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名《小说月报》的编辑，时刻身处当下鲜活的小说现场，在泥沙俱下的小说河流中淘洗佳作，以此梳理相关文学现象，进而发出个人化的声音，这已成为我的一个工作惯例。我在《2024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关键词》中提出了“新津派文学”是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为旗帜，以“世俗性的全人类共通情感”为纽带，并以“现代性的价值追求”为精神内核。根本目标在于通过“新津派文学”观照天津这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性命题；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下地域文学，从“新南方写作”到“新东北叙事”再到“新北京作家群”等再次引爆的时代话题的回应。

“新津派文学”囊括“人与城市”“人与历史、人与时代、人与乡村、人与县城”等叙事维度，津味小说是“新津派文学”中独具一格的地域性文学的审美表达，关涉“人与城市”“人与历史”这两个重要叙事维度。从历史发展演变来看，津味小说构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性”传统—解放区文脉中民国“北方通俗小说的市民文化基因”—天津独特地域文化传统的三维深层对话空间，有效地打通了“新津派文学”的历史渊源与当下鲜活现场。林希无疑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家之一。

2024年，天津文学界、学术界、出版界联合举办了“津派文学的灵韵与魅力暨林希小说集《沽上纪闻》首发式”，正式掀起了“新津派文学”创作、研究与出版的浪潮。《沽上纪闻》是林希近年来创作的系列津味小说合集，聚焦清末及民国这一风云际会的历史阶段，以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天津为叙事场域，聚焦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沉浮的微观生活史，以此映射人与城的审美对照关系的现代化命题，并将“世俗性共通情感”与“现代性价值追求”交相辉映，既塑造了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文化品格，也助推了“新津派文学”对“人与城的现代化”的叙事路径的探索。

天津开埠（1861年）以后，工商业空前发达，一度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国际都会，承担着“中西交汇窗口”的重任。恰如林希在《沽上纪闻·引子》中所言：“近代开埠以来，津沽一带领西风之先，工厂林立，高楼群起，更有精英人士聚集定居，不多时，天津已成为世界繁华大都市了。”林希深谙人与时空关系的处理之道，三言两语就将《沽上纪闻》中的故事时空背景铺展开来了。人与时空的关系看似简单，但在小说写作中实际上是非常难的，是很考验作家驾驭文本的叙事能力的。这是作家面对现实世界中时空关系的一种具有审美艺术创造性的描绘与建构，代表着作家对世界、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的一种深度的理解与表达，体现于文本中的时间、空间与人物这三个重要层面。

《沽上纪闻》以正处于城市现代化进程起步阶段的天津来构建叙事时空，将天津直接定位为“人间福地”。林希在《流浪汉麦克》中是这样描述天津的：“那时候天津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高楼大厦……连美国人、英国人来到中国，第一站看看天津，都觉得大开眼界。”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城市空间成了容纳中西八方民众的杂处，助推了现代人的流动性潮流。城与人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同构性，天津城市的精神风貌与生活于其间的人的生存状态同频共振。

林希在《沽上纪闻》中将大光明码头、起士林西餐厅、马克西姆餐厅、天津教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老龙头火车站、发电厂、劝业场、渔业公司、建筑公司、大光明电影院、黄家花园、丰泽园大酒店、望海楼、金钢桥、报社、登瀛楼、天祥商场、月纬球社以及欧罗巴游船、光复牌载重大汽车、凤头自行车、路威酩轩皮鞋、德国缝纫针等代表城市现代化建筑、商业、报业、日用品等符号的元素融会贯通到描写城市场景与市民生活的叙事中。这些现代化城市符号元素，一方面彰显天津正处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将天津当时的历史地位及其承担的中国与世界交流沟通的重要枢纽的价值与意义，通过文学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天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另一方面，把天津的城市空间变迁交融于市民中西碰撞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这与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进一步塑造天津独具特色的城市空间文化品格，林希还通过语义系统、饮食文化、性格特征、精神世界这四个层面予以细密构建。有研究者指出“文学性主要存在于作品的语言层面”。评论家贺绍俊曾评价林希小说“具有自觉的语言意识”。林希以天津的方言俗语为基础创建了一套独立的兼具说唱艺术特色的幽默感话语表达体系，诙谐幽默，精短有力。林希在《寻人启事不寻人》中说“天津人总是要把全国通用的词汇做一番本土化的处理，以适应天津人的语言习惯”；在《孝子亭鲤鱼》中又表达了“天津卫的事嘛，凡事都有个本土化”的观点。比如，将不通情理、麻烦、难伺候表述为“遮理”，音同“啫咧”；将探索事物的道理不够深入、浅尝辄止表述为“半拉个几”；将一个人不规矩，大家下手给他立规矩表述为“拿拿龙”；此外还有“介是怎么说的”“玩去”“一个大脖溜”“没正形”“倒霉孩子”“拜拜吧，您哪”“实诚”“拉大鼻”等。天津的饮食文化独具风味，既有嘎巴菜、煎饼馃子、麻花、爆三样、熬小鱼等城市平民菜品，如《流浪汉麦克》中有一段麦克喜欢上天津美食的精彩描写：“每天早晨，麦克先生一定要到马路边的小摊上买一套煎饼馃子，还要夹馃箅儿——棒槌馃子吃着不脆，再要一碗嘎巴菜”；又有蓝山咖啡、牛排、慕尼黑啤酒、草莓慕司面包、松茸鹅肝等西式餐饮。林希擅长于从这些世俗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全球性共通的城市空间、语义系统和饮食文化来呈现天津人的性格特征。天津人对世俗生活无比热爱，爱生活就是人间最大的爱。这种世俗性文化传承，是人间最为基本的情感价值诉求，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甚至全球的共通性。林希认为天津人保的是“面”，玩的是“派”，看的是“热闹”。《新亚大药房喜迎新时代》中在汤姆号上给舰长千金麦瑞小姐辅导功课的余铭森被强吻时，愤怒喊道：“人生在世，名声第一，天津伯伯叔叔们知道我在汤姆号军舰上被一位小姐在嘴巴上咬了一口，等你们走了，我的脸往哪儿搁呀！”并为此愤而辞职，“说出天来，这鬼地方不待了”。在《月纬球社》中林希写道：“在老天津卫，玩派、摆谱，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在《流浪汉麦克》中，林希将“看热闹”标为“第二大天津症候”。“天津人的看热闹，世上少见，一个人蹲在马路边上看天，一会儿时间就围拢过来一群人，一起望天望了半天，嘛也没有”，连德国来的流浪汉都沾染上了这一习俗，为此丢了带给他好运的路威酩轩皮鞋，又被打回了流浪汉的原形。林希正是通过城市空间中这些逸闻趣事展现出了天津人精神世界的美好和高尚。《流浪汉麦克》中有一段“在天津卫，天津人饿肚子，街坊邻居看着不能不管”的细节描写，温暖细腻，感人至深。在《月纬球社》中也写道：“天津有传统，一遇灾年便行善举：搭席棚、设粥厂、舍棉衣，处处的善人牌坊边设有药店，医生们轮流坐堂诊病，药店抓药分文不取。天津呀，中国首善之地也。”

天津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尤其是人与城持续碰撞与交融的结果。林希在《沽上纪闻》所构建的城市空间中，既有天津府的知县余盛世、天津府主簿于之乎、退位的小皇帝等封建遗老遗少，又有德国流浪汉麦克、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的面包师傻里八爷夫、德皇威廉二世的御厨、娜沙女士、伊里沙小姐，还有民国时蓄势待发的政坛寓公们、骄奢淫逸的大太子、大闲人“黑心我”、南苑大学教授、大货车司机唐敬山、开药方的余铭森、开锅巴菜铺的石诚、开小酒馆的于大爷、协助孝子们表演卧冰得鱼的王大龙、月纬球社陪练凯文小姐、传统闺秀玉兰阿姨、穷员外老河沿儿先生、水上警察许满堂等，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共同构成了津门群像谱。作家肖克凡在《林希先生的“衰年变法”》中将林希小说的成功归之为“小说人物卓尔不群，一个个都是生色而不是熟脸”。这些人物无疑在天津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都经历着人生的种种困境与心灵的嬗变。如果说知县、主簿、八爷、石诚等是坚守天津本土文化传统的守旧派代表，那么“黑心我”、王大龙、凯文小姐、余铭森等则是天津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性挣扎与裂变的过渡性人物代表，而南苑大学教授、玉兰阿姨等则是具备现代性的理想型人物。这类理想型人物对传统津味小说中人物谱系的精神文化品格提升有很大助力，他们不再是一群“耍手艺的、糊弄人的、卖生意口的、编魃造魔的”俗人，而是具有独立文化人格与坚守的，现代意义上中西文化熏染下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典型。伴随着天津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他们没有固守，也没有冒进，而是在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实现了人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这种独立性人格与自由性思想的追求关涉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叙事觉醒的文学命题。正如林希在《哈罗，县太爷》中所言：“谁说天津人是一伙俗民，小看天津人了。”在《“黑心我”心不黑》中借“黑心我”对安贫乐道、坚守气节的南苑大学四位教授和孙奶奶极为推崇的一段心理描写——“贺欣我先生看到了一个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这里面更生活着一群他不理解的人。他们为什么这样活着？……他们一个个又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展现出了天津人超越世俗的纯粹精神层面，也印证了林希对津味小说的最新定义，“所谓津味小说，应该是展现天津人精神世界的美好和高尚”。《月纬球社》中的玉兰阿姨也是这样高尚的人物，出身于天津的普通人家，上过木斋女子中学，接受过新式的现代化学校教育，崇尚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拒绝了傲慢的富商儿子的追求，凭自身能力进入英国英茂洋行工作，与尊重中国人的洋行普通职员英国小伙凯文自由恋爱成家。可以说玉兰阿姨身上具有中西两种优秀文化传统，没有被现代化的商业逻辑与资本洪流所裹挟。英国丈夫去世后，她与女儿凯文相依为命，面对金钱权势的诱惑，她始终教育在月纬球社做乒乓球陪练的女儿凯文“这一切和我们没有丝毫关系”。玉兰阿姨以一己之力对抗月纬球社崇尚金钱的商业伦理浪潮，甚至发出了微弱但“醒世恒言”般的心灵呐喊，“金钱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垮了一切古训，冲垮了一切传统”，毅然决定让女儿离开这污浊之地。可以说，林希将玉兰阿姨塑造成了中华女性中兼具传统美与现代学识的完美典范，“非凡人也，木斋女子中学老一辈学生，名门闺秀，大家小姐，绝对是一位有文化、有品位、有修养的女子”。

林希通过城与人的审美互动，以城观照芸芸众生，从个体在现代商业、资本与传统伦理道德夹缝中的精神性体验与困境出发，写出了全球人类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共通的生存状态的撕裂与心灵困境。月纬球社的陪练凯文是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混血儿，从小就深受中西方两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两种不同文化交融于她的心间，形成矛盾和撕裂。天津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在她的身上烙上了鲜明的印记，一方面是母亲玉兰传授的“不慕荣华富贵”“一家人相亲相爱就是最无价的财富”，另一方面是月纬球社的“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燃烧着贪婪、羡慕、欲望、妒忌的火焰”。凯文深陷在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资本文化的矛盾抉择中，没有人生定力的她最终选择投入商业资本的怀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沽上纪闻》写出了带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共通”故事、“共痛”情感。

我们不难发现，林希在创作《沽上纪闻》的过程中，是以“有我”“在场”的叙事腔调谋篇布局，并反复强调这些故事和人物皆是“所闻所见、所历所为”；他是以“一种同情心同理心去贴近人物，走进其内心深处，了解其最为幽微隐秘的心灵的悸动，去捕捉人物生命升华的每一个瞬间。这正是对人性的基本尊重，也是对人物生存处境深切的体谅”。恰如作家肖克凡所言：“当你阅读他的一篇小说，你会感到人的体温，毕竟文学是人学，小说要有人味。林希小说充满了人味。”正是因为林希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塑造出由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巨变中的“生气灌注”的人物形象。

《沽上纪闻》立足于“人与城的现代化”审美对照关系，不仅提升了“新津派文学”中人物谱系的现代性精神文化品格，积极构建雅的城市文化空间，更是提供了一种以地域经验观照中国普遍现代化困境的叙事路径。就像评论家贺绍俊所言：“林希就像是天津这座城市的一名特别史官，他在为天津写史立传，但他不像一般的史官那样专注于记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而是准确记录下了天津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变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天津因为有了林希的《沽上纪闻》，实现了文化意义上“雅”的飞跃，成为永久的精神叙事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