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逃 离

张楚迟到了。

他背着双肩包，戴着黑框眼镜风尘仆仆从门外赶来，站在大厅双眼迷茫地环顾四周。“太饿了，去对面吃了碗面，没注意时间。” 张楚声音浑厚，害羞又真诚地道歉。二十年前，三十出头的张楚总是在周五夜晚，从家乡滦南坐大巴到北京，见朋友，喝酒聊天谈文学，周日再赶回去——靠这两天时间，慰藉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

倴城，张楚所居之地人口不过数十万。他一直觉着，自己会在河北唐山的这个小县城待一辈子。2012年，县城有了第一家电影院，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化。天总是暗的，海风的味道淡了，路人行色匆匆。张楚每日混迹于人群中，漫不经心地走自己的路，喝自己的酒，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这里曾让他窒息甚至厌恶，尤其高中时期，凌乱油腻的头发和穿了整个冬天的绿色军大衣让前来探望的女友满眼含泪。那时他在日记里写一些小说片段，稚嫩且压抑。高考前夕，张楚在《花城》杂志读到了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读到了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濡湿闷热的教室里，他呆呆地想，高中毕业一定写篇小说。

有那么几年，张楚时刻幻想着逃离，但他的小说也时刻诉说着，他爱县城，也爱县城里每一个人。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懒得动，尤其是将自己描述为“没有追求碌碌无为性情温和”的张楚。

“这里有你所有的亲戚朋友，他们如同一张网内的蚊虫聚拢在你身边，你会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毛茸茸的幸福与欢喜。” 从一个少年变成少年的父亲，张楚在县城生活近40年。这里的一草一木、每条街道和河流、每栋新起的楼房和店铺，他都知道。朋友们在县城做各种工作，他熟悉他们的生活境遇、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书写他们的故事时，有种天然的自信。

然而，张楚一度对这种自信产生怀疑：地域上的“小”和“窄”，是否束缚了对人性与人心的体察和体恤？反观自我与他人的写作，最后觉察，人在千百年变化中，基本的精神属性并未改变。用福克纳的话讲，如果能将邮票大小的地方写透，能把这些貌似简单的“人”的荣誉、自尊、怜悯、公正、勇气与爱写出来，难道不是某种自我成全吗？想了很久，张楚才有勇气继续——“我想写出每个人物的灵魂，无论小大。”

那些承载灵魂的肉身，大多存在于张楚身边，还有一些则是道听途说——他们甚至参与制造了骇人的谋杀案、强奸案、爆炸案、抢劫案…… 张楚则以自己的方式拆解故事里的骨骼，作出朴素但饱富诗性的解读。《曲别针》里志国掐死女人后，用舌头舔掉夺回来的链子上的血迹；《细嗓门》中屠夫林红的最大爱好是用猪下水沤的花肥浇花；《刹那记》的樱桃被轮奸后坐公交去医院，柳枝伸进窗户掸着她的脸颊……一篇后记中他写到，这些细节感动了自己，“我觉得我是个高尚的人”。

和张楚聊天，他会准确记得十几年前的某件往事，分享国税局的枯燥工作，滔滔不绝朋友对他的关怀和帮助，也会不加掩饰透露自己小说的影视改编费并真诚发问“你说这个价格合适吗”……

作家哲贵觉得，张楚身上有一种混沌的质地，一种单纯与复杂、天真与世故自然融合的质地。“在他内心深处，有一把精准无比的刻度尺，能照出人性深处的每一次颤动”，哲贵说，“但是，张楚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更知道众生平等的道理，人之为人的不易。他有一颗慈悲之心。”张楚笔下林林总总的形象既有人类美德，也如同生活本身，兼具缺憾甚至残酷。在他心中，罪人往往也承担着救赎。

十年前，张楚的朋友、写先锋小说的郭发财，部队转业后跑到山上养鸡；导演李红旗获奖后带着老婆孩子去湖南种田。远离俗世生活，回归精神田园，张楚猜想，他们一定收获了灵魂的自由。生活选择上，他并不是主动追求的性格。想当兵，家里不同意而作罢。高考志愿填的中文专业，被母亲骂了一顿老老实实改成财会，毕业后去税务所，从科员干到主任。适龄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凭短篇小说《良宵》获得鲁迅文学奖，调到河北省作协后，开始真正过文学的日子。

总体来看，张楚秉持着按部就班、顺其自然的平稳轨迹，用他的话说，“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一个小镇青年的内心躁动与隐秘，全部凝在笔头，落在纸上。对写作他一腔热情，1995年开始写小说，历经无数次退稿，六年后才正式发表。张楚并不在意，“退了再投呗，慢慢练”。他告诉年轻人，耐力和信心最重要。上学时，张楚偷看过弟弟的日记，写得比自己好，“不过我坚持了下来”，张楚说。

最早发表的几篇小说题目中，都有“火车”“公路”“旅行”等词汇。逃离固有环境，可能是年轻人必然的期待与选择，尤其当职业和爱好无关，逃离的念头最为激烈。现在，张楚庆幸年少时没有离开县城，城镇让他对生活的本质和奥秘有了超越经验的认知，对一个作家的成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2019年，张楚告别了他的“桃源”。由于孩子上学，一家从县城搬到天津，随他一起前往大城市的，还有当时正在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云落》。张楚不会开车，每次回滦南先坐高铁到唐山，再拼车。新家窗外有颗高大的枫树，他喜欢边听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边写小说。在天津写《云落》，张楚想到家乡，县城就像长辈，从小在它怀抱里长大，“它知道我所有的痛苦和甜蜜，知道我所有的眼泪和欢笑，我无条件信赖它”。

隐秘的热情

1999年的倴城像个哀伤简约的符号——它是所有北方县城的缩影。公务员张小伟白天在税务所办公室审理企业报表，敦促缴纳税款。晚上光着膀子开着电风扇，一写就到天亮。他想可能一辈子也发表不了，随意起了个和著名摇滚歌手一样的名字“张楚”。多年后在《山花》发表第一篇小说《火车的掌纹》，好友李修文劝他赶紧换个名字，张楚很坚决：投了七年才见刊，说啥也不换！

高中时张楚写过一篇关于校园生活的小说，“很兴奋，感觉要飞起来了”。大学泡图书馆读苏童、格非、余华，晚上躲在教室，在日记上虚构臆想的故事。1995年上大二，宿舍哥们儿忙着谈恋爱，张楚没日没夜偷着写作。人生第一篇完整的小说《小多的春天》寄给了《收获》编辑部，并附上文艺腔十足的介绍信。漫长的等待，张楚甚至怀疑停刊了，直到第三个月收到退稿信：“……语言不错，对小说理解有偏差，多读多写。”

之后很多个夜晚，张楚拿着信一字一句地看。认真执行编辑建议，大量阅读，在纸上写下一行又一行整齐密集的汉字。对一个怀揣心事的小镇青年来说，那些瘦小孤寒的字是抵御孤独与幻灭的利器。县城里没人和张楚聊文学，有次去工厂纳税审核，发现老板的办公桌上有本诗歌杂志。秘书告诉他，老板写诗。张楚想找他聊聊，又觉得不好意思。

作为一个从未自信过的写作者，县城的小公务员总是将自己藏于安全隐蔽的地方。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写小说，到邮局也要等当值的同学不在。也许更多原因是无人交流，无人关注写下的东西。骑着破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张楚目光游离，脊背佝偻，“我就像春天的病人”。看完顾长卫的《立春》后他自问，中国两千多个县城里，隐居着多少个不甘心的“王彩玲”呢？

作家兼好友刘荣书眼中，张楚天生是忧郁的，在凋敝的小城尤显落寞。二人相识缘于刘荣书在县城唯一的书报亭留下的字条，写着电话号码，谁爱读书就打给他。张楚鼓起勇气拨通电话，将近两个小时的通话，谈到文学界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谈到对小说的理解…… 挂断后他紧紧捂住嘴，之后开窗大口呼吸。小镇里原来不止他一个人写作。

那以后，张楚陆续认识了县城的写作者，那是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你一直以为摸黑走路，一根火柴擦亮后才发现，身边有很多默默的夜行者。”写小说的、诗歌的、散文的，大家隔三差五聚会，仿佛几天未见就会失去对方。张楚在县城订了8种文学刊物，他牢记退稿信里的“多读多写”，除了面对一堆企业报表，其他时间都用在摸索文学的秘密。

2000年，浙江作家黄立宇创办了新小说论坛。鬼子、艾伟、曹寇、徐则臣、盛可以、杨怡芬…… 多是当时籍籍无名的70后文学青年，还有接触网络不久的张楚。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先尝试跟帖，再放上自己的作品，等别人品头论足。一个雨天，张楚边读斯继东的小说边做笔记，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那样的文学氛围至今都让他怀念，“那个时代人心朴素，大家都特实在，有说好话的，也有尖锐批评的，难得就是真诚”。新小说论坛像一个时代符号，附着一群“70后”文学青年的集体记忆，他们野蛮生长，各有工作，靠文学联通精神世界。刘荣书回忆，彼时写作的很多朋友，十几年后已耗尽对文字的热情，向中年生活缴械投降，只有写小说的张楚，始终在那方小天地耕耘劳作。

收到《收获》第二封退稿信时也是在千禧年，张楚依旧每天骑摩托到啤酒厂收税款。编辑署名“王继军”，委婉提出建议，并让有了新作再给他。每每喝了酒，张楚都会打给他，二人小声谈论小说以及与小说有关的一切。三年后，短篇小说《曲别针》刊发于《收获》，一鸣惊人。这篇至今为人称道的作品，集中包含了张楚小说的诸多要素：对精神困境的关注、世相人心的探求，追求结构美以及精致利落的语言。

王继军认为，张楚天生的善意在作家中十分少见，“不是悲悯，悲悯往往居高临下，而是平等。在平等的心态下，才能体察到个体的痛苦和幸福，这些在张楚笔下同等重要。”

在燕赵厚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小镇青年，天性纯良，本分踏实。每次出差张楚都买一堆特产并念念有词“我妈我姨我同事……”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吃撑了又被主办方愣是喂了半碗米饭；托别人买车票，转账从不四舍只会五入，作家马小淘“赚了”好几百。“比起当作家，张楚更适合当小学校长”，在马小淘心中，他是“发自肺腑爱着全人类的楚哥”。

写作道路上，张楚渴望并仰仗着陌生人的慈悲。他始终记得彻夜畅谈的朋友，哪怕未曾谋面；记得热火朝天谈小说的网友；记得与编辑关于文学的探讨；记得鼓励他坚持的某任领导；甚至记得销声匿迹的写作者多年前某篇精彩的小说。早年张楚到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培训班，从头到脚置办了一身新装，结束后和认识的文友保持了几个月线上通话，每月话费800多，那时他的工资才600。害羞又敏感的青年经由写作实现着对小镇的一次次出走，他用更大的精力，活在他的小说世界里。

“曾否想过某一天，不再写了？”

“啊，写作就像呼吸，没有呼吸了怎么办？” 张楚反问我。

一种孤独

张楚的夜晚怎么可能少了宵夜和啤酒？他善饮且爱热闹，作家田耳印象里，各路朋友在张楚召集下都能撞成一桌。有次酒至酣畅，忽然抬头问田耳，喜欢我不？生活中，很多朋友常能接到他的电话问候，作家王凯觉得，张楚就像一个界面友好的多用户操作系统，体贴又温暖。人群中的他充满热情，总不舍欢宴散场。然而，独处一室的张楚依然那么快乐吗？有次欢聚结束在路口道别，看着灯下挎包一甩一甩的背影，王凯突然觉得张楚并非真的爱酒，“或许他只是爱世俗喧闹却又异常短暂的热烈，这恰好能稀释某种莫可名状的孤独”。

父亲是通讯兵，小时候张楚一家跟着走南闯北，不停迁徙。幼时被寄养到城里老乡家上学，张楚回忆，“内里的黑暗、孤独、恐惧汹涌澎湃。这是一个孩子的炼狱”。

八岁时张楚住在华北平原的乡村。父亲在北京，母亲拉扯他和弟弟种着几亩田。张楚最怕夜晚，他让祖父做了把红缨枪，每到夜晚就从炕上爬起，攥着红缨枪闪到过堂屋，隔着门闩窥视庭院。在他意识里，自己在用红缨枪保护家人免受黑暗的侵袭。

成年后在县城写作，于笔尖飞走是对抗现实世界的武器——犹如少年时那柄散发树木清香的红缨枪。纵观张楚的小说，主人公多少都有这样的特质：惧怕、沉溺孤独或抵御着孤独。已故评论家程德培称他的小说为黑白胶片，黑夜是其底色，漫漫长夜中激情便化为大雪。

写作初期，张楚几乎都在描写寡淡无味的青春期，那些作品从未发表，有的仍锁在抽屉，有的已遗失，张楚却清晰记得每个故事，它们激情四射荷尔蒙汁液乱溅，淹没了无数个没有名字的黑夜，它们更是一个小镇青年对精神世界虚无城邦的原初构建。语言狰狞肆意，情节荒诞悲伤，这样的自发性写作一直延续到2001年。张楚也承认，那时的压抑影响他很久，直至后期作品都潜藏端倪。

从自发性写作到自觉性写作，是每个作家都要经历的过渡期，枯燥的税务工作开启了张楚写作中的重要阶段。倴城税务员张小伟将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人、听到的事变成小说家张楚笔下的素材。他有四个哥们儿开饭店，酒桌上县城各行各业的人讲述身边轶事，光怪陆离的传闻、朴素多维的情感将人间世相呈现在张楚面前，他以小说的方式宣泄着对世界的诸多认知，遮遮掩掩和模糊难言的部分最吸引张楚，解读人性的过程对他有种致命吸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故事讲得复杂且不落窠臼”。

持续阅读写作，褪去莽撞和无畏，也遭遇诸多困惑，年轻的小说家孤身一人，自我学习中自我校正。张楚会反复修订作品，也常把小说发给朋友看，虚心接受建议。哲贵认为，写作让张楚的荷尔蒙找到了出口，忧郁的情感得以抒发，“如果没有写作，几乎可以肯定，汹涌而细腻的情感会将他的人生吞没”。

张楚曾问自己，为何总写悲伤的故事？他尝试改变，最后发现骨子里依旧：那些主人公依然活在不完美的褶皱里，探寻不可能的道路和光明。一度他以为自己的小说看似冷清，其实喧闹世俗，“而实际是，我的小说骨子里仍冷清晦涩，缺匮适度光亮。”

很多时候张楚是悲观的。他觉得AI能战胜人类，而生命也就剩三四十年，“真是太短暂了！” 对自我从来多厌弃而少自珍，却将温柔与善意尽数奉于他人，尤其在文学世界。评论家黄德海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张楚的小说永远处于是非之间的宽阔地带，永远有伸展出的枝杈，没来由的转折，极其微细的心思，可被理解的凉薄。直至二人相识交往，张楚会嘱咐他某某不错要照顾，某某有小问题要原谅，某某可能被耽误要时常督促。“他试图理解全世界”，黄德海说，纵然遇到恶意，张楚和张楚的小说，也并不以直报怨，而是凭借自己的行为和叙事，消除敌意。

张楚笔下的每个角色都步调优雅，即便身处落魄无望的迷途。他尊重那些小人物，在隐秘的线索中抽丝剥茧，累积蓄势待发的能量。评论家李敬泽觉得，张楚令人心动又难以解释，在于他所写就是我们所“在”，就是滔滔不绝说着的一切之下，那个沉默的、无以言喻、难以判断的内心区域。

张楚有数不清的朋友，却并非呼风唤雨的人物，更多时候，他仍是县国税局一个勤恳的公务员，常年按时上下班，顺路购买面条和水果，做领导交代的工作，辅导儿子写作业，只有深夜才坐下来写自己的小说。创作高峰期，张楚6年写了25个中短篇，包括《良宵》《夜是怎样黑下来的》《梁夏》《野象小姐》等颇为成熟的代表作。

生活在冥冥之中以切身之痛给人指引，张楚曾失去第一个早产的女儿，他懂得了如何写生活中最疼痛的细节，如何让事件在意象中凸显本质的意义。有一年，县城的一位诗人朋友选择在生日当天离开人世，事发突然张楚备受打击，之后几年只字未动，在家庭陪伴尤其年幼儿子的抚慰下才渐渐疗愈，其间写下《刹那记》《地下室》《大象》三部中篇，对家庭悲喜剧、人间情义进行了梳理，这个过程他平静且满足。

70年代生人，张楚感觉心理状态依旧年轻，只是膝盖颈椎胃病切实提醒他生命在衰老。如果以前写作是情感的宣泄，现在对他更多是一种自律，“快感减少了，绵长的愉悦感和焦虑感没变”。张楚始终小心翼翼保护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在他看来，如果这一部分受到伤害，写作者的灵魂可能枯竭，对这个世界的爱就会变得不真诚、不深情，“油滑和过于投机主义的世故，无疑会伤害作品的骨髓。”

众多好友眼里，张楚丢三落四，生活能力低下，永远搞不清交通方向，对一切智能工具慢半拍，除了认认真真写小说和热热闹闹喝酒，身外之物他很少花心思琢磨。当斯继东偶尔不满“斥责”他“作为70后代表作家之一好歹有点责任意识，别老发言不痛不痒的”，张楚一脸惶恐看着朋友：“那我应该说点什么啊东东你觉得？”

一些照片中，张楚总靠在角落抽烟。很多时候他表情严肃眉头紧锁，更多时候，以一张宽厚而温和的面庞看向远处。题为《自言自语》的创作谈中他写道：“我希望将来——无论40岁、60岁或是80岁，都怀着一颗敏感的、柔弱的、歹毒的心，来赞美这个世界、这些恶光阴以及繁复人性在刹那放射出来的光芒和美德。”

《云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

云不落

2015年，张楚调到河北省作协。告别忙碌的公务员职业，开始专业文学生活。午后读书，傍晚买菜做饭，等老婆孩子按响门铃。晚间属于写作和朋友，酒桌上酝酿出《直到宇宙尽头》《风中事》等小说。饭后张楚会去河边，边散步边思考，夜晚河水沉静的呼吸声中，他写下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的大部分作品。

写作经年，七十多个中短篇后，张楚发现自己渐渐变成一个温暾的话痨，在故事本该结束的地方仍絮絮叨叨，他意识到，可能到了该写长篇的年岁——“我需要用一种更宽广深邃、多维立体的文体来审视、梳理跟这个世界的亲密关系。”

张楚买了一个极厚的黑色封皮笔记本，2016年某个春日下午，在上面写下两个字：樱桃。眼前总浮现她的影子，现实中弟弟的女同学，相貌不佳，缺半截手指，打架时揣了菜刀血书约战。张楚曾写下短篇《樱桃记》，多年后在县城再次遇到她，穿着军大衣，在雪地里吵嚷着打手机，最终张楚让她停留在中篇《刹那记》的结尾。县城中人们接受或反抗命运的方式，常常让张楚反复咀嚼而彻夜难眠。《云落》里的樱桃（万樱）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主义形象：有着中国传统式美好，对尘世充满淳朴善意，蕴藏无尽的生命力。

人到中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云落》采用多人视角，四位主人公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张楚记得谁说过长篇千万不能以对话开始。作为一个生活温和而写作偏执的小说家，2018年夏天，他终于在开头写道：“姐。不冷，我。”

总有人问，为什么张楚执着于描摹并探求人际关系？男女情事，家庭琐事，社会杂事，每人单拎出来，都与他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县城，人情社会构成了基本交往格局，大家各自为营，又相互敞开于有限的空间。张楚觉得，人与人的关系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他也并不回避直接的两性描写——“把男人和女人放进我的城堡中，表演他们的人生。我不妨碍他们进行真诚自由的交流或伤害。”

聊天间隙，张楚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段视频，县城的最新宣传片。高楼林立马路宽阔，俨然现代都市气象。“然而，人们的精神症候仍未实际解决。” 他告诉我。乡镇城市化进程中，痛苦、探索和希望并存。过年回去，很多人家的门前雪都没清扫，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老一代人怀念蓬勃明亮的理想主义年代，年轻一代中规中矩，缺少野蛮的生命力。作为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结合体，县城的变革历史可视为时代发展的缩影。写于2000年的《七根孔雀羽毛》是张楚很喜欢的小说，那时年轻气盛，表达了对当代中国飞速城镇化、过度娱乐化和全民物质化的看法和并不激烈的批判。

人生已近半途，县城终以长篇面目登场。《云落》这部世情小说中，张楚力求呈现传统的人情伦理与心灵图景——一座小城里，朴素的选择和信任中包含着人类独有的珍贵因子。他喋喋不休述说着人与人之间的琐碎故事，很大程度源于对某些消逝美德的追忆。

王凯从未见张楚在写作中如此不自信。所有小说几乎全与县城有关，聊起长篇进展，依然为结构、人物或某个情结苦恼。为落实书中的案件细节，张楚琢磨六个月一笔未动。《云落》逼着他成了美食家、博物学家、经济学家、八卦爱好者、情感探险者。这时候，他不再是那个对南齐北魏五代十国一无所知、坚信在海南岛洗冷水澡不会感冒的张楚；不再是那个挎包永远像垃圾桶一样乱七八糟，找东西时会带出身份证、银行卡和超市小票的张楚。

写《云落》，他把自己变成了一部百科全书，要懂得四季风景如何变幻，懂得三月里最先开什么花、鸟儿凌晨几点鸣叫。体验海钓，看别人“熬鹰”，为了解金融知识，在银行的朋友被他折腾得不敢接电话；学习刑事案件，一页页翻阅资料和判决书。张楚手机里至今保存着八千多张花朵照片。潜意识中，他将县城当做了一个“人”——五官、性情，奔走姿态以及命运，便成了不可少的部分。

2023年夏天，王凯收到《云落》修改稿。从头至尾读完，每遇到错别字就标出来，最后发现四十万字的书稿中，差错率约为万分之一点五。真正让他惊讶的是，张楚完全用写中短篇的精细方式雕琢出了《云落》。小城中的按摩店、理发店、窗帘店、驴肉馆…… “小小的门面里，暗藏着我们看似熟悉却很少体察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构成了整个中国真正的样貌和底色。”王凯说。

张楚并非没有野心。《云落》将庞大的人物事件以及历史勾画全部放在县城中——一个足以承载中国社会全息式图景的地域。作家格非认为，这部小说是张楚对中国社会的概括，“能感受到他的时代感、现实感，以及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思考。”

相较于其他长篇，这部小说的写法是“笨”的——大量对县城风物的具体描写，使小说人物的情感逻辑和社会行为真实可信。评论家张莉一直关注张楚的写作，于她看来，小说家的美学风格在《云落》里正式生成了。农村长大，七八岁去玉米地挑菜，跟老叔背着塑料袋割草，乡村生活让张楚对自然有种天然怀想。风物描写在当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张楚却觉得能表现出日常生活的诗性，“想到它们，我心里就格外温暖。”

有次大雪天，出了餐厅，晕晕乎乎的张楚靠在街边的一张红色单人沙发上，就想到了家乡的那些人。他恍惚着对自己说，哪天要好好写写他们的故事。《云落》中，张楚贡献出多年生活储备和精神能量，赋予小说中每个人物以血肉、灵魂、行事动机和存在理由。哪怕出现一两次的小角色，也绝不亏待。他与小说里的人物日夜厮守，眼睛开始老花，由于焦虑与失眠又患上荨麻疹；而笔下的他们，在纸页上骨骼清晰日趋茁壮，似乎有了自己的意志与行动，肆无忌惮闯入张楚的梦境。

“结尾的那一刻，什么感觉？” 我问。

“感伤和不舍。好像持续多年的关系断了，你与小说里的人再也不会发生纠葛。”

我丝毫不怀疑，如果可以，张楚肯定把他们一一请进现实中，欢欢喜喜地吃个饭，还必须在烟火气升腾的烧烤店。就像很多个聚会的夜晚，总是不愿离席的小说家终场后，兀自走在路上。也许突然站住，张楚会对身边的同行人说：“你们听，这里有小碎花从树上落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