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听漏》显示出开阔、茂密的美学风格。作品再现了多种性质不同的生活单元，产生大跨度对话关系，形成叙事话语的内部张力。《听漏》的情节与人物命运制造出为数众多的悬念，甚至形成一个悬念体系，蕴藏强大的叙事动能。可从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场景、细节背后察觉小说基本的追求：纯真、厚重、淳朴、道德完善、人格独立以及止于至善的内心境界，天长地久的稳定以及大团圆结局，仁者无敌或仁至义尽的主题。这种基本的追求构成叙事动能的指向。马跃之的君子形象是这种基本追求的体现，君子形象的完成标志显现为一种精神高度的自我跨越；“僭越”话题的干扰则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传统、道德完善或君子形象。

关键词 刘醒龙；《听漏》；“青铜重器”系列；悬念体系

一

长篇小说通常被视为“文学重器”。问鼎长篇小说往往是作家显示文学能力的重要标志。长篇小说体量庞大，内涵丰富，纷杂的形式体系不仅显现出相异的历史源头，而且提供解析以及重组世界的不同模式。一些作家倾心于精粹的叙事、清晰的脉络线索与深邃的主题，例如福楼拜、亨利·詹姆斯、卡夫卡、海明威；相对地说，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显得庞杂、喧闹、丰盛，叙事、议论、种种知识片断或者历史掌故纷至沓来，云蒸霞蔚甚至泥沙俱下。曾经有一种文学舆论认为，第一种类型更多地显示出“现代小说”的风格，正如W·C·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之中指出的那样：“自从福楼拜以来，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确信，‘客观的’或‘非人格化的’或‘戏剧式的’叙述方法自然要高于任何允许作者或他的可靠叙述人直接出现的方法……涉及这一转变的各种复杂问题，已被简单地归纳为艺术的‘显示’和非艺术的‘讲述’的区别。”但是，布斯对这种舆论表示异议。在他看来，小说没有必要遵循各种多余的“教条”，伟大的文学往往是“不纯”的。对于一部小说而言，所有的形式都可以使用；同时，没有哪一种形式是不可改变的万能公式。因此，人们毋宁将一部长篇小说的形式及其美学风格追溯至作家稳定的艺术气质，追溯至这种艺术气质与诸多“现场因素”的复杂博弈，譬如材料的内涵、独到体验与发掘、叙事视角的选择，甚至作家的写作环境。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听漏》是一本厚重的“大书”。这不仅是因为其五百多页的篇幅，更为重要的是因其开阔、茂密的美学风格。《听漏》是刘醒龙“青铜重器系列”的第二部。“青铜重器系列”第一部《蟠虺》于2014年出版，二者之间情节与人物一脉相承。跨出熟悉的乡村叙事，转入青铜重器的考古领域，刘醒龙的心愿是再现楚文化的瑰丽、神秘与浪漫，再现一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如何回应中国传统文化“仁者无敌”“仁至义尽”的命题？《蟠虺》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刘醒龙曾说，《蟠虺》刚刚脱稿他“就有了新的写作灵感与冲动”。尽管如此，《听漏》的续写酝酿了整整十年。有趣的是，《蟠虺》与《听漏》之间曾经插入刘醒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黄冈秘卷》。《黄冈秘卷》出版于2018年。相对于《黄冈秘卷》流畅明快的叙事话语，《听漏》显得繁杂密集，诸多情节线索彼此缠绕，相辅相成。作品不存在一个单纯的递进式戏剧冲突作为情节演绎的内在轨道，各种戏剧性元素横向分布于各个层面，形成“不择地而出”的奔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听漏》显然属于长篇小说的第二种类型，而且是为刘醒龙所倾心的类型。刘醒龙曾经表示：“我是主张长篇小说要有‘大’的气象，以长篇小说的长度、深度和跨度，如果没有‘大’的意思，就会给人以有事没事往长里抻的感觉……长篇小说擅长的是要将人往深处和高处引领。”

用“繁杂密集”来形容《听漏》，不仅因为作品再现了多种性质不同的生活单元，而且因为这些生活单元所产生的大跨度对话。从人声鼎沸的博物馆、拥挤的公交车，到清静的研究机构楚学院；从市区狭窄的老街道、喧闹的水务工地，到纪委办公大楼内部；从壮阔的武汉长江大桥，到小镇的“早酒”或墓葬风俗；从考古现场的描述、专业的考古知识到探监的场面，等等。作家从容调集分散于四面八方的生活单元，各种声音、气息开始在情节内部交集、冲撞，如同化学反应一般产生新的情节段落。然而，相对于熙熙攘攘的生活表象，另一些潜在的对比、交织、冲突形成情节内部的多种隐蔽张力。

《听漏》的情节开始之际，楚学院的教授马跃之收到一封匿名信，得知附近的地铁站工地出现漏水，寄信人请他通知相关部门紧急处理。奇怪的是，一封如此重要的信件竟然是用甲骨文书写的——《听漏》之中的甲骨文信件与《蟠虺》之中的甲骨文信件构成互文式的呼应。信件内容引出的情节波澜很快平息，然而，信件所采用的甲骨文书写形式透露出另一种意味深长的信息。日常生活之中，多数人使用手机作为通讯工具，微信的使用率甚至比通话还要高。尽管马跃之年近六旬，手机以及微信还是将他与年轻的同事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即时通报消息、发送照片还是借助朋友圈传播诗文，手机都于无形中建立起另一个时空。如同分布于日常生活的各种交通工具与大众传媒，手机同样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关系。迄今为止，手机可以衡量个人的社会关系范围及其稳定程度。不论近在咫尺还是咫尺天涯，手机建立的联系比晤面远为密切。在这种通讯条件之下，古代小说或者戏曲之中那些熟悉的情节在当下完全丧失了依据。譬如书生进京赶考不通音讯，痴情的小姐倚门怅望；丈夫从军征战，妻子寒窑多年苦等，等等。如果说，这些情节必须依托一诺千金的彼此信任以及坚贞不渝的爱情，那么，借助交通工具、大众传媒以及手机急剧扩大的社会关系范围大幅度地给人们增添了各种变数乃至诱惑的机会。急剧扩大的社会关系其中相当一部分变得短暂、轻薄，这种状况被视为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这时，甲骨文信件的出现如同引入某种异质之物。甲骨文与青铜重器以及种种出土文物共同显现出异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个历史维度，这个历史维度通常埋没在数不清的往事尘埃之中。对于《听漏》来说，甲骨文与手机共时呈现的意义并非派生出另一段情节纠葛，而是制造出某种象征意味。这种象征意味延展至情节的整体。小说第19章马跃之独自在纪委办公室设法开启青铜壶盖，同时收看微信传来的会议现场直播，历史维度与日常生活当下性维度产生强烈的对比度。

如果说甲骨文、青铜重器与手机形成器物之间的张力；那么，另一种张力几乎时刻弥漫在众多人物之间——围绕着其学术志业与世俗利益。楚学院是一个专业性研究机构，众多专业人员围绕“楚学”从事各种考古与研究工作。如同其他形形色色的同类机构，楚学院的专业人员同时在两个平台展开竞争：专业的学术领域与世俗的利益领域，譬如职务、收入、名誉与声望、各种级别的待遇，等等。楚学是一门冷僻的学问。楚学院的社会声望甚至远远不及附近的新闻单位乃至文联或者作协。多数考古成果仅仅在专业领域产生有限的反响，而更多时候，考古专家名声大噪的原因是古董鉴定——真品还是赝品涉及巨大的商业利益。尽管业界内部存在一套相对成熟的衡量标准，但是，专业人员的学术水平往往无法立即赢得社会公认。二者之间的差距带来人为操作的空间：一些专业人员竭力将学术业绩转换为文化资本，继而将其兑现为各种世俗利益。郑雄的学术水平相当出色，然而，他的志向是开拓行政职务；吴秋水专注于学术，不过他真正向往的是“资深专家”头衔，甚至试图与马跃之达成利益交换协议；马跃之也不得不卷入种种风波，即虽然他的学术水平有目共睹，可是对手企图制造学术之外的事端阻止他获得“资深专家”的荣誉。身居学术平台的专业人员反复提到种种行政待遇，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行政人员利用手中的权限凌驾于专业之上，甚至越俎代庖获取专业的面具，研究机构内部两个部落的微妙矛盾时隐时现。学术志业与世俗利益的复杂纠缠不可避免地与岗位设置联系在一起。

考古是楚学院的工作重点。作为考古专业人员的影子，另一批民间专业人员——盗墓者也在《听漏》之中出现了。楚学院的专业人员文质彬彬，礼貌周全，言谈之间引经据典，将每一间办公室均以带“楚”字的成语来命名，最为恶毒的詈骂不过是将人斥为“鼻屎”。盗墓者行走于江湖，言行粗鲁，干着鸡鸣狗盗乃至杀人越货的勾当，以至于一些人锒铛入狱。尽管如此，盗墓者的墓葬知识不亚于考古专业人员，甚至更为精确。围绕“九鼎七簋”的课题，楚学院与盗墓者之间的互动显示出学术志业与世俗利益的另一种冲突与交织。

叙事话语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栖身之所，叙事的轻重起伏无不流露出作家对于世界的理解。这时，《听漏》的一个叙事特征令人瞩目：作者将众多隽永的警句穿插于叙事之间，哪怕这些小小的语言旋涡可能短暂地将流畅的叙事中断。如“越是没有瓜葛的地方，藤蔓的生长越是神出鬼没”“考古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等。读者可以从这些警句之中察觉智慧与哲理，同时还会意识到另一个问题：谁是这些警句的叙述主体？如果说，“做学问的人都是看历史不顺眼”或者“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傲不可长，欲不可纵”这些警句出自《听漏》人物之口；那么，游离于情节的警句则是作家本人或者叙事者的声音。针对“客观性”与“非人格化”的文学舆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曾经耗费很大一部分篇幅论证小说之中议论的意义，例如“塑造信念”“升华事件的意义”“控制情绪”等。对于《听漏》来说，情节内部与情节外部不同的声音如何制造一种特殊的交响？这涉及叙事话语所形成的内部张力。

我们或许还可能察觉《听漏》内部的另一些张力，譬如历史的器物与文本、在场的人物与缺席的人物之间的张力，等等。然而，另一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情节内部的诸多元素彼此呼应，相互震荡，这时，哪些叙事动力可以负担如此庞大的辎重并驱动情节的车轮持续运转？

二

叙事学曾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描述情节。然而，任何情节的完成不得不依赖悬念。作为一个富于心理意味的概念，悬念表示“欲知后事如何”的强烈渴望。《听漏》的情节之所以产生强大的前冲力，是因为事件的前因后果与人物的命运遭遇制造出巨大的悬念。分析表明，《听漏》之中的悬念为数众多，甚至形成一个体系。头绪纷繁的叙事之中，此起彼伏的悬念带动情节驰而不息。

作为楚学院持续关注的一个考古学谜团，“九鼎七簋”构成小说首要的情节悬念。按照周朝的礼仪规定，天子才有资格享用“九鼎八簋”，“九鼎”之尊象征至高无上的君王。在随州擂鼓墩出土一套完整的“九鼎八簋”之前，一个叫秋家垄的地方曾经出土另一套“九鼎七簋”。秋家垄墓葬主人的身份不亚于擂鼓墩墓葬的主人，为什么缺少一个簋？这个疑问构成楚学院的重大课题，也成为情节之中有待填补的空缺。《听漏》各色人等围绕这个空缺粉墨登场，按照自己的性格进行表演，直至解开谜团——一只用于制作铜簋的陶范从秋风的竹筒墓中出土。第八个簋并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制作的模板。从考古现场的疑问到结论的尘埃落定，悬念的产生与解除提供了“平衡—失衡—再平衡”的情节演变能量。

然而，《听漏》并非将簋的搜索作为唯一的中轴线来设置正方与反方，继而展开愈演愈烈的戏剧性冲突。出场的众多人物分别拥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身世逐渐在另一个层面汇聚，相互交叉、编织与错动，形成以几个家庭为中心的悲欢离合。事实上，由许多人物身世之谜制造的悬念业已超过“九鼎七簋”的考古学谜团，以至于其演进之中的情节体积持续膨胀，有时甚至淹没簋的搜索进程。

《听漏》中的曾听长无法被列入最为核心的一批人物，他与楚学院几乎没有联系。然而，由于他的名字谐音、奇特工种、古怪言行及特殊秉赋，这个人物很快成为一个悬念。仔细的推敲表明，曾听长身上显露的许多疑点并未获得情节的回音，譬如他的相貌与马跃之是否相似，他在夜间的十三街坊究竟发现了什么；这个人物真正的情节归宿是与秋大队父子相认，尽管这个拐弯多少有些突兀。作品将曾听长的工种“听漏”作为书名，这个人物先声夺人的理由是什么？这时，额外的关注无形地增添了悬念的分量。许多人从《听漏》的书名之中解读出另一种象征涵义：如同曾听长倾听地下种种神秘而轻微的声音，文学本身可以形容为置身于历史的“听漏”——这种解读赢得的认可与悬念解除的快乐异曲同工。

作为《听漏》的主要人物，马跃之与陆少林、梅玉帛、小玉老师之间的关系构成情节之中的最大悬念。马跃之年轻的时候曾经到湫坝镇参加考古工作，并且与小学的小玉老师相爱。小玉老师以身相许，怀孕之后产下一双龙凤胎。但是，小玉老师在遇见马跃之之前已经与镇上的另一个青年秋风订下婚约。由于小玉老师毁约，秋风伤心成疾，不久之后去世。小玉老师将一双龙凤胎送给他人抚养，自己在秋风的墓碑前自杀。这一段时间马跃之正在另一个音讯不通的中堡岛抢救文物，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马跃之的同事曾本之代为处理小玉老师的丧事。小说中这些前因后果，直至马跃之与陆少林、梅玉帛——即他的儿女、当年的龙凤胎兄妹——彼此相认之后才完全揭晓，陆少林与梅玉帛也是在这一刻才清楚彼此是兄妹关系。不言而喻，这些简要的概述业已隐含众多悬念；作为一种推波助澜的手段，叙事视角的隐蔽转换进一步加剧了悬疑的气氛。围绕小玉老师的悲剧逐渐浮现的时候，《听漏》的叙事迟迟未曾暴露马跃之的当事人身份。马跃之为什么每年的白露那一天必须到博物馆探望“九鼎七簋”？听到湫坝镇这个地名，马跃之为什么“心里轻轻抖动了一下”？（《听漏》，第17页）多年之后重返湫坝镇，马跃之为什么百感交集以至于夜不成寐？听到他人陈述小玉老师的故事，马跃之为什么多次神色异常？遇到这些场合，作品刻意回避马跃之的内心想法从而保持客观的外部叙事，仅仅在一个地方语焉不详地交代一句：“属于个人秘密。”（《听漏》，第22页）如果说，《听漏》的大部分叙事采用全知的视角；那么，部分地遮蔽马跃之的内心，形成了叙事意义上的引而不发之效。

陆少林的身世是《听漏》情节之中的另一条重要支脉。从水务局工地、被纪委带走、收藏室的物品到献出青铜壶立功、壶中的折扇以及陈述家世、找到《湫坝镇文史资料》与秋老太太的“变天账”，这一条线索千回百转，终于汇入“九鼎七簋”之谜，提供了解开谜团的关键证据。诸多悬念之中同时埋伏一条暗线：梅玉帛渐渐猜到了她与陆少林的兄妹关系。这一条暗线始于梅玉帛进入水务局查封陆少林的收藏品，她见到一件青铜残片时不禁轻轻地惊呼一声。这个悬念将近结局方才得以解密：梅玉帛手臂上的一个纹身符号与镌刻于青铜残片的符号如出一辙，这是小玉老师为儿女刺下的相认徽记。长距离的悬念不仅穿针引线，缝合节点之间的空隙，同时，悬念的最终解除如同严谨地打上种种必要的“补钉”。陆少林为什么遭受纪委审查？这个疑问闪烁不定，直至最后才真相大白：匿名举报、财产申报审查与曾本之建议的专项清查等几个方面共同促成了这个事件，而由梅玉帛主持这个审查只能归结为“天意”。

尽管《听漏》之中的众多悬念细细密密地织成一张大网，人们仍然可能觉察叙事中某些细小的疏忽。譬如，水务工地邓经理的贿赂情节似乎草草收场，楚学院门卫许师傅为什么疑神疑鬼？郑雄深夜出没于古街的原因也未曾给予明确交代。另外的一些悬念仿佛无疾而终。譬如，《听漏》的开端为什么大费周章地描写郑雄带领一批党校同学到博物馆参观青铜重器？那一位“姜部”为什么表现失常？郑雄再度陪同“姜部”参观的时候，出土的陶范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变成一堆粉末？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悬念，或许人们已经没有精力计较这些悬念能否解密。这是否为悬念饱和的征兆？如果路人甲或者路人乙都可能引申出新的故事线索，悬念会不会因为令人疲倦以至于削弱或者丧失吸引读者的功能？

驾驭如此庞大的悬念体系浩荡奔流，作家的构思、梳理、组织、控制令人惊叹。然而，考察这些悬念之所以具有共同的指向，考察种种线索之所以万取一收，人们还将探究到更为内在的叙事动能。

三

现在是进一步阐述文学悬念的时候了：只有情节意义上的“后事”，人们才会产生“欲知”的兴趣。精神分析学证明，精神渴望时常是情节逻辑的组成部分。如果说，现实的匮乏很大程度地转换为精神渴望的内容；那么，文学悬念不仅是揭开谜底的欲望，而且包含强烈的期待。《听漏》的悬念隐含哪些精神渴望，以至于这些渴望贮存的期待铸成左右情节发展的无形轨道？人们可以从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场景、细节背后察觉一种基本的追求：追求纯真、厚重、淳朴、信誉，追求道德完善、人格独立以及止于至善的内心境界，追求天长地久的稳定以及大团圆结局，或者用刘醒龙的话来说，追求“仁者无敌”或者“仁至义尽”的主题。相对于后现代式的短暂、轻薄，相对于功利主义的种种交易，相对于种种复杂的机谋与圈套，这种追求力图返回历史波涛之中那些可以充当中流砥柱的原则。

《听漏》之中的“九鼎七簋”意味着一个明显的缺失。作为隐蔽的呼应，作品之中同时存在种种亲情的缺失。然而，随着情节的完成，所有的缺失无不获得圆满的弥补。“九鼎七簋”的谜团大白于天下之时，也是众多亲人团聚之日。小玉老师与秋风构成一个过去时的悲剧，时光冲淡了恋情撕裂的悲苦与愤恨，冲淡了托孤的伤心与墓碑上的淋漓鲜血，这个悲剧是情节的遥远起始而不是眼前的沉重剧情。更为重要的是，亲人的团聚摆脱了道德瑕疵的阴影而坦然地站在阳光下。马跃之与小玉老师的相爱至情至性，他们的分手并非始乱终弃，而是因为音讯不通等外在因素，马跃之与柳琴的再度相爱已经是多年之后的事情；小玉老师似乎有负于秋风，但是，刚烈的自杀谢罪让她不再亏欠什么；尽管遭受严格的审查，陆少林大节不亏，具有一种“将头昂得高高的”气质；曾听长这个人物神出鬼没，然而，他身上流露出民间的道义与质朴，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庸俗地散布飞短流长。总之，他们的大团圆可以按照“天意”解释为种种善举获得的回报，也可以解释为这一批性格人物的必然命运。如同《蟠虺》的情节构造，种种“巧合”成为许多节点的衔接。刘醒龙并不忌讳“巧合”的使用。他在谈论《蟠虺》的时候曾经表示：“我喜欢这种名叫巧合的事情，巧合的出现证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部选择对了。”无论出现的概率多大，这些“巧合”寄托了人们对于历史的期待。

无论是马跃之对于小玉老师的不懈思念，还是梅玉帛、陆少林、曾听长对于父亲的不懈寻找，这是一种长线的稳定情感，甚至超越生命的限度。然而，相对于后现代社会的轻佻与无所不在的利诱，长线的稳定情感是不是正在变成古代社会的迂腐遗物？在《蟠虺》之中沙璐曾经感叹，曾小安与郝文章的爱情已经成为孤本——曾小安居然在监狱之外等候郝文章八年；在她看来，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女人只要在40度高温的室外站20分钟就会与对方恩断义绝。无独有偶，《听漏》之中的王蔗对马跃之说：“你们那一代人的爱情能扛起青铜重器，我们这代人的爱情只能背个爱马仕包。”（《听漏》，第226页）这是后辈在潇洒地嘲讽前辈的不识时务吗？王蔗与万乙已经各有婚约，但是，两个人相见的第一天就开始热恋。一旦缺乏长线的稳定情感，《听漏》的情节随时可能结束，即如果马跃之对于数十年前的艳遇一笑了之，如果梅玉帛、陆少林、曾听长仅仅关注眼前而不介意生父为何许人（梅玉帛甚至将生父的现身作为婚姻的前提）；那么，后继的故事只能围绕“九鼎七簋”之谜展开。尽管如此，《听漏》察觉历史正在遭遇另一种冲击。历史的节奏愈来愈快，某些古老的原则进入剧烈的颠簸状态。这时的人们是充当捍卫者还是叛逆者？

许多时候，刘醒龙更愿意站在土地、家族、血脉、传统的荣誉与尊严这一边，与时髦的激进态度保持必要的距离。作为一个世事洞明的作家，刘醒龙当然清楚这些情节背面的阴影。梅玉帛、陆少林、曾听长或者在孤儿院度过童年，或者被人收养，丧失家庭的创伤会不会造就阴暗、扭曲甚至畸形的内心？柳琴对于突如其来的继母身份欣然接受吗？即使既往不咎，她难道不会对未来的日子产生若干顾虑？无数事例证明，家庭的构成内容远远超出温情脉脉这一涵义，尤其还是在如此奇特的家庭之中。王蔗与万乙从马跃之身上意识到另一种人生，决定返回昔日的轨道，然而，发生过的往事再也不会择机反扑吗？事实上，王蔗已经表示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矛盾心情。然而，这些阴影并未获得情节意义上的扩大。刘醒龙的作品始终谨慎地与人性之“恶”，如阴鸷、绝情、冷血、变态、刻毒等保持距离。《听漏》之中的秋风遭受恋人小玉老师的背叛，然而，他的决绝是否有些过激？秋风不仅在颓废之中拖垮身体，而且根据当地风俗为自己设计了一种可谓恶毒的墓葬形式。传说之中，这种墓葬的死者三千年之后才能转世重见天日，亦即他再也不想重返这个令人伤心的世界。《听漏》借用另一个人物秋老太太之口交代：由于私生子的身份与六个脚趾的残疾，秋风极为自卑。他的偏执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悲剧，以至于梅玉帛与陆少林成为孤儿。《听漏》之中出现的人物为数众多，如此决绝的性格仅此一人。秋风并未正面现身于情节，这种叙事设计是否流露出刘醒龙的内心倾向——秋风并非他所喜爱的人物。刘醒龙在一次访谈之中说过，他不愿意作品之中“戾气太重”，“对人对世界，我是乐观的、浪漫的。别的人可能愿意在小说中乐此不疲地面对贪官污吏、浊水横流。我所面对的是父老兄弟，清水浇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刘醒龙更愿意展示历史之中温暖的那一面。

四

马跃之是《听漏》的主角，是楚学院当之无愧的首席专家，在考古方面学养深厚。除了各种历史知识，马跃之有多手“绝活”：譬如可以迅速识别各种丝绸的纹饰或者陶片的几何形状，拼接出一个完整的陶罐，他配置的秘方具有清除坚固铜锈的特效，等等。马跃之的太太柳琴愿意称呼他为“马先生”。这时，所谓的“先生”更为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君子”。的确，马跃之始终按照君子的标准为人处世。如果说，马跃之的学识以及“绝活”显示了“技”的层面；那么，道德品格是马跃之形象的核心部分：温文尔雅的言行举止，含而不露的人格修养，谆谆善诱以至于让年轻人如沐春风，宠辱不惊但求问心无愧。当然，马跃之的君子形象并非一个先验的设定，而是来自作家精心的塑造与刻画。

楚学院的周老先生、曾本之、马跃之是三代大师的代表。《蟠虺》的情节以曾本之为轴心。作为曾本之的女婿，郑雄及其身后的官员势力以“院士”称号为诱饵欲收买曾本之，力图复制出土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并且盗走博物馆的真品。曾本之识破这些计谋，破除了笼罩在自己身上的学术迷信，同时果断地将郑雄逐出家门。《蟠虺》的后半部分起伏跌宕，曾本之与郑雄及其身后势力围绕曾侯乙尊盘的复制、赝品的鉴别与真品的回收斗智斗勇，男女情爱的缠绵与谋财害命的惊险一应俱全。激烈的戏剧性冲突中，曾本之的形象跃然而出。70岁生日的时候，曾本之写下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他显然是按照“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听漏》之中的马跃之与曾本之心心相印，但是，他并未卷入种种惊心动魄的外在纠葛。相反，对马跃之的性格描述，作者诉诸众多针脚细密的内心活动；君子形象的完成并不是征服一个对手、解决若干矛盾，而是一个精神高度的自我跨越。

《蟠虺》借助曾本之表述了一种观念：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他甚至不无偏激地强调：“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如果不是君子，青铜重器自己会做出选择！”（《蟠虺》，第464页）郑雄费尽心机地获得另一套曾侯乙尊盘，运输之际却蹊跷地落入江中——器物仿佛具有自己的意志。刘醒龙解释《蟠虺》时说：“对青铜重器辨伪也是对人心邪恶之辨，对政商奸佞之辨。”这个观念完整地延续至《听漏》，马跃之追求的君子形象与他所考察的青铜重器交相辉映。曾本之主持楚学院工作的时候，马跃之绕开青铜重器而仅仅关注古丝绸织物、漆器等杂项研究，甚至口中不再出现“青铜”二字。曾本之退休之后，马跃之接手“九鼎七簋”课题，他坦然地说出“青铜”一词犹如一个象征——按照君子的标准衡量自己。

如果说，《听漏》之中的青铜重器与君子形象仅仅存在象征结构而不是情节交织；那么，马跃之与郑雄之间也未曾出现激烈的正面冲突。身为青铜重器学会会长，郑雄与马跃之不存在严重的学术分歧。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活动轨迹南辕北辙。人们之所以觉得交集甚少的两个人物分庭抗礼，毋宁说系源于他们形象所形成的强烈反差。郑雄长袖善舞，圆通活络，能言善辩，出口成章，自如地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许多人认为他的加官进爵指日可待。相对而言，马跃之少言寡语，疏于交际，甚至不无木讷。尽管马跃之时常成为许多部门的专业咨询对象，但是他丝毫没有兴趣利用各种人脉关系跻身名利场。“讷于言而敏于行”，这种君子形象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风范。作为考古专业人员，马跃之显然熟知儒家经典，然而，前辈知识分子的言传身教具有醍醐灌顶的意义。马跃之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周老先生对一座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墓穴之中的积水尚未抽干，马跃之迫不及待地伸手摸索。各种器物还未拎出水面，马跃之凭借手感已经知道是一只青铜鼎、一只青铜簋或者一只青铜尊。他不无炫耀地大声报告，出水的器物恰与之一一对应。这时，周老先生轻声问一句：“干吗要喊，是想让古人听得见，还是怕死人听不见？”（《听漏》，第289页）这是对马跃之的一次精神震撼。他从此力戒骄矜浮躁之气，刻意涵养温柔敦厚的性情。

与人为善是温柔敦厚性情的一个重要表征。王蔗与万乙的相恋开始逾越边界，马跃之仅仅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进行含蓄的暗示性规劝，同时巧妙地替他们遮挡外来的好奇目光；对于陆少林藏在老冰棒里的上品玉佛，马跃之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在他的心目中，匿名举报犹如阴暗的“蛇鼠行径”（《听漏》，第157页），而隐瞒冰箱里的事实又是一种失职——他甚至深为后悔自己的偶然发现。作为用心良苦的曲折暗示，马跃之不断向梅玉帛讨要老冰棒，期望她自己察觉冰箱之中的秘密。对于马跃之说来，对事实所作的揭露远不如维护君子的无瑕人格那么重要。他坦然接受“资深专家”的提名，对于各种无事生非的诬告不屑一顾，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坦荡的人格。

然而，马跃之的人格背后隐藏着一片不为人知的阴影：他与小玉老师的恋情，秋风负气而死，一对龙凤胎不知下落。马跃之甚至不敢直面自己的心病。当梅玉帛当面说出“父亲还活着，我们却成了孤儿”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了仓皇逃跑（《听漏》，第470页）。与其说马跃之担心这个意外事件影响“资深专家”的评选，倒不如说由于愧疚、顾虑家庭变故以及形象与声誉的裂痕而显得措手不及。当然，马跃之最终不仅公开了往事，而且公开承认自己可耻的躲闪。他甚至觉得，但愿秋风可以从地下钻出来敲自己一闷棍。马跃之的父女与父子相认不仅表明情节的完成，而且表明内心转换的完成。这是马跃之君子形象塑造举足轻重的一笔。

五

尽管如此，《听漏》之中另一个话题，即僭越所产生的特殊引力，对于传统、道德完善或者君子形象形成各种干扰。《听漏》的第2页就开始出现“僭越”这个词。事实上，这个话题从《蟠虺》就开始了。《蟠虺》之中的一个人物通俗地解释说：“是你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这不仅仅指用非法手段谋取皇权帝位，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手段获得官场和职场利益，用卑鄙下流的方法骗取爱情都是‘僭越’。”（《蟠虺》，第278页）然而，《听漏》进一步地意识到这个话题的复杂性，曾本之、郝嘉、马跃之这几个人物曾经在讨论中分别发表自己的观点。曾本之认为，青铜重器是帝王将相拥有的器物，一些小博物馆收藏的伪造青铜鼎怀有僭越之意，不可展出；郝嘉对于僭越保持着宽容的态度；马跃之认同曾本之的观点，坚持不僭不贼的为人准则，在他看来，僭越犹如窃贼。三个人就这个话题共同请教周老先生，后者的主张竟然是“顺其自然”（《听漏》，第132页）。在另一个场合，郑雄也表述过对于僭越的见解。在他看来，“僭越”是一个分量沉重的大词，仅仅针对“天下仅有的大位”，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听漏》，第33页）。这些观点显然包含“畏天命”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分歧。争论之后不久，郝嘉与周老先生均死于非命。这种情节安排是否表明，作家更倾向于认同曾本之与马跃之？《听漏》之中的僭越与否，涉及诸多方面：大到曾、随两国的名分，青铜重器享用的规格，小到嫡庶之分，对青铜重器的王者风范是否保持恭敬的姿态。而万乙磕掉两个门牙的经历表明，僭越触犯禁忌必将遭受报应。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确立至高的秩序作为僭越与否的衡量标准？在《听漏》的纷杂情节之中，人们可以隐约察觉两种不同来源。从法律法规到公序良俗，相当一部分秩序来自各种社会规范。由于历史背景的变迁，这些规范可能过时、被废弃或者被修订与重建，但是，秩序本身从未缺席。相对于各种可见的人为设计，《听漏》反复暗示，冥冥之中仿佛存在另一些神秘的、不可逾越的公理。尽管无法诉诸精确的文字表述，这些公理暗中掌控兴亡成败，甚至演变为约定俗成的处世准则。《蟠虺》中，马跃之信手给曾本之写的两封甲骨文信件竟然意外地指向曾侯乙尊盘的埋藏地点，事后他不禁感叹：“可见世间万物都不是没来由的，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受着时空事无巨细的安排。难怪古往今来一直有天网恢恢之说。”（《蟠虺》，第447页）无论是青铜重器的自主选择还是楚学院内部各种“一语成谶”的事件，让人们不得不相信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顺利完成谓之“天作之合”，另一些唾手可得的事情功败垂成谓之“天意难违”。梅玉帛的身份必须归结为现实秩序的维护者，她仍然发出这种感慨：“古往今来，凡是禁忌，都有道理。”（《听漏》，第161页）作家对于这些神秘的公理并未公布具体的条款，毋宁说人们须依靠自己的良知领悟，心中无愧，百无禁忌；有愧于心，短暂的成功往往尾随心虚之感——担心天谴以至祸及子孙。在很大程度上，这有助于解释青铜重器与“曾”“随”两姓之间的关系，破译“九鼎七簋”的来历。根据《楚湫时地记》一书，马跃之终于从僭越与惩戒的意义上完整地解读出这个考古之谜的涵义：

书中明确记载，湫坝地下，多有青铜重器，每每用颠倒姿势出露，此乃周天子敕令缘故。因曾氏篡随，虽然李代桃僵，方国治理相当得法。周天子敕令仍有褒有贬，其言曰：天子不灭天灭，礼器似享非享。意思是说，天子我就不灭你们了，但天会灭你们；你们渴望的鼎簋等礼器可以按规制摆设，但没有尊贵德行的你们不可以真的使用。放到现实里，就是将鼎簋倒扣过来摆放。这么做是社会制度的要求，该给的鼎簋等东西一定给。作为警示不配拥有的意思一点也不含糊，曾氏篡随已是既成事实，代表方国王族地位的青铜重器，生前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死后就得按原则办事。（《听漏》，第484—485页）

对于马跃之来说，君子形象是与“不僭不贼”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马跃之口不言“青铜”二字，不在考古报告上署名，尽量避免染指他人的研究领域，安分守己，温润如玉，疏远名利，博雅诚恳——然而，与小玉老师的恋情往事对于他谦谦君子的形象产生猛烈一击。小玉老师与秋风有婚约在先，马跃之的介入是否“僭越”？人孰无过？的确，马跃之对于梅玉帛、陆少林乃至秋风表示出愧疚之情，然而，他真的后悔与小玉老师相爱吗？重返湫坝镇的时候，小玉老师立即占满他的内心，他于万千感慨之中似乎没有多少后悔的成分。这恰恰是马跃之形象的复杂之处。作为青春激情的产物，马跃之与小玉老师的相爱纯真而美好；然而，后续的演变令人痛心。他无疑意识到一个质问的分量：青春可以充当僭越的理由吗？马跃之迟迟不敢正视往事，躲闪回避，内心的矛盾与压力显然是首要原因。光阴似箭，可是时间并没有冲淡他对于小玉老师的恋情；另一方面，僭越之说如同一种痛苦的道德煎熬，甚至日益加重。马跃之摇摆于二者之间，首鼠两端，人性的谜团似乎比考古的谜团还要复杂。马跃之与子女的相认可以视为一种救赎，但是，这个问题并未完全消除：他是否违背了自己“不僭不贼”的诺言？

六

《听漏》中存在一个女性群体。如果说，“九鼎七簋”之谜的明争暗斗发生在马跃之、曾本之与郑雄之间；那么，女性群体是另一半情节——构成几个家庭以及相互缠绕的爱情纠葛——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柳琴、曾小安、梅玉帛到沙璐、王蔗乃至秋老太太以及未曾正式出场的小玉老师，这些人物的性格、命运、人生选择决定情节的发展路径。从叙事的意义上看，《听漏》的情节闭合来自每一个人物的相互连缀。尽管如此，她们仿佛还是显出群体的某种共性。《听漏》之中偶尔会出现几句关于“女人”的风趣议论。虽然一些观点借助人物之口表述，但是，各种议论既非运转情节的齿轮，亦非性格的展示，更像是叙事者对于女性群体的零散观感。所谓的“女性群体”通常是相对于男性文化构成的社会背景而言的。如果将性别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划分标准，《听漏》之中的女性群体较之男性共同体显得单纯、善良、坦诚，更忠实自己的内心与情感。除了公交车上那一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女人，《听漏》并未出现其它的反面女性形象。在如此纷杂的情节脉络之中，读者没有找到穿梭周旋于权贵或者富商之间的“交际花”，也没有发现趋炎附势的女性形象。面对行政权威或者学术权威，她们从容坦然，率直可爱，而不自卑畏葸，或者唯唯诺诺。《蟠虺》之中，沙璐在博物馆解说时大胆地否认了器物系失蜡法铸造，对郑雄的愠怒无动于衷；华姐是一个刚烈的江湖奇女子，不惜制造车祸以身殉情。《听漏》中的一个重要插曲是，柳琴与曾小安联手掩护杨华华。三个女人之所以达成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小小的性别反抗。杨华华丈夫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官员，婚外包养情妇，一夜情是杨华华的叛逆之举——她不甘俯首充当笼子之中的金丝雀。甚至连身居基层的秋老太太也没有把官位放在眼里，她曾经当面斥责那些热衷给上司送礼的官员。

尽管柳琴与曾小安的年龄相差甚远，二人却成为一对密友。她们不仅时常长谈，而且结伴外出收集考古资料。柳琴温婉细腻，曾小安犀利率真，她们的共同之处是蔑视世俗、向往浪漫。作为马跃之的妻子，柳琴不在乎丈夫获得何种荣誉，她关心的是人格品质。她没有因为自己无法生育而产生过多的顾虑，也没有因为知悉马跃之与小玉老师的往事而大为嫉妒。身为一个知识女性，柳琴的内心沉静平稳，她的性格之中未曾沉淀多少杂质。当然，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知识的修养是否如此有效，以至她的内心哪怕在无意识深处也不再存在各种暗角？衣食无虞乃至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往往是女性人格健全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其浪漫气质的稳定基础。恶劣的经济条件要么迫使人们精于计算，要么促成所谓的慷慨与豪爽。譬如，《蟠虺》之中华姐的刚烈性格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生活压力的另类反弹。在这个意义上，柳琴与曾小安的“女人味”、专家眷属的身份及社会地位，其背后存在隐约的性别依赖关系。

至少在表面上，梅玉帛的生活状态不存在性别依赖，她的恋父情结更像是女性独立之后的一种情感回望。与沙璐的管辖领域不同，梅玉帛的执法领域通常是职场与官场。由于工作岗位的训练，梅玉帛精明、干练、果决，目光敏锐，擅长分析各种蛛丝马迹。无论是职业的要求还是个人性情，梅玉帛不可能同柳琴或者曾小安那般率性随意，她的性格相对较“冷”。然而，《听漏》的成功恰是将梅玉帛的“冷”与女性的聪慧、细腻、温柔乃至优雅的外表融合在一起。在令人生畏的头衔背后，梅玉帛的内心不无孤寂之感，她甚至有意无意地用强硬的态度和言辞掩饰这一点。梅玉帛仅仅简单地交代了自己在孤儿院长大、被人领养之后因为不适应而再度返回的经历。简单的交代隐藏了种种伤心往事，只有不屈的意志、品格才能承受独自成长的生活压力。人们似应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梅玉帛强烈的恋父情结。因为没有父亲的强大庇护，成长过程中父爱的缺失造就了额外的精神渴求。梅玉帛的未婚夫非她不娶，已经苦苦等待多年；然而，梅玉帛的结婚条件是，必须由父亲牵手她才能走上婚礼红毯。这是一份由来已久的情感羁恋，甚至表现为一种外人所无法认同的固执、执念。她很迟才知道马跃之是自己的生父，她的恋父情结终于获得一个明确的对象。这是父女与恋人双向维度的情感归宿，也是情节的归宿。

秋老太太并非《听漏》的主要人物。作为当年历史的见证人，她的证词揭示了往事的许多不解之谜。尽管如此，作者设置这个人物并非仅仅为了完成叙事功能，而是在简约的勾勒当中意外地塑造了一个生动的形象。秋老太太曾经担任湫坝镇的文化馆长。40多年之后再度露面时，她已经是一个长期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太婆，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按照医生的观察，秋老太太每隔一阵就会相对清醒五到十分钟。有趣的是，秋老太太交替使用真假痴呆，以至于周围的人们对其感到虚实莫测。清醒的时候，她目光敏锐，明察秋毫；在另一些关键时刻，她可能突然闭嘴，昏然睡去，身边的听众再焦急也无计可施。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秋老太太自称是湫坝镇最漂亮的姑娘，可惜未曾嫁到北京上海。秋老太太一方面得意地取笑丈夫“六大人”为她吃醋，生怕她与考古队的年轻人相爱，每天不辞劳累地从县城返回镇上；另一方面又坦然地说起“六大人”与镇上小寡妇的私情，私生子是六个脚趾的秋风。秋老太太叙述的表情可能是顾盼生辉的，脸上的皱褶仿佛带有少女的娇羞，也可能是愁眉不展、长吁短叹的，可是没有人知道她此刻是真痴呆还是假痴呆。从正义凛然的口吻、对“美貌”的自我陶醉到出尔反尔的记忆陈述，秋老太太时常脱离男性文化的预设成为一个令人惊奇的异数。

作为《蟠虺》的延续，《听漏》展示出更为强大的叙事调度能力。青铜重器的厚重品格象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主题始于《蟠虺》，在《听漏》之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它不仅显现为新的情节，还体现在塑造出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赓续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修养，将“仁”的范畴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按照君子的形象要求自己。进入现实社会，坚持“仁”的范畴并非单纯的个人“修身”问题，而是可能面临各种层面的诱惑与坚守的问题，《听漏》力图在斑斓的生活画卷之中突出这些知识分子激浊扬清的道德魅力。刘醒龙未曾公布“青铜系列”的总体规划，但是，《听漏》已经隐含乃至开启了种种新的情节可能。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某一天，种种新的可能将被另一个艺术灵感点燃，再度发出耀眼的光芒。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