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5年第4期｜万小川：第三个季节
导读
“我”来到了一个一年只有旱季与雨季的地方，结识了一位有着两个女儿、还要辛勤工作养活丈夫的女性。语言不通，我们借助手机翻译软件交谈；在只有两个季节的气候里，我将如何面对这种相当于第三个季节的异域？小说在充满幻想和异域风情的同时，也带来了叙事上的大胆尝试。
第三个季节
万小川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郑愁予
从山上下来后，我清闲了一阵，白天困觉，黄昏时分被一阵漫长如雨季的车喇叭声吵醒。是那个肤色黧黑、满脑袋卷毛、终年光脚的老缅。听神仙说，他是从拜贡偷渡来的，帮附近寨子里的一家养猪场做事，负责到街上收潲水，一个月挣五百块人民币。我对他的了解完全来源于道听途说。我不会讲缅甸话，他也只知道几个足以应付日常的汉语词，比如，克哪点、板扎，等等。其实我不清楚他会不会讲别的，这两个词是我们交流的全部内容。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也再没有听到过那种刺耳的呼啸（一同消失的还有那辆车斗里装满潲水桶的银白色的五菱荣光，从二楼望下去，很像大象的脊背），但我老是睡不踏实，在下午三四点钟醒来，头昏脑涨，被窝里冰冷潮润，沤着一股酸溜溜的气味。也许我是在等那个老缅来，但等不到。在那之前我们见过一面。我站在狭窄黑暗的廊道里往外看，双眼蒙眬，脸上盗汗未干，像一个正在离开子宫的婴儿。他一手拎一个潲水桶朝我走来，背对着阳光，耳朵红得透明，阴影里的眼白像月光下的水波一样闪亮，脚板在水泥路面上踩得啪啪作响。谁也没讲话，他怯怯地瞥了我一眼。
神仙总会在喇叭声停歇后，把脑袋伸出窗户，大喊：“喂，喂！”他笑嘻嘻地说，中国人以为是在打招呼，在缅语里却是“猪”的意思。神仙是杆老烟枪，喉咙管被熏得跟腊肉一样僵直打皱，他的嗓音就在那些坚硬的沟壑里撞来撞去，磨得稀烂。然后我们像山羊一样老练地跳下险峻的木楼梯，走到阳光灿烂的街上。楼脚有家八元菜馆，老板是个肥胖的傣族女人。她除了坐在门槛上编箩兜外，不干别的。我们从没有光顾过她的生意，但她还是不厌其烦地放下手里的篾片，掸掉靛青围腰上的竹屑，站起来招呼我们。我们散步到街东边，门面的尽头是一家重庆小面馆，再往外走，过桥，街道收缩成田埂。
面馆的老板是两口子，都是攀枝花人。在那段闲得发霉的日子里，我们把菜单吃了个遍。老麻抄手：我得知他们有个姑娘，很有出息，在北京念大学，唯一让人不满的是迟迟不谈男朋友。干馏豌杂：男的那个老板说，头天有个北方人来问，有没有麻酱？他老婆感到莫名其妙，但还是上了趟楼，把麻将箱子拎下来。两口子笑得像翻滚的温泉。蹄花面：我把遥远的父亲痛骂了一顿，那个没眼水的老头，本来有机会分到攀枝花的市检察院上班，怕离家远，去了笋山林业局。十三岁以前的早晨，父母争吵不休，因为母亲睁眼就看到黑压压的丘陵围拢过来，感到人生无望。十三岁以后，他们没有停止争吵，母亲甚至因为父亲的女同事把电话打到家里而气急败坏，声称要把自己淹死，跳进牛滚塘，水漫到胸口时扎了慌，自己又爬上来。但我终于往外走了一步，到一个叫周家湾的地方念中学，寄宿在姨妈家里，初中毕业后到县城学开车，拜的师父姓陈，是公交车司机。老陈去年脑溢血过世，我没回去。我已经三年没回去了。
我们边点单，边从墙角找到各自的水烟筒，趁老板下面的时候抽一根烟。我看到神仙的被灰白胡楂包裹的嘴巴不断闪烁，像一团暗红色的火球，有时候掉进烟筒，把里面的水烧得呼噜噜地响。我们顿顿喝酒，就像是要把这辈子的酒都喝光，有点报复的意思，在山上这一个多月老板禁止我们喝酒。但也不能醉，隔会儿还要打牌，就只喝啤的，一人两瓶大理V8。对门的超市反复播放着：终于你做了别人的小三，我也知道那不是因为爱……放了筷子，把水烟筒夹在胯底下，再抽根烟，然后钻进紫灰的暮色里。我喜欢看街道两边的门面招牌，大都有缅文，环环相扣的圆圈，像好看的波纹。走进房东老板的屋子，比约定时间早一刻钟，裤子荷包里的钱在跳。一般是房东坐庄，部分原因是他的小舅子是派出所的。我们就在那里待到日出前，炸金花、百分、捞腌菜，打五十或者一百，在昏暗的光线里看牌看到眼睛充血，地上布满烟头和花生壳。
在我把半个月的工资输出去之前，我坐在陈旧的假皮沙发里发呆，双手摩挲着湿巴巴的皮料碎片。
吃饭的时候，神仙用下巴给我指了一个从门前经过的女人：“那个是老缅。”我转过脑袋，几个黄毛蹲在超市旁边的理发店门前抽烟。我攥着筷子冲到街上，目光越过一辆缅甸牌照的白色丰田（YGN-7G-7778，来自仰光省），看到一个穿紫毛衣和黑色筒裙的女人。她把一个巨大的簸盖顶在脑壳上，盛着几个金属罐子和一些鲜货，我看到有香橼和山楂。她的步伐平稳匀净，尽管走得很慢，但让人相信不是为了保持平衡。
以后很久，当我闭上眼，躺在床上或者在温泉里打盹或者在打牌的间隙闭目养神时，大地伴随着眼皮的痉挛而颤动，一头紫颜色的长颈鹿朝我走来，就像晚饭后消食散步一样若无其事。
第二回见到她是在菜市场旁边的饵丝馆子。她对着墙上的菜单扬了扬脑袋，用蹩脚的中文对我说：“老板出克了。”她的舌头上好像压着一只树蛙。我点了吃的，她麻利地煮好，端过来，然后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刷抖音，声音开得很大。她往门口走的时候，我看到她脚上的棉拖鞋露出黝黑干裂的后跟，闻到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她的笑声源源不断地传来，像油辣子一样让我背心冒汗。我不时抬头，认出了那件在夕阳里微微发红的紫毛衣。这时我才感到那件衣裳是多么丑陋和不合时宜，领子垮成荷叶，别的地方又紧绷得随时可能绽线，腰杆上的肥肉此起彼伏。我问她前两天有没有路过重庆小面馆。她把手机音量调低，回过脑袋。我又问了一遍。她摆摆手，在手机上按了几下。翻译软件：我不懂中文。我皱了皱眉：“你刚刚说话了。”她愣愣地望着我。我一笑，拿过她的手机，输入法切换成中文，把那句话打进去，还给她。
你刚刚说话了。我只会说一个词，老板教过我。那你怎么知道我点的大碗饵丝。我听得懂菜单上所有的中国人。你前两天是不是路过了重庆小面馆。是的，我住在那里，每天都会经过。你在这儿干多久了。三个月，吃，不要着凉。
我猜她说的是，快吃，别凉了。我们一言不发，来回切换输入法，把想讲的话打进手机，翻译成对方的语言，然后在各自疑惑的眼神里喷出一股笑意。这个软件笨得像猪，就那几句话，它听不懂也讲不明白。我点头，继续把碗里的饵丝嚼完，感到牙齿发软。进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穿民族中学的校服，勾小拇指，应该是一对。女人还是那句话：“老板出克了。”她挤出尴尬的笑容，瞄我一眼。两个小孩只点了一碗饵丝，坐下来，男的玩《王者荣耀》，女的倚着他的胳膊，在旁边看。我掏出手机，下了个翻译软件，等她把吃的煮好。一声不吭地走过去，可以加个微信吗？忍不住笑，回想起学生时代在课桌底下塞纸条。
嗒嗒，嗒——嗒——舌头轻轻地敲打天堂，两次。点烟。拧不紧的水龙头。汽车转弯，或者抛锚，打双闪。灶台打火。穿高跟鞋的女人走过覆盖着排水渠的石板。秒针。雨季里忧郁的铝板顶棚。考虑出哪张牌，食指敲打木桌表面。掰指关节。抖腿。抗日题材的短剧里枪声不断。多风的夜晚，老窗户像一瓣摇摇欲坠的牙。或者是呼唤她的名字。
那天晚上打牌的时候我心不在焉，有一把抓了三个J，居然甩了，神仙骂我脑壳打铁。我实在无心继续玩下去，又不好意思说走，到后半夜把身上的钱输得一干二净。回到住处，枕头底下的钱还剩四百块，好在明天房东老板就要回潮州老家过年了，不打牌，可以挨到开春。屋子里像淹了水，那些钱摸上去润润的，铺上像菜市场的地板一样又潮又冰。白炽灯泡把墙壁照得隐隐发绿，我以为长了青苔，走近看什么也没有。现在明明是旱季。我和衣躺在床上，很久睡不着，天花板上有水珠滴下来，落在我脸上。耳畔窸窸窣窣，好像有很多耗子在床脚钻来钻去。我吓得坐起来，拉了灯绳，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趴在床上往底下看，看到几团发黄的皱巴巴的纸。
一觉睡到中午，枕头旁边的手机亮着屏幕：第四十一章，奥黛丽和她的苏茜。有三个未接电话，母亲打的，想也晓得是催我回去。昨天我跟神仙讲：“算了，㞗钱没得，回去遭万人笑。”打通电话，是父亲接的，母亲跟大姐、三妹在阳台推豆花。我说已经买好票了，腊月二十八回。
街上赶场，饵丝馆子里全是人，坐不下，有几个老头蹲在外面吃，拿板凳当桌子。我往里挤，门口的灶台背后是个蓄络腮胡的瘦猴，正用一双手杆长的筷子把锅里的饵丝捞起来，身上的围腰和袖笼子泛着像玉一样的光泽。我认得他，他在三岔口开了个温泉旅馆，我跟神仙去洗过两回。那家旅馆正好在口子上（旁边还有个加油站和KTV），三条乡道通往街上、中缅口岸和隔壁的陈平镇（去保山的必经之路），去那里洗的大车司机有很多，我不指望他记得我。旁边有个负责收钱和打佐料的老太婆，瘦猴说是他母亲，店是老人的，他只在赶场天回来帮忙。
店里的嘈杂加剧了老太婆的耳背，她在一个男人的碗里加了太多芫荽，顾客过来理论，她又把盐罐打翻。我拨开乱哄哄的人群，站到门外抽烟，街上人更多，有辆不知好歹的长安混在人群里，像粘板上的耗子——蟑螂药，蚂蚁药，老鼠药，不怕你老鼠多，就怕你没老鼠，老鼠闻到死光光，吃到死光光……我走过去买了二十块钱的，打算撒一些在床脚。突然看到塔塔从远处过来，脑袋上顶了把亮晶晶的叶子菜，在人群里若隐若现，像偏东雨里的水葫芦一样。我艰难地往那边挪，她突然消失，离近了才看到她蹲在地上，面前有两个铁笼子，一个里面是头病恹恹的刺猪，另一个是两只褐色的松鼠。
她稳当地站起来，对我嘟哝，可能是：你怎么在这里？我指了指地上的笼子，说：“你喜欢这个？”我把这句话输进手机里的翻译软件，给她看。她摆手，溜进人群里。我讲了价，扫码付钱，拎着两只松鼠回饵丝馆子。瘦猴用责备的语气问我跑到哪里去了，我要的稀豆粉已经冷得没法吃，只能重做。虽然他不是真的想知道我的去向，但我还是从棉衣荷包里摸出一盒耗子药。他发现了我另一只手上的松鼠。我低头看一眼笼子，它们蜷在一起，像两坨牛粪。反正没讲是给塔塔买的。
神仙帮我找了个宽敞的笼子，原先是拿来关鹦鹉的，托盘里隐约可见白色的鸟屎痕迹。我把松鼠倒进去，养在床边。其中一个没多久就病了，屁股潮湿，屙绿水，不吃东西。我怕是传染病，把它捉出来，放了。回屋的时候发现，铁笼被豁开了一个口子，木地板上拖着一道新鲜的血迹，蜿蜒向床脚。我俯下去看，是另一个松鼠，已经死了。细小的脑袋上横着一道可怕的伤口，粉红色的头盖骨暴露出来，拎在手里时还在流血，滴滴答答地敲在地板上。
我很早以前就悲哀地发现，记忆是靠不住的，你越想补全往事的细节，你所受到的蒙骗就越深，以至于把英雄当成恶棍，把流氓混淆成好人。现在，在黑暗里，我伸手就能够到床头柜，摸到烟灰缸里的灰烬和油垢、四散在柜子表面的碎发和指甲，以及一根指头长的尖刺。那是根刺猪的刺，黑白相间，就像是一条被冻僵的银包铁。在山里时，我们常常在路边的草丛里看到它们，经验丰富的司机讲，不能把尿淋在它们身上，否则，它们会醒过来咬住你下面。等你成了跑缅甸的老手，你也可以编些来哄新毛头们。此时，我的心底涌起一阵恐惧，那天我买的究竟是松鼠还是刺猪？任何一项选择都有证据支撑，也都有确凿的反例。或者，我压根一样都没买？床边的笼子也不是什么鸟笼，而是我在赶场那天买来捉耗子的。我的耳边传来一阵阵细碎的响动，难以入眠。我坚信那些噪音来源于耗子，但我从没有看到过它们，粘鼠板和笼子也只能徒劳地捕捉灰尘。它们像鬼魂一样在我的房间里游荡，成了我肺部的瘙痒。
晚上，我们骑房东的三轮，向东离开街道。老家从不会有这么透明的夜晚，眼前的所有都亮得像积了水：田埂，成簇的稻秸，干涸但仍湿润的红土，遥远的寨子，群山。驶上一条水泥路，两边的荒地里堆满了垒成三角形的木片和尚未切割的原木。车灯照着路边一座砖房，墙上漆字斑驳，“严禁烟火”。再往外走三华里，路两旁停满了拉香蕉的大车，高得遮天，水泥路像一座黑黢黢的峡谷。我闻到它们的脚底散发着干燥的黏土气味。想到一个传说，大象的墓地。
我们的三轮泊在一个栽满芋头和芭蕉的庭院里。瘦猴还记得我，我的名字是“那个买松鼠和耗子药的”。我笑着说耗子药不是给松鼠吃的。堂屋里的人还在吃饭，吵闹声从敞开的大门撞出来。两个男的在划拳，四季财，哥弟俩好，六六大顺……旁边有个女的，勾着颈子看手机。瘦猴大喊老婆，女人就把手机塞进围腰的荷包里，带我们到各自的隔间。洗了出来，头脑跟冷风融为一体，领口往外涌着硫磺味的白气。瘦猴邀请我们留下来喝酒，我跟神仙对视一眼，两个酒鬼都笑了。
瘦猴会讲缅语。他在曼德勒待了将近十年，做手机生意，后来局势动荡，再加上母亲岁数大了，身体不好，就回了国。25度雕梅酒，吃得我们脸红颈涨，好像十年没见的老朋友，要把天聊穿，贸易战、昂山素季、南传佛教，在世界地图上兜一圈，然后回到这个晴朗明亮的小院里，讲养老金，讲家庭，讲跑山。有些话题我插不上嘴，比如瘦猴想把班里垫底的儿子弄进市重点，塞红包跑关系，脸都笑僵了。我结了两道婚，没生小孩，医生说我精子没活力，但母亲龇牙咧嘴地骂，两个都是盐碱地，“休”了再娶。不管什么事，她从来不觉得是我的问题。两个老婆都是主动提的离婚，我管不住手，好赌钱，剁了右手小指头也没用——举杯的时候，瘦猴看到我那里短了一截。
瘦猴讲了很多关于塔塔的事：她是从密支那来的，有个男人，成天窝在家里盯股票，亏多赚少，靠女人养活。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念书。瘦猴说，缅甸人勤快，工资也低（塔塔一个月拿六百块钱），问题就是语言不通，不会讲中文的很难留住。他跟塔塔交流时不是没有障碍，缅语里也有方言，他们两个讲话就好比东北人遇到云南人。他突然冒火，说市面上的翻译软件没一个管用的，它们只会把你搞得跟在山里迷路的人一样疲惫。他在曼德勒认识了不少白人，有的在当地待了三五年，但雷打不动地讲英语，在他们面前那些软件又变得很聪明。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醉眼蒙眬地望着门外，担忧地发现远处的山脉在不断褪色。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醉得这么厉害，或者那就是事实，群山不再坚固，而是像我那件穿了八年的Polo衫一样泛白。这里的雨季太漫长了，没有什么能抵抗腐烂。我们上山时，雨季刚过去没多久，横在路面上的树摸上去很潮湿，长满了像眼睛一样的蘑菇。我想象着，在那些人体一样柔软的曲线上，黑色的丛林里，有多少结着硬疤的脊背在闪闪发光。我突然想到那颗毛茸茸的脑袋，很想伸手去摸一把，大概很像粗糙厚实的棕榈垫……
在隔壁的“百老汇”，我们醉得七歪八倒。这个地方的KTV都有缅语曲库，瘦猴显摆了一首，听上去像鸭子发情，旋律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其间有警察推门，要看我的身份证。我在身上摸索很久，就像是摸一块没有缝隙的石头。
冷风源源不断地冲刷着溅上呕吐物的胸口。脑袋里的酒精发出清脆的响动。我们彼此搀扶，摇摇摆摆，脚下是曲折、漫长、暧昧不明的国境线。
身上冒出许多瘀青，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醒来时以为自己变成了一颗桃子，在潮湿的房间里染上了霉菌。手指用力地凿进去，并没有像想象的一样烂掉，皮肉分离，流出酸溜溜的汁水，只有沉闷而难耐的疼痛。
我坐在重庆小面馆里等塔塔，门前的地上铺满了红色纸屑，甜丝丝的硝味包围着我。借来的白色捷达浸在晨雾里，像一头打盹的犀牛。我告诉哈欠连天的老板，我唯一一次看犀牛，是在九龙坡的老动物园，千禧年代，跟第一个老婆约会那阵。那时我刚提上去，做县公交队的副队长，管十来个人，走路带风。犀牛冲我们撒了泡尿，胯下的东西像杆来复枪。我清楚地记得，为了在约会对象面前有面子，我拿五个月工资买了台三星Digimax V4，后来输给了城南的毛三。老板心不在焉地讲，那边也有过犀牛，后来灭绝了。他拿热气腾腾的勺子指门外任何一个地方。我也听车队里的兄弟伙讲过，最后一回发现犀牛是在一百年前，一个英国鬼子想要它鼻子上的角。
塔塔总是让我在面馆等，当老板把两碗面端上来时，她就会出现在街道上。我始终不晓得她的住处。她还是穿那件紫毛衣，黄褐色的脸上带妆，看上去脏兮兮的。我手里握方向盘，没法把要讲的话输进翻译软件，沉默了一阵，灵光一闪，喊“小爱同学”。居然真有用。手机屏里冒出一串缅语，但其中突兀地夹着几个中文词或英文字母。机械的女声也只能把那些中文英文念出来，缅语部分被漫长的间隔所取代。我讨好地指了指屏幕，撞上一双疑虑的眼睛。
后来我才知道，这趟旅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安。
她听到我讲：在站立式工作室工作太多（最近店里忙不）；你有新年岛吗（你们过年吗）；该死（你在干什么）。
都是胡话。好在当时我已隐隐地感到局促，干脆闭嘴。她起先还很有兴致讲话，把翻译软件里的语音放给我听：这是她头回坐中国车，以前从没见过左舵。后视镜上挂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个水蓝色的香囊，好像是艾草的气味，在坑洼盘桓的山路上晃动不止，要甩到我们脸上。她问那个是谁。我小心翼翼地用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回答，尽量精简，以免那个憨包机器人曲解我的意思。她体面而模糊地笑了笑，不晓得听懂没有。后来她也沉默，毕竟没人能一直自言自语。我打开收音机，FM87.6，信号不好，《恋曲1980》像浮云里的山脊一样时断时续……今天的快乐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什么也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秋天下着雨……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
我们没能到计划的目的地——狼牙山顶的古庙。神仙说，天气晴的时候，从那里能看到密支那——必经的一座桥被冲断了，是雨季的事情。其实我们走到一半就应该掉头，坡陡得很，轮胎不断打滑，车窗外悬着绝壁，汗淋淋的方向盘摸起来像一条死蛇。
在街上买了吃的，撒撇、舂鸡脚、大救驾。直接把车开到房东老板的屋子，用钥匙开门（女房东让我帮她浇花），翘在沙发上吃饭看电视，烟头乱甩，像回到自己家一样。解放了双手，我跟塔塔聊得很欢。入夜，我把神仙叫过来打牌，不打钱，我们在彼此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道粉红的痕迹。塔塔学会了这个中文词：掸二条——也许她这辈子再也用不到。
后来我想起浇花的事情，到卫生间把水桶蓄满，喊塔塔的名字。和我一起抬到楼上去，可以吗？神仙站起来，想搭把手，看到我棱他一眼，又坐回去，一个劲儿笑。在楼上阳台，“天地国亲师”的神牌和晾衣绳、发财树、绿萝、三角梅共处一室。我们边浇花边安静地聊天，动作拖泥带水，脸上像初恋一样发烫。然后站在防盗窗前刷她手机里的抖音，跟我的不太一样，全是缅语。她耐心地跟我解释，里面的人在说什么做什么：围在一起看切籽料的群众，菠萝甘蔗荔枝堆积如山的市场，打马赛克的按摩广告，小米辣木瓜水的制作教程，背着步枪在丛林里穿梭的克钦独立军，反剪双臂跪在地上的犯人（汉字标语：缅甸联邦第一特区公捕公判大会）……
楼脚有人放鞭炮，汽车报警器乱响。我把脸从塔塔的手机上挪开，点了根烟。突然想到什么，往楼下冲，气得大骂。最后一头犀牛的尸体上网着蓝色的硝烟。
昨天，母亲打电话来问。我直接讲不回去了，年过了就要上山。她知道我是在哄她，这个借口用了三年。我其实是怕回去，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回去干什么呢？
我们三个在房东家过夜。三更天，我被尿憋醒，发觉周围积了水。我连忙把神仙摇醒，再去敲隔壁屋的门。我怀疑是浇花的水漏下来了，爬上楼，听到密匝匝的雨声。我惊讶地走到防盗窗边，把手颤颤地伸出去，沁凉、强壮的雨，打得手心发痒。
现在明明是旱季。
瘦猴喊我们到他家过年，烫火锅。我跟神仙搭伙割了三斤牛腱三斤毛肚。没想到他还喊了塔塔。那个老缅穿了件从没见过的红毛衣，比紫的宽松些，腰杆竟然显得像少女一样苗条。她坐瘦猴右手边，男人会讲缅语，她不孤独。但孤独的是另一个人，左手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始终马着脸，也许上辈子是被饿死的，一刻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
我已经忘记那天聊了些什么，只记得，当所有人站起来碰杯说新年快乐的时候，塔塔尖叫起来，像被狮子咬住屁股的长颈鹿一样蹦，身上裹满鲜血的颜色。“这，这！”她大喊。她的灯草绒裤管里有个东西在往上拱，直到她跳了第十一下时，灰溜溜的一团滚下来。瘦猴一脚踩上去，听到“啊”的一声惨叫，不比塔塔的声音小，地上晕开一摊黏血，一个耗子的脑袋被踩碎了。我不知道耗子还会这样叫。
事后，神仙坚称这是桌上另一个女人搞的鬼。我猜不出她有什么手段，把一个活生生的耗子塞进塔塔的裤腿里，尽管我在混乱中好似瞥到了一抹笑意，但还是不打算冤枉一个好人。又过了一阵，我听神仙讲，塔塔跟瘦猴被当场捉了奸，男人以为他老婆还待在芒市的娘家没回来。那个英勇的女人拿一把砍骨刀抵着老缅的脖子，让她一丝不挂地走到庭院里，站在三岔口上，像一个生锈的路标。神仙得意扬扬地说：“我早就说啦，你龟儿不相信，那就是个母老虎。”我感到心烦意乱，突然想到已经衰老的母亲。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塔塔，但所有人都认识她。他们围在一起烤火，讲女人的下落。有人说，看到她在陈平街上做服务员，有人说，看到她上了一辆开往密支那的大巴，还有人讲，她挽着一个老头走在瑞丽的大街上，么么，屁股一扭一扭，像个鸡。所有人都信誓旦旦。
容我矫正一下记忆：跟塔塔上山那天，我们一路向上，把车开到了古庙前。门锁着，不等我喊人，一个干筋筋的老头从侧边的小屋钻出来，披军大衣，不像和尚道士。我从车里拣出包烟，塞给他。开锁的时候，老头望了望天，说，爬到顶上，往北看，就是密支那。
我们顺着凹陷的石阶往上爬，风大得听不到彼此的声音，累得要把肺吐出来。上面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木塔。有块匾：皇恩浩荡，康熙三十二年。周围的山坳里散着四五座城镇，一样的模糊不清。不知道哪里是北，长在山里的人生下来就有这样的缺陷。我朝坡底下喊，哪里是北啊？回应我的只有风声。我随手一指，对塔塔胸有成竹地讲：“密支那。”这是个音译词，她大概能听明白。那个可能叫密支那的地方，像一面暗色的湖水。
还有一件让人绝望的事：山上彻底没了信号。翻译软件成了摆设，我跟塔塔成了哑巴。
断桥在另一座山上，拦住了我们的车队，是从缅甸劳康到朗曹还是从班巴到密支那，已记不清。路边的丛林里蹿出一群当兵的，绿皮，绑腿，个个背81式步枪。我没见过这种阵仗，腿打战，尿滴了几滴。透过泥点斑驳的挡风玻璃，看到带队的老梁跳下车，双手高举，走过去。大车的引擎突突作响，快要把身体里传来的心跳淹没。问话的是个满脸稚气的小伙，傲慢地瞥着老梁，嘴里咂摸着老头递过去的中国烟。不知讲了什么，他突然狠狠地扇了一下老梁的后颈窝。两瓣涂着迷彩的嘴唇动得很快，像一只蚱蜢。读口型：在我们地盘上砍树，找死……
后来我才晓得，我们被关了两个月零六天。很像电视剧里日本鬼子关地下党的牢房，常期积水，二十多个男人，只准穿火把摇裤，吃水煮白菜帮子吊命。耗子不怕人，人也没力气驱逐耗子。神仙说，他在墙上画正字，画到第三十二个，我开始发烧，他们也不管，第四十个，我陷入半昏半醒。也未必是第三十二天和第四十天，我们压根见不到太阳。
车老板花钱把我们赎出来。我跟神仙回到街上，靠赔偿款过了段无所事事的日子。白天困觉，黄昏时分被车喇叭声吵醒，是那个开五菱荣光来收潲水的小伙子。我依稀记得，以前干这活儿的是个老缅。问八元菜馆的老板，她悲悯地望着我，叹了口气，讲，去年是有个老缅，听说翻山的时候被流弹打死了，造孽啊。
我还没来得及验证更多记忆，雨季在一串仿佛来自胃里的沉闷的雷声后开始。我们在牢里耗了太多时间，干燥、明媚的旱季一晃而过。再也不能在街上闲逛，骑车穿过凝固的田坎，到三岔口洗温泉，站在寒冷的夜色里蒸发成一团白烟。只能穿霉味的短袖衫，坐在湿热的楼脚看街道淌成泥河，水面漂浮着耗子的死尸和无数缅文。离开那道屋檐，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昏昏欲睡地打牌，吃光旱季里囤积的五香瓜子。刷抖音抖音抖音看短剧短剧短剧看网文网文网文打游戏游戏游戏。重复这些，等雨把石头淋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