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短篇《快雪时晴》:空书契阔处,情深墨无痕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王方晨的小说如水墨长卷,在传统与现代激荡中徐徐展开一幅幅精神突围的纵深图景。他的短篇小说《快雪时晴》(《中国作家》第6期),以书法家老竹“空书”为核心精神意象,将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融汇为文化解构与重构的清流,重塑重振了艺术人生及情感的本源性内涵,既是对王国维人生三境界还魂,亦是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根性的深情凝望。王方晨以乱石穿空的气蕴,完成了人之精神伟岸对现实强大逻辑的完美截击。老竹的“空书”虽然无墨无痕,却依旧是刺穿时代性虚无的利器。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小说的核心意象,是多变多义、确定与不确定合体以及可以无限延展、回弹的艺术意蕴空间。“快雪时晴”以自然之变,映照着老竹恋爱与婚姻的骤变、起伏;“快雪时晴”是艺术与情感的境界,映衬着老竹心灵笃定与结晶,是克制的温情与微妙心境定格;“快雪时晴” 是人生境遇的隐喻,是对宁静人生的无限向往;“快雪时晴”是彼岸灯火,亦是艺术与情感复归化境的抵达。老竹的生命,正是传统生命之“克己慎独守心明性”的人生践行。他放弃了书法艺术的变现与广阔名利欲望空间的追逐,坚守了艺术与情感的本心本性,最终抵达不见笔墨的“空书”化境。
小说轻盈而进的叙事,构建了时代猛进中传统与现代激荡的整体性精神隐喻。
老竹的“空书”如同“大马士革剃刀”一样犀利,剖开现代城市文明遮蔽下的精神荒原——那些被时代性资本异化的灵魂,那些被物欲牵引的人生,在老竹决绝的一笔一划中,从广场人群的喧嚣中远遁而去。老竹的“空书”是物态书法的退场,亦是以气驭墨的文人精神的凛凛然矗立,是俗世物欲横流正面的成功突围。老竹弃绝笔墨,将毕生孜孜以求的书法化为广场上如入无人之境的空中书写时,所昭示的不仅是传统文脉的坚韧根性,更是永葆文人精神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工具理性优雅而洒脱的抵御。 时代演进在文本里退守为老竹在外在骤变中坚守不变的背景,帆布厂蜕变为口服液公司的轮声疾进中,作为传统精神最后的诺亚方舟的老竹书法工作室搁浅沉沦,他以退居家中倾情书写对抗着商品经济的物欲狂潮侵袭。一如他拒绝调入文化馆工作,他也拒绝了大型展览,他宁愿选择与菊相守的宁静日子。王方晨以超乎常人的隐喻之锋颖,将书法艺术淬炼成存在主义的抗争:当书法摇身为天价珍品时,老竹却以竹管在空中书写着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的永恒诗行,前者是资本对艺术之魂亵渎与狂欢,后者是艺术真魂对资本与市场无声无形无迹的审判。
“空书”无形与旧作天价拍卖的比对,是艺术超越性与时代物质化的暗战,空书以“无物之阵”消解着资本对艺术的异化,亦是小说内质建构“大象无形”的昭示。小说叙事纯澈爽利,彰显着《快雪时晴帖》“以景传情、以简寓深”审美空灵:命若笔墨琴弦挥洒,艺术与爱情似高山流水,空书空弹,人间绝响;情如梅菊,历经寒霜无摧赤忱,怎能不教人痴缠平生;以物化人,艺术与人生共生共进,化境之笔,尽显琢磨之功。《快雪时晴》令人想起王方晨中篇小说《处处金枝》(《芙蓉》2022年第4期),同样亦是艺术与爱情相生共进的表达,所不同的是,后者以现代意识凸显艺术与爱情的真性内质,而前者则是以古典精神美学构建艺术与爱情的元神。
知音难求的时代,爱情是照见人性人心的棱镜。
真情被名利物欲所罢黜所遮蔽的此时代,人们之间难有如《堂吉诃德》中纯粹的精神交流,更无法踏入他人的世界,于是老竹的生命长久地处在孤独孤立之中。王方晨缘着古圣贤精神世界的无垠与神思共感,在知音难觅中构建了罕有的老琴师阮阿庆的人间会心。阮阿庆对于文本而言,是一个基石性人物,是他山之玉,他破防了老竹冰封的心田。他更是小梅与老竹人海中彼此找见对方的人海灯塔,他的琴弦拨动亦是老竹书法艺术的镜鉴。这对老"知音"的相遇绝非偶然:当现代城市经济巨浪将人性本真碎裂大地时,唯有艺术能汇通人心并弥合时代阵痛的伤口。两人空书空弹的倾情相和,以及菊与小梅的平淡语言及不为人所理解的点滴行为等等,都是人物心灵动影的定格,散落在岁月流逝里的更多故事情节,则需要读者去拼接完成。小说近乎于白描的叙事,意在为人物画魂。无笔无墨之空书,无琴无弦之空弹,既是艺术化境的呈现,亦是老竹与阮阿庆艺术人生“一片伤心画不成”的化成。
老竹、阮阿庆、小梅构成的叙事三角,既是情感纠葛的载体,亦是大时代背景下文化转型的缩影。小梅的归来,无异于一场迟暮的春雪。这个曾为城市户口而婚的世俗女子,在岁月磨蚀中最终以珍珠的质地回归,如同当年款款而来的笑吟吟的“我来看看字。”她在拍卖会上高价购回老竹旧作,不是经济优渥地完胜,而是真爱历经岁月打磨的觉醒。她最终读懂了老竹,那些飘逸在空中书写里饱含着击溃时代风潮的金子之心。王方晨如太极宗师般施展出惊人的叙事劲道——让小梅最世俗的回归腾升为最诗意的心灵救赎,正如雪地里融化的字迹,在春天里重获新生。 菊之报恩式结合,完成了生命从物态层面向纯粹精神空间的升华。“你写你的字”,是菊对老竹生命存在方式的理解与接纳,菊的汲水、整理笔墨,是对老竹艺术世界的共建与呵护。在老竹生命中,菊生则与其 “纸墨共生”,菊亡则与其精神共生(“焚字”“空书”)。菊的逝去,是人间最凄美的生命顿悟。这个用生命全部寄望汲水洗墨的寡妇,把对早夭孩子的全部爱转化为对老竹的守护,她用十五年光阴将报恩纯化为对纯粹艺术的守护。她说出"你要好好活。我是不能了……",不是人世遗憾的叹息,而是参透生死的顿悟,亦是对短暂人生的莫大满足。她的亡去与老竹折笔尽墨,是王方晨暗自蓄力的叙事灵飞——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将生命能量植入书法艺术的化境抵达。
雪夜院中写“小梅”,有形之爱定格为爱情瞬间永恒的精神印记,重构了时间维度,将爱情之失化为循环时间诗学;菊亡后“焚字”“空书”,是肉身之爱到精神敬念的深化与升华,无异于伯牙绝音,是爱之无形胜有形;竹管空书《快雪时晴帖》,亦即从个人情感升华为对人类普遍情感的书写,是从个体情感羁绊到人类超然精神的腾升。爱情婚姻从有形肉身,到生命恒性美学,到最高精神至境空空而万有的行为语言模式定型,也是王方晨对“爱情与艺术”本质的哲学美学化成:当婚姻、书写消失,唯有爱之信念与精神姿态永存。小说叙事最终表明,真正的艺术与爱情存在于超越形式的精神共情共振中,永远是一种心之力。促成人间至美的老琴师琴被毁,意味着其神魂与肉身的剥离。“没胡琴就不拉弦儿吗?死了也是活着……”,艺术真谛不在于形之存在,而在于魂之真及飘逸。阮阿庆琴弦的崩断与重生,则完成了艺术生命的跨时空精神性传递。
留白是王方晨小说的叙事特质体现,真正的爱情与艺术在于会心,无须任何解释。王方晨极简了老竹与小梅重逢后的对话,让“手牵手”(如同老竹与菊手牵手)与空书达成人间默契。显然,王方晨以“留白”的空灵阻击了情感泛滥,揭示了真正的理解是对彼此精神空间的尊重与给予。老竹情感世俗意义的“不圆满”,更是对才子佳人是圆满期待的彻底解构,确立的是给予艺术生态环境的新陪伴模式(菊的陪伴),更是确立以小梅最终对老竹书法价值的充分理解的爱情最高形态——接纳对方精神世界。王方晨摈弃了原有的传统是爱情婚姻图式及进路,优化升华了爱情的核心——“知己”精髓的现代性书写,让爱情最终凝结为确认个体的精神存在。小说碎片化叙事中,王方晨更是将人类情感化作对抗虚无的精神仪式。老竹焚书、绝字、空书,是对菊生命敬念,是爱之精神性的恒性延续(空书不止);为阮阿庆焚化价值甚巨的卷轴,更是对人类精神共感的祭礼。这种留白式行为语言仪式,是当下罕有的精神价值的坚守,更是对现代都市文明虚无的强力洞穿,它将情感的暗流转化为文字的浮雕,在虚无中开掘出最丰沛的意境。
老竹的书法实践,是一场宁静的文化基因突变。
他在泉水中化开的墨,不仅是中国文人数千年来挥洒与写意,更是在调和古典与现代的文化基因序列。那些空书笔画,既带着王羲之的魏晋风骨,又闪烁着迷离纠缠的文明当代性,其中承载着文化观念的内质性改变。正如《快雪时晴》所揭示:真正的文化传承不是遗存的陈列与展览,而是如老竹一样在广场的喧嚣中完成对文化骤变的心灵重组。因此, "空书"的哲学意蕴,远超艺术形式本身。空书字迹存在于心灵,读者看到的不是虚无,而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之澄明"。王方晨以东方智慧与后现代解构主义不着一字尽风流的对话,凝结了最深邃的神旨:在解构中重建,在消逝中永恒。
老竹的断腿,是时代锋颖的隐喻。断腿是社会现代性的疯狂冲击,慕名而来的女职工投进了新帆布厂的老板的怀抱,正是时代狂进的注脚。断腿不是身体的残缺,而是心灵完整的昭示。断腿隐喻传统文人身体的失效,空书则是脱离肉身化的精神飞翔。当大众竞相为现代文明所指引,乃至迷失本心本性时,唯有精神的健全者老竹葆有人性的完整。 于是,在人们被时代所充分消费的广场,他那些空书的字迹不是消散,而是涅槃的重生——传统文脉在消费主义狂潮里的悄然重生。
在物质充盈与科技理性诱导下的世界,是否还存在超越物质的人格?
《快雪时晴》有着柔韧的突破:将书法从案头艺术转化为公共空间的行为艺术; 老竹不是士大夫式的文化守护者,而是以“局外人”姿态完成中国当代文人精神突围;小说打破了古典笔记体与现代小说的界限,创造“空书体”的逸飞文体范式:具有消逝中的传统文脉哀婉的质地,更有着在文化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的乌托邦意蕴。 小说书写的是文人心中的一种理想,一种坚守,乃至一场精神驰骋。小说以不变最终击溃了千变万变的骤变,包括菊与小梅,经历磨难与岁月磨蚀,她们骨子里的本质没有变,而是愈加纯澈。菊和小梅的出现是一缕光,她们慰妥并照亮了老竹的人生,让人文主义者的坚持回归了本真意义。
王方晨藉着王羲之的诗意,大象无形地解构了当代城市文明物欲核心,更是以诗意的笔触给出答案——真正的文明,永远生长在现实土壤与理想星空的连接之处,根植于孤勇者的孤独中。在此意义上,王方晨以列子式御风而行的叙事,古今文化心灵一线串接,增强了文本悠远的大开大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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