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乎中流》：古典文化精神层面的同路而歌
青年诗人于浩的诗集《放乎中流》，给当代渐趋整体同质化的诗歌写作带来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气息。
诗集名出自《后赤壁赋》：“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从此可以看出，这本诗集所展示的诗学理想，我将其称之为文化基因式的书写。这种书写源于诗学界一直所关注的文化在场，但又并非以研究者或者旁观者角度的文化在场，这种文化性的参与，不是学术的而是生活的，不是特殊化的而是日常的。这种写作相比于寻常读后感，或文脉巡游式的写作，更加具有沉浸感。
但这种沉浸感并不仅仅是对于故纸堆的怀恋和对于某个古人的仰慕和向往——这种程度的写作，也是具有一定重复性和相似度的——于浩的写作，是穿越式的写作，他不仅是穿越到古人的躯体里进行窥探，更重要的是，他邀请古人穿越到自己的躯壳里，完成一种超越时间维度的对话。
如《拟东坡失眠记》，于浩在睡梦中醒来，恍惚间化作苏轼，想到张怀民，“这个真实的人，这个虚无的人/这个寂寞的人，不存在的人”，他将其归于虚无，但又强调其真实性，他知道其不存在，但又代入了张怀民的孤独。苏轼与张怀民，是一个能让所有阅读者做出条件反射式反应的信号，必然会让我们想起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写下的《记承天寺夜游》，想到“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是顺承而下的连锁反应。因此，此时的孤独并非虚无的孤独，而是穿越了时空，不见故人的孤独。是苏轼尚有张怀民，而“而我的张怀民/不过是一轮月”的孤独，是“我要找他，我希望，非常希望/他和我一样不眠”的孤独。此刻，于浩的心中有无限事，但这无限事在他化作苏轼夜游承天寺的那一刻，成为不可说也不必说的一阵清风，一涧流水，一阵松涛，穿过久远的时间。
于浩的文化基因式书写，不仅仅是简单地进行用典、暗示、互文，而且是一种从生命境遇出发，从个体生存力量出发的在宏大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的呼应。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作为写作者，应当有所担当，要秉承着赋予自己的写作历史见证的责任感，要以“在场”意识为自己的文字负责。在此基础上，每一首诗都是一枚时代的切片。今人是如此，古人也是如此。而有切片，就会有观赏，有对话，有代入，有借鉴。此时，语言退居幕后，诗歌里的文化形象、民族语文灵魂上前，时间成为一张薄纸，树立在古人和今人之间的一面镜子，此时今人看古人也是今人，今人看今人却仿佛化作古人。镜子的面不再是二者之间的阻隔，而成为勾连时间里双方的媒介。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于浩组诗《庐山五章》中的最后一首《归宗寺记》。归宗寺始建于东晋时期，传说原为王羲之的别墅，后赠给一西域僧人为寺。不仅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打着道家与释家的烙印，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流露出的相辅相成的“乐—痛—悲”思想，也在基于文化史层面的互文性写作中传递了出来。在于浩的书写中，归宗寺的现状恰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而在此文化遗迹上诞生并生长的休闲酒店、温泉度假村、烂尾楼、推土机，无一不是这一巨大的历史文化“鲸落”中的狂欢者。面对这样热闹乃至繁荣的一幕，于浩说：“刘子骥寻病终/再没有人尝试往山里走走/那些陈旧的知识溯及既往/那只孤独的豹子隐身于叶片的阴影/雾雨七日不下食”，这里极为精妙且精准地用了一个“豹成文”的典故，出自《列女传·贤明传·陶答子妻》：“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是在劝说保持高洁的品性，潜身隐居，洁身自好，爱惜自己的名声，不为物欲所污染。这个典故以隐秘的姿态潜身于此刻，就像一只花纹斑斓的豹子，已在归宗寺山林的阴影间注视着这一刻，精准且致命。
于浩的诗歌里，带着沉郁与悲怆底色的平静与自由，构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从容，如诗集的同名作《放乎中流》中，于浩展现了游刃有余的语言控制能力，他说：“幸运的是子瞻先生还活着/但不能走动，不能离开属地/一棵树，只有根/是自由的，深深扎进泥里/隐没地，悄无声息地伸展”，根是自由的，这不仅是语言上的别出心裁，更是思维上的天马行空，看似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不仅合乎逻辑，也将苏轼于人生最黑暗时刻依旧豁达前行的孤独、悲怆和洒脱形象贴切地展示了出来，让读者仿佛也感觉到在泥土黑暗中穿行的挫痛。“一条江多么重要，一旦它干涸/枯竭，从我们的世界中退去/我们将怎样漂浮，怎样飞翔/怎样在充满禁忌的世界/流动和吹嘘？”这条江不仅是一生的顺流，更是余生的力量，是支撑苏轼和于浩在各自或艰难或困顿的人生旅途中继续走下去的向好之心。在此刻，苏轼与于浩已融为一体，苏轼已复生至此刻，于是，“我与你相遇于往昔的洪流/驾船者是谁，击棹者是谁/吹洞箫者/又是谁”，这不仅是诗歌语言上的相向而行，更是苏轼所特有的月光般亮色调的文化精神层面的同路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