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年写作”最先由诗人肖开愚于1989年提出，他认为作家诗人的经验积累与创作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后，欧阳江河、陈思和、谢有顺等进一步完善、丰富了“中年写作”概念的内涵外延。梳理归纳可见，“中年写作”建立在与“青春写作”相比较的坐标系上，不仅涉及作家的生理年龄，还意蕴其心理年龄、生活经验、创作能力与风格等方面，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社会责任的沉重感（文学开始进入生活与世界的核心部分），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以及秋天般的写作心情”，尤其是“对人生的透彻感悟和生命形态的成熟”。[1]因此，“70后”作家作为新世纪以来逐渐进入中年阶段，创作具有“中年写作”特征的群体，深受学界瞩目。其中，不少女作家的创作成了文坛亮眼的风景线。

一、从“被遮蔽”到“突围”：“70后”女作家的崛起

新世纪之“新”，是当下的21世纪与过去的20世纪相较而言的“新”，是一种以时间为纬度建构的概念。但实际上，诚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仍处于1990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90年代所构建的世界想象、国家想象、政治和文化想象”[2]。因此，讨论新世纪文学，便不能脱离作为其前史的1990年代文学。

19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日用商品生产日益丰富多样、大众传媒快速更新迭代，中国势不可当地加速进入转型期。这种躁动不安、热血沸腾的社会氛围同样感染着文学领域，引发争鸣的文学现象频出。

譬如林白、陈染等“60后”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令她们敢于写作女性独特的身体与内心体验，并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对男权强势话语进行反抗，都给彼时的文坛以震动，对中国女性写作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无独有偶，“美女作家”的出现和媒体的炒作更是成为1990年代突出的文学事件。学者邵燕君对此展开了详尽的调查探析，发现“美女作家”最初在文坛登场是《小说界》1996年第3期推出的“70年代以后”栏目，紧跟其后的还有《山花》《芙蓉》《作家》《长城》等刊物。据统计，“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这些栏目共发表70篇小说，其中近七成是女作家的作品”，“1999年以后，打造‘美女文学’的‘主力’已经从纯文学期刊转为图书出版业。……卫慧和棉棉是出书最火的作家”[3]。虽然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美女作家”试图以私密的“身体写作”呈现出一种孤独反叛的姿态，但是却无意识地成为男性猎奇等心态下“凝视”的对象。而在男性强权话语主导的社会中，消费主义的势不可当也蚕食着女性主义、日常生活、文学艺术的意义，引起无数学者、读者的警惕。可以看到，伴随着对她们作品的持续热销和炒作浪潮，随之而来的还有怒斥与谩骂。到了2000年，卫慧的《上海宝贝》一书因读者举报，有关部门介入处理，最终予以禁售。自此，昙花一现的“70后美女作家”渐渐淡出文坛。

而与此同时，曾经被“50后”“60后”女作家，以及卫慧、棉棉等两位标志性的“美女作家”所遮蔽的另一批“70后”作家则缓缓“浮出历史地表”，其中不乏曾经一起被命名为“美女作家”却对这一命名充满警惕与反省的魏微、金仁顺、朱文颖、戴来；还有鲁敏、乔叶、盛可以、付秀莹、滕肖澜等创作纯文学作品，不依附于商业、市场的女作家。

具体探析，这些“70后”女作家首先大都“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4]。她们几乎没有经历过历史的蹉跎坎坷，在青年时期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共同迈进1990年代，既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又亲身见证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重重，由此深感无奈。其次，消费主义、大众文化风行裹挟下物欲横流的现状，“美女作家”，包括活跃于文坛的“50后”“60后”作家作品的被遮蔽，反而促使她们更能够潜心深度感受日常生活、文学创作本身。再而，这些“70后”女作家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创作中不时透露出较为严谨的思维逻辑、丰富的语言技巧，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感知，还具有一种创作纯文学的责任感。当这样的她们进入新世纪，不仅在生理上进入中年阶段，更在心理上走向了成熟。当然，新世纪中也不乏一些女作家即便生理年龄并未到中年，创作风格却不再具有充沛的青春激情，而逐渐具有“中年写作”的意味。从这个层面上而言，“中年写作”之“中年”，更强调的是一种心理阶段，一种创作技法，一种处理、统筹经验的能力。

二、多维视角下的女性世界：“70后”女作家的主题拓展

新世纪以来，坚守纯文学的“70后”女作家成为女性写作的重要主力。她们走出了世纪之交社会转型带来的躁动氛围，大多经历了从校园到职场的变化，婚姻家庭、社会生活阅历愈发丰富，心态更加稳重平和。她们的写作主题越发多元，风格逐渐成熟，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写作特征。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的成长历程始终是诸多女作家关注的主题，至1990年代呈现出成熟且繁荣的景观，《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大浴女》《纪实与虚构》《羽蛇》《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无字》等书写女性成长的小说皆反响热烈。但不同于1990年代女作家所书写的抽象意义上的“个体化”“私语化”，新世纪以“70后”为创作主力的女作家们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关注到了女性个人成长体验。比如女作家滕肖澜，她善于捕捉那些柴米油盐、鸡零狗碎的瞬间，书写女性个体之间的差异，认为正是女性个体的差异为处理女性遇到的困难、探究女性命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在她的小说《海上明珠》中，她塑造了罗晓培和毛慧娟两个互为镜像的女性人物，在讲述她们在学历、性格特点等差异之余，进一步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城市白富美与农村打工女等角色身份、阶级的巨大差别。这是横亘在两者间难以跨越的鸿沟，使得两人难以避免地明争暗斗。

这实际上反映出，新世纪女作家的中年写作不仅对自我成长体验进行书写，而且大胆地迈向更广阔的现实大地，聚焦于不同的个人。对此，学者刘思谦认为，这是“女性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双重自觉”[5]。而基于对“女性”和“个人”双重身份的体认，“70后”女作家们首先试图重新呈现被猎奇、欲望化书写一概而论的都市生活，从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展开写作。魏微的小说《化妆》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热议。小说女主人公嘉丽是个贫穷的女大学生，她初入职场，便天真单纯地爱上已成家的张科长，固执地认为找到了人生真爱。当多年后重新和张科长见面，她化妆成自己大学时朴素甚至简陋的样子，期望由此重温过去的美好与爱恋。可所谓的“真爱”却以貌取人，认为她是靠身体换取报酬之人，她这才意识到张科长的虚伪与丑陋。从小说中不难看出作家深入都市日常生活，书写了现代人被物欲异化的表征；而女性作为长期被边缘化的“他者”，更是承受着来自社会、性别、身份等多重压迫。还有朱文颖的小说《高跟鞋》，凭借“高跟鞋”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都市象征物串联起拜金主义至上的社会风气里不同女性的命运沉浮。此外，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戴来的《茄子》等也纷纷以较为理性冷静的笔触勾勒现代都市中女性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反思意识。

除了创作都市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新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70后”女作家的创作拓展至乡土题材。譬如鲁敏，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乡村度过，有着较为深刻的乡村生活经历。在小说《镜中姐妹》里，她描绘了一个有着五个姐妹的家庭，父亲的重男轻女、母亲的功利市侩让除了小女儿小五以外的几个姐妹，将人生寄托于容貌与婚姻，一生坎坷不幸。而小五见证了这一切，凭借自己的能力逃离乡村社会，拥有了选择自己人生的可能。鲁敏笔下的乡村生活，不乏闭塞的思想观念，但同样也拥有朴实无华的生命质地，在《思无邪》《逝者的恩泽》等小说中皆有所描绘。此外，还有付秀莹的小说《陌上》《野望》，作家建构出了“芳村”作为小说叙述的背景，书写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下，城市化是如何影响着乡土社会不同女性个体的命运。

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乡土文学的概念范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进一步拓展，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打工群体也成了不少女作家描写的对象，盛可以的《北妹》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了社会底层打工妹钱小红的人生际遇。钱小红辗转于宾馆、发廊、工厂等地谋生，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的盘剥，另一方面又被男权强势话语所欺侮。即便钱小红常常遵从身体的欲望而游离于各种男人中，作家也表现出了一种有限度的宽容，并发掘出她身上潜隐的反抗意识，表现其面对丑陋、狡诈、虚伪的男性，泼辣而果敢地反击，从而为书写底层女性生存生活现状，探索底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性别意识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尝试。

三、从二元对立到和谐共生：“70后”女作家的性别意识

新世纪以来，“70后”女作家的写作不但在主题上愈发宽广，在叙事者的选择上，也不再如同1990年代的写作那般主要采用自叙体并强调女性的性别标识，而是尝试男性叙事视角或淡化性别身份的叙事视角，令人深思。

在以男性为主要叙事对象的女作家中，戴来可谓是一个典例。其小说《亮了一下》书写了一个中年男人洛杨的失意与落魄。在家庭中，妻子总是对他充满了抱怨和不满；工作上，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疲惫。虽然年轻的女孩小美给予他内心慰藉，却也令他自卑于自己的衰老。事实上，戴来笔下塑造了众多类似的失意男人形象，比如《闪了一下腰》里的商梁、《给我手纸》里的岑晟、《没法说》里的父亲……对于这些失意甚至失败的男性，作家表现出了一种包容与理解，不再如同1990年代女性写作中对男性极端地贬低、丑化或放逐，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细节深入观照男性的生存境况，探询其精神世界和内心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写作尝试呈现出一种悲悯、同情的人文关怀，具有超性别写作的意味。

更多的“70后”女作家选择以一种淡化性别身份的叙事展开写作。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令她们对变化多端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接纳与理解。尤其是在新世纪，当物质世界挤压着精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面对多重危机的处境中，“70后”女作家基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认知，以温柔而不失凌厉的笔触展露多样的两性关系。因而，正如张莉所说：“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婚姻变成最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妻子和第三者（二奶，情人，小姐）之间的斗争在网络、博客、影视剧以及文学作品中不断被书写和被演绎。”[6]

金仁顺的小说反复书写了对爱情、婚姻的质疑。《彼此》里女医生黎亚非因为对丈夫的怀疑，两人的关系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她又因为常与主任医生周祥生一同外出做手术而日久生情，便决定和丈夫离婚。但当她即将与周祥生结婚时，前夫的来临与久留则给她的婚姻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可见，作家将“怀疑爱情是否真挚”巧妙地设置为小说里一个轮回似的命题。《人说海边好风光》也表现出了对爱情的无望。女主人公罗晶发现丈夫有许多情人，而自己也与其他男人发生了关系，两人之间达成了一种“公平”。金仁顺对自己塑造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偏爱同为女性的人物，也不怨怼男性的不忠，而只是尽可能呈现出现代社会中人物的生存、生活原象。此外，魏微《情感一种》、王秀梅《紫血》等小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70后”女作家不仅书写了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爱情、婚姻等两性关系的样态，更超越了强调两性二元对立的女性写作状态，对男性的态度更加平和。由此，有学者寄予美好愿景：“在‘双性和谐’的境界里，女性主义消解了和男性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认为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男女平等才是人类关系构建的共同选择和真正目标，女性主义不再是作为男性对立面的一种声音，而是反映了不同种族、阶级、民族的妇女以及边缘人群的多种声音：女性主义将用‘双向视角’关注女性、关注男性、关注整个人类社会。”[7]

不能忽略的是，“70后”女作家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进入中年后，创作越发平和、冷静、包容、多元之余，也失去了青年女性写作流露的锐气与力度。在社会上的亲身体悟让她们意识到改变长久以来或隐或显的性别等级制度几乎不可能。认清这一现实后思考、创作的内容便集中于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处，不再抱有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与热血激情，更少有对男权强势话语的猛烈抨击反抗，但也因此令作品笼罩上一层暮气。这从“70后”女作家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创作与第一个十年的创作并未有明显突破和创新中，便可见一斑。当然，“中年状态”不仅对“70后”女作家而言隐含着危机，对所有进入“中年状态”的作家皆是如此。学者梁钺皓将这种危机概括为作家层面代际更迭缓慢,审美层面过去的审美准则依旧支配着作家，创作层面巨变的时代现实隐匿、作家在乡村和历史中不断重复自我等方面[8]，凡此种种，仍有待探索与处理。

结 语

新世纪女作家的“中年写作”以“70后”作家为创作主力，一方面蕴含着女作家们因年岁渐长而愈发丰富的社会阅历与人生经验，另一方面内蕴她们越发成熟、稳重、理性的心理特点，投射于文学创作中，便形成了相对“青春写作”而言，更加现实、多元的创作内容，以及更加沉稳的创作风格。这些女作家，从喧嚣浮躁的1990年代突围，迈入更加辽阔的新世纪社会，创作的主题更加多元，不仅探究城市灯红酒绿下人心人性的煎熬，也观照了乡土社会和底层女性的处境。此外，不少女作家尝试以男性作为叙事者，或运用淡化性别身份的叙事寻求创作的突破，在物欲充斥的现代社会中，对两性关系的复杂化等现象表现出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理解与接纳，具有超越二元对立性别秩序的意味，可谓是风华不减。然而，新世纪女作家的“中年写作”也暗含局限，即失去了青年女性写作流露的锐气与力度，不再抱有理想主义与热血激情，令女性写作容易陷入被男权话语束缚、同化的困境，便令人有美人迟暮之感。因此，“70后”女作家们应不断进行自我纠错与完善。同时，相关的文学生产机构应给予“80后”“90后”等青年女作家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令新世纪女作家的写作如海浪般此起彼伏，迸发出更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1]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2]易晖：《“新”在何处：新世纪文学的流与变》，《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6期。

[3]邵燕君：《“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4]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南方文坛》1998年第6期。

[5]刘思谦：《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6]张莉：《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7]赵文薇：《女性文学的发展走向》，《名作欣赏》2013年第3期。

[8]梁钺皓：《重返1998年：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以“断裂问卷”为中心》，《上海文化》2021年第2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