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荣：文学中国的山西道路
一
有句话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文学和文学家无法做如此类比。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都得依托具体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土壤，也都得始终贯穿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科学研究赖以展开的那种把事物及其性质总是从具体抽象为普遍的思想原则和操作方法，与文学思维和文学生活里聚焦、放大、推重具体经验和具体联系的情趣，几乎正好相反。也许正因此，大多数时候，文学家看起来总是比科学家流露、表现着更多的乡土气质、家国情怀。而相形之下，科学家至少在其职业工作的场合，往往表现得更有世界主义者的风范。
如果把科学和文学的表达都当成一种面对现实的描绘的话，那么好的科学家都在描绘世界地图，好的文学家都在描绘区域地图。世界地图能够概括、展现人类生活时空的全景，区域地图能够指引和标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一段具体行踪。小而至于家族血缘所系的故乡，游于斯钓于斯的日常生活栖息地，大而至于种族、国籍认同所向的国家，文学书写永远离不开具体的地理人文时空。所不同的，只是有时候直接把时空地标凸显在前景，有时候把时空地标隐藏推移到后台。对作家来说，问题不是需不需要依托和利用具体的地理人文资源来展开自己的创作，而是怎样根据自己创作特点和自己创作追求，来选择好和利用好适当的地理人文资源。换句话，这也可以称为寻找和建立自己的创作资源根据地。
这一点，对正在创作现场忙于劳作的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创作现场的画面、情境全都封存、凝固起来，变成文学史之后，这一环节却又都会被忽略。因为文学史的叙述都是过去完成时态，文学史的叙述逻辑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树立在文学史册里的杰作和它们的作者，都是以如同与生俱来、无可选择或者铁板钉钉、注定如此的方式，和一定的地理人文资源连接在一起的。事实上，即使在文学史中被排列进最伟大作家行列的人，也会把对于地理人文资源的选择和利用，当作自己创作道路上自始至终都要不断去面对和不断进行调整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文学史，既是作家作品不断累积的历史，也是一部创作者不断发现、不断确认和不断开掘自己特定的地理人文资源的历史。中国文学史，是以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也是创作者在中国的地理人文资源的疆域内不断勘察、挖掘、开发文学能量的历史。——文学的创作如此，文学的传播、接受也与此同理。
以往我们看待和谈论文学史，视线和焦点常习惯于不是凑得太近，就是离得太远，要么一头扎在某些作品内部，要么径直跳上云端、只顾望远，大而化之地和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作比附。从文学与地理人文资源的关系这个角度，重看、重述我们的文学史，就会重新注意我们的文学与我们实际生活的多重紧密关联：地缘、人缘和历史缘，合在一起，也就是文学的地气。在用文学讲述的中国故事里，在用文学构建起来的中国或世界里，和其他已经把省份和地域的招牌、旗帜打得很鲜亮的地方一样，山西的存在是结结实实的、山西的比重是不容小觑的。但更重要的，是文学和山西这块热土结合的独特方式和独特经验，对文学中国的全景图和整体气象的形成，所做的贡献。
二
对山西文学的经验和道路，如何在文学中国的总体格局内求得新的认识、新的说明，是个大课题。所有在新时代条件下从山西出发的作家——无论是出身或定居于山西、书写山西题材，还是出身于外省市、但定居于山西并且以书写山西题材为主，抑或出身在山西但不以山西为主要创作题材、而是带着得自山西人文风土滋养的精神习惯，去书写山西以外各地方题材，除非要存心浪费自己本该仰仗的这一方地域文化资源，否则都有必要把深切地体知、解读和阐释山西已经提供给中国文学的经验、道路和方法，作为一门日常功课，据此推动和引导自己的创作从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不断探求有长远艺术价值的新方向。
这也许首先应该是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界的事。不过，即使是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创作一线的作家们对此漠不关心，以为与己无关，那么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就等于没做。更何况，现在这方面的理论成果确实很不足。清末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也就是常言所说的中国古典文学时期，山西文学在全国文学的版图上色彩并不暗淡，历朝历代的文苑谱里不乏山西籍人士，隋唐时期甚至可谓群星璀璨。近代以降，不知是否有特别的事件或作家作品可做转折标志，山西的文化形象从表里山河、雄浑深广，一变而为狭隘封闭、偏安自足，山西的文学气象和文学气度，也从原本不言而喻地代表着国族整体或至少也是黄河流域以北的北方文明的主体，一变而降格为只能代表一个省份、一个地方自身。
是近代以来山西文人群体的文化抱负和精神关怀的境界降低了、范围收缩了？还是近代以来山西文人群体的文化抱负和精神关怀里的博大、深沉和厚重，被时兴的理论逻辑和理论话语无意地忽略了、或者有意地遮蔽了？许多事实表明，以上两方面情况兼而有之。近年来，一些并非以为山西文人和文学的历史澄清、正名的初衷展开的理论研究，已对后一方面的历史偏失做了无意使然的部分弥补和纠正。最突出的实例，就是对赵树理小说从全球知识左翼或所谓新左派价值立场和思想视域，给予意义全新的细致阐释和高度评价。而在此之前，赵树理和他的全部文学生活，在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流变和模式转化中所得的定位，正是整个山西文学近七十年来在国家文学的价值谱系中持续边缘化的典型缩影。
赵树理最初作为从素材选取、语言锤炼、文体创制到创作立场、创作宗旨都全面展现了充分成熟的（实际上同时也是充分自觉的）民族化、大众化和革命化成就的旗帜性的作家，在1940年代初期崛起的延安文艺的价值与话语体系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1950-1960年代，在以史诗性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农村、农业题材长篇叙事作品为主潮的社会主义工农兵文艺中，赵树理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开始日益明显地偏离后来在文革初期被总结、标举为“三突出”的主流创作原则，遭到了从贬斥为大写或者只会写“中间人物”直至走“修正主义”道路的批判。同一时期，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延安文学时期赵树理的创作所获得的中国文学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和现代化的旗帜性的地位，也遭到了激烈的指摘与贬抑。尽管这种来自海外的贬抑，一半是基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敌意和成见，一半是基于对与赵树理的创作所体现的乡土题材和民间情调的文学以及北方风格文学的现代化形态差别殊甚的城市题材、知识分子情调以及江南风格文学的现代化形态的偏爱、同情与代抱不平、矫枉过正式的力挺，在学理上并不见得严谨，它传入内地也经过了一个明显的时间差。但在越来越重视镜鉴和吸收海外学术的1980-1990年代的内地文坛学界，这种贬黜赵树理及其文学成就的观点和思路，还是造成了极大影响。赵树理及其作品的研究，一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论、研究中流落为乏人问津的冷门。直到知识左翼和新左派的话语潮蔓延到赵树理研究，更新了相关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背景，赵树理和他的文学实践才焕发出了再次进入新时代的文化和社会理论前沿的活力。
三
迄今为止，近代以降文学生涯起步于山西的作家里，论介入国家文学史程度之深、享誉国际的声望之著，尚无旁人可出赵树理之右。上述这段延续于他身后的其人其文的读者反应理论阐释和社会接受的曲折历史，其中哪一段的哪一种理解、阐释和评价在多大程度与赵树理文学生活的本真情形相吻合，对我们试图以他为鉴、以他为师的新一代的山西文学建设的参与者，已经并不特别重要。对我们而言，面对赵树理和他的文学遗产，最重要的是思考和体会他和他的文学实践何以能够穿越不同时代、经得住反复变化的多种理论方法和多元价值体系的有效阐释和深度评析？
纵观赵树理和他的作品最初和最近被确立为重要理论对象的两个阶段，可以看到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那就是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称名于世之际，就一直没有被归结进那种为艺术而艺术或只为博一单纯的文人之名而进行疯狂笔耕的象牙塔中人或逐虚名浮利之徒的行列。他的创作征途上明摆着植根在社会深处的非文学、非艺术的功利主义的路标。写小说和写戏，对他都一样是展开自己诚心实意的发现和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表达的手段。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的实践，在赵树理这里，涵盖了突破和超逸寻常文学疆界的非文学或超文学的本质或效能。他创作内外有关文学的一切作为、一切努力，都自然地潜含了包括文学在内、但绝非仅限于文学或仅到文学为止的丰富意蕴和多重诉求。而这，正是赵树理的文学实践能够盛纳多向度、多层面的理论阐释和价值评析可能的客观基础。
但凡对山西的人文传统和社会风习有一定切身体验的人，都很容易理解赵树理的这种非纯文学或超纯文学的观念和相应的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的文学实践——与其说这是赵树理个人的独特选择，不如更准确地说，这是山西厚重少文、质朴务实的价值伦理传统和社会生活习气对置身其中的每一个山西人的集体无意识似的精神约束和人格塑造。在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中，这种来自历史和乡俗的价值约束，以正面顺应的形式强劲地表现了出来。而在当代文坛，尤其在所谓后新时期的最近三十年，当各种不同的面目和口号竞相标榜的纯文学潮流开始有机会大量涌现时，山西年轻一代的文学生力军往往会成为这些纯文学潮流最积极、最执著也最忠诚的拥趸，并且他们的积极、执著和忠诚往往还要超过这些潮流的首倡者。这种过分的姿态，其实正是铭刻在他们精神世界里的那种由山西的人文地气决定的并不纯粹的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文学观念从反面倒转过来的表现。
纯文学的有无本身就是悬疑，纯文学观念的理论生成，初衷和实效是否就真的就在于用来维系一座超凡入圣、不沾人间烟火的艺术象牙塔，这是更大的悬疑。带着这些悬疑，再来审视那些过分笃定地追逐纯文学的理念旗号的人具体的创作，多半会发现，他们确信的只是自己急于从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文学观念的束缚下逃遁，至于在这些束缚之外，纯文学的飞地或天空到底位于何方，他们却并不清楚。
四
作为不止一代的山西作家里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坛的经典化代表，赵树理走过的文学道路，和他艰难探索得来的文学经验，值得山西年轻一代有耐心在本土传统中深入扎根、同时更有雄心让自己的创作在省外、国外的文学空间里长久赢得一席之地的作家们，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再关注、再认识和再借鉴。延安时期的周扬最早注意到了赵树理从他的小说创作中展露出的两方面难得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养：一是从人与人具体复杂的关系中、而不是从单独的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中，来观察、把握和刻画社会生活；二是从方言口语、民间文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话语这两者的相互克服、相互融合中，创制、提炼出精致的大众化、民族化同时更是文学化、艺术化和个性化了的叙事语体和叙事文体。
赵树理的作品在后起的文学史著中，多少因为“山药蛋派”这一名目的覆盖和遮蔽，总被人想当然地认定为土气有余而大气不足。但一经实际的文本阅读，就会感觉到：赵树理小说里的土气和大气不仅是糅为一体、敛在内里，不曾单摆浮搁地披挂在行文叙述的表面，而且当与在他之前之后流行的一般农村题材或乡土小说相比，他的小说对人物、故事和场景的设置，分明显得更少了些着意装点的土腥味，更多了些平等对待农村和农民的宽广意识。他一方面把农村当成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城市之外的乡下地方；同时另一方面，他也把农民当成了中国人和世界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城里人之外的乡下人。有论者曾表述过一种本意在以鲁迅之深广反衬赵树理之狭隘的说法：鲁迅从一个村庄看到世界，赵树理把世界看成一个村庄。事实上，反其意并且更确切的说法，对赵树理才是公平的：鲁迅从他作品中的农村发现了全世界和全人类，赵树理从他面对的整个世界和各种人当中发现了他作品中的农村。
支撑赵树理这些独特的文学实践的，是他独特的文学理念。他坚信真正的文学不但只能从没有文学的地方生长起来，而且只能从表面看起来没有文学的地方得到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资源、条件和依靠。这样的文学理念，对今天的山西作家，也许是最急需也最宝贵的一份精神遗产。按照这一理念，纯文学即便真的存在，那它也只能内在于不“纯”的文学，从不“纯”的文学中生长，也靠不“纯”的文学来涵养，而绝没有办法飘逸到并不存在的艺术真空里去。由此，担负某种看似外在于文学的功能，对作家和作品绝不是一种负担、羁绊、干扰或拖累，相反，是一种促发文学本身力量和效用的必要条件。
在以往两年为撰写张锐锋一本散文集的精读赏析，而再次全面细读张锐锋散文的经典之作过程中，以及多次通读玄武、闫文盛赠送的电子版作品合集和新书的过程中，还有最近收到唐晋、白琳的部分散文代表作细加品读的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了故乡山西的文学已经从跨世纪的时间起点上重新出发、并且正在向着中国文坛的前沿和世界文学的腹地快速挺进的蓬勃气势。作为一名坚定的散文爱好者，我愿意把这种气势的初兴，上溯到将近二十年前新散文运动在中国文坛凌空霹雳似的登场。而从堪比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登记》解放初期被改编为沪剧《罗汉钱》的深广社会接受效应来讲，最重要的标志莫过于整个1990年代张平反腐小说在全国深入人心的持续风行——连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管理员，都把畅谈《天网》《抉择》读后感，当作和好几届山西籍学生反复交流的保留话题。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力作《三体》荣获国际奖项，更为山西文学从新的领域和新的高度，赢得了全国和全世界的瞩目。
在此情势下，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成型的地域文学的整体形态，还是作为一支事实存在的文学团队力量，山西文学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深接自己的地气、疏通自己的血脉，把昔日的荣光和新近已有的收获，还有未来理应更辉煌的成就，连接为神完气足的一个机体，内铸魂魄，外现活力。以此，使得山西文坛一方面能够持续强化把更多的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资源凝聚起来的向心力，一方面也能不断释放出引领全国文坛风气和全国文学前沿潮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以我的阅读思考的片面之见，山西中青年作家在小说、散文和诗歌等各体裁创作中，向来并不缺少追随和参与全国文学主潮的饱满激情和实际收获，但很多初涉文坛时原本很有锐气和才气的作家，最终也就在这种跟风跑和随大流的机械劳动中，渐渐耗损成了庸庸碌碌、自满自足的文坛操作工。在最近一二十年文坛和整个社会的风气都益趋浮躁的大环境下，这种情况似有加剧之势。山西文坛需要一个又一个围绕真正具有开创精神的主帅或闯将自发形成的圈子，来屏蔽流俗的干扰、培植自信和定力，让年轻作家能够踏着前辈留在历史上的精神足迹，跟着近在咫尺、易于接近和深入了解的闯将，各个去趟自己的路、奔自己的方向，而不再总是魂不守舍地忙于盲目向外追风逐潮。惟如此，才是对从山西文学的土壤中挺立起来的参天大树式的前辈作家和实力派作家最好的珍视，也才是对汲取着山西人文地理和文学传统的营养成长起来、正在蓄势待发中的年轻作家们的最大帮助。
五
就前述所及的几位山西作家朋友来讲，张锐锋在散文创作和理论上近三十年的深耕力拓，已在省外、在全国启发、引领并造就出了一支实绩累累、冲击力极强的新散文家队伍；唐晋和玄武旧体诗赋和现代诗文各体兼工的笔力和才情，大概数遍全国同辈的知名作家，也没有多少可以相提并论者；闫文盛近年潜心聚力推进散文长卷《主观书》的创作，语体、文体独辟蹊径，整体姿态已渐入佳境；白琳《白鸟悠悠下》等散文借取小说和诗的造境手段，叠合了现代女性散文和当代先锋小说的风致。虽窥一斑，略知全豹，山西文坛新锐力量的阵型豁然可见。
然而，在赞叹如唐晋的《墓游》《时间的瞳孔》、玄武的《父子多年》《死者所知》等构制精微、气韵浑厚的少数完整成篇的力作之余，阅读唐晋、玄武这样笔下功底颇深的作家的作品时，也会常觉得有些遗憾和迷惑：他们是否把自己上乘的笔墨挥洒得过于零散、过于随意了？精彩的行文细节比比皆是，篇章足具的完整作品却难得一见。当然，部件堆积而成品少见，这正是真实的劳作现场本该有的局面。但人到中年时分，创作历练已超过二十年，拿捏作品成型的分寸和火候，照理也接近自如和圆熟，好的基本功和好的创作成品却尚未达成量与质的均衡匹配，欠缺的临门一脚或最后一公里的差失，到底在哪里？
对此，身为和唐晋、玄武年龄相仿的一名文学行当里的同辈，我只能谈一点从自己以文学理论研究为业的切身体会中转移过来的认识，作为参照。在写作技术或表达技巧不成问题之后，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剩下的问题就是精神视野和思想穿透力的问题了。而这两者之中，精神视野的寻找、选择和确认，又是先决性的。确认了精神视野，思想的运行和思考力的运用才会有稳当的平台可依。在文学创作中，才华的浪费或虚掷，总是从创作题旨和素材的选择、确定开始的，而对创作题旨和素材的寻找、发现和选择、确认，恰恰又正是由一定水平的思考力决定的。思考力从何而来，因何可得提升？常规的解决之道，无非是读书求知，切磋砥砺，扩展身心生活，深化社会关怀。这都不错。
但对文坛中人而言，增进创作所需的思考力，还要有更具体的要诀。在这方面，对当今的山西作家，赵树理的经验仍值得重视和借鉴：不能只把文学当成文学来对待，因为文学并没有独属于它自身的生命内核，文学的全部生命力就在于它永远只是主客观之间或者说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道媒介。它可以显现为一种把握现实的方法和态度，也可以显现为一条通向现实和连接古今的道路，或者一重立足于当下、又超越于当下的审视、体悟现实的精神境界。既要立足于文学、盘桓于文学，那么在此所能做的，就是要容下并且担当起自己所能承担得起的万般世事中对自己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赵树理的文学生活就是他对处于大时代转折中的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现实遭遇、现实困惑的真诚思考，他的文学生活因此而充实、也因此而独特。更进一层看，赵树理的文学生活留在文学史上的印记和分量，也正是因此而与那些主张和践行所谓纯诗或纯文学的一派名士们的文学生活，有了根本的差别。
娴熟的写作技巧只有脱离纯文学的幻觉，内化到排除了纯文学幻觉的广阔芜杂的现实世界现实问题的体验和思考中，才会落地生根、虎虎生风。同样的这点感慨，在阅读更年轻的闫文盛和白琳的作品时，也会从不同的方向上触发。或许这涉及的，并不是单单属于某时某地和某些作家的一个问题，彻底地解决它也根本不可能。但在这篇专为故乡山西的新锐作家研讨会准备的书面发言中，我愿意不揣浅陋也不顾失言地把它郑重提出来，与朋友们共勉，因为我坚信，山西文学内在的脉象是沧桑雄浑、恢弘深沉的，凭借着对山西地缘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阐释，正在行进中的山西文学，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迎来在文学中国的全版图中发挥更大作用、闪现更多光彩的可喜前景。
（作者李林荣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传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