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业态劳动者的自我书写 ——当代文学与劳动诗学的新向度
“新业态劳动者”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简称，指的是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型劳动者。近几年来，这一群体通过文学创作进行自我书写，以诗歌、散文、非虚构等形式表达劳动经验，形成了当代文学与劳动诗学的新向度。外卖员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2023）、《低处飞行》（2024）、《手持人间一束光》（2025），快递员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2023）、《我比世界晚熟》《生活在低处》（2024），以及卡车司机牛二哥的《货车司机牛二哥》（2024）等作品的先后出版，表明新业态劳动者的自我书写，不仅在自媒体平台引发强烈共鸣，同时也获得了传统出版界的认同与接纳。对这一群体的写作经验与美学意义的发掘，对于透视数字时代劳动诗学的新向度与新趋势，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沉默的大多数”到劳动者的自我表达
王计兵、胡安焉等新业态劳动者写作群体的出现，标志着新型写作主体进入文艺场域，劳动者从“被塑造”“被代言”向“塑造自我”“言说自我”的跃迁出现了新的向度。中国文学源自“劳者歌其事”的传统，但随着脑体分工的强化，体力劳动者逐渐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其生命体验与人生诉求基本由知识分子作家代言。经历五四时期“平民文学”及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大众化思潮的洗礼后，劳动者在文学中的位置逐渐由客体向主体转化。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运动，以及以高玉宝为代表的农民作家、以胡万春等人为代表的工人作家的出现，便是这一位移的结果。不同的是，十七年时期的工农作家基本是国家体制与知识分子联手启蒙的产物，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文艺运动的结果，而王计兵、胡安焉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写作则具有明显的自发性。
就“劳动者自我表达”这一点而言，新业态劳动者的自我书写与二三十年前以郑小琼、王十月等人为代表的打工文学有着某种相似性，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纳入广义的打工文学范畴。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背后的媒介力量和活跃范围。郑小琼、王十月等打工作家崛起的支撑力量是《深圳文学》《佛山文艺》等文学刊物，其反映的生活形态限于深圳、东莞等广东沿海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新业态劳动者写作的引发关注则源于微博、豆瓣读书、今日头条、简书等新媒体平台，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主流出版社的加持以及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报道均属于后期推动。同时，新业态劳动者的活动区域更为广阔，他们遍布中国的“毛细血管”，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就素人作者依托新媒体平台进行创作与传播这一点而言，新业态劳动者的自我书写也可以被纳入新大众文艺范畴，但其在写作姿态、题材内容与社会效能上与短视频、网络小说等新大众文艺样态存在鲜明的差异，后者更注重流量效应和娱乐消遣功能，而新业态劳动者的自我书写则更具个体反思的严肃文学属性。当然，新业态劳动者自我书写或许也可以纳入当前另一流行术语“基层写作”范畴，但基层写作涉及范围广、书写内容和主体更为多元，新业态劳动者则以书写自己的职业生活为主体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
“日常劳动诗学”与平台劳动的文学呈现
新业态劳动者文学书写的意义，不在于其提供了圆融精致的审美文本，而在于其建构的“日常劳动诗学”使劳动回归文化表达的中心位置而参与了社会精神价值体系的建构。
尽管王计兵、胡安焉的作品中不乏回忆亲情与成长经历的文字，但外卖员、快递员的职业细节始终是其写作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正如王计兵第一本诗集的名字“赶时间的人”所象征的，受制于平台算法的成本控制和效益追求，时间的紧张始终是新业态劳动者写作中的核心意象。“闪电”“呼啸的风”“奔走的秒针”“走失的秒针”等意象在其诗作中频繁出现；“赶时间的人”“赶单”“下午三点”“不等了”“奔跑的蓝”“午高峰没空打架”“一个用速度生活的人”“洒血与洒餐的速度PK”，类似诗题更是令人产生一种极度的紧迫感。在送单件数与收入直接挂钩、超时就要罚款的平台管理机制下，外卖员“像是一个被时间追赶/慌不择路的小偷”（《不等了》），“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照（《赶时间的人》）。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则用非虚构手法、用大量细节讲述快递员习惯“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待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的过程。这种职业生活的“审美化”再现，呈现的不仅是个体的生活经验，同时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标本与切片。
在记录职业劳动的同时，新业态劳动者也在写作中表达了对劳动状态的理性思考。王计兵用“浩浩荡荡的蚂蚁/在大地的裂缝搬运着粮食和水”比喻快递员劳动的渺小与忙碌，同时也用“我们不是软骨头/我们只是带着母体最初的温度和柔韧”赞美快递员生命的韧性。作者用诗句调侃自己的境遇，他将人们在菩萨前许下的心愿比作“订单”，“我想菩萨也会/超时、洒餐、按错门铃/弄混了订单/只是不知道/菩萨会不会收到/投诉和差评，扣分和罚款”（《菩萨一定是辛苦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混杂了无奈与豁达的幽默。对于在工作中的“失名”状态，诗人也会发出温和的抗议：“我不叫兄弟/兄弟在别的城市……我明明一动未动/名字却跑丢了/你可以叫我：上一个/也可以叫我：下一位”（《请叫我王计兵》）。与此类似，胡安焉也在以白描手法记录劳动细节的同时，表达对职业生活的反思。其将自己比作“工作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的自嘲，以及在快件丢失后认为自己“精神上再也爬不起来”的挫败感，都展现了劳动日常中的困境。只是与传统打工文学的悲情色彩相比，他们的基调更为平和，也具备了更复杂的审美张力。
“低处飞行”与个体微观体验叙事的价值
王计兵将自己的第三本诗集命名为“低处飞行”。这四个字既是对外卖员在物理空间的“低处”高速穿行的职业生活的具象化，同时也是其虽身处社会“低处”精神也要“飞行”的宣言。无独有偶的是，胡安焉同年出版的第三本书也被命名为“生活在低处”。这种在“低处”平视生活的视角及对自我生命体验的深度挖掘，呈现出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本所不具备的真实性与情感性。对比知识分子型诗人王二冬的《快递中国》对快递行业的宏观书写：“一个个快件如横平竖直的汉字/用每一次穿越山河与风雨的抵达/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新时代的速度与温度”，王计兵、胡安焉等人的个体微观写作更具叩击人心的力量。这种书写既是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忠实记录，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文学回应，彰显了文学与社会对话的独特价值。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我国包括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职业群体，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2020年9月《人物》杂志发表“爆款”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记录平台算法对外卖员的“压榨”；2024年7月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孙萍出版《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呈现外卖骑手劳动的“悬浮”与“过渡”状态。新业态劳动者在文学作品中的自我书写，则深刻揭示了算法压力如何内化为劳动者自我规训的心灵细节。这不但在个体情感层面与新闻报道的事实呈现、学术著作的理论抽象形成互补，同时也对平台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做出了更具力度的批判。
更为重要的是，新业态劳动者通过自我书写，实现了对被算法控制的劳动异化的精神抵抗，并由此完成了对自我生命主体性的建构。外卖员王计兵将“写作当作寻找人间的补丁”，称“把一块块补丁连接起来，连接成一件一件的百衲衣，可以为人间遮风挡雨，可以抚慰内心，可以让人变得沉稳、平和、善于容纳”（《骑手的春天》）；快递员胡安焉将“写作”视为“亲近和向往美的途径”，在写作中“渐渐看清楚真实的自己，并反省自己，也学会了肯定和爱自己，并由此通往内心的平和、坦荡、充实和满足”（《重建自我认同》）。货车司机牛二哥在万籁俱寂的午夜将灵感固化为“清秀绝伦的花”，并把这一刻当作疲惫一天中“最幸福、最惬意的时刻”（《一名货车司机的写作之路》）。写作之于他们，既是疲惫生命中的英雄梦想，也是体味与消化生活、辨认与接纳自我的有效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有更多的新业态劳动者加入他们的行列。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职工文化与劳动传播研究”（24JSTD003）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