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史料视角”--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宫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史料视角”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宫立　　2025年04月27日09:37

专业如人，应时刻保持自身反省，这当然“有赖一批富有反省能力、随时对自己也对学科进行省察的研究者来实现”[1]。结合学人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以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为中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本身进行不断省察，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和及时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精神传统。樊骏、钱理群、陈子善、陈思和、陈平原、解志熙等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谈一谈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史料视角”。

学者的笔名、学术成果的生产及其传播过程，手稿、书信、日记等文字性史料，照片、录音录像等非文字性史料，“活”史料的采集，学者的编辑、教学、学术组织活动、文学创作，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史料视角”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计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学术成果时，需要注意考证、辨析学者的笔名。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笔名，虽然不像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那么“纷繁复杂，千变万化”[2]，但是也存在笔名问题。单是翻阅岳麓书社2007年出版的董宁文编的《我的笔名》一书，就知道姜德明、钟叔河、高信、陈学勇、顾农、陈子善、傅光明、桑农等学者都使用过笔名。樊骏撰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度述评时，署名“辛宇”。王信发表《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再评价》，署名“狄遐水”。王富仁发表《一部有特色的作家论——读〈论柳青的艺术观〉》，署名“王肇磊”。陈子善发表《谁驱熊罴噬生民——略谈纪念“三一八”惨案的挽联》时，署名“吴言”。由于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某些笔名，他们当年载诸报刊的部分可能很重要的文章就无从寻觅。而翻看当年的报刊，那些署以各种笔名的文章，又往往难知出于谁的手笔。学者的笔名，随着当事人的缄口或离世，都可能成为永久之谜，所以应引起重视。

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学术成果时，不单要关注权威期刊（比如《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也要关注学术集刊（比如《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史料与阐释》）和普刊。不单要关注学术期刊，也要关注报纸（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部分版面刊发的学术成果。不单要关注《人民日报》等权威报纸，也要关注《新民晚报》《太原日报》等地方报纸。不单要关注公开出版的报刊，也要关注内部刊物（比如巴金故居的《点滴》）。不单要关注学人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也要关注学人的其他成果。不单要关注学者早年的学术成果，也要关注学者晚年的学术研究。学术成果，只有意义大小之分，不存在等级之分。

从事学人研究，不但要关注学人的学术成果本身，还要关注学术成果酝酿、发表、传播的细节。

学人的学术成果，一般经历这样的生产与传播流程：学人向报刊（报纸和学术期刊）投稿（手稿或电子文本）或者报刊编辑向学人约稿（约稿函）→学术报刊编辑出具审稿意见（录用通知或退稿函）→学术成果在报刊上刊出→学者将散落在各类报刊的学术成果结集出版（封面设计、装帧、版式、字体、内容简介、推荐语、出版社的级别）→学术评议（书评、新书发布、学术研讨会、获奖情况）。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材料，都可能成为学人研究的一手珍贵史料。

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等学人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著作写作、发表、出版的细节及其版本变迁的过程。学术成果，在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修订本等不同版本。因此，研读学人的学术成果时，要有明确的版本意识，“避免因为所依据的版本中的出入而造成的判断上的失误”[3]。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切实地还原历史现场，走进学人“自己的园地”。

相较于初刊本、初版本，手稿本更具有挑战性。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手稿，一直处于被轻视和忽略的状态，目前公开出版的只有团结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的《朱德发学术手稿选编》。《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是陈平原委托越生文化私人印制的，并未公开发行。如今，绝大部分学者都是用电脑写作，坚持用铅笔、圆珠笔、钢笔或毛笔手写文章的越来越少。学者的手稿和作家的手稿一样，具有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正在走向消亡。有的手稿，得以印成铅字流传，也有的是未刊稿或未完稿。这些手稿，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还原学者写作的原生态和研究路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一手资料”[4]，还有不容忽视的审美价值乃至文物价值。

除了关注学人的学术成果，还要关注学人的通信、日记。与中国现当代作家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书信、日记，还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王瑶全集》《李何林全集》《唐弢文集》《钱谷融文集》《林辰文集》均收录了学者的书信，但都有不同程度的遗漏。学人与学术编辑的通信、学人与学人的通信、学人与作家的通信，都值得关注。钱理群的《读钱谷融先生》以《闲斋书简》为分析对象，讨论钱谷融的学术思想与精神世界，是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书信的典范。但这样深入的讨论，还比较少。与书信相比，日记获得的关注更少。目前，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中，贾植芳的日记出版得较为齐全。此外，陈平原出版过《大英博物馆日记》（外二种），陈子善的《不日记》也曾收录《香港访学日志（一九九三年二月八日——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书信和日记独特的史料价值尚未得到普遍、充分的认识。相较于实际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书信和日记，得到整理、公开出版的只是极少一部分。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学人的日记和书信，任重而道远。

学人的文字性史料，除了日记、书信，还有家谱、族谱、从小到大的学习成绩单、毕业论文、档案材料、回忆录、报刊上关于学者行踪与学术活动的报道、访谈录、传记、纪念集、研究资料等。此外，还有一类特殊的文字史料值得注意，那就是学者在历次运动中的检查交代、批判材料等，它是研究学者乃至研究时代的重要材料。非文字性史料，则有学人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程光炜呼吁“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活”史料也亟需抢救。及时地访问学人和相关人士，是抢救“活”史料的重要途径。《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涉及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共计19人，其中我见过的有13位，如今只有4位健在，让人唏嘘不已。我写硕士论文《“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拜访过樊骏以及与他相熟的王信、钱理群、吴福辉、赵园等多位学者。写博士论文《“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时，笔者多次拜访钱谷融。如今，樊骏、钱谷融等早已离开了我们。樊骏是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要参与人之一，他写过《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过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关于这套文学史编纂的细节，还有许多需要向他求证。可惜他健在时，我没有及时向他求教，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有些前辈学者年事已高，因为健康原因已经无法从事学术研究，甚至无法动笔，他们所掌握的许多鲜活、充实的历史细节，因此而无法转化为文字性史料。所以，及时地对他们进行富有深度的学术访谈，以抢救“活”的史料，是至关重要的。学术访谈，可以围绕学人生平、生活、学术研究、交游的细节展开，“尽快地和尽可能准确地将‘活’材料中的精华记录保存下来”[5]。

从事学人研究，不但要关注他们个人的学术研究，还要关注他们与学术研究有关的各类活动。

一是学者的编辑活动。不少中国现代文学学者，都有较为丰富的编辑实践。王瑶、樊骏、吴福辉等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王富仁主编过《新国学研究》，陈子善主编过《现代中文学刊》，陈平原主编过《学人》《现代中国》，陈思和主编过《上海文学》，汪晖主编过《读书》。李存光编过《巴金研究文献题录（1922—2009）》，赵园主编过《沈从文名作欣赏》。钱谷融主编过《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丁景唐主持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的编选，严家炎主编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孔范今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钱理群主编过《诗化小说研究书系》。虽然编辑不是这些学者的主要身份，但在编刊物、书籍（丛书）的过程中，他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们的编辑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发挥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论述这些学者的学术贡献时，不能忽略他们的编辑实践。而王信、陈骏涛、王世家、林建法、郭娟，与同时代学者的不同在于，学术编辑是他们的职业。他们通过编辑《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当代作家评论》《新文学史料》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刊物，发掘新人，推举佳作，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学术刊物在学科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以研究为主业的学者在学术刊物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还是以编辑为主业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不应被低估。

二是学者的教学活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不单要关注学者的个人学术成就，还要关注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建设方面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几乎都有过在高校教书授课与培养学生的经历。以学者的教学实践为研究视角，他们在哪些学校任教过，开设了哪些课程，编写了哪些讲义或教材，讲授了哪些知识，传递了哪种精神，学生的听课效果如何，课堂的实际氛围如何，培养了哪些学生，都需要认真梳理、讨论。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二年，但是要还原出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吴组缃所言，“把历史发展的全貌真实正确、有血有肉、抓住要点而不流于繁琐地介绍出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6]。单是任访秋一人，就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中国新文学史讲稿》、《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三部不同的文学史讲义。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合编过《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来吴福辉又独立出版了《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钱理群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例》，温儒敏出版了《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这些文学史教材，在编撰体例、章节安排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解读方面有什么特色与不同，都需要仔细辨析。学科的发展，需要队伍建设。作为导师，王瑶、李何林、唐弢、贾植芳、钱谷融、黄修己，他们是如何招收、训练、指导学生的，在培养学科后备力量方面作了哪些努力。这些宝贵经验，也需要认真总结。

三是学者的学术组织活动。无论是学术社团，还是学术会议、学术评奖，都是由具体的人来组织实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成立了不少学术社团，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茅盾研究会、中国丁玲研究会、巴金研究会。这些学会是如何成立起来的，历任会长在学会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学会创办了哪些学术刊物，组织了哪些学术会议，历次学术会议的议题是什么，学术评奖是如何组织的，它们是如何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这些细节的梳理，都将丰富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7]这一论断的认识，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的视野中进一步深化学人研究。

从事学人研究，除了关注学者的学术研究，还要关注学者的文学创作。比如贾植芳、唐弢、公兰谷、田仲济、王得后，他们不单是学者，还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文学创作如何，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有什么关联，这些都需要认真探究。

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既要有对学人相关史料的认真爬梳，也要具有开阔的学术史视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学者的努力。虽然城市和单位之间存在差异，但学术贡献的大小，并不是由学者所在城市和单位的地位决定的。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过分聚焦于李何林、王瑶、唐弢、钱谷融、陈瘦竹等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的学者，而对任访秋、单演义、俞元桂、孙昌熙等身处开封、西安、福州、济南等非中心城市的学者，缺少足够的关注。此外，除了关注高校和各科研院所里的学者，还要关注供职于诸如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馆藏机构和出版社的学者。无论是王瑶、单演义还是李何林，抑或其他尚未被充分关注的学人，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特色，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位学者是可以被取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和精神传统是由他们共同建构起来的。如果缺乏对非中心城市、非重点院校或非科研机构的学者的关注与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和精神谱系将是残缺不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既要聚焦中心，也要辐射地方，秉持学术共同体意识，以进行“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

注释

[1]赵园：《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2]《编后记》，徐迺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020页。

[3]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320页。

[4]李宗刚编：《朱德发学术手稿选编》（下卷），北京：团结出版社，2023年9月版，第944页。

[5]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333页。

[6]吴组缃：《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1952年10月25日。

[7]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