来，沧桑有道，诗歌居草堂而令殿宇思绪万千，处江湖而得寸心风轻云淡，从来不惮于跟一部分人讲品质，讲血统，讲道理和被误解的道理，讲闭门造车的野心在土崩瓦解之前所产生的一意孤行的优越感，一如法国人波德里亚所言：“写作是一项不人道和难以理喻的活动，在这项活动中，必须始终带着某种蔑视。”诗歌的有限责任，此为一种。诗人写作，能否获得李杜苏轼等前辈同行的间接称许，勤奋不可缺失，孤芳自赏不可缺失，天赋格局首先不可缺失——这么说吧，伟大的诗篇向来跟固执（波德里亚使用的是“蔑视”一词）有关，而固执向来没有讨价还价这个选项——那些试图用开会乃至开大会的手段强行介入诗歌、使用诗歌、臧否诗歌的做法，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傲慢一厢情愿地夸大了权力的“春药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诗歌的固执和权力的傲慢是两回事，前者的褒义含量高于贬义含量，而后者正好相反。花草温柔，裁纸刀咄咄逼人，独木桥的孤单和阳关道的熙攘各得其所，我们在现实中经历人性的美好和丑陋，诗歌在现实的隐形理想中记录人性的美好和丑陋，情况就是这样，“历史”已经安全着陆，未来还在静待“后历史”的审查通过。在人类的已知命运中，物质因为物质的属性而门庭若市，灵魂起义因为灵魂的天马行空而被普遍视为丧失了与物质对峙的直接功能，尽管如此，诗歌仍然需要像哲学那样，立字为据地回答“是”和“不是”的专项提问，阻止词语的空转，把无病呻吟的抒情和心怀鬼胎的非诗歌诉求逐出有萨福和博尔赫斯出席的人间诗会，否则，将是诗人的失职未被处罚，是波德里亚的提醒遭遇粗暴对待，他告诉我们，“如果一切都是完美的，语言就没有用处。”很显然，生活距离完美还很遥远，语言距离没有用处还很遥远，人类距离生命的顶格抵达还很遥远——在貌似风起云涌的时代，谈论诗歌的有限责任，其意义远胜于谈论诗歌的无限责任，如果我们是有坐标的诗人，就不会沾沾自喜地消费写作经验，而是致力于“带着某种蔑视”创造写作经验，在“我的暴力”和“我们的民主”之间建设缓冲区，像接纳稀释的赞美和不设门槛的狂欢那样拒绝稀释的赞美和不设门槛的狂欢：总有一些苛刻被指责，总有一些宽容需要在垃圾处理厂安身立命，生活才能津津有味，生命才能新旧有别。
“我的血液有许多亲戚”
——随笔集《落日条款》自序
作者把这本怀念和批判之书献给作者的40岁。40岁曾是一个遥远的生命概念，也是常规人生显而易见的分水岭，现在，它毫无通融地来到了面前（与其说这是命运的无私教诲，不如说是现实的自我重复）。古往今来，物质填充生活的空间，思考则建筑心灵的城堡，读史和不读史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未来和引领未来的价值取向，继而做出与之相匹配的当下选择——对于身为诗人的作者来说，他也许有一颗傲慢身体的心但傲慢有时无非是孤芳自赏的另类表达，《落日条款》也许称得上一份写作的礼物但不属于有预谋的惊喜横空降临。在过去的大半年里，从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世界爱恨交加，寰球同此凉热，张养浩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依然无人辩驳，无所事事的作者则耐心地写下这些无所事事的文字：它们不是传记，不是挽歌，不是旁观者言，不是偶有停顿的生活灵光闪现，不是温酒斩华雄的传奇独孤求败，它们内容芜杂，秩序凌乱，更接近个体的情绪漫溢未经疏浚和引导。至于作者对第三人称的偏好性使用，同样不说明任何问题——“他”既不是一个人的面孔卓然独立，也不是一群人的身影集体失语，“他”以肉眼可见的自身好恶与这本书的无主题变奏建立了一种带菌生长的关系，见证这本书的隐形诉求，慰藉这本书的暧昧和寂寞，有时清晰，有时含混，有时得意于“请君入瓮”的快意恩仇，有时则深陷于“对号入座”之后的久久沉默。作者试图通过存在之“他”和泯然众人之“他”为作者的怀念之心和批判立场预设一个记忆的缓冲地带，以期有据可查的注解恢复呈堂证言在当下甚或未来的相对可信度，作者相信这种观察上的妥协心理和文字里的绥靖气息有益于间接弥补“我”或者“你”所承载不了的客观责任。诞生于无意中的东西允许死在不知所终的道路上，所以作者并不担心这些知行两便的文字有没有生出波澜，能不能找到归宿，作者在他生活的时代经历过太多他不喜欢的面孔和事件（一种讨厌的表述），但缺乏把“他不喜欢”作为有力准则置于时代顶端的个体影响（一种无奈的现实），如果有人从这些既固执己见又听天由命的文字中读出斯世同怀的味道，将被作者视为尘埃中的有效褒奖获得了这本书的共鸣、确认和接纳（不管怎样，惜字如金不是一个坏习惯）。作者赞同波德里亚的观点——断片式的文字等于民主的文字；支持波德莱尔的说法——今天什么不是神圣的东西？据青春说，青春本身就是神圣的；也愿意为卡佛的“极简主义”写作投下赞成票——每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每一个还可以的作家，都在根据自己的规则来构造世界。作者冀望通过这些文字表达他作为诗人的附加努力和延伸欣悦并且认为已经局部实现了这个心愿，因此乐见替这些文字可能产生的有缺憾的指向和趣味承担必要的责任——好奇心成就的写作远逊色于好奇心毁掉的写作，归根结底，源自解读的文字之旅属于跑偏的劳动不值得享有最热烈的掌声。本书写作兴之所至，除了献给博尔赫斯的文字意犹未尽：因为钟爱，作者临时决定把博尔赫斯单列一章，事实却是，中途绕过博尔赫斯以后，本书的写作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博尔赫斯这个伟大的话题，虚拟的VIP待遇不但没有最终呈现博尔赫斯不动声色的睿智和深邃，反而构成了作者念念不忘的局促和遗憾。最后，本书献给作者的朋友（为数不多）和喜爱它的读者（假如有的话），向自由和思想致敬的历程始终艰辛而浩荡，在自由和思想面前上演偷工减料的游戏始终隐含着“误了卿卿性命”的潜在讥讽。美国总统杰弗逊认为“地球应该属于活着的世代”，法律的“落日条款”体系由此诞生，本书虽然征用这个词条取代了最初的命名《练习册上的钢笔字》，但无心致力于为法律或者法律的具体条文站台，而是渴望它成为作者的阶段性史记并以此自证作者活过的每一天都是他的有限记忆被赋予了“人惟求旧”的色泽和“风过驿站”的启迪在契诃夫那里寻找到原来如此的出处：“……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新的一年业已开始，虽然很早以前作者就曾晦暗地写下“正午偏后，命运的佳期已经不多了”以向命运表达个体的示弱，虽然每一个别来无恙的春天都不会为美的自然生长增添致命的内涵，但作者仍然希望有更多的人相会于冰河解冻的季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唯有蠢蠢欲动的时光使爱忘形，使生命在慵懒而非激情中把一切据为己有；唯有胸中海岳能与世事沧桑在纸上谈兵，在“肉薄黑暗”的岁月中藐视见异思迁的岁月，一如阿米亥在《六首给塔玛尔的诗》中所给出的源于诗歌而大于诗歌的预言和教诲：我的血液有许多亲戚。/他们从不来访。//但他们死后，/我的血液将成为继承人。
南宋村：游子提前归来，恒久归来
中秋节前一天，依例，短信多了起来。说实话，那些几无创造性的短信近似千篇一律，可看可不看，可回可不回（当然，我会依据对他人和自己的尊重逐一回复）。期间蓝野的短信让我在略有倦怠的祝福氛围中先是蓦然激灵，继而心生悲凉：刘希全去世了！六个字，一个叹号，悲剧的力量总是大于欢乐，哪怕中秋节的欢乐。我回复蓝野说——所谓命运，就是人跟光阴抗争不过的结局。活着是多么奢侈和幸运的事业，唯有它使死亡变轻，变得薄如蝉翼。希全是我交往多年尚未谋面的老乡，老兄，一个优秀的诗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长期供职于光明日报社，不久前刚刚调任《诗刊》。希全的诗，我愿意表示明显的个人偏爱，也曾在电话中和他谈了很多，很多次：“这个人，像是一个重温旧日时光的人/像是一个略感不安和羞愧的人/像是一个从时间的垃圾场里/逃生的人，像是一个/什么都能忍住、可以再活一百年的人”——这个人，其实只是一个剧场外边的人对台上忘了词的女演员一无所知（《剧场》）；或者，“在南宋村/我向亲人们一一打招呼/我不想漏掉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么多年，我在异地很少想到他们/我把他们都漏掉了/现在，我要把他们一一找回来”( 《找回》)——莱西市不是五莲县，莱西市何尝不是五莲县，希全通过这种因为割裂而愈加弥合的情感一一找回了他的亲人并因此而感到生命有所安慰和依赖，也许南宋村的亲人从未发觉这个过程，希全也不愿打扰他们，他只想获得一个更加清晰的故乡，恰如几年前《人民文学》诗歌奖在授奖词中给予他的准确而慷慨的评价：“书写乡愁与亲情，恳切、有力地探究了这一主题中包含的复杂经验和心灵疑难，从而重新建立了这一主题与人的生命疼痛真实的联系。”如今希全不辞而别，我等作为生者，已经丧失了给他打电话发短信的机会和问候、求教或者开玩笑的权利，那么，请允许我带有一点情绪化倾向地说，阅读《找回》的完整版成为生活的心灵作业或者时代的诗歌选修课程并不过分。《慰藉》是希全去年出版的一本诗集，也是他在诗歌道路上所抵达的一个极尽可能的个体高度。在这本诗集中，他向我们有效展示出一个诗人的良知、热爱和思考，像“慰藉”这个词一样，《慰藉》这本诗集贡献了希全对苦痛、酸楚、喜悦和刻骨铭心的诠释。尽管如此，《慰藉》仍然不应该成为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本诗集，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希全中年以后的创作将在习惯性的不动声色中继续让人吃惊，让人欣悦，让人更加崭新地理解诗歌。但不应该的事情太多了，不应该的命运太多了（什么是不应该的命运？），由此我们不去抱怨骤然罢工的心脏，唯愿莱西市南墅镇南宋村的泥土因为收留提前归来的游子和诗人而呈现多一丝的温暖（在希全的诗歌文本中，他曾努力让南宋村和自己所生活的城市通过具体生动的自身建立一种非同一般的、具有长久联系的、别具深意的特别关系），唯愿朴素的《慰藉》能在天堂慰藉希全那颗英年之心、赤子之心、诗歌之心和跃动于1962年安息于2010年的意外之心。为了怀念尊敬的兄长，怀念一位在写作中不断剔除杂质的诗人，我决定削减多于2/3的欢乐迎接这个例行的节日并且拒绝赞美明晚的月亮而不管它有多么无辜——“所谓的流逝，就是曾经说过的/那些话——不能再说了”（《流逝》），希全兄，多么希望你能像你诗中期望的那样，允许自己死一次再活过来啊，你看，我刚来到北京，刚要当面跟你探讨电话中已经无力解决的诗歌话题，刚要祝福你的中秋节能从月饼里吃出嫦娥回眸的意境来，刚要因为一个说不上重要的细节之误向你道歉——或许你早已体察，只是为了不扫我兴而故意视若不见，避而不谈——我穷其力气编辑的5册19卷的《山东30年诗选》居然粗心地把你编入了烟台卷而不是青岛卷，虽然莱西市1983年之前的确隶属于烟台地区，而析置莱西市的母体莱阳市至今仍然隶属于烟台地区。“事情一开始是对的，但后来/就错了，一点点地错/慢慢地错，最后全错了……”（《剧场》），不，希全兄，现在我要武断地说出和你截然相反但又殊途同归的意思向我们无力掌控的命运表示无奈的敬畏：“事情一开始是错的，但后来/就对了，一点点地对/慢慢地对，最后全对了……”人们走出剧场时，台上忘了词的女演员已经恢复镇定，舞台外面的舞台上，人间的演出从未停止而它们与你48年的烟火岁月不再有关——你隐入了巨大的背景，但请不要拒绝我们把掌声献给你和你戛然而止的诗篇。
恒久诗意与君子豹变
何谓诗意？一个古老而历久弥新的话题，它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既是文学概念，也是社会现象——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既不是名词，也不是动词，既不是文学概念，也不是社会现象。即使从孔子编辑《诗经》算起，有准确表述和记载的诗意也已陪伴我们走过了两千五百年——路漫漫是诗意，弹指一挥是诗意；圣人周游列国是诗意，累累若丧家之犬是诗意；侯门深似海是诗意，无论魏晋是诗意；花好月圆是诗意，祝英台哭坟是诗意；蒲松龄科举不第是诗意，婴宁、小翠和聂小倩的鬼爱是诗意；博尔赫斯把祖父称之为“博尔赫斯上校”是诗意，失明像黄昏一样慢慢降临是诗意；加勒比海小镇的百年孤独是诗意，母亲卖房子时对马尔克斯说“你的落魄，瞎子都能看得见”是诗意；马上相逢无纸笔是诗意，已经死去的寻呼机和正在死去的报刊亭是诗意；芝罘湾的潮汐是诗意，胶东的暴雪是诗意，吸烟、禁止吸烟和在禁止吸烟的会议室里模拟吸烟是诗意……事实上，人类的诞生亦即诗意的诞生，因为通常状态的诗意，无非人类诗意的缩写或简称，而人类诗意，无非人类标准和秩序的单边表达：花朵之美来自花朵本身，花朵之美所生出的诗意却是由人类所赋予——蜜蜂也赞美了花朵但蜜蜂献给花朵的赞美终究属于人类意志的承载。自从人类在丛林法则中胜出，成为食物链的顶级赢家，就再也没有产生过把民主交还给其他动物和植物的想法。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期茹毛饮血，钻燧取火，被我们怀着“生活在别处”的心情视之为值得挽留的诗意，但祖先未必接受我们的解读，所以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尼采说“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米沃什说“真实的事物并不具有充分的重要性”。纵览古今，诗意从来没有缺席人类的文明进程，每一个朝代，每一个人，都允许举手发言，为诗意提供量身定制的答案，换言之，没有一份人类的答案，可以一劳永逸地替诗意代言。有人把诗意神圣化，有人把诗意简单化，有人把诗意无所谓化，其实都是对诗意的病态理解和粗暴对待。诗意之于个体的我们，可以是一滴水，是一次呼吸，之于集体的我们，必定是长河流淌，是致命的空气无处不在。若无诗意长相厮守，人类的命运就极有可能是黎明捐躯，万古长夜。虽然诗意的延伸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套用莎士比亚的话，叫做“有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诗意”，但这并不影响恒久诗意的耐心存在和整体自信，更不会在恒久诗意和人类的生生不息之间制造任何障碍，因为连死亡也是一种被继承的美学，也拥有一种美学衍生的诗意（尽管充满残忍）。博尔赫斯断言，永恒属于时间的范畴，所以永恒也是匆匆过客，但恒久的诗意似乎对此不以为然；我们可以不读诗，不写诗，可以轻佻地臧否诗歌，讥讽诗人，但恒久的诗意对此依旧不以为然。恒久的诗意是基因，是背景，是渗透，早已超越了诗歌本身，早已不仅仅是诗歌的内部命题止于闭门造车。说了这么多，貌似要跟诸位谈论诗意，其实诗意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谈论诗意就是难为诗意、消解诗意甚至是出卖诗意，而我也并不比诸位掌握更多关于诗意的秘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话题：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如何通过写作实现君子豹变。豹变一词源出《周易》，谓之“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简单地讲，豹变就是成长的过程，就是追求精神涅槃，值得注意的是，豹变是一个有洁癖的词汇，宵小们并不具备与之交集的格局。写作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渐渐地，有人成了诗歌的领跑者，有人成了诗歌的陪跑者，很不幸，有人既没有成为领跑者也没有成为陪跑者，而是沦为诗歌的反面教材，后者意味着，写作不仅是他的个人悲剧，也让诗歌承受了倒行逆施的压力。众所周知，有效写作需要两个要素：天赋和勤奋。天赋是父母给的，勤奋则是自我的馈赠。只要我们道德有度，举止得体，就不会犯下跟命运开玩笑的错误，就不会觊觎那些德不配位的诱惑并因此津津乐道。最近十几年来，诗歌在时俗的层面上获得了局部升温，不断有诗会在举行，不断有诗歌奖在颁发，不断有诗歌的花边新闻更新着我们的微信——这没什么不好，也没什么很好，狂欢和沉默本来就是各表一枝的选择和各取所需的价值。上山砍柴，下海捕鱼，常识负责解决具体问题，而诗意有时不是具体的问题，所以诗意允许在常识之外另有一种气息，允许它对君子豹变持有更多的理解和期待。写作者首先是生存者，如果有人拒不承认人生处境会对自己的写作产生潜在影响，就等于他已自我加冕，那么谁来告诉我们，他是天才，还是疯子？是打酱油的路人甲，还是勇夺汽车方向盘的巨婴乙？很显然，自我加冕并不是一个有趣的游戏。但人生处境的影响对于卓越的写作者来说基本属于间接的可控风险，比如杜甫，贵为被追封的诗圣，他的早期生涯和短暂的成都岁月，作品中多有平和、明快和喜悦，离开成都，颠沛流离，作品中便是情绪动荡，便是悲情、激烈、尖锐乃至绝对。福楼拜认为，人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非是功成名就那天，而是从悲叹和绝望中产生对人生的挑战，以勇敢迈向意志那天。按照这个观点，杜甫怕是要生而有憾了，这位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晚年历经悲叹和绝望，却未迎来以勇敢迈向意志的光辉之日。杜甫在生活中与叔本华所讥讽的“辉煌的人生”失之交臂，在写作中则维护了君子豹变的尊严：心藏坐标的人，有时心乱如麻，但不会总是心乱如麻，他必须既有责任站起来侃侃而谈，也有胸怀坐下来静静倾听。怀着不可描述理由稀释诗歌的含金量，拉低诗意的平均值，在信息过剩的时代扮演浑水摸鱼的角色，并且振振有词地把无知、自私、捷径和例外说成是扼住命运的喉咙（刚好与《周易》中的“小人革面”对应），那是“欲望的囚徒”所热衷的事业，跟正道沧桑无关，跟君子豹变无关，“欲望的囚徒”带给诗歌的羞辱，将由诗歌照单全收，然后再由诗歌照单奉还，不足为虑。眼前的事实恰如米沃什所写：“多少岁月过去了，但我一点也记不得梦中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无法实现君子豹变，至少也要做到局部专注，阶段过滤，克服物质的过度爱戴，在潮流中尊重潮流不愿待见的少数主义，努力寻找“生命的自处方式”以及“写作的私人关系”，让内心的每一次起义都变得来历清晰——诸位，如果我们写不了伟大的诗篇，起码要写健康的诗篇，如果我们不能在出世的命运中决绝而一往情深，起码要在还乡的道路上证明我们曾经满怀理想出走半生，否则，在梦开始的地方，试图听到时光的声音，试图在时光的声音里触摸诗意继而接受恒久诗意的泽被和教诲，就将是一种一言难尽的平庸独孤求败。
语言慷慨时，诗意将变得吝啬
2019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川西高原。先乘飞机到成都，次日上午，一行人坐考斯特沿岷江溯流而上，过都江堰，过汶川，过茂县，过松潘，一路攀升，至傍晚方才抵达高原小城若尔盖。于我而言，此行充满陌生的激动和预设的期冀，事实也的确如此，整个行程不失现实的壮阔之美和历史的细节支撑，为若尔盖写下诗篇，则从采风的“格式条款”悄然转化为内心的暗流涌动（尽管当时我还不清楚如何在诗中与若尔盖遭遇）。过了几个月，我写出组诗《高原上的深呼吸》，它们是“我能够完成的诗篇”，但首先是“我愿意完成的诗篇”，《栖山或者余烬》即为其中一首。我在这篇文字中需要谈谈一首诗“为什么这样写”的理由而不是“为什么写这首诗”的原因——依据这个限定性要求，上述文字当属跑题，而且是明知故犯。下面进入本文正题。一首诗的诞生，存在多种可能或曰不确定的因素，我的写作不绝对推崇技巧，但也不抗拒写作技巧带来的文本福利，《栖山或者余烬》大致体现了这种心态和诉求。这首写实性的短诗记录了若尔盖的一次篝火晚会，星空下的草原，我独自走动，越走越远，难言的单纯和寂寞迎面而来，耳边回荡着博尔赫斯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与你们个别交谈。”在这首诗中，我不想尝试任何冒险（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也没有设置阅读的障碍用以考验读者（考验读者本质上是考验作者），高原的广角美德、心灵的瞬间惆怅和命运的免费教诲呈现了这首诗的全部责任。作为一首直接面对和“个别交谈”的短诗，它中规中矩，一目了然，似乎没有抒情也无所谓象征，我甚至有些回忆不起如何完成了它，只记得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有迹可循的，连扎西措和白玛措都在对号入座的背景中失去了意指的可能性。诞生于本能的写作初衷自带一种天然的局限，从一开始便会丧失选项功能，想象力遭遇不公平的粗暴对待，诗歌的歧义则被扼杀于对隐喻的无理漠视——这里有点愧对博尔赫斯先生，他认为诗人只要使用语言，就不得不使用隐喻。不过还好，整首诗基本实践了我的写作理念，好的诗篇理应无一字没有来历，无一句没有来历，这意味着这首诗是“真实呈现的文本”而非“强制呈现的文本”。前者起码是一种自主流淌，后者顶多算是外力下的蠕动，其诗意浓度和健康指数不可同日而语。这首诗虽然简短，我个人以为文本结构上并不欠缺什么，面孔尚且清晰，呼吸也没有失去节奏，尽管诗的结尾暴露出一些情绪化的主观色彩，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个结尾缺席了这首诗的建设，这次写作还能不能形成可控的闭环管理呢？在我这里，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这个结尾并非可有可无，它必须存在——有时我甚至想说，我写下这首诗的前面三段，只是为了安慰年久失修的膝盖，让它在若尔盖草原上经历一次对遗产、备胎和纪念品的难得背叛，而这种偶然性的时空启迪，与北京东三环的车流和三里屯的酒吧也许永远不会产生交集。草原承办了人类的狂欢节但却拒绝参与人类的狂欢，草原上每一棵风中晃动的小草其实只愿意与另一棵风中晃动的小草窃窃私语，这算不上人类的羞耻，却有可能是人类的无奈——生活需要妙语连珠，生活的妙语连珠未必是诗歌的有益证据和终端命题，语言慷慨时，诗意将变得吝啬，这可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求证。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孤独是一种永恒的自知之明，当我的脸上无力镌刻我们的喜怒哀乐，我就会成为“缺失的我”在时代的舞台一角手足无措，表现在这首诗中则是，我想唱一首自我之歌，却没有获得出场机会；我试图不偏不倚地记录个体生命在“这一刻”的局部感受献给时间截面上的我们，却发现“我们”不过是一个虚拟的集体更适合背影出镜。看起来这是一个悖论，但悖论作为诗歌写作的常见手段和语言策略，早已不再构成对写作者的苛刻要求。狂欢过后，篝火渐渐熄灭，海拔3400米以上的余烬顽强而善解人意地温暖着一群瑟瑟发抖的异乡人和异乡人瑟瑟发抖的孤独，这匪夷所思的夏日情景对奉想象为圭臬的诗歌同行来说堪称降维打击，而我选择的语言路径，依旧是自己喜欢和习以为常的模式：“夏日的寒冷不肯妥协时/藏袍挺身而出”，或者，“星空下面，有人念了一首短诗/献给命运”。多么幸运，妥协，命运，挺身而出，这些看起来显俗的词汇在我的写作中每次都能得到公平使用。如果这种语言路径没有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抵达一首诗的终点，我完全理解，但不会为之感到遗憾，它只说明读者和作者的语言趣味存在差异，或者读者借“阅读的失望”含蓄暗示作者的艺术创造力有待提高，而语言趣味的差异并不存在一个立见输赢的擂台，也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恒定状态，更不会构成对一首诗的终审裁决，这是艺术自身携带的光芒所产生的魅力：李白曾是杜甫的偶像，但“李杜”才是诗歌史上的专用名词延伸并丰富了“双峰并峙”的语义。当然，视阅读为一种创造或者再创造通常也不是一个错误，读者介入一首诗，就获得了作者的一次间接授权，这首诗可以是动态的随意赋形，也可能是固体的削足适履。借助作者的单边阐释完成读者的有效阅读无可厚非，但上佳选择未必如此，因为这样做无意间冒犯了诗无达诂的古老传统。按照这个逻辑，我对《栖山或者余烬》的解读将充满各自为政和敝帚自珍的味道，对于开放的健康的诗歌来说，这委实称不上是一种特别值得推广的味道，因此，我愿意谈论“余烬般的孤独”和“孤独般的余烬”之间的非语言差异，愿意谈论有限真实和相对虚构对诗歌所贡献的各表一枝的钙质和含金量，愿意接受剔除了情绪暴力和语言恶意成分之后的指责、诟病乃至讥讽（博尔赫斯先生说过，一个诗人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不幸，视为对他的馈赠），但读者要问我诗中的遗产是什么，备胎是什么，纪念品是什么，游子般的空旷又是什么，我将对这种浅尝辄止的阅读介入产生深深的怜悯而不把这种怜悯告诉阅读者本人——几乎所有成熟的诗人都会凭借经验构建语言中的道路并予以隐形命名，完成心灵史的长途跋涉，而诗人的先验却很难在读者那里获得完全对等的理解乃至置换。
（原载《诗潮》2025年第7期，原标题《我的血液里有许多亲戚（五篇）》，现题目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