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5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我彻底结束了自己40多年的职业生涯，进入完全退休状态。恰逢此时，徐海兄嘱我写写自己30余年任总编辑的经历和体会，我想也没想就应允下来，可放下电话才感觉到这“作业”有点难度。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中国书店工作了40年，其间任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32年，后又任中国书店出版社名誉总编辑3年，前后当了35年的总编辑。这35年的生涯，成就不大，教训不少，思来想去，决定从一个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视角，就出版社的平台定位、选题定位、品牌定位谈一点个人的体悟吧。

古籍出版社首先需要对出版平台进行明确定位

平时工作中无论是同行交流，还是朋友咨询，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书店出版社当了30多年的总编辑，带领一个古籍出版社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每当此时，我总觉得不好回答，但又知道这个问题确实不能回避，这也是自己30多年不断探索的核心问题：中国书店出版社在京城出版高手林立的形势下如何确立自己的明确定位，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书店出版社能干什么、该怎么干。

中国书店出版社作为北京市属的专业古籍出版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恢复古籍影印出版，经过40多年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家颇具实力的地方古籍专业出版社。中国书店周围既有像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等名牌大社，又有北京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等兄弟出版社，大家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都各有建树。而放眼全国，古籍出版领域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书社、岳麓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具有强劲实力的出版社等。在这样高手云集的环境下生存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国书店出版社如何发展，如何在“夹缝”中生存，一直都是我不断思考、探索的。

纵观中国古代出版历史，承担现在意义上的出版职能的有三大类出版行为和出版实体：一是官刻图书及其相关机构，如清代的武英殿、国子监以及各州府官府刻书机构；二是家刻图书；三是坊刻图书，即数以百计、千计的书肆、书坊、经籍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古代书肆、书铺不仅自己刻书，有时也承担一些官刻本刊刻和流通的职责，尤其是很多家刻本往往通过坊间刻书铺、书肆完成。从数量和主要运行模式上看，“前店后厂”几乎一直是中国古代图书刊刻、传播的主要运行模式。在这一点上，中国书店作为我国最大的古旧书店，拥有颇为丰富的古书版本资源和颇具实力的古书版本鉴定专业队伍，同时又有中国书店出版社这样的古籍专业出版机构，具有典型的“前店后厂”的特点，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店社合一”运行体制，这恰恰是古代传统典籍刊刻、流通形式的延续。中国书店从1952年成立起就一直是我国进行古籍发掘、整理、保护和流通、传播的主要力量。数以万计的古书汇集，类别丰富的善本荟萃，几代古书从业者的丰富经眼，让中国书店在古籍版本目录学领域享有极高的声望。而中国书店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古籍整理出版，让我们珍藏、经手的善本古籍化一为百、化一为千，为学术研究以及传统典籍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其在古籍版本以及目录学领域的影响。这种古籍发掘、保护、流通和整理出版相互呼应的运行体制，使得我们在古籍领域形成了古代典籍文化的“生态链”，具有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优势，也拥有其他古籍出版社难以企及的专业生态。

因此，我在考虑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出版定位时，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始终坚持“店社合一”的运行体制。要在传统的“前店后厂”运行模式基础上，构建出“店社合一”的整理出版以及流通的运行模式，形成编辑出版与销售传承互相呼应的古籍文化“传播生态链”。这既是中国书店出版社的生命之本，也是其出版发展的源泉，更是这个出版平台赖以生存的基本定位。

当然，与中国书店所具有的“店社合一”的古籍文化“传播生态链”相呼应，中国书店出版社的选题项目也努力适应中国书店古籍文化传播生态链的特点和优势，将我们的古籍出版选题方向，更多地集中于中国古代典籍传播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古书版本的整理出版工作。

古籍整理出版，底本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中国书店在其长期的发展和经营中，形成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造诣的古籍版本专业人才队伍，拥有很高的古籍版本鉴定水平。这使得中国书店出版社在古籍出版工作中，古籍版本的优势格外突出。而颇为丰富的古书收藏以及古书经眼的历史过程，不仅为古籍整理出版提供了丰富的版本资源，更提供了广博的古籍专业见识。不论是对版本源流、版本特征的研究，还是在古籍装帧形式、古代装帧工艺上等，我们都具有其他古籍出版社难以企及的专业优势。所以我们在对不同阶段典籍进行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尽可能把这一优势释放出来，策划、推出了一大批特点鲜明的古籍整理项目。

古籍出版社需在平台定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特有的出版风格

中国书店出版社这个出版平台定位的明确，不仅仅是在概念上、运行方式上描述出版社的定位，更需要通过选题项目的确定与实施，通过对出版风格、出版特质的塑造来体现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定位。

中国书店出版社既然强调“店社合一”的运行模式，强调要承继古籍“传播生态链”的专业优势，就需要在选题结构、选题项目上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努力塑造特有的出版风格和出版特质，并且将其作为一个文化企业的品牌长期经营下去。

前面谈到，中国书店在其70余年历史中，积累了一大批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古籍珍本，并且对这些珍贵典籍有一定的整理和研究基础。这些古籍珍本往往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折射出古代典籍文化的特色，对学术研究、文化集成和文明积淀发挥着显著作用。

比如，同样是出版敦煌文献，中国书店出版社曾经专门出版过敦煌遗书中的《隋人写〈大般涅槃经〉卷七》。我们出版此件敦煌文献，不仅仅是为敦煌研究提供文献参考，更多的是以中国古代造纸术发展的视角整理出版文献，重点强调该经卷单纸长度的特点，其中单纸最长达144厘米，同时也通过这部经卷，强调写本时代佛教文献的传播历史和隋唐书法艺术发展。

再比如，提到中国古代出版史，古代典籍装帧形式也是重要的部分。我们在考虑古籍整理出版选题的时候，将再现中国古代装帧形式演变发展作为古籍出版的系列化选题项目，有计划地选择了我国古代不同历史阶段的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装帧形式的古籍进行出版，如：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最早的雕版刷印品唐代咸通九年（868年）《金刚经》、南宋刻本经折装《辨非集》、包背装的南宋金华刻本《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等，都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策划推出的。记得有次在北京一所学校举办题为“中国古代典籍装帧发展”的讲座，我带了一批这样的图书，老师们颇为感慨地说：“你们中国书店出版的这些古籍有让大家把古书发展史搬回家的感觉。”

再比如，《红楼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名著，中国书店业务部门曾经统计过在售的各种版本《红楼梦》数量，常年达到上百种。《红楼梦》研究以及《红楼梦》的收藏，绕不开程甲本、程乙本。中国书店藏有一部程甲本《红楼梦》，书品保持完好，书内有清末藏家杨继振的藏书印以及“江南第一风流公子”“猗欤又云”“又云考藏”等印章，是国内目前所藏程甲本《红楼梦》中特点颇为突出的藏本。《红楼梦》程甲本，过去其他出版社也曾整理出版过，但是中国书店所藏的这部不仅经过杨继振收藏，也留有诸多批校文字，这对于红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与此同时，中国书店还藏有一部品相极佳的程乙本《红楼梦》，书中有“丽川氏”“读书声里是我家”“钱有序印”“恕堂”等印章，使该书的流传有据可考，也是红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所以我们将这两部程甲本、程乙本《红楼梦》依据原样整理出版，并且在出版前言中将这两部书的版本特点、收藏传承过程突出强调，在红学界引起很大影响，有的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还专门把中国书店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这两个版本作为博士论文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整理出版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珍善本古籍，一直是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出版特质，并且一直作为我们古籍出版选题的重点发掘方向。前面谈到程甲本、程乙本《红楼梦》，都是乾隆年间用木活字摆印刊行。程甲本、程乙本《红楼梦》用木活字摆印的刊布过程，一直是红学研究领域颇为关注的研究课题。我们沿着这个学术思路，把清乾隆时期武英殿刻书事务大臣金简的写本《武英殿聚珍版办书程式》与当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摆印的《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并整理出版，将清代乾隆年间木活字摆印工艺发展水平和具体的程式完整展现在人们面前。该书整理出版后，被研究和关注中国古代典籍发展史和印刷史的学者高度赞扬。

当然，这样的选题思路和出版特质，也应用在对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上。

中国书店曾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一部民国初期编撰的《法源寺志》稿本。经过研究和考证，发现这是当时唯一一部完整的《法源寺志》，在稿本中留有大量编撰者修改的批注意见和对修改内容进行标注的浮签，其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极为突出。为了确保完整、真实地再现这部珍稀的北京历史典籍，我们除了撰写详尽的出版前言之外，还坚持用彩色影印的方式出版，对于原书所留下的诸多标注修改意见的浮签，依照原样印制，并严格依照原书各个浮签的位置，逐一粘贴在同样的位置，与原书相比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前些年北京大兴区史志办的同志曾经带着一部抄本《大兴县志》来找我，请我看看有没有整理出版价值。我们对这部抄本《大兴县志》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考证，发现这部《大兴县志》是清代《［康熙］大兴县志》的抄本，抄录时间应该是在清代后期。清代《大兴县志》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都有收藏，但都是递修本。这三家收藏的递修本《大兴县志》第一卷都缺一页，而这部抄本《［康熙］大兴县志》恰恰有所缺的那一页。而且经过校勘，发现这部抄本《［康熙］大兴县志》在内容上更接近清康熙年《大兴县志》初刻本内容。正是由于这部抄本在版本上的特殊价值，我们决定安排这个项目。考虑到有关单位对古书校勘和整理的实际能力，我们抽调业务比较出色的几位编辑承担起这部抄本的校勘整理工作。有关人员对全国各大图书馆的清刻本《大兴县志》进行调查摸底，发现南京图书馆的康熙初刻本《大兴县志》和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收藏的刻本以及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大兴县志》抄本，在版本校勘上是更好的参校本。为此，我们专门派人去南京联系，用南京三家的本子作为参校本，对大兴区史志办的抄本进行校订。最后，整理出版了《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原抄本依照原样影印，但是在书的天头处用红字将校订文字展现出来，既保留了原抄本的原貌特点，又将新的校勘成果展示出来，得到北京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专家的高度赞扬。

古籍出版社要塑造特有的出版品牌形象

中国书店出版社在众多古籍出版社中有一个颇为独特的古籍整理出版业务——雕版线装刷印出版。

中国书店出版社在长期的业务发展中收存了7万余片旧雕版，上起于清朝中叶，下至民国中后期。古籍出版机构有计划、有方向地选择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旧雕版，为当代古籍收藏者和专家学者提供“原汁原味”的雕版刊印典籍，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极其特殊且别具一格的专业出版项目。这些年我国利用旧雕版刷印流通古代典籍的机构，除了中国书店出版社、广陵书社之外，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四川的德格印经院等也都用旧雕版刷印古代雕版典籍。但是古籍专业出版社，同时又拥有旧雕版的收藏，过去只有中国书店出版社和广陵书社。后来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成立，将广陵书社收存的旧雕版悉数划拨至此，中国书店出版社便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家既拥有丰富旧藏雕版，同时又具有古籍整理出版能力的出版社，这种无意中形成的“唯一”让我们更在意雕版刷印的出版业务。

中国书店出版社用雕版刷印的方式刊行传播古代典籍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因历史原因在60年代初期终止。1978年年底，中国书店恢复古籍出版业务，又重新开始进行旧雕版刷印整理出版古代典籍，这项特殊的出版业务一直是我们的出版特色。记得我刚接手出版社的工作时，对这方面知之甚少。当时的老同志、老兄长几乎是手把手教我了解雕版刷印出版工作，像中国书店原顾问王志鹏老先生，出版社的老同志王剑平、侯士民，还有老兄长雷雨、徼长雪以及孙国庆老大姐，都不厌其烦地为我传授雕版刷印出版业务知识，让我逐渐对这项出版业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也逐步在出版管理和决策中把这项业务摆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加以考量。

中国书店出版社先后整理、查配数万片木版，出版了《百川学海》《清儒学案》《盛明杂剧》等一百多种典籍文献。同时，通过雕版刷印古籍的出版，也带动和延续了雕版刷印工艺的积累和传承，并将雕版刷印线装古籍的制作工艺移植到线装新印古籍出版的工艺管理之中。蓝布套、瓷青皮的线装古籍装帧形式成为中国书店出版社古籍出版的标志，也成为了我们的出版品牌形象。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40余种古琴琴谱、《北京旧志汇刊》以及现在的《北京历史文献丛刊》都保持着蓝布套、瓷青皮的传统古籍装帧式样。久而久之，社会各界对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古书装帧形式高度接受，其中，古琴琴谱系列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新印古籍项目。

中国书店出版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意识地安排以线装形式出版刊行历代古琴琴谱，如《神奇秘谱》《五知斋琴谱》《琴学入门》《琴学练要》《梅庵琴谱》等，这些都属于当代琴人研习我国古琴艺术的必备之书。在刊行这一系列古琴琴谱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采用传统的蓝布套、瓷青皮的装帧形式。我们曾经一度将部分琴谱的书套换成彩色锦缎，结果投放市场后很多读者提意见，觉得彩色锦缎书套的琴谱失去了古色古香的风格。于是我们再次恢复古琴琴谱系列原来的蓝布套、瓷青皮的装帧样式。这次变故也给了我一个教训，就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品牌形象，并且注意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品牌效应。后来旧雕版刷印出版的古籍、采取线装装帧形式出版的北京历史文献典籍以及古琴琴谱等古籍出版项目，均采用蓝布套、瓷青皮的传统古书装帧形式，而新印的古代画谱、印谱等艺术类的新印古籍则采用彩色锦缎书套的装帧形式。这样的安排和布局，既保持了中国书店出版社长期以来形成的古籍出版品牌形象，也将刊行的线装新印古籍类别用明显的装帧差别区分出来。中国书店出版社所具有的线装古籍图书出版的专业优势，恰恰保证了我们出版的线装古籍图书不仅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学术参考价值，又具有极为经典的传统古书的表现形式。

我之所以有些喋喋不休地列举中国书店出版社策划、推出的若干古籍整理项目，并不是想表明中国书店出版社都做了什么工作成绩，而是希望说明出版社如何通过古籍出版项目来塑造特有的出版风格和出版特质，在古籍“传播生态链”定位基础上打造特有出版风格。

当然，作为一家古籍专业出版社，不仅要有标志性的出版选题项目和具有高识别度的出版品牌形象，也需要更为丰富的选题类型来形成足够的出版投放量和市场占有率。前面所谈到的线装古籍选题项目，虽然单品种利润率颇为喜人，但是整体销售量有限，在经济上未必都有良好的收益。若是大规模安排这类选题项目，或者过多地将人力物力投入其中，就会造成整体经营态势的失衡。这就需要更好把握和调控特色出版项目与常规出版项目之间的平衡，做到既保持出版社特色出版风格，又确保整体经营运行平稳，这是一个颇为“艺术”的选择和平衡，要展开还需要更多笔墨，这里就不多谈了。

与此同时，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要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出版风格和品牌效应，需要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需要相对稳定的出版选题思路、相对稳定的出版经营和一个较长时段的出版品牌形象塑造。我在中国书店出版社任总编辑30余年，这种特殊的任职年限也无形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者系中国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