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下公众认知场域中，“女性”一词早已超越生理性别的范畴，演变为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化符号。这一符号既承载着传统性别秩序的烙印，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挣扎。女作家马南的中短篇小说聚焦女性生存境遇，以敏锐的笔触书写婚姻、情感、暴力等议题，她所展现的女性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顽强，以及那些并非“光明的结尾”，让作品超越了一般现实主义题材的堆砌，上升到对女性乃至人性的整体性关怀，让更多女性的背面被看到，呼唤全社会的关注与共鸣。本文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批评框架，分析马南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多重困境及其文学呈现策略，进而探讨其创作对性别议题的反思价值。

一、困境的维度：

性别压迫的多重呈现

波伏娃在《第二性》①中指出，女性在父权制下被建构为“他者”，其主体性往往消弭于家庭角色的规训中。马南小说中的很多女性命运都触及这一命题。以小说《无花果》为例，女主人公胡胭脂就是一个婚姻的牺牲品。因为未婚先孕，她只能在娘家的白眼下，毫无准备地嫁给“我”二姨家的儿子华华。看似幸福的婚姻背后，她面对的却是窝囊无能、不思进取、毫无责任心的“妈宝男”丈夫，以及性格强势、观念传统、控制欲极强的“大家长”婆婆。自己的爱好不被满足，生孩子身边只有婆婆一人，生完孩子更是被孩子拴在了这个家庭里，她也从肤如凝脂、青春时尚的少女变成了疲惫不堪、忍辱负重的妇女。婆婆对无花果的禁止看似是一件小事，实则隐喻女性对自身欲望的压抑——婚姻变成了一具“镣铐”②，将女性禁锢于传统伦理的牢笼中，而当她终于下定决心出走时，却兜兜转转回到原点。

这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女性婚姻困局，很多女性就是这样被拴在家庭中，把自己最后的光芒消耗殆尽。胡胭脂如此，小说《演唱会》中的母亲任红也是如此。作为备考家庭中的焦虑母亲，任红几乎为了女儿的升学愿意付出一切，相比于丈夫顺其自然的理念和从容淡定的态度，任红“鸡娃”式的教育观可能会受到不少人的批判，但抛开观念本身的对错，任红在家庭中的角色确实是一个付出型的牺牲者，既要在家照顾女儿，又要出门四处求人，她的生活完全被女儿的升学所淹没，早已忘记了自己是谁，而这一切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嘲讽和女儿的叛逆。她从青春期那个初恋面前楚楚动人的小女生变为家庭中的妻子、母亲，变成很多角色，唯独不再是她自己。演唱会象征的是任红的青春，然而这种青春也只能用替代品来重现，一去不复返了，暴露出不合理的家庭制度对女性主体性的吞噬，如霍克希尔德所述，女性的“情感劳动”往往被自然化为母职天性，实则构成隐性剥削，成为女性在家庭中的悲剧来源。

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家庭中的教育、生活问题，任红是个单打独斗的孤勇者。这种近乎丧偶式的婚姻模式，把一个女人改造得面目全非，也成为小说《永生桥》中的悲剧根源。在《永生桥》中，“我”和庞斌、唐娜和欧阳就是两对丧偶式婚姻的代表，其中“我”的丈夫庞斌一心扑在事业上，单位出事后也无暇顾及家里，照顾女儿的任务始终在“我”身上，而唐娜的丈夫欧阳则常常夜不归宿，根本不把唐娜放在眼里，所谓“永生桥”的爱情誓言在婚姻面前不过是荒唐的玩笑，却最终直接导致惨剧的发生。在这两对夫妻关系中，庞斌做生意偷工减料酿成工人命案改变人生，欧阳办公司出问题最终进大牢，真正的受害者依然是在他们身后默默支撑的女性。可以说，在这样“丧偶式婚姻”的模式下，男性通过缺席家庭责任将育儿与情感劳动转嫁给女性，女性却在丈夫的失败中被迫承担连带代价，而这一过程中，女性原本没有做错什么。

造成丧偶式婚姻模式的缘由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共性原因是家庭中男性对女性价值的无视甚至轻视，当冷嘲热讽变成人格打压，就构成了所谓“PUA”③，更有甚者会直接实施家庭暴力。小说《在天台》将丈夫的嫌弃表现得更为直白，男主人公老蔫的妻子直接被他赋予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名字——雀斑，因为脸上的雀斑，这位女性从没有得到过丈夫的爱，小说的字里行间遍布着老蔫对这个媒人介绍的妻子从头至尾的嫌弃与厌倦，也是这种厌倦让他忍受不了隔离时期的二人世界，在楼顶天台邂逅了一位“梦中情人”，发生了一段无疾而终的单相思故事。在小说叙述中，我们看不到作者对这位“雀斑”女士的心理描写，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与老蔫在一起也是不快乐的、自卑的。小说《雪影珊瑚》中的蒋云云，以及徐老师女儿的悲剧则更为惨痛，她们因为肥胖而被丈夫或男友嫌弃甚至恶言侮辱，蒋云云因此在心里埋下了永久的阴影，徐老师的女儿则因此自尊心受挫愤然跳楼自杀，令人扼腕叹息。

小说《寂寞如雪》则侧面揭露了普通女性面对家暴的困境。常美艳作为家暴宣传志愿者，帮助家暴受害者、吴宏生的老婆争取公道，在这期间，作者寥寥几笔勾勒出被家暴者的形象——伤痕累累、低眉顺眼、战战兢兢、倦怠木然，对反抗无动于衷，俨然一个被丈夫吞噬了的麻木女性。当被殴打变成家常便饭，遑论人格和尊严。常美艳试图控诉吴宏生时，却被强权与利益堵得严严实实，女人的命运变成男人事业权衡的一个砝码，将弱势女性在维权行为中的曲折艰难真实呈现出来，女性在家庭中的悲剧也由此上升为在社会中的悲剧。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在女性反抗家暴之路上，社会仍然任重道远。

跳出婚姻与家庭，女性在爱情中似乎也更容易成为受伤害的一方，这倒不是因为女性弱势，而是女性的感性在绝大多数男性的理性面前往往更为脆弱。这也让古往今来多了那么多负心汉和痴心女，许多爱情的悲剧便因此而生。小说《至亲至爱》就呈现了一段略显荒唐的三角恋——女主人公荔枝的男友阿志劈腿荔枝的姨妈，对荔枝造成了致命的冲击，让她多年来与家人不再往来。这段感情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遭遇双重感情背叛的荔枝，但实际上荔枝的姨妈也是这段感情的受害者，因为阿志的选择，她多年来也承受着情感上的煎熬与愧疚，直到死也没能见到自己曾经亲如女儿的外甥女。小说《猫也许知道》中的女主人公梁小舟同样也是经历男友欧阳北的出轨背叛，这导致她对于养猫有一种执念，在终于遇到真心爱自己的辛老师后，却发现了他恐猫症的秘密，再次断送了两个人的感情。

与此同时，马南打破了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天使/恶魔”的二元对立，通过女性在感情中的背叛揭示女性深陷矛盾之中的悲剧性。作为马南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湖北之外的写作，《拉珍》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藏族女孩拉珍身上的故事，她在照顾重病丈夫的同时，难以控制地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旺久，然而囿于社会道德与家庭责任的束缚，她只能在纠结与幻想中反复挣扎，她无疑是一个合格且贤惠的妻子，但她也需要爱和情欲。然而最终的悲剧是以拉珍表白后的自残，以及旺久找到伴侣告终的，拉珍只能顶着那个“忠贞不渝”的名号继续痛苦下去。有类似情节的小说还有《本命年》，小说中，女主人公苏景因为奉子成婚而被丈夫老黄轻视乃至不管不顾，“他对谁都好，唯独对苏景无话”，也正是这样的冷暴力让苏景与老严发生婚外情，负罪感成为苏景日日焦虑不能寐的心魔，当她终于下定决心与这段缠绕九年的地下情告别时，却被丈夫提出离婚并坦白他也早有了婚外情，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可以说，《拉珍》的悲剧源于女性在传统贞洁观与现代情欲间的撕裂，《本命年》中苏景的婚外情则暴露了道德枷锁对女性的双重标准。这种割裂与矛盾揭示了当代中国女性的普遍困境，从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论断——性别角色是表演性的，女性被期望成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一个安分守己的贤妻良母，在现代化进程中，她们既渴望突破传统性别角色，又难以摆脱文化惯性或道德捆绑的桎梏。

除此以外，性侵与性骚扰问题也是关系女性生存极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寂寞如雪》中的常美艳之所以如此卖力地帮助家暴受害者，是因为她童年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养父对她的辱骂、殴打甚至猥亵都让她的仇恨逐渐累积，最终做出了将自己送入牢狱的行为，改变了她的一生。与她有类似童年遭遇的还有小说《万物回春》中的骆玉，少女时期经受的一次性侵害成为她一生的痛，三十多年“每天拖着链子走路、吃饭、睡觉，连谈恋爱都有阴影”，以至于无法接受自己母亲甘愿照顾施暴者妈妈的现实，回避与母亲相处，而母亲口中另一个遭遇性侵的受害者女孩，更是“惨到不想说”。这样的悲剧不可胜数，揭示出女性身体如何成为男性暴力的对象，体现出性别关系的不平等。小说《猴王》更是对这样将女性作为欲望工具的男性进行了鞭笞与讽刺，女主人公柳红小时候被房东老范堵在厕所门口动手动脚，而发小小峰的妈妈为了生计只能去陪老范睡觉。小说提到动物园猴子争当“猴王”，是因为“所有母猴子都归它”，这个隐喻也直接指向不平衡的性别关系和社会生活层面。

可以看出，马南在小说中所展现的女性困境是多重的。有个人意义上的，如在婚姻里丧失主体性的困境、独自面对丧偶式婚姻的困境、在两性关系中被刻意贬低的困境、在感情中遭遇背叛而难以走出的困境、被世俗礼教规训的困境等。也有社会意义上的，如遭受家暴而难于发声的困境、经历性侵却无法言说的困境等。几乎都是与感情相关的，而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闭口不谈。这不难体现出作家个人的写作兴趣和关注焦点，也侧面反映出这些问题在当下对于女性来说依然是笼罩性的。

二、困境的文学化：

叙事策略与美学建构

如何将公众熟知的问题转化为文学文本，需要高超的写作技巧。这关键要做到两点：一是不能让读者一看开头就能猜到结尾，二是要让读者在阅读中能产生情感共鸣。从阅读体验而言，马南的小说的确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在角色选择上，作家为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赋予了尽可能多的不同身份，通过不同阶层、地域、生存环境的女性形象，构建了困境的多元性。比如《拉珍》中影视公司做编剧的“我”和淳朴善良的藏族女性拉珍、《寂寞如雪》中经历坎坷的常美艳、《演唱会》中为女儿劳心费神的母亲任红、《香水百合》中以医院为家的大妈刘凤林、《永生桥》中爱慕虚荣却一败涂地的唐娜等等，将我们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女性人物化为小说中悲剧的载体，更容易引发不同读者的共鸣。

在人物安排上，作者在人物的设定方面有意采用一种对照结构，通过小说内部人物的互相映照，形成互文效果，增强小说的情感张力。比如在《拉珍》中，与拉珍所承受的感情束缚截然不同的是“我”男友老叶对感情的随意乃至滥用，他屡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玩弄女人的感情，间接导致了女性角色梅姐的入狱和雪莉的自杀，而“我”也成为他的众多感情牺牲品之一，与拉珍同样成为感情的挫败者。在这个故事里，一头是传统贞洁观对自由爱情的压抑，一头是金钱交易下随意的肉体交易，这种强烈的反差性和讽刺性也让女性在感情中的悲剧意味更为突出。在《寂寞如雪》中，陈西北和常美艳作为曾经的初恋，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却又在家暴的案子上交会，具有很强的对照意味。陈西北从名校毕业，与女神结婚生子，进入高薪律所，却又因赌博败光家产，最终妻离子散，在经济压力面前不得不向强权低头，常美艳则是自幼被养父家暴，中专毕业就开始打工，婚后因行侠仗义导致丈夫遇害身亡，后做家暴公益帮助被家暴女性，最终自首弑父行为，心安入狱，两条看似不相干的平行线背后，是守护正义的共同主张。当年少年陈西北仗义救下被家暴的常美艳让她记挂一生，而成年后的陈西北被生活世俗所困时，常美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陈西北伸张正义的替身，代表的是过去的陈西北，而当这种隔阂抹去时，便如小说中座位的暗示一般，“两人的位置由相对变成了水平”。《雪影珊瑚》则采取一种相似性的对照，使同样面对肥胖困扰的徐老师的女儿与蒋云云构成互文，让两人的相遇成为一场相互救赎的契机。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采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通过琐碎的生活细节解构理想主义的美好神话，呈现出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贺桂梅曾在讨论“新女性写作”时指出：“弥漫在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关系里的有形无形的性别权力的东西是非常普遍的，可是人们没有把这些东西作为问题来讨论。”④就《演唱会》而言，其中的母亲任红就是一个太常见的女性形象，她为女儿的学习东奔西跑、换工作来保障女儿的饮食质量、在家里各个角落布置好学习氛围，这些司空见惯的属于“母亲”的行为，如果不是被文学呈现出来，很容易被忽视或者遗忘，而正是这些融于日常生活的镜头，更能够引发我们对照自身进行反思。《在天台》作为一部呈现特殊时期生活状态的小说，也避开了传统宏大叙事，选择通过中年男子的日常琐碎与天台偶遇，揭示了普通人在特殊时期的生活困境和情感异化，而作为整个故事背景出现的女人“雀斑”，则成为那个日常里不愿意提及的悲剧性存在。

在叙事方式上，作者反复运用插叙，有意让回忆与现实交叠相融，达到设置悬念的艺术效果。最具代表性的是《至亲至爱》。小说以荔枝的返乡旅程为现实主线，通过意识流手法将过去与当下编织成一张细密的情感网络，比如在火车行进中，荔枝的思绪不断跳转至九年前与阿志的恋爱往事，现实行动与记忆碎片交替出现，形成时空交叠的复调结构，不仅还原了人物心理的真实流动，更通过断裂的时间线暗示荔枝内心的破碎感——她始终未能从过去的伤害中痊愈。其中，荔枝回忆里反复回闪的阿志的背叛场景，一直以模糊的方式出现，强化了创伤的不可言说性，也暗示荔枝对真相的回避，让故事的发展更有扑朔迷离的效果。

在文章结构上，作者在几乎所有小说中都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比如《拉珍》并未给出明确的女性解放方案，拉珍最终回归家庭，叙述者“我”亦未摆脱迷茫，但这种“未完成性”恰恰揭示了性别平等的长路艰辛，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描摹已构成无声的控诉。《寂寞如雪》结尾常美艳的入狱宣告她反家暴志愿工作的破产，而陈西北与老王的闹掰也让他再次陷入事业的困境，楼下的那对少男少女仿佛要重演一遍他们的故事，警醒读者这样的悲剧还在发生。《雪影珊瑚》的结尾，徐老师再次身着耐克服现身，与四年前电梯中的蓝色身影重叠，暗示着短暂的救赎终将归于日常的重复与妥协，等待蒋云云的将是更多未知的困境。就小说结构而言，这种“未完成性”并非叙事缺陷，反而构成对读者的伦理召唤，如伊瑟尔所说，文本的空白处正是意义生成的场域。

在美学意味上，生于荆楚之地的马南也深受屈原影响⑤，在作品中呈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具体体现在运用梦境、象征等展现一种现实之外的状态。如《寂寞如雪》的结尾，陈西北应常美艳之约去看承载他们爱情记忆的旅馆，在旅馆里，陈西北与常美艳的灵魂完成了一场梦境式的隔空对话，让女性的悲剧意味更加蒙上一层遗憾的面纱。在《万物回春》的结尾，骆玉也无法判断母亲对自己的坦白是梦境还是现实，正是这种朦胧使得那些话成为母女间再不可能讲出来的秘密，让她们咽下曾经的创伤与愧疚，继续好好生活。类似的情节在《香水百合》结尾处也有出现，女生不能确定老人之死是否真的与自己有意无意留下的香水百合有关，但花和刘凤林一块消失了，留给她的是永远的心魔。

可以看到，作者在小说创作的各个方面都极尽巧思，从而将一个个鲜活的现实问题转化为生动的小说文本，将女性的困境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给读者，从而用故事吸引人、用人物打动人、用主题感化人。

三、困境的超越：

女性主体的觉醒与局限

马南的小说虽未提供解决方案，但其对困境的暴露本身即是一种实践行为。她通过将家暴、性侵等议题文学化，迫使读者直面性别冲突的常态化，进而挑战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激活社会反思。而对于小说中的女性来说，她们在困境面前也并非完全被动的，她们有觉醒的意识，也必然会有改变的能力。她们身上面对困境的坚韧与顽强，让她们平庸的形象愈发熠熠生辉。如电影《好东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雪影珊瑚》中的蒋云云就在劝说徐老师时发出了这样的自白：“我就是这样又胖又丑又穷，可那又怎么样，我还是要硬巴巴地活着，我要认真减肥，认真吃饭、睡觉，认真带孩子，我不作践自己，为什么要作践自己啊？”面对前夫的嫌弃与羞辱，她是受伤且自卑的，但她没有因此自暴自弃，依然选择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自力更生，尽力去解决现有的问题。她尽职尽责、稳重踏实、善良宽仁，这些美好的品质不应该被一时的肥胖抹去，她依然有好好生活的权利。这是她的生活态度，也是对现实中陷入类似困境的人的鼓舞。

再者，女性身体在小说中始终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以《拉珍》为例，拉珍的视频被陌生人拍摄传播，成为“爱情模范”的消费品，歌厅客人对“我”的骚扰，将女性身体物化为欲望符号，甚至雪莉的死亡仍被男性视角消费为桃色事件。这种凝视暴力剥夺了女性对身体的掌控权，使其沦为被定义的客体。然而，女性也在尝试夺回身体叙事权，拉珍自己布置的“婚房”是一个隐秘的抵抗空间，她以红色装点房间，虚构与旺久的婚姻，通过仪式化的布置完成对情感的自我赋权。尽管这种反抗充满悲情，但其存在本身已构成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解构，与此同时，“我”同样经历身体觉醒。拒绝小刘的侵犯、与老叶分手，都标志着她从依附关系中挣脱，开始正视自我需求。

此外，就丧偶式婚姻而言，《寂寞如雪》中有一位一直没有正面出现的人物——男主人公陈西北口中的前妻，也是丧偶式婚姻的受害者。根据陈西北的描述，在他们过往的婚姻里，妻子的家庭在经济地位上优于自己，孩子也是岳父岳母带，他这个父亲是孩子心里“可有可无的角色”，暗示他也是丧偶式家庭中的那个缺席者。身为资产千万的资深律师，他原本可以让家人跟自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却因为迷上赌博导致血本无归、妻离子散。据他的描述，他的前妻离婚时给他提了一个严苛的要求，必须拿出一大笔钱才有权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从旁观者视角看，他前妻这样的做法绝非忘恩负义，而是面对婚姻危机的理性自救，她不允许自己和儿子陷入赌徒的泥淖，选择果断跳出。这是十分勇敢的，固然这勇敢的背后，是她的原生家庭赋予的底气，但女性应该有这种为自己留后路的底气，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与之相对应的是《无花果》中胡胭脂的出走很快便以回归告终，尽管反抗暂时失败，但她的觉醒意识仍然具有象征性。

必须承认的是，马南的创作仍存在局限性。她对职场、经济独立等议题的回避，使得女性困境被窄化为情感与家庭问题，如《永生桥》中唐娜的悲剧源于丈夫的经济犯罪，但其自身的经济被动性未被深入挖掘，《无花果》中胡胭脂的困境始终局限于家庭场域，其社会身份被简化为“妻子”与“母亲”。这种叙事选择折射出作家创作视野的局限：若仅将女性解放等同于情感觉醒，则可能遮蔽制度性变革的必要性。正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⑥中所批判的，若仅将女性解放等同于情感解放，实则是对结构性压迫的简化。此外，马南对女性互助网络的书写较为薄弱。《演唱会》中的任红与《雪影珊瑚》中的蒋云云均以孤独姿态对抗困境，缺乏女性共同体的话语支持，层次略显单薄，暴露出当代女性写作存在的困境：如何在个体经验与集体行动、情感解放与结构变革之间找到平衡？等等。在此意义上，马南的文本既是刻痕，也是未完成的草图——她以文学之力撕开性别压迫的创口，却尚未为愈合提供足够成熟的药方。期待作家在后续创作中拓展对女性公共领域困境的书写，以实现更全面的性别批判。

四、结语

总体来说，马南的小说创作揭示了当代女性的很普遍性困境，她用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复调叙事、象征美学与开放式结局等创作手法，将性别暴力、情感剥削等隐性压迫具象化为文学现场，既暴露了传统父权制下的性别运作机制，也揭示了女性在困境中迸发的反抗精神。尽管存在叙事雷同与议题窄化的局限，马南的创作仍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女性生存困境的文学记录，更是一场针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启迪与召唤。

戴锦华曾言，女性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⑦。在此意义上，马南的小说正是通过凝视深渊、书写创伤，完成了一次次“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学实践。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将其置于“新女性写作”的脉络中，探讨其与其他作家同类创作的互文关系，从而深化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学转型的理解。

注释：

①（法）西蒙·波伏娃著；李强译. 第二性[M].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11.05。

②小说《无花果》中，“我”认为“结婚生子是老天送给女人的一副镣铐”。

③PUA：全称Pick-up Artist，目前多指在一段关系中一方通过言语打压、行为否定、精神打压的方式对另一方进行情感操纵和精神控制。

④李静.那刺目的清醒——“新女性写作”的当代价值[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01):143-148。

⑤用文学深情拥抱脚下这片土地——专访第八届湖北文学奖优秀作品奖获得者马南，三峡宜昌网。

⑥ （美）弗里丹（Friedan，B.）著；程锡麟等译. 女性的奥秘[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05。

⑦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