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昶：劝尔一杯酒
实不相瞒，我对“叫杀”一词最有把握的时间是二〇一九年夏天，而非写作《叫杀》这篇小说的当下。其时我正陪一位至亲辗转于广州各大医院，路上或看诊的过程中，我都沉迷于一款叫“炉石传说”的卡牌游戏，和象棋有点相似，两方排兵布阵，要考虑的问题则是先解决对方随从还是直取主将。那个时候我的技术说得上高超，经常可以抢在中盘之前把对手主将攻击至极其稀少的血量值，此时他没有办法抵抗我的下一轮攻击——所谓叫杀。
现在看来，我相当不懂事，如果当初再多关注周围一些，而非将注意力集中在电子游戏上，可能当下对自己的责备会更少些。其实那时候也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一件事是，当我享受叫杀对手的快感的同时，也正在被生活或某种不可名状的事物叫杀。这件事情在当时发生得十分激烈和频繁，到了现在可能会好些，但本质没有改变；是吧，我想说一句比较片面和偏激的话：生活随时随地都在叫杀着所有人。我知道这样说可能不太对，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也挺想说的，因而我有了写这篇小说的想法。
有提前看小说的朋友向我提问：某角色到底是人还是蚂蚁，或问，这篇小说到底讲的是蚂蚁的故事还是人的故事？我每次都会认真思考，然后给出一个不太能让人信服的答案：都行吧，人还是蚂蚁，无所谓。
《驯服河流》这篇可能和蚂蚁的关联更小些，里面的角色应该都是人。写下这篇的最初念头是一次与两位挚友的深夜长谈，我们在对当下的不满和对未来的迷茫两事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因而我同他们说，要么我虚构一个我们十年之后的故事，写下来，但我对这件事仍抱着相当大的悲观，希望我们不要活成那个样子。他们允许了，所以我尽情地虚构了一番。
虽说是虚构，但可能是我的所有虚构里掺入现实或自身经验最多的一篇。不过我总是在这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对其做了很大程度的加工和改造。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会将其中的两个角色错认作我的朋友，因而也感觉他们和我之前创作的一些角色不同，我可能私心地给予了他们更多的爱。
小说里的事和物多半取材于某个苦恼的夏天，那时我比现在要年轻不少，虽然眼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但充满希望，总以为所有烦恼都会在一场考试后得到解决——事实上不是的，到了今天，那些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地衰退成一些小小的遗憾，但仍然存在。我想到的“河流”可能跟这件事相关，虽然每时每刻流着陌生的水，但总是在那。如何面对它，如何使自身的流速和它短暂地趋同，顺应或忤逆，这些都是时常难倒我的问题。
能够在《西湖》发表小说是一个很大的幸运和鼓励，衷心地想感谢编辑老师，她告诉我，小说有问题不是坏事，即便有这次解决不了的，也可以在下一篇小说解决，都没问题的。这个观点和我自身的想法非常相似，但我一直搞不清楚这是否是对自己技艺不精的纵容。如今更坚定了些，也有了更多勉励自己去努力完善和求索的动力。
无论如何，这两篇小说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也是比较新的，比较符合自己当下心态的。其中大有些对生活的绵软的反抗，可以说，写作是我挥舞拳头的方式。如果反抗不成的话，应该也是一种记载和妥协：“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