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世界的距离——读顾文艳《BC.AD.》
小说来到这个世界上，随其创作者而天然带有不一样的使命：有的写作者执着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本雅明），有的写作者则是“绕过故事找意义”。顾文艳的创作显然属于后者。
正如许多评价所指出的，她笔下那些中产的生活、精英的趣味、形而上的思考……注定了其故事是不甚好看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以生活的逻辑去推敲这些写作，那些为了意义而生发出的故事注定是站不住脚的。比如《BC.AD.》就是这样一个小说，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笑的故事逻辑，第三者找原配对峙既不求财、也不为转正，而是为了给她当任劳任怨的田螺姑娘。甚至，对于主人公来说，婚外情是不重要的，但孩子突然有天很早上学却能让她百爪挠心。也许这正暗合了小说的名字——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逻辑意义，或是有意在颠倒世俗逻辑意义的故事。
小说在开篇花了大量笔墨营造出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她每天有固定时间表送孩子上学，去同一家麦当劳买咖啡，然后回家睡回笼觉并起床开始工作。当这样的女人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第三者时，她表现得像一个护崽的母狮，毛发倒立、浑身戒备——但似乎并不是为了保护家庭，反倒是有一丝暗中期待的味道。如同她那个追求精准度的医生丈夫对“周日下午容易走人”这样的玄学论断深信不疑，那些生活中不能控制的、突如其来的事物与变化对她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她既想精准地规避，却又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生命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不自觉地骚动、尖叫，渴望着旁逸斜出。
《BC.AD.》非常典型地代表了顾文艳创作的核心问题，即这一代所谓城市精英青年的精神症候：他们在看似井然有序的生活与精致傲慢的得体下面，实则是不堪一击的脆弱内核。所以，她的故事注定只能在少数人这儿引起感同身受，因为大部分中产与精英对自己的生活自足且自信，隐隐自得于阶层荣耀，甚至会不自觉地以上帝视角来思考问题。但顾文艳们却不同：一边难以拒绝这样的生活舒适圈，一边又在沉溺中惴惴不安、如困兽般来回逡巡，然后，从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出发，大声地喊出了这个看似金光闪闪、精致夺目的玻璃房子里的裂缝。但她的尴尬就在于，第一个喊出“国王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是讨人喜欢的，因为那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大声反抗，但如果是皇后率先喊出，则注定会惹来质疑，因为那是对利益共同体的反叛。
这种反叛可以被归为对“浮士德难题”的执迷。顾文艳在开启这一段集中创作之前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与许多所谓“学者型作者”相似，她的写作带有强烈的哲学思辨意味，对诸如“人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之类的终极问题有着本能的迷恋，同时兼具创作者对生活的纤细敏感与热情。当这二者相碰撞时，就会产生极为特殊的火花：这类写作者的敏感往往发生在特定狭窄的领域，正如他们的研究兴趣会固定指向某一个细微切口，这既是“学者型作者”的特色，也可能成为限制他们的问题。顾文艳的创作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近年来的创作几乎是在同一个问题上打转：《海怪》通过人与鱼的故事来打破所谓中产幻想，《恩托托阿巴巴》则是以长达十年自我封闭的duke（小说男主人公）来解构所谓精英教育，《BC.AD.》亦是通过一段生活变奏达成了对所谓精英生活的反思……顾文艳曾自认她受到德国参与性文学（Engagierte Literatur）的影响，甚至以她的专业知识可以进一步指认与“五四”以来“文学为人生”的关联，但我以为，她只是一个执着于想从“浮士德难题”中获得答案的写作者。有时候，我读着她的小说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当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已经放弃了与世界对话的研究/写作理想时，她居然还在一遍遍地奋起寻找答案，当我们已经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一些机制的异化时，她居然还在试图叩问意义。于是，当我们面对她笔下那些荒腔走板、甚至前后矛盾的故事时，一边暗自好笑，一边又深感其真，但最终还是肃然起敬：我们早已被生活所驯服，但是顾文艳还没有，她还在试图当一个堂·吉诃德，在这个世界里。
顾文艳笔下的主人公，乃至她自己的成长经历，可谓是第一代素质教育、精英教育的“成功品”，但是她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所谓“成功品”中的重大问题，进而，发出了刺耳的尖叫。这一代年轻人成长于雄赳赳气昂昂的全球化浪潮，带着“走向地球村”的使命从青春出发，那么自信与骄傲地走向世界，深信“世界在面前徐徐展开，只等着我们迈向新时代”。然而，他们用尽整个青春的奋力奔跑，迎来的却是现实的当头一棒：我们自以为能与世界达成某种链接，但到头来发现这压根是一个没有共识的世界，英语不能带领我们通往共识，“模联”也不能。在当下，人与人的物理距离可以如此之近，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从未如此南辕北辙。其冲击之大，恰如四十年前高加林或是潘晓的人生之问：所追求的是无法企及的幻梦，但转身已无回去的可能。世界果然是可以被理解、甚至被抵达的吗？如果答案注定是否定的话，那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精神落差？
可以说，这是当代青年的“天问”：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但为何永远无法抵达？只是，顾文艳问得笨拙、问得执拗，而这笨拙与执拗来自于那些宝贵的、还未世故的天真。所以，她的写作带有明显的青春意味。在新文学的语境中，青春在革命和启蒙的话语中都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受各类思想驱动的青年们或出走家庭、拥抱革命，或奔向延安、寻求真理，或上山下乡、燃烧热血，或嘶声摇滚、表达愤怒……但无论是什么代际，奔向什么主义，驱动他们的都是对意义的诉求，这意义也许是革命，也许是自我，但不论是什么，一定是对主流话语的反叛。在这个意义上，顾文艳的写作是一种接续。只是，如果说青春的疼痛感大多来源于不被世界理解的痛苦，那么顾文艳们的疼痛感则来自于明白但无法接受自身（永远）不可能被理解的宿命，并且，拒绝与这个宿命和解。我们无法用“成长在社会转型期的迷茫”“改革时代的多元价值”这样的术语去指认这种不理解、不合作，更不能用“为赋新词强说愁”来简单化他们的痛苦：当他们在“后青春”体会到了刻骨铭心的分裂感、进而大声喊出“不再相信”的时候，面向的已不再是北岛时代的历史与现实，而是直接面向了未来——啊，原来我们注定无法抵达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