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9年12月31日，一场迎接新千年的庆祝晚会，在刚刚落成的中华世纪坛举行。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原本要和伙伴们一起，在晚会上齐诵《中华世纪坛序》。这篇序文，如今镌刻在中华世纪坛南侧入口的汉白玉石碑上。他们为此排练了几个月，后来听说因为文辞古奥，这个代表新世纪曙光的童声齐诵，在晚会前一周被总导演撤下。尽管遗憾多过庆幸，但他毕竟可以免受北京冬夜的寒风，像同学们一样，躺卧在家里的沙发上收看现场直播。彩色电视屏幕里，国家领导人在万人倒计时声和欢呼声中，点燃了中华圣火（1）。这一刻，他不禁想起序文里的一段：“登坛远望：前有古人，星光灿烂；后有来者，群英堂堂。看乾坤旋转：乾恒动，自强不息之精神；坤包容，厚德载物之气量。继往开来，浩浩荡荡。立民主，兴文明，求统一，图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将舒天昭晖，磅礴东方。”他记得这一段最难念诵，每次排练时，指导老师都会批评他们声音中的情感不够。老师启发说，古人已去，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而你们就是民族复兴的希望，要把这种自豪朗读出来。想着这些，他在新世纪的第一束星光中恬然入睡，怀揣着真实的跨越世纪的喜悦。

这个孩子就是10岁的我。作为年纪最小的“80后”，我的90年代（2）就是在“世纪的诞生”的欢庆氛围中结束的。对于其时的我，没有其他理解的路径。90年代可以是“长”的，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持续到2001年、2008年，抑或其他节点，都是多年以后才能获得的“新知”。关于这种认知的多重性，葛兆光曾在讨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时，做过一个“未来考古学”的设想：

假如一百年以后，有一个历史学家来描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思想史，而他依据的仅仅是当今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讲话、经典作家的著作、官方报纸的社论、经过认可的档案资料、新闻发言人事先准备的讲稿，那么，他笔下出现的将是一个与我们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可能他笔下的人都是思想正统、行为严肃、讲起话来如同作报告的领导，或思想深刻、精神恍惚、说起话来如同外星人似的文人，而读者感觉到的今天的思想世界的面貌，不是一篇社论就是一篇散文，似乎每一个人都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里穿梭或在书斋、讲堂里沉思。可是，如果他依据的资料中还包括了现今报摊上流行的通俗读物、歌厅中流行的通俗歌曲、胡同里的三老四少聊天时的公众话题、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关心焦点，那么，也许他笔下的思想与今天的生活更接近。（3）

尽管思想史不等同于生活史，但当葛兆光的提问，尤其是其中的描述与我前述的个人记忆碰撞之后，还是让我充分意识到90年代经验（及其表述）的驳杂与圈层性。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90年代的文化经验与“80后”的感觉结构及文学书写之间的多重缠绕。由这一论题出发，90年代的复杂性，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观照。其一，它可以被概括为“谁的90年代”的问题（4）。也就是说，官方记述与细民谈天，谁更有资格认领90年代，为90年代立言、作证。或者说，哪种对90年代经验的表述，更能接近葛兆光所说的“平均值”，也即具有更大范围的代表性。如果考虑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阶层与地方性，其时中国社会差别的多态和剧烈程度，实际远远超乎“中南海/胡同儿”（官方/民间）的对照。你的、我的、他的90年代，在何种条件、何种范围内可以通约，又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向。其二，它涉及生活感觉与知识感觉的裂隙。也就是说，亲历者的即时体验（顺序的、直感的），与在日后某个节点进行的知识考古（逆向的、反思的），对二者的关系应当如何看待？其三，这也关乎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分野及边界。我们固然可以划分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往往是黏着和纠缠不清的。以我个人的千禧记忆为例，它当然是私人的、民间的、日常的，然而其中又裹挟着“公众场合的讲话、经典作家的著作、官方报纸的社论、经过认可的档案资料、新闻发言人事先准备的讲稿”，领导人、播音员、上万群众的声音都混杂其中。这种具体经验层面的“混合性”（hybridity），又当如何处置？其四，具体到“80后”代际而言，其90年代体验又自然带着一层童年视角或者少年视角。同时又可继续追问，在具体的历史情势中，这种青少年（teen-age）的亚文化视域，是否又有其他历史时期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其五，如果进一步具体到“80后”写作，那么又牵涉历史记忆与文学表达的关系，牵涉叙事、想象、审美的权力与潜能。诚如奥祖夫所言，小说（文学）的任务不是做出判断，而是“对细节的热情关注”，“小说探讨命运从来不讲理由。小说告诉读者的正是这种混乱无序，这与历史对待无序的方式不一样。小说给读者指明了事实与希望之间的鸿沟，指出生命在缓慢地变化，指出时间在无声地行使权力”。最终，文学的缪斯愿意“接受哲学和艺术更高层次的缪斯抛弃的东西、所有没有建立在真理之上的东西以及所有无关紧要的东西”（5），并为它们赋予审美的形式。

无论在90年代的现场还是后来反观，“80后”的文化姿态与文学表达，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藏私美学”（6）的兴起。在通常的认知中，它与90年代的私有意识（包括私有财产意识、个体空间意识、隐私权利意识）共生同构。而笔者想要指出，并将在下文首先论析的则是，即使不去深究其后的形变、扩容及其复杂面向，藏私美学的原生形态本身就与公共话语或曰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存在深刻的牵连，以至于今日几乎很难辨清，究竟是“（长）90年代”还是“（短）20世纪”，才是它真正的父亲（7）。

一、历史甬道：90年代的两次开始

在学术界，对特定历史时期起止点的讨论，经常成为一门显学。例如，中国现代文学的起讫，从1980年代至今屡次成为热点。“20世纪中国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民国文学”等各领风骚的“新说”，实质都是关于现代文学两个端点的辩驳。相关的论议又总能引发学界“革命”，催化出一系列的兴奋点与生长点。起点与终点的划定之所以重要，是因其关系到对于一个时期核心价值与根本性质的认定，包含着起源、绵延、转折、终结的“大问题”与“大叙事”。关于90年代的讨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常谈常新的历史能量。相较于90年代终点的聚讼纷纭，当前对于90年代起源的看法，在学界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催生90年代的重要时刻有二，即1989年和1992年，前者标志着80年代的终结，后者则真正开启了市场时代的‘巨幕’。”（8）也就是说，90年代有两次开始，起初衍生出“夏天的故事”和“春天的故事”两个版本，但很快汇流合而为一。正在成为一种认识装置的“漫长的90年代”的论断，同样也是建基于这种90年代起源的知识感觉（9）。

本文关切的问题是，“80后”这一代际群体感知和进入90年代的具体方式。在这个意义上，“80后”一般性的生活感觉可能与经由知识建构而形成的历史认识大相径庭。在张悦然的记忆里，90年代是“迅疾的十年”：“如果说它有什么特别，或许是当时的我曾产生一种错觉：不仅是我或者我的同学，而是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少年时代里”，“它的仓促或许也来自价值的混乱，人们都在加快脚步，追逐他们新发现的价值。90年代来不及被用旧，来不及被厌倦，来不及被嘲弄。新世纪的召唤成为甜美的诱惑，人们迫不及待地踏进2000年，迎接一场新生”（10）。这种源自生命体验的“一手记忆”自然是珍贵的，但同样不应忽略的是，它也同时是90年代生产出来的一种历史结果。如果说，90年代有两次开始，那么它也可以相应划分为两个段落——“前三年”（1989—1992）和“后七年”（1992—1999）。笔者注意到，当张悦然们尝试调动有关90年代的个体记忆之时，被讲述的总是“后七年”的故事。这一现象诚然与自然年龄有关（最年长的“80后”在1992年也只有12岁），但也关乎“80后”进入90年代的特殊方式。

李健吾在对比芦焚与沈从文的创作观念时曾说，阅读芦焚的《里门拾记》，仿佛“跌进了一个大泥坑”，“这是活脱脱的现实，那样真实……里面乌烂一团的不是泥，不是水，而是血、肉，无数苦男苦女的汗泪”；转头去读《湘行散记》，则感觉沈从文“卖了老大的力气，修下一条绿阴扶疏的大道，走路的人不会想起下面原本是坎坷的崎岖”（11）。本文题目中的“历史甬道”，就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成立。“80后”们就是听着并且循着董文华的《春天的故事》的逻辑，被精心修筑的历史甬道送入90年代的。如果可以将张悦然们的“口述史”视为一代人记忆构造的提喻，那么至少可以从中读取以下信息：第一，“80后”的90年代经验是不均匀的，记忆、感受、情感投射的强度，都是前弱后强；第二，“80后”的90年代记忆是以偏概全的，狂飙突进的“后七年”完全覆盖了沉闷滞涩的“前三年”，进而将90年代转化为没有断裂的连续体，辐射出一个时代昂扬奋发、高歌猛进的青春形象；第三，“80后”对于自身经验、记忆的不完整性，缺少充分的自觉意识。所谓历史甬道的建筑，进一步将“前三年”压缩、抽离为代际视野中的真空期，以至于它无法成为凝视和反思的对象。其实，诸多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贯穿或嵌入短暂的“前三年”，在甬道之下积聚、酝酿：东欧剧变，在“两个世界”引发历史终结的迷思和社会主义的重新调整；海湾战争，“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与霸权争夺的新形态显露端倪；北京亚运，中国以“熊猫盼盼”和“亚洲雄风”的符号资本重建世界形象；还有“诗人之死”，海子、骆一禾、戈麦、方向、顾城等有意无意的殉道者，以幽灵的方式寄存历史的闪烁其词。以上种种，对于“80后”一般的生活平面而言，全部处于“地下”状态，因而无法构成生命体验的有机部分，自然难以整合到其对90年代的叙述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说，在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双重层面，“80后”之于90年代，都是一种逆向的进入。或者借用顾颉刚古史辨的著名论断说，90年代在“80后”的精神结构中，“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对于“80后”这一代际群体，包括其中最杰出的知识精英，在亲切经验的层面，都是首先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之后的“一手感觉”，再以道听途说（亲友闲谈、车站小报、港台节目、网络讯息）或学术研读的方式，零碎获取关于90年代初年的“二手经验”。这种倒置的记忆结构自然是残缺的，但也正是因其残缺，而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只是当我们，抑或前文提及的“未来考古者”，试图破解其中的隐秘之时，绝对不应忽略它的层累形态，其中包含着其得以形成的历史因素和前提条件。

同时不能忽略的还有，作为一个概念、一种话语的“80后”的诞生，同样也是多重的颠倒——它首先是一个文学史命名，然后才衍生为社会学命名，而不是相反；它首先被体制与市场的双重力量生产出来，然后出于话语制造的路径依赖，逆向生出“兄弟”概念（“70后”“60后”等），而不是相反。“80后”既是90年代文化政治的产物，也与作为概念和话语的90年代相互生产、相互形塑。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回到1999年，从话语的角度追溯“80后”的历史生成，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二、“17岁的现在”与“肯德基时间”：代单位的生成

上海萌芽杂志社创办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是“80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12）。《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为这次仪式性的登场，刻画了精确的时间刻度：“1999年3月28日星期天，上海正下着雨，这日韩寒在青松城大酒店领取了一等奖。虽然韩寒从1997年初中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但这次获奖和由此引发的讨论才真正成为他成名的机会。正是在这一天，一个高中失败者摇身一变成为文学明星。”（13）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这一篇题为“韩寒的16岁”。韩寒生于1982年9月，受奖之时不满17岁。在卡尔·曼海姆关于代际问题的讨论中，这正是“现在开始了”的关键时刻：

潜藏在新一代中的知性与精神生活的新根源决不会自动形成。真正对于事物的质疑和反思只有在个人生活实验开始之时才出现——通常在17岁左右开始，有时略早或略晚。只有在这时，生活的问题才开始处于“现在”，也被经验为现在。人们已达到的这种材料与态度层次已被社会变迁证明为是有问题的，因此也需要反思，人们在此层次中第一次生活在“现在”中。（14）

曼海姆的论述清晰地从个体的精神生活内部，呈现了代际之间文化异动的根源所在，但这还不能完全解释新概念作文大赛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反响。也就是说，每一代人都有17岁，但为什么在90年代末，“这一个”17岁初次体验的“现在”，会被不同代际构成的文化共同体认可并认定是重要且有意义的。同代人（特别是其中的“文学青年”）常常深情回忆起最初看到这些文字时的状态：“我第一次系统地读到有人整理自己的青春，而不是自己的晚年。这些人的年纪竟然还和我差不多。这可能也是我的拐点，一个不玩游戏的年轻人终于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有了自己打发时间的阵地……‘新概念’彻底改变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它帮助我们发现的是人生的轮廓。”（15）另一方面，作为高考必考项目的作文，某种意义上是“八股”的现代称谓，因此对于参赛者的“父一辈”，特别是赵长天、铁凝、叶兆言、曹文轩、陈思和、乔以钢等评委来说，看到不拘一格的自然来稿，也确实是种“意外的惊喜”（16）。

只是，无论“子一辈”还是“父一辈”，当时都未充分认识到，“新概念”现象的出现，不只是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再生，也是中国社会文化模式转型的表征。17岁的“80后”们，不仅可以为社会提供“新概念”——新的风景、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表达，同时他们已有足够的条件相信，自己有能力且比前辈更有能力经验“现在”，并把这种“现在”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尽管这种集体性的自信，彼时只是模糊地存在于“80后”的观念之中。还是在张悦然的回忆中，这个微妙的转折瞬间被敏锐而精准地捕捉到——“我吃第一块肯德基炸鸡的时间也是我爸爸吃第一块肯德基炸鸡的时间”（17）。笔者将其简括为“肯德基时间”，这恰是中国的社会形态由前喻型向后喻型转换过程中的并喻时刻。玛格丽特·米德将人类的文化嬗递分为三种类型：前喻文化，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后喻文化，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并喻文化，则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发生在同一时间或同辈人中间（18）。通常而言，前喻文化是一种老年文化，后喻文化是一种青年文化，并喻文化则是二者之间的过渡状态。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此之前一直是相对稳固的前喻型。尽管在其激进年代，曾以询唤青年的反抗激情作为继续革命的推动力量，但在代际联动的话语中，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继承关系，文化领导权并不属于后辈。只有到了90年代末，文化意义上的“新生代”（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新新人类”）才有了引领风尚的条件。

“肯德基时间”的同时或稍后，具有90年代特色的后喻文化开始崭露头角。在张悦然的描述中，这场景是“股票交易所开门的第二天，我和朋友进去逛了一圈，夹着一卷画着股票抛物线的绘图纸走进教室。我们觉得比父母更早掌握股票的操作是一件很酷的事”，我们“在学习使用金钱，大人们也在学习使用金钱”，他们“过去的生活经验就像作废的国库券，已经无法馈赠于我了”（19）。社会学学者周晓虹则从另一方的视角，进行了同样生动的描绘：

1998年3月，春节后刚刚开学不久的一天，对教师的诚信不敢轻易信任的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将所有研究生导师集中在紧邻研究生院的知行楼中集中改判当年的研究生考卷，这给了平日里难以见面的教授们家长里短的机会……有意思的是，我的好友Z教授在有关如何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的这场私人讨论中，面对自信而不服输的同事，竟使用了在他看来最具说服力的反驳方式：“不对，不对，我儿子说……”（20）

以17岁的公众形象出现在90年代末的“80后”的文化位置，在诸如此类的情景中清晰显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0后”作家的集体亮相被研究者视为中国文学“实质性的换代”（2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0后”的概念才不只是权宜性命名和商业性标签，而生成为一个有效整合层化经验的“代单位”（generational unit）（22）——它不仅意味着共同的经验，也意味着利用共同经验的方式，以及过去经验导入现在经验的方式。“80后”本身不是一个多么具有阐释力的概念，由其类比衍生的“×0后”也极容易流入泡沫化的话语空洞。但是，这一概念在提出后被广泛接受，是因其提供了观测社会变迁的瞭望筒与坐标系，同时标志着文化宣导模式与日常生活领导权的递变，以及在个体与集体、青年与老年、经验与现实之间，正在形成的新的关系。叛逆、另类、个性，这些最初附着于“80后”概念上的印象标记，既是同代内部的主体意识与塑形力量，又暗含了异代之间带有善意的严肃期待。一种更具统摄力的同时代性，即对相同历史条件的感知和反应，让作为代单位的“80后”及其带有个人本位主义的潜在势能，悖论性地裹挟了难以言喻的集体无意识的憧憬。

三、藏私美学的“私”与“藏”

“80后”作为文学概念的出现，与作为作家群体的上场，之间有着10年左右的“时间差”。尽管其中一条引人注目的支脉，即以郭敬明（自《幻城》到“《小时代》系列”）为代表的所谓“小资”写作，在青春文学的场域中早已着人先鞭，但其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文化生产模式，还需要一些必备的政治经济学条件。杨庆祥在讨论90年代催生的“社会主义特色新人”时认为：“另外一部分更具有美学色彩的新人——小资产阶级，将会在这些资本大鳄的公司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在获得一定生活资料的基础上维系其美学上的自由，所以他们的集中出现，至少要等到十年以后。”（23）

如本文开篇所说，包括但不限于郭敬明式的写作，“80后”文学表达中强烈的个体意识与自我关注标志着一种藏私美学的兴起。在一些较为深刻的观察中，它被视为90年代以降“后革命”和“去政治”的结果。如果将讨论的重心全部放在“藏私”之“私”上，或许确乎如此。不过也应注意到，90年代的私有意识首先发端于自上而下的危机应对与道路选择，或者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为了避免“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中国政府“需要做出严肃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24）。也就是说，以“下海”为标志的社会浪潮，最初带有“奉命营私”的意味，又在其后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

90年代是“80后”的少年时代，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其时尚为强依附性的未成年人，或者用法律术语说，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对其与90年代关系的考察，必须要通过家庭这一中介。雷蒙·威廉斯提出“流动的藏私”，即是对“可以同时满足流动，并且满足家庭作为生活中心的现象”的命名，并以劳工阶级生活条件改善、小家庭能够有私可藏作为前提（25）。而在90年代的中国，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行业兴起，公私关系调整的一种主要表现，就是家庭空间的扩展和个人空间需求的出现，而这也是“80后”（特别是在城市长大的“80后”）切身感受的亲切经验。于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成为许多敏感的“80后”作家最初的精神原乡（抑或心向往之的乌有之乡）。李静睿对此回忆说：

那时候（1997年前后——引者注）我家是一个四十平方的一室一厅，为了让我拥有自己的房间，父母把四个平方的阳台封闭起来，勉强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书桌。我每天侧着身子才能上床，坐在床边才能写作业。阳台西晒，夏天我整夜流汗，在草席上留下清晰身形；冬天四处漏风，我盖两床厚被，每晚抱着六个暖瓶。但我还是喜欢这四个平方，因为我从此有了一道门和一把锁，门意味着一个独立世界，意味着门内的我是独自一人。我坚持每天关门睡觉，再热也是如此。有时候夜里实在睡不着，我会爬起来，坐在床上，拉开简陋窗帘，看一会儿外面的星星。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星星，我只是觉得一个人看星星这件事很好。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想，我和星星，我们可以独立组成宇宙，可以在宇宙内部自转公转，可以追逐一颗流星，也可以变成一颗流星。（26）

合乎逻辑，伴随着私有意识的植入，“门”（包括性质相似的“抽屉”“位斗”）成为“80后”及比他们年纪稍轻的“泛80后”（如李唐、陈春成、王占黑）写作中的重要意象。从韩寒的首部长篇小说《三重门》（2000）开始，他们笔下的“门”就维系着关于空间、边界和权力关系的思考。如果说家庭与学校（中学），构成了“80后”青春时代的两点一线，那么屋门之内和课桌之下的狭仄空间，就像《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最后遍体鳞伤的汽车一样，是敝帚自珍的个体生活发生场所，也是藏私美学的精神原点。

不过，不需要太多理论的介入，仅凭直感就可清晰意识到，这种意义的“藏私”，有其脆弱、消极的方面。由此呈现的精神景观常被视为高度原子化和虚幻化的，乃至一种仿真社会的拟象。这正与威廉斯从驾驶汽车的经验出发，对“流动的藏私”的描述相似：“人在车中，手握转盘，无论是东奔或西弛，心中感受到的是随心所欲，耳际环绕的是可轻可快的音乐；在这流动的车壳里面，隐藏着暂时脱离外界的个体。可是，只要稍作思索，开车的人不难发现，如果没有公共道路，哪里也去不了；如果其他开车的人不去遵循公共的行进规则，他的行动恐怕不能那么如意。也就是说……外在世界是人生活的依靠，他在闭锁的空间里，却短暂地以为他是独立自主的中心（虽然他仍然必须随时注意外界的动态才能展开因应的行动）。”（27）

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文化观念的延长线上，这种“一个人看星星”的癖好，常被自然地解读为“小资”的幻梦，需要用“新铁屋中的呐喊”将其震碎，把孤独的个体从家门解放出来，走向无穷的远方和无尽的人们。不过，如此批评幻梦的前提是，幻梦的制造者是真的在做梦。也就是说，作者是以沉湎、耽溺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活记忆，抑或精心编织的虚构故事。然而，倘若作者是完全清醒和高度自觉的，它就不能等同于封闭、自恋的个人化写作，也不能等同于消极、逃避的藏匿式书写。其中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如何做出并看待“藏”的动作，即是否以其作为主体性的自由选择和文化认同。在前引的文章中，李静睿以一种在我看来相当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对于“藏私”及其美学的捍卫，以及对公共权力无限扩张的高度警惕。这篇题为“喇叭”的文章，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经验的传播器”（杨丹丹语）的大喇叭，象征单向操控、整齐划一、别无选择的集体生活，与以独立卫生间为标志的个体生活短兵相接。她写道：“个体生活并不时时宽松愉快，大量时候它意味麻烦，但自由就是这样的，你总需要拿出一点什么作为交换，而它就像所有并不那么必需的东西，通常都不怎么便宜”，“但喇叭的问题在于，作为个体，我们无法控制它会为什么响起，又会为什么安静，而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对自己生活最起码的控制”（28）。

在高度集体化的社会传统并未完全消逝的时代，人们能够充分认识喇叭的意义——即使它已经是一种不复存在的文化遗产。但对“藏私”的意义，特别是其抗拒（哪怕是躲避）侵夺的正义性，还需要继续寻觅理解的资源。像许多“80后”作家曾经所做的一样，《喇叭》的作者也以自己的笔擘画了明确的姿态。在今日，尤其是在“后疫情”的语境中看来，这姿态即使不算一种抵抗，也是一种选择，一种风度。诚然，如果目之为抵抗，它的实效是极其微弱的，但正如以枣树的枝干刺向夜空，在力量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面对车壳外面的干预之手，除了妥协与投诚，何种应对又是真正见效的呢？作为叛逆者登上舞台的“80后”，用20年的时间认清了自己的“失败”，但恐怕还需再用20年，才能认清这种“失败”的意义。

四、再造集体：90年代形象学

“80后”常被称为“90年代的孩子”。在论析了90年代文化经验与“80后”精神历史的多重关系之后，再让我们将视角反转，看看被“80后”写作表述的90年代。如前所述，“80后”的90年代记忆是不完整、不均匀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副青春的滤镜。因此，对于90年代的故事，“80后”实为不可靠的叙事者。

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形象学（imagology），关注对象是某一国家、民族文化对于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特指其中的异国想象与异国描述。因此将“形象学”一词拿来，用90年代加以限定，是明显的概念误植。但此处特意误用这一术语，乃是为了凸显90年代之于“80后”的微妙的“异己性”。在利科（Paul Ricoeur）、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等学者的论述中，关于“形象”的性质，大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形象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想象性的相互诠释”。第二，形象学最基本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形象兼具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蕴含。第三，形象的认知功能处于再现与想象之间。第四，形象兼具“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价值功能——当形象的社会批判意识为最小值之时，它表现出“意识形态”的价值；当其批判意识为最大值之时，就表现出“乌托邦”的功能。第五，形象具有语言的一切特征，特别是其符号结构，以及象征、隐喻等诗学特质（29）。或许可以说，“80后”作家的90年代叙述，就是同时关于自我与他者，介乎再现与想象之间，并以批判意识为尺度，调节表述与诠释内部价值的语言形式。

在“80后”最初的写作中，90年代常常是故事发生的起点，与写作者自己白衣飘飘的少年生活同构。随着“80后”长大成人，然后人到中年，只要不满足于青春疼痛的重复书写，就必须重新认识亲身经历的90年代。与第一次不同，第二次认识是逆向的、后视的、反思的。而在回望的时刻，面对90年代的历史巨兽，“80后”发现了自身的局限。也就是说，如果在真正意义上书写90年代，哪怕是书写一个局部、一个片段，以自己为方法都是不够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去自己化”，也即超越个体的生命经验才能抵达。因此，近年“80后”写作中表现出的参与意识，自然可以被理解为一代人的“重新政治化”。不过，这可能并非源于某种强行植入的历史责任感，而是另有一种内在的驱动，促使自我冲破隔阂、走向他者。而且，这与前文所说的“藏私欲望”并行不悖，并且由于兼得的需要，有可能生成全新的关系形态。理解90年代历史的线索之一，是共同体的瓦解与再造。它既在宏观的层面关乎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方式和覆盖范围，也在相对微观的意义上，与集体生活的隐退、熟人社会的衰落有关。本文无意从总体上描述“80后”作家的90年代书写，而只是以对他者和集体的想象为轴心，勾勒其中的三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可以称之为“追述”，以“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的90年代东北叙事为代表。关于所谓“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迄今已有相当丰富的论述，此处无须多言。与前述“17岁的现在”和“流动的藏私”的探讨相连，“80后”与90年代的关系，无论在生活史还是创作论的层面，家庭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中介。这与“80后”空前也已经是绝后的“独生一代”（one-child generation）的历史位置有关。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做过如下表述：“相较于前辈作家，独生一代对于亲情的想象力受到相当程度的束缚。根据我的观察，若非原生家庭破裂，独生一代不敢不爱自己的父亲母亲，至少不敢公然宣称如此，这俨然是这一代人最为内在的‘政治正确’。……与通常的看法相反，（独生一代）实际上是文化心理极其保守的一代，这和1990年代以来社会思潮的保守主义互为表里。”（30）如今看来，将“独生一代”更严格地限定为“80后”，可能更为贴切。置于1980年代青年人的“弑父”情结，与当下年轻人的“断亲”心理之间，更能见出这种情感结构的历史性。即使在小说的虚构花园里，“80后”作家也往往对“父一辈”表现出较之其他代际主体的更多温情，以及尝试理解（抑或和解）的愿望和耐心。在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写作中，父子之情又被赋予了“倾城之恋”的结构，大历史、大集体的断裂，重新强化了小单元、小家庭的纽带。反过来说，“子一辈”的作家们，也以“父一辈”的故事为中介，依靠回忆和想象的双重方式，重建了其与共和国历史，乃至与20世纪历史的血脉关联。

第二条线索，笔者称之为“置换”，也即在原有的个人与共同体的联结方式失效之后，尝试寻找替代性的纽带。在90年代的社会生活中，此前受到压抑的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单元，也即介于“家”与“国”之间的中间范畴，重新与个体之间建立了想象性的关联，特别是与血缘和地缘有关的“宗族”“乡土”“地方”等结构概念。在“80后”的写作中，这主要表现为新的“寻根”或“归根”情结。蔡东的小说《福地》中，主人公傅源在深圳打拼多年，已是小有成就，但漂泊异乡的无根之感，却始终难以消除。于是，在远亲大堂叔去世之时，他执意回乡千里奔丧。直到与父亲一起站在自家的祖坟边，听到高粱生长的声音，他才终于觉得自己“开阔，浩大，有来历”。这种意义上的替代物，希利斯·米勒称之为“土著共同体”（indigenous community）。他结合自己的乡居体验写道，在缅因州的塞奇威克，“大多数邻居都上同样的学校，他们往往有血缘关系或经婚姻结合而成的亲戚关系。他们在同样的商店购物，去同样的教堂等。尽管他们之间也许并不具有多么直接的亲属关系，但很多人都姓‘伊顿’（Eaton）。他们彼此担责、友爱互助，如果需要，即使半夜也会出手相助。他们出席邻居的婚礼、葬礼，庆祝新生命降临，去世后也安息在同样的墓地。他们让我近来在切身感受中愈发理解归属于某种共同体的意义”（31）。希利斯·米勒的叙述，或许会让“80后”作家心有戚戚焉。他们在自己创造的许多故事里，从诸如此类的“土著共同体”寻觅归属感，为人物（也是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根据。不过，这里又有双重的悖论。其一，国家和地方的势力总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如果人们对共同体的理解，是对公共事件（如香港澳门回归、长江特大洪水、“申奥”成功、汶川地震）或快乐、或悲伤、或愤怒的集体情绪，或是文化思想（如80年代知识界）热火朝天的公共讨论，那么这种意义的社会联动是作为替代品的小共同体绝无可能提供的。其二，原有归属感的消失，最初源自时间（从90年代）与空间（由家乡）的双重出发。在理论的层面，它通常被视作现代性高速发展的后果。这种后果，连同寻求慰藉的方式，都是世界性和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这种替代性的共同体想象，也可能只是讲述了一个中国成功进入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体系的90年代故事。

第三条线索更为有趣，这里姑且称为“重新发现”。当“80后”掇拾记忆时，往往是在自我与他者交会的时刻，发现当时并未充分认识的喜悦，以及一种共振、共鸣、共情的独特快慰。除了共享的集体记忆（从历史事件、物质变迁到流行歌曲），曾经校园生活中带有强制性集体活动，如军训、广播操、集体舞、升旗仪式，回忆里也常带有并不寻常的留恋。如周嘉宁不同时期的多篇小说、散文，都以个人生活经验为底色，持续从这一角度，探询个体与集体的情感扭结。中篇小说《基本美》写道，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高中生致远和他的同学一起参与了庆祝活动的集体排练，但也因此耽误了高考复习。后来他和香港乐队主唱洲就此展开了争论：当初的选择究竟是否值得？究竟是个人自由权益被侵害，还是集体生活也有不可替代的快乐？在小说之外，周嘉宁也多次谈到其对“小圈子的集体行动”，或是“没有意义的集体生活”的热爱（32）。

由这里又可引出一种更为自觉的实践方式，即基于共同的兴趣、活动、事务或社会志愿，自愿结成的社团、联盟和互助组织。许多学者对于这种形式的实验寄予厚望，认为这是抵抗当下原子个人主义与精致利己主义的有效途径。许多“80后”及更年轻的作家，也都曾以各种方式亲身参与，并将其中的部分经验转化为作品中的美学表达。斯密什对这种观念做过谱系性的梳理，指出从19世纪的托克维尔，直到20世纪末的罗伯特·帕特南，不断有思想家提出自愿结社的重要性，将之视为学习民主精神、合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必要课程。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抱怨说，人们如今愈发喜欢独自一人打保龄，而不是加入一个俱乐部，这种孤立的倾向表明了公民能力的危机。但斯密什反问说：“难道保龄球社团这样的组织真的能造就好公民吗？”他引科恩兄弟的电影《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为例，电影中的三个主人公（嬉皮士、流浪汉、越战老兵）是同一个保龄球社团的成员，也总凑在一起深夜醉酒打球，但他们会因此被训练为帕特南理想中的模范公民吗？（33）的确，与任何高扬的理想一样，团体生活无法允诺任何理所应然的获得，反而是一地鸡毛和一片狼藉，常常是美丽新世界想象的反面结果。理念与现实、理论与人性、理智与情感的多重张力，是任何再造集体与集体意识的努力，都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

或许对于“80后”而言，90年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90年代的历史进程，潜藏着当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诸多起源性问题。那时万物皆备于我的“17岁”少年，如今深刻地卷入由这些问题延伸、交织、结构而成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之于这一代际群体中的多数个体，90年代的问题或许时至今日才真正被经验为现在，或者说被经验为新的精神与态度层次中的现在。作为“80后”（无论概念还是实体）生成土壤的90年代经验，固然是有限度的，但是作为文化应对与审美应对，于这有限视角中的经验，也唯有在限度之中予以重建。毕竟，如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戈达尔所说，每个人必须成为自身境遇的历史学家。

注释：

（1）这场晚会的文字报道见《江泽民发表二〇〇〇年贺词并点燃中华圣火》，引自https://www.cctv.com/special/777/2/52013.html。

（2）为行文方便，本文中的90年代皆指20世纪90年代。

（3）葛兆光：《导论》，《中国思想史》，第1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有趣的是，这段文字也写于90年代，是具有90年代特色的未来想象，本身即可视为90年代经验的一种呈现。

（4）相似的提问逻辑及相关讨论，见〔美〕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曹荣湘、褚松燕、丁开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法〕莫娜·奥祖夫：《小说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第407页，周立红、焦静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6）“藏私美学”是笔者的概括，理论来源之一是雷蒙·威廉斯的“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itisation），又与90年代的“私人化写作”，以及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藏匿”“内向化写作”“小资产阶级美学”等概念均有联系（但亦有区别），下文将做详细阐述。

（7）本文中的部分观点，受到2024年10月14日“同代人沙龙：90年代经验与80后写作”诸位发言者的启发，特此致谢。沙龙主持人和与会者有杨庆祥、杨丹丹、樊迎春、文珍、孙睿、伍倩、沈建阳、韩欣桐，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高翔、唐媛媛、周梦真、靳庭月、李玉新、钟宜峰、朱子夏等。

（8）李静：《“电视剧考古学”与90年代生活史——以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9）这种认识的早期表述，可追溯至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见石岸书：《作为起源的“漫长的90年代”：“80后”的代际视角》，《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10）张悦然：《卷首》，张悦然主编：《鲤·我去二〇〇〇年》，第Ⅱ-Ⅲ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张悦然的这种感觉具有一定普遍性，在《鲤》的这期90年代主题专刊里，几位个人记忆的讲述者（作者全部是严格意义的“80后”），都从各自角度谈到了相似的“迅疾”感受。其中电影导演毕赣（生于1989年）的访谈题目为《九十年代很短暂，那是一种更严肃的复杂》。对于时间（时代）长度的感受，并不等同于对时间（时代）速度的感受，但也彼此关联。

（11）李健吾：《<里门拾记>——芦焚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第102-10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2）已有多位学者梳理了从萌芽杂志社的策划发起，到新闻媒体报道和舆论发酵，再到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报道（以“80后”概括韩寒、春树等人）的命名过程，本文不再详述。见江冰：《试论80后文学命名的意义》，《文艺评论》2004年第6期。

（13）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105页，张治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引文部分作者吴漠汀（Martin Woesler），译者张屏瑾。该版本此篇文字有删节。

（14）〔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89页，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5）吴琦：《我去2000年》，张悦然主编：《鲤·我去二〇〇〇年》，第5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我也清楚地记得，2001年在表姐家中第一次看到《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时的震动。那时印象最深的获奖作品，不是出自韩寒、陈佳勇等“明星”之手，而是孙佳妮《流星，刹那划过天际》、王越《志洋》等讲述“初恋”的故事。那个年代的中学生活中，公开谈论恋爱仍然是一种禁忌，但也因为是禁忌而有成倍的憧憬和悸动。在这些新概念作文中，我第一次看到尚不“合法”的爱情幼芽，不是作为维护或反抗的“证据”（用来证明早恋或压抑早恋的不合理），也不是作为展览性的“奇观”，而是可以平静、寻常地娓娓讲述。它们深刻影响了我对青春风景的最初想象。

（16）赵长天：《意外的惊喜——序<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17）（19）张悦然：《卷首》，张悦然主编：《鲤·我去二〇〇〇年》，第Ⅱ、Ⅱ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18）见〔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0）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第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1）吴俊：《文学史的视角：新媒介·亚文化·80后——兼以<萌芽>新概念作文的个案为例》，《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

（22）“代单位”的概念来自曼海姆，见〔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89页，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3）杨庆祥：《九十年代断代》，张悦然主编：《鲤·我去二〇〇〇年》，第48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24）〔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614页，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5）〔英〕Raymond Williams：《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第39-40页，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威廉斯在该书中所谓的“流动”，主要是指讯息的流通，他以在家中听广播和看电视为例，指出个人即使避居家中，足不出户，也不妨碍他通过电子媒介知悉外界发生的事情。

（26）李静睿：《喇叭》，张悦然主编：《鲤·我去二〇〇〇年》，第12-13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27）见〔英〕Raymond Williams：《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译者导言第12-13页，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28）李静睿：《喇叭》，张悦然主编：《鲤·我去二〇〇〇年》，第15-16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这种表述固然略显偏激，但在“80后”中广有知音。在笛安的口述中，90年代精神是一种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则“首先是一种个体精神，每个个体的努力都在于想获得一种不被打扰的生活……至于伴随而来的孤独的问题，我觉得比起解决一堆人要围观你是怎么活着的问题，还是容易多了”。见笛安：《在末世氛围中讨论终极命题的少女是最美的存在》，张悦然主编：《鲤·我去二〇〇〇年》，第76-77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此外，蔡东的《我想要的一天》、陈春成的《竹峰寺》、李唐的《矮门》等小说，也从不同角度触及了相关问题。

（29）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0）赵天成：《科幻如何写情——王侃瑜小说片论》，《长江文艺》2021年第8期。

（31）〔美〕J.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第9页、中文版序第2页，陈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2）见刘欣玥、周嘉宁：《被照亮的世纪冒险与个体风景——周嘉宁访谈录》，《写作》2022年第42期。

（33）见〔美〕史蒂芬·B.斯密什：《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第255-256页，贺晴川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美〕罗伯特·D.帕特南：《独自打保龄》，刘波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