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韦其麟

1955年，韦其麟在《长江文艺》6月号发表根据民间故事再创作的叙事长诗《百鸟衣》。70年来，这部作品吸引着一代代读者反复阅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月10日，“《百鸟衣》发表70周年暨韦其麟作品研讨会”在广西南宁举行。《百鸟衣》背后的故事、《百鸟衣》的经典化及其启示等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年，那个小学生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韦其麟1935年出生于广西横县文村。家族里有一位在瓦窑里打砖坯的叔公，他非常善于讲故事。读小学的时候，韦其麟经常和小伙伴们来到瓦窑边，听叔公讲“古”。有一次，叔公讲了一则关于“张亚原”（在后来的记录中有时也写为“张亚源”）的故事。10多年后，从这个简短的故事出发，韦其麟创作出了叙事长诗《百鸟衣》。

每一个阅读特别是研究《百鸟衣》的人都特别好奇：韦其麟当时听到的故事是什么样的，篇幅有多长？它与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在文本内部，有何具体的关联？

我们现在当然无法回到当时的“故事现场”，但韦其麟在其各类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1984年，韦其麟在《记忆山野里最初的花朵》一文中写道：“那位叔公不是说‘百鸟衣’，而是说：讲一个‘达达叮张亚源卖懿儿（糍粑）’。”1998年，他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百鸟衣》“前记”中提到：“这部叙事长诗是我根据童年听过的一个民间故事创作的，后来我看到广西科学工作委员会和《壮族文学史》编辑室1959年编印的《壮族民间故事资料》第一集中的《张亚源与龙王女》，就是在我家乡搜集的这个故事的原始记录稿。”与此同时，韦其麟在其学术著作《壮族民间文学概观》的附录中，在提及民间故事“百鸟衣”的时候，也指向了《壮族民间故事资料》第一集。

这本比韦其麟长诗晚了4年出版的故事资料集中，有两则关于“张亚原”的故事。第一则题为《百鸟衣的故事》，共3651字，故事梗概为：张亚原自幼丧父，与母亲靠割草、做油炸食品艰难维生。一日卖货归来，一只母鸡跟随亚原回家，养了半年多竟变成美丽姑娘，后成为亚原妻子。姑娘助亚原租大商铺做大生意，招牌“张亚原逢货有”引发新科状元不满。状元多次刁难无果，便抢走姑娘献给皇上。临别前，姑娘告知亚原，10年后用卖货得的300两银子买100只白鸽，将它们的羽毛做成一件衣服，带儿子亚德赴京。10年后，亚原父子依言进京舞鸟衣，引得姑娘注意。姑娘借机让皇帝穿上鸟衣跳舞，随后命人将其打死，让亚德登上皇位。第二则题为《张亚源和龙王女》，共1672字。与前一则有很多的区别，张亚原平时不是卖油炸，而是钓鱼为生。有一次，他三番五次钓到同一个大螺蚌，于是拿回家养。女主角就是由这大螺蚌变成的，她原来是龙王的第三女。后面，也是被抢去献给皇帝。但临别时，她对张亚原的嘱托是：“等我走了以后，你造一支弓箭天天到山林里去射鸟，射够了一百只，就将这一百只鸟的羽毛剪下来，做成一件衣服。”这与前一则的“买白鸽”差异很大。皇帝的死法是一样的。但故事的结局有别，张亚原和龙王女团聚了，他们讨厌京城的生活，就回到村子里，过着幸福日子。

阅读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其中重要的故事元素，有两处与这两则民间故事有关：一是姑娘是由鸡变成的，民间故事中是由“母鸡”变的，韦其麟长诗是由“公鸡”变的。诗人在谈到他改母鸡为公鸡的艺术构思时说，一取其形象华美——与女主人公的华美形象一致，二取其打鸣司晨，有一种兴旺发达的气氛。这说明他在创作中受到第一则故事（《百鸟衣的故事》）的影响。这与他的听过“张亚源卖懿儿”故事的说法吻合。二是百鸟衣是男主角上山打鸟才做成的，不是买白鸽，这说明他还受到了第二则故事（《张亚源和龙王女》）的影响。所以，韦其麟在漓江出版社版《百鸟衣》“前记”中提到第二则故事。当然，民间故事有不同的“异文”，也许当年他叔公所讲述的，是由诸多类似元素杂糅而成的另一个版本。

或许，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韦其麟在《写〈百鸟衣〉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一文中的自述：（1）关于男主角“成长过程的叙述，原来是很繁杂的：打柴，做小贩，几次受别人欺辱，没办法，哭，遇仙人的援助等等”；（2）原故事中的女主角“不是一个纯朴的劳动姑娘，而是一个善良的万能的漂亮的神仙，能要什么就有什么，能‘点土成金’”，所以男主角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大富翁”；（3）故事的结尾部分，在民间故事中原是极简单的，只有男主角穿百鸟衣进衙门去杀土司救出妻子的情节，“这就使人感到粗糙、单薄”。

这些凑起来，就是那个少年当年所听到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韦其麟在创作《百鸟衣》时，正在武汉大学读书，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资料收集。与此同时，各地协会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成果直到1959年才系统推出。所以，韦其麟所依据的主要“蓝本”，就是其叔公所讲述的这个口头故事。

韦其麟部分作品

“整理”和“创作”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

当我们“还原”了这个原始的故事，再去读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是一次全新的文艺创造。除了前述“鸡变成女主角”“打鸟制作百鸟衣”两处沿用旧故事情节，诗人对故事进程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进行了自己的创造。具体表现在：男女主人公名字“古卡”和“依娌”是诗人独立命名的，不是民间原来存在的；古卡的成长史与原故事毫无联系，都是诗人新写的；依娌由原故事中无所不能的“仙女”变成朴素的劳动妇女，她面临的那些刁难（筛清芝麻和绿豆、分黑白芝麻、找“一百个公鸡蛋”）也完全是生活化的；古卡和依娌分开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繁杂叙事，也是原来故事全无的内容；土司（对应原故事中的皇帝）的死法是，古卡趁土司换衣服，用刀将其刺死；故事的最后，古卡和依娌骑着骏马，一起“飞”向了远方……

在5月10日的研讨会上，与会评论家纷纷谈到了韦其麟在创作《百鸟衣》时所体现的创造性。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张燕玲谈到，1955年已经接受现代文明、现代教育的武汉大学二年级学生韦其麟，既对自己民族有深刻的了解，饱含着浓厚的民族情感，又从时代和现实出发，融汇历史与现实，注入新中国现代青年的情感与审美自觉。他有了张扬主体性的人格与尊严的最初自觉，比如故事结尾创造性地让男女主人公双双逃离官府，骑马奔向“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远方，使民间传说的主题精神从官府“庙堂”指向“江湖”人间，指向对个人幸福和自由的追求，指向“人的文学”。由此，韦其麟也完成了把民间传说转化为文人创作的转变。韦其麟的这种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颇具现代意识。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张柱林认为，关于“张亚原”的民间故事中，“做皇帝”“回到家乡生活”的结局都不大具有现实的合理性。现在诗人让两人远走高飞，既避免了主人公成为新压迫者的尴尬，也避免了旧势力的迫害与追杀的可能。这给深困于既定时空与历史中的人生提供了一种最宝贵的东西，即实现真正的解放或自由的可能。南宁师范大学教授陈祖君谈到，韦其麟的《百鸟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人看作民间文学作品，这是不公正的。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文学文化史的角度看，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侧重和褒贬，也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变异，以及这种历史演变中创作主体的文化史意义。

韦其麟对于《百鸟衣》有着自己清晰的定位。一方面，他多次说过，“《百鸟衣》应该说是群众的集体创作，我只不过是它的创作集体中的一个而已”。（1955年，《百鸟衣》在《长江文艺》发表时，他这样说；1978年，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他还是这样说；1998年，他又在漓江出版社版的“前记”中重复强调。）另一方面，他也多次强调，“整理和创作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应该加以区分。民间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也不应混同，特别是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科学地区别。”（见漓江出版社版《百鸟衣》“前记”）他还提到：“民间文学作品的记录整理，必须严格忠实于原在民间流传的样子，不应加进整理者的主观因素。整理出来的作品仍然是民间文学。而再创作，就有了相当的自由，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可以融入创作者的主观因素，不拘泥于原来流传的样子了。创作出来的作品不再是民间文学，而是文人文学即作家文学了。当然，创作者也不能海阔天空、为所欲为地把民间故事传说弄得面目全非。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根据民间故事传说的再创作了。”（见《一封回信》一文，《钦州湾报》1996年11月13日）

基于这样的作品定位，他对一些“《百鸟衣》评语”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比如，“在有的介绍壮族文学的著作中，把长诗《百鸟衣》当作原在民间流传的作品，如说‘壮族有民间长诗《百鸟衣》’。我认为这不符合实际，长诗《百鸟衣》是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不是原有的世代口头流传于壮族民间的长歌。至今也没有发现壮族民间有以韵文体口头流传的‘百鸟衣’故事，这首长诗并非经过整理的民间口头流传的作品。”（见《回首拾零——致友人》，《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还有，“一位壮族作家在他的诗作中提到古卡，加以注释说：‘古卡是壮族古代神话中的一位英勇的神。’这是不应有的粗疏。古卡只是我写长诗时给主人公起的名字，并不是壮族神话中神的名字。直至现今，在搜集到的所有的壮族神话中，没有一个角色名为古卡的”。（见漓江出版社版《百鸟衣》“前记”）特别是一些民族词典，在《百鸟衣》的释文中说它是壮族神话故事，并按照韦其麟长诗的内容来介绍故事。韦其麟说，“作为一部词典，如此的解释，我以为是不够严谨也不够科学”。

今天，重温韦老的这些话，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给这部作品定位。它的灵感和素材来源于民间故事，但其中又蕴含了诗人的创造性，不同于那些原来在民间就传唱、后来经过文字化定型的民间长诗。

常读常新，不断地经典化

为了参加此次研讨会，与会者纷纷重读了这部经典长诗，获得了不同的阅读体验。可以用以下几个关键词，概括大家在会上分享的阅读感受以及引申出的相关理论思索。

一、青春。《文艺报》总编辑刘颋认为，《百鸟衣》“浪漫”“热烈”“纯粹”，“韦老在他20岁左右带着青春的热烈、青春的力量写下了这部作品；他的浪漫是纯粹的，他的热烈也是纯粹的”。长诗大量使用了赋比兴手法，整个叙事流畅、通透。这背后彰显的是，诗人富有生活的激情，对生活细节和情感细节有细腻把握，从而才能讲述出一个细腻动人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刘铁群谈到，对于大学二年级的韦其麟来说，故乡与校园都是美好的。回头望，故乡馈赠的童话般的人生底色还没干透；向前看，珞珈山脚下美好的人生画卷已徐徐展开。因此，他当时写下的《百鸟衣》充满青春色彩。诗歌中的两个重要意象“百鸟衣”和“骏马”正彰显了“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的青春激情。

二、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表示，《百鸟衣》等一批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在社会主义文化秩序建立阶段中“可感性的再分配”。这是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分野的弥合，也是既有文学等级结构的打破与重组，更是人民文艺的发明与创造，不同地方、民族、文类、题材与美学于此得以获得其新的生机、风格与气象。广西民族大学教授陈爱中认为，从文本结构来看，《百鸟衣》沿袭了民间故事“成人礼”的象征模式，在保留故事原型特定文化内涵的前提下，更为期待革命主体和自由意识的生成，从而让诗歌拥有更高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促成了韦其麟选择“公鸡”作为诗歌的核心意象，使之在民族文化象征和国家公共象征的双重维度上焕发光彩。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黎学锐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重新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挖掘与建构。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规整、重构与再造，有利于塑造出新的话语模式、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百鸟衣》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诗人将自己的创作与时代、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的代表性文本。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广西艺术学院副校长谢仁敏表示，韦其麟的《百鸟衣》成功地将壮族地区古老的民间传说进行了再创作再升华，成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代表作品之一，对新时代的文学生产依然有值得珍视的示范意义。广西评协原副主席唐正柱谈到，韦其麟的创作实践启示我们，民族文学创作既要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又要具备开阔的人类视野；既要传承文化基因，又要有诗意的当代表达；既要保持艺术个性，又要追求精神高度。南宁师范大学研究员钟世华表示，韦其麟在创作中持续探索，将民族文化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和资源，尤其注重对民间资源的继承和转化，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极高辨识度的诗歌文本。《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认为，《百鸟衣》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既是少数民族民间传说故事的史诗变体，同时也是抒情传统的当代发抒。壮族雄伟与智慧的精神底色，为当代文化注入刚柔相济之力；民族边地可歌可泣的英雄歌诗及其雄浑美学，更为中国文学百花园献上瑰异奇株。

《百鸟衣》70年的传播史正是一部活态的文学经典生成史。七十载光阴流转，那件缀满山岚的百鸟衣仍在南方的晨雾中飘荡。韦其麟以诗针彩线，将古老的壮族传说绣成永恒——公鸡的啼鸣穿透岁月，古卡的箭矢永远悬在追寻的路上，依娌的织机仍在月光下唱着不屈的歌谣。一代代读者在字句间拾取翎毛，有人看见爱情如凤凰涅槃般炽烈，有人触摸到青春与自由的光影，更多人在这面多棱镜中看见民族和时代的灵魂图谱。时光不断流转，它将一如既往地闪耀出自己的独特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