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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袁小说《马蒂斯去哪儿了》（《长江文艺》2025年第1期，点击阅读）以中国留学生居丽在德国的生活为主线，通过其与德国房东老费恩的互动，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断裂与身份重构。“马蒂斯”既是老费恩亡妻养的狗的名字，又隐喻了现代主义艺术家亨利·马蒂斯的精神自由。这篇小说突破了阿袁以往的本土高校知识分子题材，而将跨文化代际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存在主义困境融入琐碎日常，在诗意反讽中寻找现代人的精神归属。

小说充分体现了跨文化代际叙事和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女主角居丽与父亲的对峙，是典型的中式代际冲突：父亲以《离骚》《红楼梦》为武器，试图将女儿塑造成“诗礼传家”的传统东方女性；而居丽却将古典诗词视为“恐怖植物园”，她用《牛奶可乐经济学》的实用主义反驳父亲，转而去学习最世俗的经济学。父女间的冲突不仅是家庭内部的文化断裂，更隐喻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困境。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漠然态度，正悄然撕裂着代际纽带。有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宁愿在德国房东的苹果树下遛狗，也不愿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居丽与父亲的文化对抗，被阿袁放大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中式“诗教”的权威在异国语境中失效，如同老费恩光秃秃的院子，既无法种植海莲娜的奥斯汀玫瑰，也容不下东方枇杷树的亭亭如盖。这种代际矛盾不仅是年龄的鸿沟，更是文化根系的错位。

老费恩这一角色，是阿袁笔下少见的欧洲老年知识分子形象。他像一本被虫蛀的莎士比亚戏剧集，表面布满了欧洲古典艺术的霉斑，内里却藏着背叛与欲望。阿袁用嵌套叙事拆解他的复杂性，在与居丽的交谈里，老费恩是深爱着海莲娜的男人，但在邻居提姆的八卦里，他却是遛狗时偷腥的“老渣男”。这种分裂宛如德国文化，表面看上去严肃认真，实则也有戏谑幽默的一面。老费恩这个人物的塑造，反映了老年知识分子面对丧偶，一个人存活于世的孤独与苦闷。在我看来，老费恩的孤独不仅是失去妻子的寂寞，更有欧洲古典艺术传统的式微。他在不停絮叨着海莲娜的遗物时，就像在朗诵一首无人倾听的挽歌。老费恩看似深情的回忆，实则藏着记忆的蜂窝状空洞，只因他过滤掉了那些纷乱嘈杂的记忆。海莲娜的不在场叙事让我联想到了鲁迅小说《伤逝》，也是男主人公以自己的视角叙述和妻子的故事，都是不可靠叙事的体现。作者通过叙述者的视角局限或主观偏误，使读者接收的信息与真实事件产生偏差，无法完整客观呈现事件全貌。读者需要在叙事裂隙中主动辨识，突破表层的讲述，寻找出潜藏于文本之下的真相。

这种叙事的不可靠性最终指向了老费恩作为文化守墓人的终极孤独，他既无法直面海莲娜去世的真相，又想活在有海莲娜的回忆滤镜里。当老费恩把留学生居丽拽进他搭建的记忆剧场，强迫她扮演海莲娜生前最爱的“中国瓷娃娃”时，显露出的是比丧偶更深刻的荒芜。老费恩的回忆如同沙漏底部的裂纹，越是急切翻覆，真实的细沙便流失得愈发迅猛。他每晚七点雷打不动地朗诵《李尔王》第三幕的台词，却刻意略去暴风雨中老国王撕心裂肺的“为何狗马鼠都有伴，独我在此受难”。当居丽指出他口中“海莲娜最爱的苹果派”其实是美式快餐店的冷冻半成品时，老费恩突然暴怒着摔碎青花茶盏，碎瓷片上晃动的却是二十年前妻子偷偷倒掉肉桂馅料的残影。海莲娜生前的形象在老费恩眼里越是完美，就越能照见他灵魂瓷瓶上的蛛网裂痕：那些深夜独自擦拭亡妻相框的时刻，他抚摸的或许不是爱情遗骸，而是恐惧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恐惧新时代新观念的到来。阿袁让这个欧洲老人在中国留学生的金融术语里反复确认自己的存在，如同逼着他在镜子的每一块碎片里寻找完整倒影，可镜中飘落的只有莎士比亚台词的金粉和苹果派冷却后的酸涩余温。

《马蒂斯去哪儿了》的小说标题编织了一个多层次的隐喻网。表面上，这是一只名叫“马蒂斯”的苏格兰梗犬的失踪谜题：马蒂斯从伦敦被带到慕尼黑，最终又被居丽夫妇带回北京，却在怀孕后被遗弃，成为一场跨文化漂泊的荒诞缩影。然而，“马蒂斯”这个名字，更像是一把开启记忆与文化之门的钥匙，它与野兽派大师亨利·马蒂斯同名，这一巧合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某些看似荒谬的行为提供了合理性。更深一层，“去哪儿了”叩问的是时间与存在的消逝。海莲娜的死亡、丽莎轻佻谈论的“去见莎士比亚”的丈夫杰弗里，以及老费恩烤苹果派时对“灿烂如金”岁月的追忆，共同构成了一场关于记忆断裂的哲学寓言。

小说以海莲娜精心培育的奥斯汀玫瑰为例，生动展现了文化根植与环境适应之间的复杂关系。海莲娜从伦敦哥伦比亚花市带回的种子，在伦敦的土壤与气候中绽放出独特的金色。然而，当这些玫瑰被移植至慕尼黑的碱性土壤，其金色逐渐褪去，转为灰白，这一变化寓言般地反映了文化移植过程中的失色与异化。同样，原名米洛的狗，作为海莲娜表姐丽莎的宠物，承载着伦敦的艺术气息与自由精神。但当它跟随海莲娜来到慕尼黑，并被改名为马蒂斯后，它的种种怪异行为不仅是对新环境的适应，更隐含了文化身份的重塑与失落。马蒂斯在慕尼黑的表现，从曾经的“艺术家性情”转变为后来的沉默与内敛，恰如文化移植中的个体，在新环境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与特色。居丽与赵诣作为新一代华人移民，他们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也映射出跨文化的挑战与代际间的隔阂。

阿袁通过奥斯汀玫瑰的褪色、米洛到马蒂斯的转变，以及居丽与赵诣的跨文化体验，构建了一个关于文化根植、环境适应与代际传承的叙事框架，揭示了跨文化与跨代际交流中那些不易察觉却真实存在的不和谐与错位，勾勒了跨文化背景下个体在新环境中的自我探寻与生命错位。阿袁通过柏林与北京的时空转换，以及老费恩对莎士比亚喜剧的记忆与居丽对经济学的理性解构，展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生命哲思。小说以不动声色的叙述，描绘了死亡的悲剧性与生命的韧性，如住进“林中空院”（养老院）的艾米丽在得知养老院不允许携带宠物狗入内时，她决然让约纳斯以沉默的死亡陪伴自己度过余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解决了仓鼠约纳斯。这既是对生命旅程变迁与探索的戏谑描绘，也是对文化、生命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在阿袁的笔下，我们见证了个体在播种自我、体验人生新鲜的同时，也踏上了通往另一世界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