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红》：人与信仰的传神书写
既然被命名为散文诗，顾名思义，这一文体的根本性质就是诗歌和散文特点的交融。虽然既不分行，也不押韵，但如何以凝练的文字和短小的篇幅将创作主体内在的复杂意绪捕捉并传达出来，应该是散文诗写作者的追求。怎样以最简洁的文字将不简单的意绪铺展在纸上，是对散文诗写作者的最高审美要求。以这个标准来评价宋耀珍的散文诗《红》，可以视其为合乎文体标准且有所突破的优秀作品。
《红》别出心裁地抓住了“人”这一核心命题，以凝练的文字对长征精神进行书写。我以为，宋耀珍《红》的思想艺术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象征手法的精妙使用。《红》第一章中的“杉木，居于风暴中心”中对“杉木”进行了象征性书写。“狂风猛烈地抽打它挺拔的树干，撕扯它的枝叶和头发/寒风嘲讽它，想折断它握在手中的真理，想磨损它额头上的智慧和坚硬/甚至围殴它，驱逐它……”在描写肆虐风暴的同时，作家也在描摹杉木的特征，举凡“挺拔”“真理”“智慧和坚硬”，再加上“高度与姿势”“独立于大地”“怒发披肩”等，都可以看作是对杉木特征的象征性书写。杉木被更进一步喻为“风雪中的领袖”“火焰中的勇士”“镰刀与铁锤的儿子”，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是对虽处极端困难境地却依然坚守自身信仰的红色力量的形象化书写。杉木之所以能够在风暴中心昂然屹立，还与志同道合的战友紧密相关：“风暴中走过来一群战友，马尾松、榕树、毛竹、泡桐……和杉木站在一起”。杉木的坚持与最后的成功，也是因为得到了志同道合者的坚定拥护与强力支撑。
其次是叙事性的凸显。此前大多数散文诗都以抒情性见长，但《红》的特别之处在于不失抒情本色的同时，凸显并强化了作品的叙事性色彩。尽管作家在处理时的言辞非常简洁，但仍具备叙事特质。比如“把兵工厂扛在肩上，把石印机扛在肩上，把X光机、药品和大米扛在肩上，把文件、墨水、地图扛在背上……沉重的国家在崎岖的山路上”，具象性事物与“沉重的国家”这种抽象的表达结合在一起，传达出的是行走与赶路的艰难程度。若干叙事性镜头组合在一起，最终凝构成的便是遵义会议召开前种种力量集结的象征性书写。
第三是人物意象的勾勒与渲染。出现在散文诗中的，更多是自然界的各种物象，人物相对较少。《红》中有对若干人物意象的勾勒与渲染，比如毛泽东。在瑞金的时候，“探路的巨人累倒在河畔，低矮的茅草屋接纳他，高烧接纳他，浑身的寒冷接纳他，昏睡接纳他”。诸如“累倒”“高烧”“昏睡”“灰色与匆忙”“折磨与疾病”这样的语词，传达出的是革命的低潮状况；遵义会议的时候，情形已开始改变：“巨人挥动拯救的斧头，朽败的木屑纷纷跌落”，“凌晨，一个计划在巨人心中形成，赤水河睁开紧张的眼睛”，“出发！巨人力排众议，挥手指向赤水”；当红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抵达吴起镇的时候，出现的情形是：“领袖推门走出窑洞，天地为之一震”。将作品中与“巨人”“领袖”有关的部分整合在一起，便是对毛泽东形象的勾勒与素描。此外，还有徐特立这位“坚强的老战士”、血洒河连湾的年轻连长毛振华等。
从瑞金，到湘江，到遵义，到雪山，到草地，到会理，到哈达铺，到吴起镇，伴随着宋耀珍充满诗意的语言，我们从诗人对长征的真切书写中，可以体会到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高度。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