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守昙的小说写作师承王安忆。这个印象来自《走仔》这部小说集中的第一篇《手套之家》。这篇小说中的女佣曼达，让我想起王安忆的两个作品，《富萍》和《民工刘建华》。在《富萍》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写道：“在她们扬州乡下，女人历来有出来做保姆的传统。”而来到“手套之家”的两个女佣，都来自越南。短篇小说《民工刘建华》写的是，木工刘建华来“我们”家做装修，和“我们”产生了一些隐秘的矛盾，小说的结尾写道：“他将热水器百叶箱的门框打小了一圈，使得我们无法将热水器的铁罩拆下来，清除里边的煤烟，以示对我们的教训。”《手套之家》的结尾与之非常相像：曼达离开“手套之家”之际，送了“我”一双手套，但这两只手套在我看来，“就像母亲打小人用的两个纸公仔，等待着被写上一些人的八字，再被一只拖鞋底狠狠地敲打、诅咒”。

《民工刘建华》中的矛盾没有调和的空间，矛盾的一方“我”，是成年人。《手套之家》中的矛盾却是意味深长的，它是错位的，也因此变得更加多元。小说结尾描写的“恶念”究竟来自谁？是失去了生计维持的曼达，是“我”，还是母亲？而这样的“恶念”又是对谁的？黄守昙有意模糊处理，也因此让小说中每个人物过去与未来的生活，都因为与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当作为“过客”的曼达离开后，更深刻的问题和矛盾只能来自这个家庭内部，曼达当然也有自己的家庭问题亟待面对。而在这篇小说中，矛盾的一方“我”，是个孩子，“他”只是因为偶然知道了他人更多的故事，而又不明白事情的真相，才让“他”看见的世界留下了一点宝贵的模糊性。

黄守昙的小说在对这种“模糊性”的坚持和探索中，赋予了故事更多的意义，而不是为了更多的故事。越南靠海谋生的人，在身上文身，以便出海遇难后尸体容易辨识，可以被发现的人送回故乡（《手套之家》）；仁海村村民祭祀鱼王，保佑自己有鱼吃，饿不死（《鱼王祭》）；小城里的男人做生意厉害，女人则出了名的“贤惠”，一代代生儿育女（《走仔》）；怀胎七个月即出生的男孩长大了是聪明，女孩长大了却是叛逆（《七星女》）……在黄守昙的小说中，这些故事或风俗就像经纬，不仅定位了地域，也变成了生活在那里的人身上的枷锁，尽管这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形式。一个家庭，一条街道，一个村庄，一座城市……此处地理空间的界限，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规则，而小说书写这些的同时，也在界限内外游走，探寻处于其中的人幸福生活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与故事的关系。

这些故事当然也来自人们关于幸福生活的想象：获取财富；祈求丰衣足食；构建完整的家庭……但是在这样的故事中，人们所在意的只是那些经过合理化的追求，而忽视了个体真实的感受，或是失去了理解真实的能力，处于爱情、亲情或友情关系下的人们，反而因为这样的故事而失去了与他人之间真实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故事，恰恰违背了幸福的原则。黄守昙的小说关注的个体，当然也来自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规则，但他们希望生活在它们之外，因而不断来往于其间，轨迹如同吴文霞往返于广州与小城之间（《走仔》），“七星女”的记忆穿梭在香港与澳门之间（《七星女》），姚美君犹疑于丁克和生孩子之间（《姚美君》）……他们往往无法生活于全然的“之外”，因此小说讲述的就是关于“之间”的故事。每每回乡就被族人催婚的吴文霞，在与母亲交心的谈话之后，看见了她们各自命运的交点，因而与母亲之间重新建立了一种情谊，这让她们愿意超越习俗地彼此互助（《走仔》）。仁海村的孩子们生活在巨大的风俗力量之中，在平常的俗见中成长，而没有意识到偏见已经成为一种恶。鱼王祭那天，来水与阿河作为童男，短暂地离开周围的人们时，却意外地创造了他们之间的故事，因而也拥有了属于他们的友谊（《鱼王祭》）。当母亲唱出“断不敢怨郎情薄，我亦知你母命难忘”时，在遵母命结婚的“七星女”与母亲之间，有一种理解发生了（《七星女》）。

真实的生活往往无法让人们与之达成和解，但如果有一个契机，让我们看见人们卷入了一样的故事，却并没有因此而彼此理解时，我们也可以创造另一种“共同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真正看见彼此；此时人们将会拥有一种充满善的信念，它并不完整，但来自宝贵的理解，因而也就有了一种幸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