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 言

工业题材、“后红色经典”与工农兵“写工农兵”，这几个概念对作家李云德而言无疑是关键词。这其中，尤其不能忽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李云德1929年出生，老家位于辽宁鞍山东部山区岫岩，由于父亲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他只读了几年书便辍学在家务农。1947年，18岁的李云德参军入伍，1948年参加解放鞍山的战役，后被选送到北京解放军测绘学校，毕业后在军委测绘局担任测绘员。1951年，全国支援正在恢复生产和建设的鞍钢，李云德和他所在的测绘队60余人被借调到鞍钢，并在地质公司担任勘探队长，最终留在了鞍钢。也就是说，李云德工、农、兵都当过。工业题材和工农兵“写工农兵”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后红色经典”是笔者对《沸腾的群山》文学史意义上的命名，是相对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而言。但它不是“红色经典”之后的另一个文学思潮，而是一个结束前的“尾巴”，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关系不同。这部小说具有“红色经典”的所有元素，但又有某些被读者、批评家，或文学史忽略的异样东西，加之写作时的政治、文学背景极其复杂，其与诞生于1950年代的“红色经典”相比较，已有明显差异。

若从创作或文学风格角度讨论李云德，断然离不开生活与故事，这两方面可以说是李云德一生的文学信念。李云德于2022年年底逝世，享年93岁。在他之后，创作了“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的“工农兵作家”，在世的已寥寥无几。半个多世纪以来，批评界对李云德创作的研究始终是匮乏的。毕竟他曾在1970年代，与写农村生活著称的浩然一起，享誉中国文坛。本文之所以选择上面几个关键词，是想勾勒出李云德1960年代的文学创作概貌，描述时代思想与精神对他创作的影响，或言之，探讨的是作家与时代的复杂关系。虽然时过境迁，但史的价值以及梳理复杂时代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干预或影响，还是颇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意涵。

一

工业题材小说与被压抑的《鹰之歌》

“题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作者所描写的生活现象与故事内容，是微观具体的；另一种是宏观的概括，指作品所呈现的生活领域，如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或者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在当代文学语境中，这一概念的使用多数是指后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对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和军事题材的强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当然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密不可分，也跟1950年代新中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2年5月，最早的成果体现在赵树理写农村变革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上，以及完成于1948年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中，“工”是放在前面的，文学在论及三大题材时，也是以工业题材为首，但最早的文学成果为何呈现在农村题材上？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近现代工业发展相当滞后，尤其是现代化大工业，新中国成立前几近于无，熟悉现代化大工业的作家少之又少。由于作家普遍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对工业生活陌生，导致文学上工业题材成果较农村题材要晚出现许多年。这其中草明又是个例外，1948年她就发表了中国第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说《原动力》，1950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火车头》。草明虽然是工业题材文学的拓荒者、领军者，1949年之前就有多部工业题材小说问世，但她并未超越周立波、艾芜、萧军等在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上的艺术高度。

从1954年到1959年，一批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宣告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文学高光时刻的到来：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罗丹的《风雨的黎明》、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亦于1959年出版了代表作《乘风破浪》。这些颇有成绩的作家，就个人的文学修养而言，显然不是“工农兵作家”可比的。但此时的工业题材作品，“它的题材常常局限于工厂、车间、工地的内部，缺乏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人物事件的描写又常常离不开生产过程本身。有经验的作家可以用艺术手段来补充、丰富。在较多的作品中使人觉得枯燥、单调。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1）。矛盾冲突与情节雷同问题也很严重，“一般是书记正确，厂长错误，工人先进，技术人员落后，通过生产事故表现人物的英雄行为，以反革命分子落网作为矛盾的解决。《百炼成钢》与《乘风破浪》是两位老作家先后写成的作品，但其情节不少地方却是相似的”（2）。考察上述作家的创作过程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基本上是他们到工厂体验生活后创作的，处于“为工农兵写作”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影响之下。然而，多数作家到工厂只是短暂体验，虽写出大量作品，但随着时间流逝，大部分作品没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对1949年前就已成名的作家而言，工厂的技术性与大生产的联合性是很难在短时间里研究透彻的。尤其是工人，往往被淹没在枯燥的岗位上，人的主体性，包括个性，便显得无足轻重。文学在这种情形下很难捕捉到表现的角度，即便是虚构的小说，也很难施展作家的艺术才华，这与农村题材的丰富性、趣味性，以及军事题材的故事性、传奇性，都是无法比的。因此，即便是出自有名作家之手的工业题材小说，也存在明显缺陷，艺术上被诟病者亦不在少数。2005年5月，李云德在与傅汝新的一次对话（3）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李云德说：“工业题材跟农村题材，跟军事题材肯定是没法比的。建国初期出现的那批工业题材长篇小说虽说当时也在全国引起轰动，但跟军事题材长篇小说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有很大差距。军事题材作品斗争激烈，你死我活的情节和人物对读者更有吸引力，改编成电影后流传更广泛。”

工业题材文学，准确说是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最辉煌的时候，李云德刚刚开始文学写作，算是文学青年或业余爱好者。1954年，草明落户鞍钢后办起了青年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班，李云德是第一期学员，也是后来成就最高的学员。虽然初出茅庐，但李云德很快就取得了初步的成绩：195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生活第一课》，1958年出版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林中火光》。这两个集子中的多数作品是写他最熟悉的地质勘探生活。此时，离他的长篇小说《鹰之歌》出版还有5年，离《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出版尚有7年。

李云德创作《鹰之歌》始于1962年下半年，并于1963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发行量很大，受到读者和诸多作家的好评。这部小说是写地质勘探生活的，当然要算工业题材。小说只有18万字，故事情节也比较单一。由于小说人物主要活动在崇山峻岭中，作者进行了大量关于山川林海的风景和各种动物的描写，既增加了小说的诗情画意，也凸显了自然生态的特性。那时中国似乎还没有生态文学之说，但可以说，《鹰之歌》是较早凸显自然生态在小说中地位的长篇小说。概言之，《鹰之歌》清新的语言、诗性的自然描写和昂扬向上的时代气息，以及青春的激情，使其成为1960年代初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写地质勘探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新中国建设者的“青春之歌”。

从李云德的总体创作来看，由于《沸腾的群山》过于强大，《鹰之歌》的文学史地位受到压抑是可以理解的。笔者想说的是，与1950年代那批知名作家深入工厂矿山“体验生活”不同，李云德是真正从事过多年地质勘探工作的。1951年，李云德随军委测绘队借调至鞍钢搞测绘和地质勘探。他回忆说：“那一阵儿，从齐大山到大孤山，从大石桥镁矿到本溪、抚顺，辽南地区的每一座矿山我都跑过。”《鹰之歌》《沸腾的群山》，也包括早期的短篇小说集《生活第一课》《林中火光》，都与他那一时期的地质勘探生活有关。“体验生活”与就在生活之中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傅汝新收藏着李云德谈《鹰之歌》创作过程与想法的手稿，与小说后记不完全一样，未见公开发表过，故抄录于此：

鹰之歌是一部反映地质勘探的长篇小说。我所以写这部作品，是因为我在地质勘探部门工作过，接触过许多勘探员。他们不辞辛苦在深山里奔波，英勇地跟大自然斗争，为工业建设寻找资源。我感触很深，因此我写一部长篇小说，歌颂那些地质勘探员。

地质勘探活动在山区，山里的景色吸引人。当你进入老林时，看眼前峰峦起伏，矫健的雄鹰和山燕在空中飞翔，林木茂密，溪水畅流，你会情不自禁的赞美，祖国的山河多么美好。

作品里我注意描写一些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各有特点，使读者有印象，吸引他们喜欢看。主要人物有女勘探员佟飞燕，队长鲁云超，工程师陈子义，队长葛锋，号称白雪公主的白冬梅，贺林和孙大立等人。这些人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鼓舞下，不辞辛劳，不怕艰险，奔波在深山里，英勇地跟大自然斗争，为工业建设寻找资源。他们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这部小说是我头一次写的长篇小说，因为没有人写地质勘探生活的小说，我的作品引起注意，特别是地质勘探人员重视，书发行量畅销。我受到鼓舞，从此注重写起中长篇小说。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李云德对亲身经历的地质勘探生活是满怀深情的，对小说所写的那些人物和自然景色是极其看重的，它们带给李云德的精神鼓舞和写作动力亦是显而易见的。

二

“后红色经典”《沸腾的群山》

大家熟知的“红色经典”集中出版于1950年代，中后期较多，也有少部分出版于1960年代初期。这十几年也被文学史家称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喷涌期。《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出版于1965年12月，比多数“红色经典”晚出版。李云德是1963年开始写作《沸腾的群山》（第一部）的，也就是长篇小说《鹰之歌》出版的当年。可以想象，《鹰之歌》的成功对一位30岁刚出头的年轻作者是多么大的鼓舞。促使李云德写作《沸腾的群山》（第一部）的缘由有很多，包括195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喷涌，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家乡的解放、建设及矿山生活的谙熟，尤其他在鞍钢宣传部工作时曾写过鞍钢史，接触了许多鞍钢的鲜活历史资料。这些无疑触动了正在写作高峰的李云德，也为小说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李云德只用了1年时间，长达34万字的小说初稿便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发行20多万册。

《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写1948年秋辽沈战役激战正酣，副营长焦昆带领解放军进驻辽南孤鹰岭矿，保卫并恢复矿山生产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及描写的内容都符合“以1921年到1949年这个历史阶段，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历史活动为题材的小说”（4）这个规定，也符合“‘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5）的条件。是否可以说，《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完全可以进入“红色经典”范畴？

笔者想提供一个资料说明这一问题。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收入“十七年”时期描写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沸腾的群山》（第一部）位列其中。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朝内166人文文库”，亦收入《沸腾的群山》（第一部）。2021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百部红色经典”，《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和《鹰之歌》位列其中。由是论之，《沸腾的群山》作为“红色经典”可谓毋庸置疑了。

但在笔者读过的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只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简要提及：“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出版于1965年底，第二、三部出版于‘文革’期间，也是这个时期较知名的作品。”（6）其他文学史著作也有详细阐释“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的，但均不曾提及《沸腾的群山》。当代文学史之所以存纳艾芜与草明等，甚至周立波、萧军的工业题材作品，笔者以为是因为他们名气大，而且作品出版相对较早。论文学成就，这些作品其实都没有超越他们早期的作品，而且因为对工业生活的隔膜，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概念化、模式化倾向，其内容也局限于车间、工地，缺乏广阔的生活画面。前辈作家的局限与不足恰恰是李云德的长处。《沸腾的群山》虽然围绕恢复矿山生产而展开，却有着更为广阔、复杂的生活，有着众多鲜活的人物与真实的生活细节。李云德是鞍山本土作家，他不是来体验生活，他就生活在这里。

回到洪子诚的那句话，他所说的“这个时期”指的是“文革”时期，他称1972年至197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约百部，写当代现实生活的占绝大部分，其余为“革命历史题材”。除了浩然的作品，最后提及的便是李云德。洪子诚虽然提及李云德和《沸腾的群山》，却重点强调第二、三部的写作时间，而忽视了第一部所反映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有一种可能是，1970年代新华书店里中国作家作品没有下架的只有4部：浩然的《艳阳天》、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高玉宝的《高玉宝》、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在题材和作者的选择上体现了工农兵的倾向和原则。不知洪子诚是否受了这个影响。也就是说，1970年代创作的《沸腾的群山》（第二部，1973；第三部，1976），给李云德带来的显然是负面影响，甚至连累了1965年出版的第一部。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将《沸腾的群山》（第一部）与“文革”期间创作的那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相提并论。

在重读了《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后，综合196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思想状况及文学背景，结合李云德在对话时曾谈到的创作过程及心理状态，笔者试图用“后红色经典”指称《沸腾的群山》（第一部），考量有二。其一，《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创作时间不但偏后，作者与早期那批“革命历史小说”作者相比也年轻许多，且出版时间临近“文革”，是“红色经典”最后一批作品。“文革”开始后创作的小说，即便内容完全符合“红色经典”的规定，作者的身份资格也符合要求，也不能称之为“红色经典”，包括《沸腾的群山》第二部、第三部。其二，小说的后半部明显受某种外力的影响，生硬地加强了人物的政治话语，甚至多处引用领袖的语录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精神，与小说前半部生动鲜活的细节与人物描写有明显差异，这在1950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小说中是不曾见到的。

三

1960年代初的文学背景与李云德的创作心态

李云德1963年开始写作《沸腾的群山》（第一部），1965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表面上看，写作与出版都顺风顺水，事实却并非如此。小说叙事是按照恢复矿山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和生产程序展开的。情节与人物写得较为生动形象的是前半部分，也就是克服困难的部分；后半部分进入生产程序时，李云德也没能跳出艾芜和草明的窠臼，写了积极进取派与僵化保守分子的斗争。为了另辟蹊径，李云德在环境背景上增加了紧傍矿山的孤鹰岭镇，虽然这里的居住者主要是矿山工人及其家属，但其他社会闲杂人等也混迹其间，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场域。李云德在与傅汝新对话时曾谈到这一点，如下文所录：

李云德：那时候鞍钢、矿山我都跑遍了，当时就有一种感觉，鞍钢不好写，因为人与人之间接触相对少，与社会联系也少。

傅汝新：从小说的角度是不是不容易产生故事？

李云德：对。矿山就不同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尤其是解放初期恢复建设，土匪、矿工头都没有剿灭，故事自然就出来了。为什么很多作家都觉得工业题材不好写呢？就是这个问题。艾芜、草明、于敏，他们的作品相对而言还是单一，这跟鞍钢工人的生活本身有关。越现代化，工业题材的作品越不好写。

李云德在写作《沸腾的群山》（第一部）时，对当时那批工业题材小说存在的不足有着相当清晰的认知。因此，他希冀凭借自己的生活积累与文学观念，对正处于高光时刻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有所突破。这一想法在小说的前半部得以实现。比如，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的联络窝点“牛家酒馆”，不光是土匪敌特金大马棒、魏富海、翠花、牛乐天的据点，也有不少矿工到这里喝酒。这一场景的设置显然为小说情节推进及人物塑造增加了更多可能性。也就是说，小镇的设置是《沸腾的群山》极其重要的叙事核心，如果仅仅让故事在矿山工地里发生，就很难实现小说文学性层面的诸多可能。我以为这既是生活本身的状态，也是李云德对1950年代工业题材小说局限性的反思或省悟。也就是说，他要让工业题材小说更加鲜活，更具故事性和可读性。之后，小说围绕面临的困难展开故事，也都是本着这样的叙事逻辑与文学风格。

塑造人物鲜明的个性显然是李云德着力的另一重要文学性所在，也是《沸腾的群山》（第一部）的成功之处。焦昆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由于他在孤鹰岭矿干过多年，对矿山极其熟悉，加之在部队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可以说是有勇有谋。他的特点是坚持在一线，与矿工们摸爬滚打在一起，掌握大量一手资料，也亲身感受到矿工们被激发的巨大热情。这是他领导矿山恢复生产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赋予这个人物更多细节，使得人物性格显得单调扁平了些。老矿工苏福顺、古尚清、林大柱等写得各具特点，他们既是矿山的主人，也是矿山恢复生产的英雄。“中间人物”如苏万春、副矿长邵仁展、工程师严浩也都展现了他们独特的思想和性情。尤其是反面人物金大马棒、魏富海、翠花写得极其鲜活。少有批评家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笔者觉得可能与下面三点有关：一是人性的复杂性与极端性的描写，很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二是作家站在了意识形态的高点俯视人物，把握起来更加自信；三是作家写作状态的松弛与无所顾忌。在革命历史小说里，鲜有反面人物写得很差的，作家们极尽文学想象之能事，夸张地将这些人物描画得入木三分。

小说后半部分写克服了困难后矿山开始恢复生产。围绕着缺乏设备和资金这一核心矛盾，到底是依靠矿工主动作为，争取早日生产出矿石，为炼铁炼钢打好基础；还是“等靠要”，期待上级调拨，延后生产出矿？为此，矿山上层领导，包括工程技术人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立双方，一组是唐黎岘、焦昆与副矿长邵仁展，一组是工程师张学政与工程师严浩。严浩是国民党时期的工程师，他一方面思想不积极，另一方面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办事，对党组织发动依靠工人的做法既抵触，又不屑一顾。他的观念从出场到小说结束都没有转变。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副矿长邵仁展和工程师严浩并无大错，他们对现代工业的理解，对技术设备及生产管理的严格要求也都没有错，错误在于，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时代主潮是抵牾与错位的。当然，这只能是几十年后才能言及的后话，与这部小说无关。在这一过程中，潜伏的国民党特务魏富海进行挑拨，加剧了这一矛盾斗争的剧烈程度。这样的问题或过程不是不可以写，而是不宜写得过多，因为政治思想与技术过程都不适宜在小说中大篇幅描写，它会影响小说的生动性与文学性，以及故事叙述的节奏感。前半部分表现如此之好的李云德，何以在后半部分忽然变了个人似的，大量且重复地写上述两个层面的矛盾斗争呢？这致使小说后半部分几乎没有生动鲜活的细节，人物的思想、性格也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只是从政治思想的逻辑上完成了一个小说情节的闭合式叙述，断崖似地终止了小说文学性的延宕。这对作家而言当然是悲剧，但本质上却是时代的悲剧。

李云德在与傅汝新的对话中谈道：“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建国后咱们的运动搞得太多了，一个接一个，形势老变，不要说我们这样的工农兵作家，就是三四十年代的那些名作家建国后不是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吗？托尔斯泰有个问题，就是他生活的时代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没有大的变化，所以他才有可能一部接一部地写。三四十年代那批作家如果没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也会产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问题似乎不应遗漏。小说开篇便有两位年轻女性高调出场，一位是林大柱的女儿林秋妹，一位是古尚清的女儿古月娟，这是小说重点强调的两个女性人物。焦昆6年前袭击金大马棒后负伤躲藏在林大柱家养伤，林秋妹给予他细心照顾，对这位焦大哥无比崇拜。读者本以为她会与焦昆发生爱情，但直至小说结束也不见端倪。倒是古月娟与唐黎岘的警卫员薛辉一见钟情，且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也没有具体的细节描写。这里的问题就在于，焦昆是主要人物，也是英雄人物，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这样的人物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有男欢女爱。所以整部小说中，焦昆都没有流露出对林秋妹的爱。当然，他也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了。其实这条线没写，对小说和人物而言都是缺憾，或说伤害也不为过。

笔者提及的上述问题，李云德并非没有意识到。他能将小说的前半部分写得那样精彩，就已经说明并非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写作能力不及。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所处的特殊时代的政治与文学背景，规约着作家写作的几乎所有要素，写什么与怎么写对作家而言并非可以自由选择。上面所引李云德的那段自述，便触及笔者提到的《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后半部分出现的政治思想话语过多的问题。由于政治运动过多，李云德没有能力把握意识形态的变化，不知道小说该怎样写，或表达什么思想才符合政治形势的要求。小说中多处引用领袖语录，甚至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就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甚至将其当作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这样一种心态变化，才是导致小说后半部分没能延续前半部分文学性叙事逻辑与风格的重要原因。尽可能保证小说整体思想的正确性，并平衡小说的文学性，应该是彼时李云德的无奈之举。

四

李云德：工农兵“写工农兵”的终结者

工农兵“写工农兵”是当代文学史的突出现象，虽然时间短，但影响深远。1949年后，曾经声名显赫的作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一部分努力改变自己，自觉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纷纷到工厂、农村、军营体验生活，甚至与工农兵相结合，如丁玲、老舍、柳青、艾芜、周立波、草明等；另一部分则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的文学理念与意识形态规约，渐渐被边缘化。对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和军事题材文学的强调，人民大众对新政权的拥护，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期待，使得“工农兵作家”应运而生。由1940年代的作家“写工农兵”发展到“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工农兵”，这或许是时代的吊诡，却成就了文学史上激情澎湃的“红色经典”创作风潮，并创造了此后无法复制的“革命历史叙事”。

从积极方面讲，“这种‘工农兵’的风格气质确实为文坛带来了新质。从风格上说，它带来了一种粗犷、明快、豪迈的风格；从题材上说，它开拓了新的生活领域和生活体验，对底层生活有切实的描绘，对战争场面有逼真的记录”（7）。《沸腾的群山》（第一部）虽然不是那一时期唯一写矿山生活的作品，但李云德深厚的生活积累，以及他匠心独运的情节设置，使得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情感复杂多彩，呈现出大时代波澜壮阔的画卷。笔者认为，《沸腾的群山》（第一部）的文学性成就，在某种意义上是高于那个时期著名作家的工业题材小说的。并不是说这些著名作家的文学能力不如李云德，但他们终归是到工厂矿山“体验生活”，而李云德就生活在工厂矿山，是浸泡其中，这种差异对作品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问题消极的一面在于，“‘工农兵’作家的文化积累普遍不足。这种文化积累的薄弱从思想与审美两个方面对他们的创作形成了制约。思想方面，这批作家的创作可以说完全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只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完全的应和，所以，今天的读者几乎不可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挖掘到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并且，在思维方式上，这批作品也有简单化之嫌，这种简单化既表现为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单面和心理的浅显，也表现为作品中人物关系和集团关系的简单，还表现为对其所描写的题材缺少超越性审视，以及对战争、人性、人的命运这些已经触及到的重大问题的反思”（8）。“红色经典”的作者，除少数专业作家和记者外，主体是“工农兵作家”，他们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李云德只读过几年小学，他的写作练习是从每天写日记开始的，如他所言，“刚开始是记豆腐账式的日记，写着写着，逐渐感到这种日记没有意思，就开始加入一些写景状叙事之类的情节”。再往后，就过渡到短篇小说上去了。1959—1961年，李云德因对世界文学一无所知，受到来鞍山讲课的苏联作家一脸不屑的刺激，3年没写作品，专心致志读世界名著，研究他们的写作技巧与文学风格。这对他后来创作的提高，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写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红色经典”的出版，一批高水平的编辑功不可没。“工农兵作家”中的多数人都得到了出版社优秀编辑的各种帮助，包括语言、结构、人物、故事情节等几乎所有层面。“工农兵作家”被请到出版社，住在招待所，编辑跟着他们修改作品，这对他们作品文学性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沸腾的群山》同样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帮助，李云德对此并不隐晦。《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写作于1963年，到1964年上半年便完成了34万字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谢世杰将书稿带回北京，编辑、主任、社长齐上阵，共同为书稿把关。出版社还为李云德请了4个月创作假，到北京修改作品。李云德回忆说，与他同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作品的还有浩然、曲波、刘知侠、冯德英，改稿之余他们彼此交流探讨，相谈甚欢。李云德在与傅汝新对话时坦言：“工农兵作家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产物，中国人民经过那么多年的流血牺牲，终于解放了，需要这样的作品鼓舞他们建设新的国家的激情。他们有生活，有激情，但文学技巧和文学修养不行，我就读了五年半书。但是他也得有文学的爱好和创作的兴趣，以及起码的才能。最重要的还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国家的提倡，出版社见到这类作品就迅速组织人力编辑出版。”

“工农兵作家”的文学水平在经历了“文革”浩劫后很难再有明显增长。另外，他们也不具备如先锋文学作家马原那样的只要有个想法就能写作的能力。在新时期到来时，他们只能反复挖掘过去的、写完代表作后剩余的素材。他们所信奉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与思想观念，已经无法跟上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虽然有一部分“工农兵作家”出版了新作品，其水准较他们的代表作也相去甚远，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居然成为他们中多数人的宿命。一句“我是不赞成没有生活体验而胡编乱造的”，透露出李云德那批“工农兵作家”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是他们创作的唯一圭臬，他们对叙事、虚构、想象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层面上。事实上，李云德是读了很多中外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的，但这些经典作家作品中的思想与方法却没能转化到他的写作中。李云德曾说：“我们这批工农兵作家不是不想写东西，也没有谁不让你写，而是我们自己与这个时代不相适应了。我们是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只能属于那个特殊的时代。”

李云德应该是那批“工农兵作家”中比较年轻的，他于2022年12月26日离世，似乎意味着作为一个时代精神与文学思潮标志的工农兵“写工农兵”的终结。

五

生活与故事：李云德的文学信念

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中，对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强调远超文学本身。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被放大与外溢。“体验生活”这个概念不知出于何处，也不清楚是不是中国文学所独有，但它无疑是职业作家写作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生活对作家而言其实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问题出在对写什么生活的强调和规约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一经确立，生活作为问题便在194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49年后凸显出来。中国当代文学的舞台在这时向“工农兵作家”敞开，那些多数只有小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线的工农兵们，被集体置于聚光灯下，在1950年代，包括1960年代的上半期，大放异彩。他们有的就是生活，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文学要极力表现的生活，而且那些他们刚刚亲历的革命斗争，一直在他们内心翻转，搅动着他们的情感与神经，他们急于将故事和人物讲述给更多读者，以抚平内心的冲动与焦虑。创造了“红色经典”的那批“工农兵作家”无不如此。关于生活，李云德在与傅汝新对话时曾提及，如下文所录：

傅汝新：李老，您近几年基本上不写东西了，偶尔写篇报告文学，或者带有自传性的散文之类的东西，多半原因也是因为推不开情面。我想问您，是年龄大了，还是有一种该写的东西都写完了的感觉？

李云德：不一定是写完了。年龄是个问题，主要是过去积累的东西没有新的观点去开发，新的生活又缺乏感受和体验。接受写报告文学的邀请也是想出去走走，了解了解现在的社会。我是不赞成没有生活体验而胡编乱造的。

傅汝新：现在的年轻一代作家更强调想象力，对究竟什么是“生活”也有与您那一代作家完全不同的理解。

李云德：这个我能理解，但我做不到。我写东西的那个时候，就是解放初期，不是你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有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上世纪80年代初基本上还是延续五六十年代，变化不太明显。到了90年代就开始有大变化了。

傅汝新：您怎么看当下的文学现状？

李云德：改革开放，繁荣文学创作才成为现实，作家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可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各种主义思潮也都出现了，出了许多好的作品；但现在胡编乱造的东西太多，写爱情，太多色情的东西。作家需要才能，但更需要生活，生活才是文学的根本。我对撇开生活只靠想象力的理论不赞成，大的情节可以编，但细节你编不了。不论怎么变化，生活总是第一位的。我偶尔写篇报告文学一类的东西，但太肤浅，走马观花怎么会写出好东西？

傅汝新：写历史呢？像陈忠实。

李云德：我是十七八岁离开岫岩农村的，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当兵呢，时间很短，打过几个小仗，不能算很熟悉。解放初期鞍钢恢复建设的那些东西在《沸腾的群山》里都写过了，再写也没什么新东西了。写历史，我没有那么多积累。

这场近20年前的对话真实记录了李云德等“工农兵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感受。对故事的迷恋与执着，是李云德那批“工农兵作家”极为普遍的状态，他们几乎将故事同文学或小说画等号。也就是说，他们创作伊始就认为写小说就是写故事，这与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文学启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云德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因为舅舅家比较富裕，有不少话本，他就经常去借，多数是《薛礼征东》《罗通扫北》《岳飞传》之类的古典民间话本。这样的文学启蒙，使得李云德在后来的创作中高度重视故事性。可以说，创造了“红色经典”的那批“工农兵作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中国古典话本的影响，有的甚至直接采用章回体形式。即便不用章回体形式，其小说结构、情节设置等也更为接近章回小说，而不是“五四”作家们的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结构。写革命战争故事的作品对传奇性的张扬，不能不说也是对这一传统的承继。

结 语

进入1980年代的李云德陆续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在写自己熟悉生活的基础上，仍然在讲故事的路上前行。然而时代不同了，新的思想与文学观念风起云涌，一个不曾有过的文学的“黄金时代”飘然而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短暂地“鲜花重放”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更具现代性的作家们便抢滩登陆了，其情势可谓锐不可当。即便是那批创造了一个时代“红色经典”的前辈作家们，也只能望其项背，黯然神伤，无奈退场。

重读《沸腾的群山》，也许会让我们经历一次思想与心灵的洗礼，一次重新获得生命重量的自我确认。现实生活里，我们不可能再重返那个年代，但那个年代的思想精神、工人奋发向上的拼搏激情与家国情怀，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史，契合了新时代文学艺术与人民大众的双向需求。对当下，以至于未来，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1）（2）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当代文学概观》，第342-343、3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3）李云德、傅汝新：《作家需要才能，但更需要生活》，《鞍山日报》2005年5月21日。下文引用李云德的回忆及自述，皆出自此篇对话，不另注。

（4）（7）（8）洪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第113、118、11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92、2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