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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小童的长篇新作《雕塑师》是一部特殊而有分量的作品。小说聚焦于乡村振兴中的教育主题，关注贫困家庭孩子和留守儿童，传递爱心和正能量，与此同时，作者还以大量篇幅和素描般细腻的笔触，在乡村振兴，山乡巨变的大背景下，描绘了大山深处、校园内外几个普通人身世和精神图谱，展示了三代知识分子精神自救和精神重建的可能性历程，从而为这部主旋律题材的长篇叙事赋予了精神探索的深度。

退休教师竹石在小说中是一个灯光和火炬般的存在，对其他人物具有引领性。他从不凡经历中走来，一路充满了苦难和传奇，而当他在家中开办“周末快乐营”，为乡村孩子们托起希望的天空时，他的形象就从历史深处被提升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形象，纵观新世纪以来乡村教师的人物画廊，如《天行者》中的张英才，《紫金竹之歌》中的王秋初，《凤凰春晓》中的倪万喜等，感觉都不太相近，竹石不仅是乡村教育的守望者，更是乡村少年心灵的塑造者，他显然有着更久远、更复杂的精神脉络。追溯当代文学史，女作家张洁发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似乎可以参照。张洁讲述了一个下放到林区的音乐家梁启明，他默默地教伐木工人的儿子学小提琴，终于让这个孩子走出大山，成为音乐学院的大学生。这是音乐和美的力量，也是诗的力量，在那个年代尤为可贵。而如果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是特殊年代的“教育诗”，那么《雕塑师》就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教育诗”。竹石和梁启明，他们不仅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有着相似的理想和追求。所不同的是时代环境变了，梁启明所面对的孩子需要的只是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而竹石所面对的孩子需要的更多是学校教育之外的人生引导和精神成长。

侯春光是全书的主要叙述者，作为县城某中学的教务主任，他面临生活、情感和工作的多重压力，为此接受了对他曾经的老师竹石进行暗访的任务，而这恰好成了他精神复苏的契机。《雕塑师》整个叙事是以侯春光的内心危机开启的：“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冒出想死的念头？”当全书的情节在乡村教育的褶皱里展开，我们看到了更多与之类似的心灵图景。全书分“白”“黑”“黄”“绿”四个章节，而均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展开叙述，这样的结构和视角，虽有局限，却更具真实感，更能拉近读者与人物的情感距离，从而有利于呈现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精神成长历程。那些散落在太子河畔的失眠之夜，悬挂在都市街头的失业之恫，还有面对家乡与亲人的失语之痛和忧郁的深渊，在昼夜轮转之间，构成了黑白间杂，黄绿斑驳、更多集中于精神层面的叙事张力。

就在这样的张力中，竹石的雕塑者形象得到了凸显。他是个历经苦难，不屈不挠的人，也是个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人。他虽年过古稀，却还拥有相对年轻的体魄和不乏浪漫的爱情。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几乎是理想化的，诗意化的。他是现代教育理念的实践者，又是传统文化的传薪人。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中国乡村教师所有可能的经历、担当、精神风骨和文化韧性，正如他那个现代版“陋室铭”式的书房，老树根的茶几与竹制的书架，映衬出他特殊的教育自信——那就像他喜爱的根雕艺术一样，雕塑心灵，雕塑快乐，雕塑尊严，雕塑充满诗和远方的未来，让教育回归到"人的雕塑"的本质。

毫无疑问，竹石的“周末快乐营”暗含了对当今内卷式的学校教育体系的某种修正，而当康健的北大文凭在就业市场上沦为失效的通行证，只能蜷缩在姨妈家的床褥间，这个场景更构成了对现代教育神话的解构。康健的遭遇不是个案，现实中有多少类似这样“解题机器”式的莘莘学子，他们都曾是“母亲和家乡的骄傲”，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人生教育与价值引导，最后在社会竞争与生活考验中走向失败。也许，竹石帮助康健重新站起来的方式是颇具启示性的，他不仅通过讲述自身经历提供心理疏导，更通过自然体验、艺术熏陶、劳动实践等全方位干预，帮助他重建与自我、与他人、与自然的联结。当康健在河边钓上大鱼时发出心底的笑声，标志着一个幽闭的灵魂重新找回了生命本真的喜悦。

小说中的苦难叙事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竹石、侯春光、康健，这三代人都有各自的困境和苦难历程，而当他们把这些经历讲述出来，不堪回首的往事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某种资源，其心理疏导和精神救赎的力量是惊人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歌颂苦难，但那些在苦难中没有沉沦的人却是值得敬仰的，那种不屈不挠渴求自身解放的精神在代际传递会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光芒。小说中几个女性人物的塑造也是可圈可点的，她们主要以母亲的形象出现，如竹石的母亲，侯春光的母亲，而康健的母亲又同时充当了恋人的角色。相比之下，更接近“永恒之女性”的是艾新月，虽然她出现较晚，但仍然很有光彩。

在《雕塑师》的叙事中，山野自然的叙事功能和生命启示也是很突出的。近年来的小说写作，“风景的消失”或自然的缺席已经成为某种趋向，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无疑值得我们追问和思考。实际上，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开始，亲近自然、表现山川大地的审美自觉就是东北文学叙事的重要标志和传统之一。而师小童作为沈阳的本土作家，似乎天然就有这样的自觉。东北文学的艺术积淀在《雕塑师》中，主要就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对话关系中。小说的背景在辽东山区的花岭镇，这显然有利于小说中的自然之维的认知与建构。并且这不是通常所说的风景描写，而是山野自然作为康复和治愈的审美参照，直接参与了小说的主题叙事。正如竹石所说的，如果没有这连绵起伏的大山，他活不到今天。所以这部小说，贯穿始终的就是四季轮回，山川草木与康复中的生命之间的那种彼此呼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启示和象征，也深化和拓展了作品的主题。如果说春季山樱的怒放对应着康健认知体系的重建，夏日松涛的轰鸣冲刷着侯春光的体制焦虑，冬季雪原的寂静则孕育着新生的可能。在侯春光带领孩子们辨认紫花地丁的课堂上，自然认知正在重塑被标准化教育格式化的思维模式。

小说是复杂的艺术，它注定应该是反标准化、反格式化的。就表现乡村振兴题材而言，《雕塑师》可谓独辟蹊径，小说并没有直接展示乡村发展的外在景观，作为故事背景的花岭镇，其发展变化的进程更像是淡远的山水画卷。草莓大王郭天福、蘑菇种植户刘凯等面对竹石所表达的感激之情，所折射的就是人生教育、心灵塑造给乡村带来的发展动力和新的精神风貌。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小说还具有多方面的阅读价值，它不仅是关注乡村教育的精神探索小说，也是引导健康之路的心灵成长小说，还是面向未来，塑造心灵，超越苦难，实现精神重建的启示录和励志书。无论是关于年轻一代的迷茫与自救，中年一代的困境与重生，乃至老年人的生活与爱情追求，《雕塑师》都可以为读者提供真实而深切的教益。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就阐述过：“乡村是我们复兴的基地，”什么复兴？当然是人的精神的复兴。多以我们当前乡村振兴的伟大进程，与人的精神重建和精神复兴，是有着深刻、久远的内在关联的，而《雕塑师》的作者则是以最大的真诚表现了这种关联。当侯春光接过竹石的接力棒，当康健最终走出抑郁的阴霾，当“周末快乐营”从面向全村到面向全镇，我们看到了一种希望的传递，一种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