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毫无疑问，人类又一次面临大变革时刻。近二三百年来，人类革命性的历史不断被重写，对于此前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剧变而言，一般集中于生产方式层面的裂变、劳动力价值的衍化，以及社会结构与文化的转型。相较而言，这个过程多为替换性而非取代性以至颠覆性的；及至人工智能的出现和深化，触及人类文明存在性的根本问题：知识生产的革命、认知体系的重建、生命伦理的再估、存在形态的变换，等等，以及最重要的——人的命运的控制权和将来世界的主导权。可以预见的是，AI关乎人类未来的新算法，创生出的将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生存方式与文明形态。

其中的核心命题是语言。人工智能的语言系统与既往的互联网概念中的语料库有着本质区别，因其规模性的习得与系统性的输出过程中，可以通过无限度的编排聚合，形成差异性的语言及文本。当然这里面的合理性与创新性也成了讨论的核心，然而从人类宏观的语言运用状况而言，其创造性也往往建立在泛化的“排列组合”之中，当然这样的写作/操作，必须是以既定的美学观念和文学理念作为根基的，其从结构形态层面，言说的推导、修辞的运用与逻辑的演算在某种程度看，仍是文学文本的内核。

从某种意义而言，事实上AI同样可以形成自身的诗学形态。文贵良认为，“小冰”和ChatGPT等，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层面，并不构成真正的主体，“汉语诗学，是对汉语文学作品的艺术探究。既然微软小冰的诗歌用现代汉语‘编算’，那自然也应该将之纳入汉语诗学的考察范围。不过，人类诗歌总有一个或多个自然主体（比如一些叙事长诗，可能由不同时代的人共同创造完成的），而《阳光失了玻璃窗》、ChatGPT的仿诗没有这样的自然主体。‘小冰’和ChatGPT只是‘算法’‘程序’和‘信息’的组合体，不能算自然主体，笔者称之为‘智能主体’，虽然用‘主体’一词也不太合适。人类创作的诗歌称为‘诗’或者‘诗歌’，而小冰和ChatGPT编算出的产品称为‘仿诗’”。直指当前AI写作的模仿性、编排性与非主体性，尤其还通过对照和审视，发现其中语言的疏漏和意象的重复。钱文亮就此也指出：“微软‘小冰’诗歌的主要问题其实是在于语言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其诗歌语句只是能指符号随机滑动、组合的结果，并且因为缺乏所指的连接和语境整合，仅有能指的语言符号也就丧失了具体的对象或意义，成为‘缺乏内在的抒情逻辑’和‘任何来自作者情感、记忆、自我矛盾等’的符号碎片的集合，它们也许看上去具有‘陌生化’的语言组合所造成的奇异/奇怪的‘诗意’，但让人感到更多的却是语言符号后面的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由此可见，在当前AI写作软件中，起码于诗歌领域是饱受指摘的，特别是在细部修辞中，往往能够捕捉到智能生成的缺陷；然而，似乎在虚构和叙事中，这样的问题并不显其突出，当然其中也关乎人工智能本身的进阶以及“人—机”的互动程度。比如2024年3月由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制作的AI首部长篇小说《天命使徒》，AI在文学写作中的语言难题得到了极大改善，因为这是通过大语言模型、提示词工程以及人工后期润色的结果。这俨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以及人们常常误以为的人工智能自发的运作。“生成式AI本质上不直接产生意义，即便生成式AI所使用的语言材料是人类心灵活动的呈现，但它在产出语言组合的过程中不产生专属于AI的精神活动。它只是使用计算的方式来进行语言组合，并利用组合的结果造成一种类似人类语言意义的效果，这也是AI最伟大的地方——以计算的方式达成人类使用语言的水平。”在当下的人机融合时代，混融式的语言运用已经成为大的趋势，因此，AI在内部的习得机制以及外部的人类参与作用下，包括自身的智能系统与人的主体性创造将走向交融，其写作以及当中显露出来的美学结构，也在不断完善，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AI语言的主体性将逐渐建构起来——事实也证明，从AI写诗的几代系统来看，其“主体性”在不断演化和更新，语言形态和美学意蕴更为成熟。尤其是“人机写作”模式将挑战现有的美学范畴和文学伦理，既定的语言观念和话语形态将最大限度地主动或被迫做出变革。

二

但这里面还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更多的智能视阈中涌现的文学和当前写作呈现的文化现象，如AI的语言实验和进化以及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方言文学写作，倒逼我们去思考汉语书写、文学语言和美学标准的问题，反思当下不断新生的表达样态和修辞状况。就方言来看，《诗经》《楚辞》等自不必提，晚近以来的《海上花列传》《海上繁花梦》的文本，实际上也涉及方言书写尤其语文变革，语言问题和整个现代中国的形成衍化，其实显现出一种相互缠绕和彼此建构的关系。从方言中的“方”到现代汉语的“言”，从言文分疏到言文一致的演变，事实上强调的都是写作的文化资源与内在旨归，以及言语结构、文学的修辞形态和美学的现代推演。不同的地方和民族通过异质性的人文地理、文化传统等，在形式和美学上交融并汇，共同朝向外在的广阔世界，当然也包括AI世界，面向一种流动的和开放的未来径向。当提到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也要注意，“民族的”或“地方的”需要满足很多条件，才能成为“世界的”，并在人工智能时代建构新的范型。如果仅仅是局限在自身狭隘的人情风物与地方风俗描绘，又或其中的价值取向是腐朽的、倒退的，那充其量仅仅是地方志与个人性的体现；因而，对于方言来说，民族性和地方性既是出发点，是原点，是不断周旋和回归的所在，同时还需要循此将触角延伸到现代的、前沿的且具有更普遍意义的书写当中，对语言的探索、形式的考究和结构的追求，是文学最为本质的东西，也意味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开新过程。

因此可以说，方言不是走向晦涩与封闭，AI也非趋向拙劣复刻和简单模仿。相反地，这都是为现代汉语以及人类意义上的言语系统提供更多元的语料，更是通过更为异质性的探索而激荡出更为丰富卓绝的想象，直面当代人的表达和接受并回应他们的困境与难题，也代表着从地方到世界包括AI界域的人文关切。与此同时，对于文学自身而言，语言之间交杂或碰撞、消减或补益、融合或排斥，从更为广阔的视阈而言，往往意味着从碎片化到总体性的增殖。

依托这样的思路，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审美范型转向及其文学内在变革的问题，尤其是在判断、辨析和归整AI写作过程中，以下四种形态将对既定的美学惯性进行颠覆：全新的混融性语言形态、综合语料视野下的生成性结构文本、“智能/机器”属性显著的情节铺排和话语修辞、未来感与科技感熔铸的人物塑造、命运求索及伦理新义。比如陶锋所言：“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会加剧工具理性的发展，使其发展至高级阶段——即‘设计理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重思技术与人文（特别是艺术）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就涉及既往的文学书写体系与评价规约，总是倾向于一定时期形成的、结构性的语法偏好以及审美习惯，以此去规范或通约现存的包括任何新造的文本，当然也会去试图囊括人工智能时代的写作方式和文学文本。这无疑成了AI时代文学理论及美学建构的重要困境。

在这样的理路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将写作的概念不断扩大之后，AI文学也应当视作语言变革的重要路径。人、人机、机器的写作虽分属不同序列，但是相互参照和补充，当然也可以发展成为自成一体的写作，获致所谓的“主体性”。譬如前述长篇小说《天命师徒》所呈现出来的美学形态便是明证，“小说整体线索能够保持一致，语言具备了一定的文学性”，但是细节部分仍旧需要通过人工修订，以达到尽可能完善的程度。再如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采用粤语勾漏片区的方言写成，这是一种极具先锋性的语言实验，很多不为世人所接受的方言词汇和句式语法，作者/叙事者将其汇编成词典如李跃豆词典等，呈现出非常个人化的与地方性的释义，从而形成一种小而全的认知谱系，在文本内部也是自成一体的，由此打破了我们对方言/语言/小说的认知。那么今天在谈方言或AI写作的时候，不仅是通过新的语言形式更新写作概念和文学表达，而且语言上的种种不可规约性、非系统性、民间/大众性，往往可以形成新的美学形态和审美范式，其中的曲折和折叠自然所在多有，但并不妨碍因此导向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相互参照、补充和刺激的态势，也经此得以熔铸意义并创生文学未来更多的可能性。由是观之，AI写作确乎可以构造一种体系化的字词形态、句式结构以及语法/算法系统，目前来看，作为习得兼合成的大数据输出，生成性的写作本身，将逐渐走向成熟，并开始可以生产出审美自足性的作品。可以想见的是，这样将给已然形成且固化的美学规约、语法习惯和价值判断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当然这是可以开放讨论的。

三

在多元文化阈值里，单一视野形成的洞见可能会带来盲视，不同文化之间往往呈现立场和观念的差异，在协调或排斥中并存。不可回避的是，AI也将形构自身的文化，甚至会演变成一种“智能文明”，这样的文化或说文明终将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极，与诸种文化/文明形态共存，当然也不排除相互间的对抗和取代。乐观地说，AI时代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想象与可能，营造新世界的图景以及可供借鉴甚或替换的生命状态；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挑战和危机：其一，对AI的过分依赖而产生同化/异化；其二，AI带来新的伦理危机与价值重建；其三，人工智能压抑、挑战甚至置换人类的种种存在性结构。

质言之，AI时代的多重作用不仅体现在文学本身，整个人类社会都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挑战。譬如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学就不是写点动物保护、森林呼声、环保意识那么简单了，当然这些都可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更有意思的课题还在于，AI所带来的现实景别与未来想象，也有不可避免产生的失控与失序：智能误导、智能垃圾、智能紊乱，扩而大之，由AI引发的偏见与争端、荒谬与斗争，伦理分裂和道德困境，甚至可能引起的战争后果，以及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智能灾变等AI的副作用。而对于科幻文学，赛博朋克是既定的现象，也是当代世界的一种象喻，更可能代表着人及其世界的未来面相，代表着在智能时代人的处境、走向与命途的种种新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人工智能美学试图综合比较技术、艺术和哲学三种思维模式。审美理性是人工智能美学中的核心概念，之所以重视审美理性，是因为其对和谐、平等、救赎的提倡。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重新思考人与机器、技术的关系显得愈发重要。人工智能会威胁还是造福于人类，这完全取决于人类如何发展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这也是人工智能美学思考的核心问题。”这就提出了新的人类命题，倒逼文学写作具备更为显明的前瞻性和未来性，同时导致道德的和伦理的边界松动，由此带来的人类总体性的价值探索；而基于此所探询的语言的更新以及形式的再创，势必构筑成新的更具未来意义的美学形态。

可以想见，AI时代的写作，形式语言的变革，使文学的内核和外延震荡变动。智能时代的社会历史，多有挑战，乃至危殆，对于文学而言，既是尺度，又成契机。一方面是既往的“写作”自身的本质结构被AI冲击以致坍塌；另一方面则是书写对象、思考向度、伦理创设等层面的裂变与转向。也就是说，除了写作本身以及固有题材的问题，文学还将不得不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AI时代的生存环境、个体隐私、道德艰困的潜在焦虑，以及对于人类本身的平等状态和自由精神必然在此过程遭受的冲击，尤其是人与智能机器、程序系统、虚拟空间的交互中遭遇的困境和撕裂，既有的超稳定结构分崩离析，数字世界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环境、存在形态的推倒重建，这是另一个层面潜隐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文化危机，极有可能带来某种断裂性的结果。建基于此的文学语言及美学本体，既属现实主义，也多有未来观感。如何构思和再造“后人类”社会境况下的价值系统，回应AI影响或统摄下的话语迭变与美学议题，立足社会总体性意义上的历史观念，对不同文化类型与文明形态进行参照、辩证，将成为文学的新参数和新动量。

具体而言，AI时代的文学语言及其美学建构，首先涉及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及其在AI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难题，反思并重构人的存在的语言系统，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文学的诗性话语与AI语言不同，后者也许可以不断模仿与复制、汇集与学习，从目前ChatGPT、Sora与Deepseek的情况来看，其是否能够创造自己的语言以及语言的有效性和审美性，是否可以真正形成自身的风格调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而人类独特、复杂以及无限的经验付诸诗学和创造，保持了人的独立性、精神性与神性，或可为人工智能增加新的素材，创生新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总体意义上的现实处境和未来想象显得尤为重要。从更为开放的层面看，AI能够为万物和人类提供新的价值参照，也能够增加新的联想机制和生成可能；在此更应当清醒的是，如果谈及AI的反作用，那么其将可能制造出人类生态的巨大阴影，如此也许可以反过来倒逼人自身的发展进化，但也不排除造成降维式的打击与毁灭性的冲决。因此，从总体性的人类命运视野，思考AI写作、文学语言与美学范式之间可能性的共同体构架，于既存的文学话语系统内部添置AI的尺度，充分应对AI的结果与后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是在AI时代，思考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的处境与未来，重新构筑关于“人的文学”的美学认知。这无疑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方面个体内部往往需要探询整全的诉求，自觉不自觉地协调和融入AI图景之中，于焉寻求自我的生存并且完成自我的实现；另一方面则是人的主体性在AI时代所可能产生的变化形态，这是差异性的文化与文明间较量或借鉴的结果。如此需要在智能性框架中，涵泳人的精神性存在、深邃心灵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本质性，但仅保持传统意义的“人的属性”仍显苍白，重要之处在于如何在裂解中重建新的主体性。这里当然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呼唤那些珍贵的美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强调与机器和AI的差异，突出诗性主体的语言生态，恢复万物言说与世界话语的丰富复杂性。然而更突出的困境在于估量人的精神强度，其中所包孕的可思考、可顿悟、可反省、可转圜的内质，能否对照/对抗AI的覆盖性与再生性，人的自身性灵、信仰和神性，以及人的周遭环境、人文的土壤以及精神性的展开，需要怎样的革变，才能相互达成沟通和融合，从自然与人的视角，构筑可供匹配的尺度，真正对标、对话又或对抗AI本身。王贺提道，“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术虽正遭逢危机与挑战，但它的新生和希望，也正在于它自身，在其‘自性’和‘内面’，亦即‘让人成为人’这一指归”，如是之“反求诸己”，目的在于“探寻个性化的、适切的因应之道”，如此说来，AI的出现给当代人新的自省与自洽提供了重要契机。今天，我们在讨论AI所带来的及可能带来的生态、情感、文化以至文明的危机时，意图凸显主体内部的演变和人类系统性的转化，也强调彼此之间的交互沟通，其间释放的是人自身完整而无限的内部探求，及其如何应对智能化视野下的生态剧变，由是衍生出新的美学构造中，不断革变的意义属性和价值体系，对AI形成另一极的校准和启发，尽可能为之提供更为成熟、良善以及美学/诗化的精神性范本。

最后，以AI写作为新的契机，反思并重铸当代美学形态的旧径与新质，甚至是前瞻性地释放“后人类”境况中的精神解答，经此提供总体意义上的想象形式和未来空间。在AI时代，人本身的道德要求以及既有的文化量度，需要参考智能视阈中的镜像/景观，才能真正构筑具有当代意义与未来属性的诗学面貌。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人类的习得与输出，包括人的伦理尺度与精神需求，与AI文化中的系统性设定不同，如此便会产生种种具象或抽象意义上的生态失衡。无论是《三体》构筑的超人类维度的危与机，还是《流浪地球》中的城市拟象与末世景观，又或者是《雪崩》里元宇宙的飞地与幻境，以及《荒潮》中AI造成的生态降格与失格，等等。鲍德里亚意义上的AI“拟象与仿真”，可以形塑独树一帜的风格和喻象，亦能将人的存在本身拖入幻灭和深渊。

四

毋庸讳言，这就将语言与美学的革命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度。也许AI将制约并扭转人类既定的发展轨道，影响人与自然的内在生态系统，甚而导致语言危机并形成灾害与次生灾害。我们所谈论的一般是AI时代的“弱人工智能”，也就是当下广泛运用的人工智能类型，这只是一种工程学意义上的程序逻辑化的智能形态；而“强人工智能”以至“超人工智能”则寻求与人类世界的文化，以及与人的精神性和无限性的高密度对接，囊括文化属性与人性互通，这是更高级别AI形态以及人类未竟之追求，在此意义上思考AI写作以及文学审美的当代性和未来性，无疑又将是另一种景别。

问题还在于人与AI的主导权争夺，二者或是压倒性的争锋对决，又或者以交替控制及差异化主导的方式并存。这可能导致另一种文化裂变的境况。不得不说，从AI写作到文学语言的革新，再到美学形态的筑立，可以延伸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经常谈到AI与诗性、文化及人的无限性，包括后人类与拟象化时代之间的关系，其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双向建构的状态。譬如欧阳友权在谈到人工智能对文学尤其网络文学的影响时指出，“这种新型技术对网络文学的影响在哪里？先说这种技术给网络文学的赋能体现在哪。首先体现在人机互动、辅助创作。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创意生成器。宏观而言，新型人工智能可能创生出新的文学形态，具体表现在过去所使用单纯的文字表意有可能成为历史，图文并茂、影文合一的多媒体的叙事成为可能。其次体现在它可能会助推网络文学生态的升维，作家的主体日渐从网生性、交互性的人人主体，变成人机交流，创作方式从过去的键盘码字，慢慢走向程序操作的指令生成。网文作品从单纯的文字呈现升级为更广阔的大文创和泛娱乐。平台从管理作家、经营作品走向管理AI机器、经营AIGC的产能”。随着人工智能领域走向深化和不断升级，更多向度与更为完备的创造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将来可能开启对文学与人的认知，以及控制主导与关联客体之间的精神相关性研究。总而言之，哈贝马斯所谓的“技术理性”将在智时代生长出更多针对“感性的人”的方向和尺度。从他者的角度而言，如果从人类本位移至AI本位，AI亦有待将全面而完整的“无限的人”以及自身外部之世界纳入考量，将自然与人的处境存在归诸系统性的范畴，以真正实现突破性的进化，从一般的人工智能向更高层级发展。这个过程诉及更复杂也更前沿的美学课题，不仅将现实发展理念引向最显明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化，而且于未来的AI写作和文学语言中注入具有普遍性的诗学及文化映射。

总之，AI写作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认知之间的彼此参照、协商及对垒、博弈，是一个不断覆盖或补益的过程，需要在未来的美学建构中思考更具有交叉性和前沿性的命题：一是问题意识的建立，在新的美学形态中重新设计文化与文明的智能模型；二是发展意识的重塑，在生态文学中树立开放性与流动性的理念，深度勾连变动不居的系统性AI界域；三是建基于人类进步格局上的总体观念，实践多元文化对撞中的文学批评，以忧虑意识与危局理念，同时怀抱开放性的姿态，参考不断移动的局部和整体，关切“后全球化”时代及“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难题。“可以说，人就存在于AI之中，AI是调配人如何存在的有机组织。在此意义上，AI就不再是一种技能、工具和方法，而是重新锻造人、自然和社会的方式，它融入现实生活，甚至成为现实生活本身。同时，AI有自身的独特演进逻辑，人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AI的发展，但其如何运转却不是完全由人决定的，人只是AI的操作者。”不仅如此，对于个体/主体而言，“AI早已为个体设定了现实世界的关系网及其衍生的存在方式”，这对于人的自身，对于表述人以及反思人的文学自身，以及对于经验的和判断的美学形态而言，都意味着重新的设定和价值的再估。如此形成了关乎文学话语结构内在变革的重要契机，从地缘政治、全球环境的复杂挑战，到跨文化与异文明之间的生态与危殆、沟通与争夺、妥协与演化，当代世界的美学形态无疑将经此构设新的景象。这是文学进阶之路中无法规避的存在，也是人类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