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基石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1949-1979）》李晓峰 王莉 王潇 编著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从文学学科分类来说，“现当代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分属不同的二级学科，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往往合在一起并提。但是，尽管“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性质上来说，两者却有不同。反倒是“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明确的“当代”属性。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尚未达成普遍性的共识，因为操持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往往聚焦于主流文学的内容，少数民族文学则因为口头文学的比重较大、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起步晚、语种与审美传统多样等因素，而被大而化之地约等于民间文学，或者一种带有地方风情色彩的文学。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很大程度上被书面文学主宰，讨论文学史时，以分期的方式划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单列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就显得尤为尴尬，因为分类的标准并不统一——在“少数民族文学”内部就包含了不同文化、不同年代、不同文类的成分。因而，要对这样一个学科进行系统性探讨，会面临方法论上的必要整合，创造出独有的理论话语范型，而不能完全照搬与挪用既有的其他文学话语范式。其中一条路径就是将其视作“当代文学”的一种，对其在当代呈现出的复杂面相进行剖析，这既符合历史的事实，对于现有的当代文学学科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拓展和深化。
李晓峰历时十余年整理编著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1949-1979）》（全十卷），就是一种在当代视野中全面扫描少数民族文学史料的奠基性作品。李晓峰与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合作过《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两本著作，我们都是以当代文学作为切入口来讨论少数民族文学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相关理论问题。2021年李晓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十三卷）出版，这是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的作品，在该领域是标杆性的成果。2018年我们曾共同合作“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卷”，他负责前三十年，我负责后四十年。他认为那个项目篇幅容量有限，又另起炉灶做出这套书，将内容细分为文学理论卷、民间文学综合卷、史诗·叙事诗卷、神话·传说·歌谣·艺人卷、古代作家（书面）文学卷、当代小说卷、当代诗歌·散文卷、当代作家作品争鸣卷、戏剧文学卷、电影文学卷等共十卷。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梳理新中国前三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史料的著作。
从分类与结构来说，全书贯穿了统一的结构逻辑、跨学科整合视野和系统性分类原则。每卷均以“总论—分辑—解读”为框架，分辑下设“概述+文献解读+专题文献”，形成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递进式叙述。例如，文学理论卷通过总论引出政策文件、文学史编纂讨论，再深入民族形式的具体争鸣，逻辑清晰，便于学术研究的分层展开。各卷融合文学史、民族学、社会学视角，如古代文学卷中对《蒙古秘史》《福乐智慧》的文史互证，作家作品争鸣卷中文学话语与时代政治文化语境的关系等，体现了多维度的学术视野。从文学理论、民间文学、古代书面文学、当代诗歌散文到当代小说和作家作品争鸣，对少数民族的特有文类如史诗、叙事诗、神话、传说、歌谣史料的钩沉，显示出其民族文学特有的文化和文学特色。戏剧文学和电影文学则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无法被文字文化所化约的“泛文艺”特点。
总体来说，这套书覆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个维度，形成了兼顾“政策导向—书写实践”“民间—书面”“理论—实践”“古代—当代”“创作—批评”的立体学术框架，该书每个具体分卷都有其侧重和焦点。
从选材特点与学术价值上来说，在史料抢救与系统性整理中，体现出民族平等与文化多元的历史与现实，并着力打捞理论争鸣的思想史意义。
十卷本中收录了大量政策文件、作家书信（如玛拉沁夫信件）、会议纪要（如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编者按”等珍贵资料，为研究新中国文艺政策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批原始资料。例如，对《百鸟衣》《草原烽火》《欢笑的金沙江》等经典作品的评论汇编，保存了不同时期的批评话语，成为文学接受史的重要案例。覆盖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壮、彝、白、傣等数十个民族，兼顾人口较多民族与人口较少民族（如仫佬族、撒拉族等），展现中华文学的多民族共生共荣、百花齐放的全新图景。古代文学卷中，蒙古族尹湛纳希、藏族仓央嘉措、维吾尔族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等作家被重新评估，拓展了文学史叙事的版图。关于“民族形式”“奶子味”“文史互证”等议题的讨论，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与美学探索。因而，该书在原始材料的呈现和编排中，具有较为鲜明的方法论启示。如民间文学卷强调田野调查与口头传统整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范式。
从对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意义而言，该书通过系统整理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打破单一民族文学史的局限，重构了新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化和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历史叙事，促进了文学跨民族对话。因此，该书有助于推动形成“中华文学多元一体”的学术共识，为《中国文学史》的修订提供了新视角。各卷中“民族形式与地区特点”的讨论，既强调独特性，也探索共通性，为多民族文学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书通过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以及不同文类的综合，一方面对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谱系进行更开阔的展示，如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神话、史诗、民歌元素（如傣族赞哈、彝族克智），这些资源可为当代作家提供创作素材和灵感线索。事实上，新时期以来，莫言、阿来、乌热尔图、刘亮程、李娟等作家的成功均与此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些史料所显示的特性，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现代以来文学观念的不足，从而为进一步重估中国本土文学遗产的价值，拓展新时代整体性的中国文学研究打开了思路。
应当指出的是，该书的立意并不局限于文学。编著者实际上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史料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知识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无法一蹴而就。
但是，少数民族文学史料形态有其具体规定性，尤其对于新中国前三十年而言，数字史料建设不足，现存的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图片史料也相当匮乏。这套书则是以文献史料为中心辅之以部分图片史料，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对相关史料予以整全性的编纂，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分类和跨学科的视野，构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石。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空白，更在于推动文学概念和文学史观的转型，为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与理念创新提供资源。
正如李晓峰在该书《总论》中所说，这套书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史料学建设的一个开始。一切史料都是特定史观之下的重新发现与发掘，在科技与人文融合的全球化语境下，史观亦随时代发生转变，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展理论深度，完善史料体系。假以时日，我期待李晓峰能再接再厉，推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1980-2025）”，全面呈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风貌，使之成为重新认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者：刘大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