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命停歇的“异托邦”——读樊健军《东山隐》
画家高更在远离文明社会、隐居塔希提岛时，创作出了世界名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对生命的起源、本质和归宿进行了终极追问，也表征着人类共同的生命认知需求和探索意识。在探寻人生来去的过程中，有一个命题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与沉思，那就是：
一个失意之人，该往何处去？
这世上诸多失意之人，该往何处去？
是《挪威的森林》里的深山疗养院？还是陶渊明文中的桃花源？抑或是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
无论去向何处，逃离，可能是人们在被世俗功名摒弃时的第一反应。救赎，应该是人们在困苦中执着追求的情感指向。反思，或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精神境界。回归，大抵是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这一切，在樊健军的小说《东山隐》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个多元复杂、充满艺术张力的“异托邦”审美世界。
小说的主人公金佩泰是一个颇有商业天赋之人，从卖八哥、卖猫头鹰这两单充满了奇特机遇的生意起家，做餐饮、开酒店、开发房地产、办工厂……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成功人士，也逐渐与曾经的同伴、叙事者“我”拉开了距离。然而，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生意失败、被人淡忘的金总，躲到了东山寺，做了一名众人口中的“隐士”。
金佩泰的隐居之处，位于东山寺景区的一个山谷。山谷中有一条小溪，沿着小溪拐上三四道弯，便可见远方山坳里一处蓊郁的树林：
树木有点杂，一棵桃树挂着青涩的果实，往高处是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更高处是一簇锥形柏。土路在树林中拐了个弯，拐弯处立着一块木牌：私人领地，谢绝参观……山坳并不深，因为树林的阻隔，里面静寂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空旷的，看不见人影，一栋黄墙黑瓦的小屋趴在山坳的最底部。房屋的外围种有不少蔬菜，瓜棚豆架，一片玉米长势良好。屋前建有一座门楼，门楼上爬满了藤蔓。
此地隐秘、幽静，有山有水有土地，充满田园气息，其空间构造颇有世外桃源的特质。在这里隐居了三年多的金佩泰，每天种菜、养花、散步，听蝉鸣、沐清风，连说话的语速也开始变慢，像袅娜的烟雾一般，闲适地飘荡着。
但东山寺并非世人寻而不可得的完美乌托邦，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更像是福柯所说的“异托邦”：和绝对虚幻的乌托邦不同，“异托邦”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另类空间，如花园、公墓、图书馆、博物馆等。它是一个真实的场所，拥有具体可感的时间和空间，但其意义是被文化创造出来的，所以需要人们借助于体验和想象来理解。它拥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则，不被主流社会秩序所同化，但也不简单地否定、推翻外在的现实空间，而是与之保持着开放关系，因此能将多元、异质的元素同时并置在一起，展示出社会整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具体到《东山隐》中，外在的社会现实生活以时间流动为准则，人们在四季更替中充满对未来的焦虑和对生命不断流逝的恐惧。而东山寺景区山坳这一“异托邦”则以空间存在为准则，身处此间之人，更注重当下时刻的身心丰盈，并以此来悬置时间话语霸权，换取生命停歇喘息之场域。经商失败的金佩泰在这里找到了闲适和宁静，同样经历人生挫折和苦难的人们，也聚集到此处寻求情感宣泄和心灵慰藉。于是，隐居期间的金佩泰遇到了一个个无意中闯入的人，一次次倾听着他们的绝望和悲伤，并把这些故事转述给多年后重逢的“我”。在这些故事中，有中年女人陆续失去父亲、恋人和母亲，有年轻女孩和心爱的宠物离散、重逢、又诀别，有曾经被光环包围的舞蹈艺术家因为同伴遭遇车祸双腿截肢而对跳舞产生心理障碍，有年过半百之人因过失导致战友牺牲后一直走不出心理阴影，有妻子因病接受丈夫肾移植后却不得不面对丈夫患尿毒症去世的悲痛与愧疚，有妹妹因孪生姐姐的离去而心灵破碎……对这些人来说，东山寺景区这一处山坳，以及金佩泰所居住的土屋，是他们无意间闯入的、与外界隔绝的隐秘之地，而在他们的人生体验和认知观念中，这一隐秘之地天然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特质，因此也就能够接纳他们所有不可为外人道的巨大悲苦与凄凉——这一具体场所和人们对它的文化认知，共同构成了具有审美意义的“异托邦”。
除了拥有实际存在形态之外，“异托邦”和“乌托邦”的重要区别还在于，它不是一个完美的虚幻想象，而是与现实社会中的主流秩序保持着既割裂又关联的复杂关系。从其割裂性来看，人们更希望从中得到的是自我的宣泄，所以当金佩泰硬拉着后来的闯入者们观看之前那些被录制下来的悲伤故事时，相当于把他们带入了和外在现实社会交流的场域，他们的倾诉欲也就因此被阉割、内心也因此被关闭。从其关联性来看，“异托邦”承接着外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变故与动荡，甚至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形态。东山寺景区的这处山坳，不仅给那些遭遇了人生各种意外的闯入者们提供了情感栖息的场所，也给曾经的疑似投机者如金佩泰等提供了失败后的落脚地。小说结尾处，山坳被景区改造为新的项目“花源谷”，景区经营者从中规划着未来的商机，隐居者金佩泰也从中获取了不少经济补偿。对于这一变动，叙事者“我”最初的反应是愤怒和羞愧，但平静下来之后，一种无奈感油然而生：“对人世间的悲伤，我们逃脱不了，也负不起责。面对命运，我们的怒火无济于事，要么顽强抗争，要么俯首称臣。”
真实的人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充满了起伏跌宕和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在生命的皱褶处，藏匿着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甚至是不堪，而“异托邦”的存在，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带给人们生活的兼容性和流动性，也为人们提供了释放本我、重塑自我的心灵栖居地。小说最后，被打造一新的花源谷“曲水流觞，花团锦簇”，拥有铺满鹅卵石的小径和带有童话色彩的独栋小屋，它能否成为新的闯入者们的“异托邦”，尚待读者们自己去体悟和想象。
如果说东山寺景区山坳是金佩泰和诸多闯入者们的“异托邦”的话，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异托邦”，那就是一篇篇凝聚着心血的文学作品。因为从小被父亲教育“汗水最珍贵”，文字工作者“我”不屑于金佩泰所从事的奸诈和狡黠的行当，坚信应该用辛勤的劳动来经营美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艰辛的文学创作之路。这些逐字逐句码出来的文学作品，既是“我”的谋生之道，也是“我”的精神滋养地。“我”坚守着“不该写的绝不留下只言片语”的原则，同时也尽可能将笔下的故事锻造得更有希望、更加美好，比如让那个年轻女孩和她的宠物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文学作品更像是福柯所说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异托邦”，即部分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
也许，在人生的来去之间，每个人都在寻找能够停下脚步稍作停歇的“异托邦”，《东山隐》的美妙之处，不仅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生命的“异托邦”范本，还在于用匠心独运的书写策略为读者打造出一个充满艺术张力的审美世界。例如，小说另设了一条副线，即金佩泰在房屋中放置的利弗莫尔铜像，作为一名从五美元本金起家、后来身家超过一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家，利弗莫尔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最后的结局却是举枪自杀，并留下“我的一生是个失败”的遗言。如何界定利弗莫尔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他的经历是否折射着金佩泰及其同类人的命运？失败者的人生又有何意义？这些，都是作家给予读者的艺术留白。再比如，作家特别擅长把控节奏，开篇单刀直入：“在那些星河灿烂的日子，金佩泰做了两单很漂亮的生意：第一单，他卖了两百只八哥到花鸟市场；第二单，他盘算将一只偶然得到的猫头鹰拿去送人，结果半道上被人强行买走了。”接下来快速讲述其充满奇迹的成功经历，对其遭遇的失败和坎坷则用两句话带过，随后，用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把节奏放缓，既给读者提供了展开想象的空间，又为后续的慢节奏叙事铺垫情绪：
某一天，我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一只假的金元宝，它是铅铸的，外表像是镀了金，可能时间久了，镀金开始氧化，脱落，裸露出铅的本色。我记得金佩泰将它拿回来时神秘的样子。他先是关上房门，尔后拉上窗帘，在确定不会有第三个人看到室内的情景时，才窸窸窣窣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报纸包，将它打开，一只硕大的金元宝露出了脸，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熠熠生辉。
曾经璀璨的人生如同一个铅铸的假金元宝，经过时间的冲洗，终会裸露出原本的底色。能够承接这一人生底色的，便是东山寺景区山坳这一“异托邦”。小说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以及“我”几次出入其间的经历和感悟，从而在阅读体验上压缩了外在现实社会中的时间长度，放大了“异托邦”空间的重要性。
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无形式的内容，正如没有无形式的质料一样”。优秀的文学艺术创作者，往往会穷尽一切努力去寻求与其创作理念相匹配的艺术表达形式。樊健军多年来坚持用真诚和温情去关注城乡生活，致力于挖掘人性的复杂与深邃，为了更有效地呈现他内心深处的艺术世界，近来更是在艺术表达策略上精益求精、不断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樊健军的这些美学探索与突破，今后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直击心灵的文学佳作。
【张贞，文学博士，教授，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三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现居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