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选本作为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产物在近代以来的作用大幅下降，但在反映和建构文学观念方面，仍具有文学史和论文专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百年中国童话观念发展而言，童话选本的编纂深刻参与了童话文体自觉、童话幻想限度以及童话本土资源发掘三方面的观念构建。

童话作为一种儿童文学文体的概念是在清末民初从西方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国人对其的认识起初并不十分清晰，这一点在孙毓修等人编纂的《童话》丛书中可见一斑。丛书名称虽为童话，但入选的文本实际包含了小说、史传、寓言等多种文体。这一入选标准的确立一方面受到梁启超“小说革命”时代风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乃是因为孙毓修是以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文体概念来对接童话概念的，在1908年发表的《〈童话〉序》中其将“儿童小说”“寓言”“故事”与“童话”混用。在行文组织方面，作者则借鉴了话本小说开场楔子、中间插入语和结尾道德教化的结构，这与以幻想性和故事性为特征的狭义的“童话”观念有一定偏差。

随着“五四”时期周作人、赵景深等人对童话的深入讨论以及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童话等西方童话的译介使得童话逐渐获得了自觉和独立的地位。这些作品除了刊发在《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新文学刊物上外，还多次以选本的形式出版，如1922年穆木天选译的《王尔德童话》、赵景深编译的《格列姆童话集》等。穆木天对王尔德童话的特殊性作了说明：“王尔德的童话与安徒生、葛立木弟兄等的童话比起来算不得童话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童话吧……王尔德的是童话体的小说；然我更愿意拿他作为散文去鉴赏。”赵景深的《格列姆童话集》的序言中对格林兄弟人类学家身份和作品田野搜集方法的强调，足见在当时学人对童话和民间文学亲缘关系的重视。

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的日益严峻，对于童话中的幻想如何与现实结合的讨论也逐渐激烈。1929年，张友松编译吉卜林的科学童话集《如此如此》并认为这一文体的知识属性可以将童话自然融入现实和教育的因子，童话因此在1930年代开始繁荣发展起来。由此，现实性成为衡量童话品格的重要标准，幻想性需要以真实生活为限度。1949年6月，《苏联少年文艺选集》两集由大东书局出版。集中所选的苏联童话《太阳石》《宝石花》等都表现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和对幸福的向往，与苏联国内实际密切相关。向中国读者选译这些作品代表了编选者对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阶段的童话美学特质的期待。

1956年，由中国作家协会编纂的《儿童文学选1954.1-1955.12》出版。严文井在序言中提到不能将童话中的幻想等同于空想，也不能把幻想静止化，而应该在新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幻想，产生新童话。此后，中国童话都具有很强的现实背景，在角色刻画上也遵循“物性”和“人性”的统一，直到1980年代以郑渊洁为代表“热闹派”童话作家打破了时空、物性的现实逻辑，释放了幻想力。这一流派在1980年代中期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1986年，汤锐在《八十年代童话选》的序言《童话世界的观念更新》中将“童话逻辑观念的淡化及幻想时空关系的重新组合”视为新的童话观之一。

作为舶来品的“童话”概念以及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童话的观念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文学资源同样从发生期起就参与了这一观念的建构。《童话》丛书中有许多从《汉书》、唐传奇等传统典籍中取材改编而成的故事。

新时代以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号召下，有关传统童话的选本大量涌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统编教材和配套的课外读本都强化这一方面的作品，如商务印书馆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丛书”中包括《中国民间故事精选》《中国古代神话》等读本。同时，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出发，《非洲民间故事》《欧洲民间故事》和《世界经典神话与传说故事集》与中国的传统故事一起构成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这套选本反映了中国乃至世界童话的传统资源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

文学选本编纂是对已有作品的筛选、编排、评价的再生产过程，这一机制既反映既有的文学观念，同时也参与构建和形塑新的文学观念。中国百年童话选本的编纂历程反映和塑造着中国现代童话的文体观念和美学观念。

（作者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