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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周斌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11月

周斌的新著《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有60余万字。我读完后掩卷默然，心悦诚服，这要怎样深厚的积累，付出多少时间和心血才能一人完成这部跨越百年的中国电影文学史？然而，作为了解周斌老师40余年治学路的晚辈学子，我却又知道这本著作是他长期浸淫于中国电影史和电影文学研究的厚积薄发和瓜熟蒂落。

纠偏扶正，重视电影文学地位。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国电影史研究具有补白的价值，更对扭转电影界漠视创作规律、忽视剧作价值的风气有直接的矫正意义。它不仅让编剧从消失的电影海报中重新显影，也让被淹没的电影文学从电影史中浮出水面。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学界如同电影创作界一样，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导演中心论”的思维定式里，虽然不否认电影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但在电影史中被提及的往往只有导演。然而事实是，除了早期不成熟时期的默片探索和那些凸显影像实验的作品，作为电影主流的故事片往往要依托于先在的电影故事或电影剧本。也就是说，相较于以影像形式呈现的电影完成片，电影文学是第一性的，文学家和剧作家进行的是一度创作，电影是二度创作的产物。实际上，当我们讨论一部电影的主题、人物、情节乃至结构，把电影看成民族的精神史和思想史时，我们必须尊重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这些因素都首先得益于电影文学，也首先应该归功于电影文学作者。

作者凭借扎实的史学研究，将120余位电影剧作家纳入电影史研究范畴，每位剧作家都以专章专节的形式呈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对动画片领域也进行了系统梳理，如特伟的《金猴降妖》、王树忱的《山水情》、凌纾的《百鸟衣》和王大为的《宝莲灯》等动画片的编导创作人员，均以专题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坦率地说，即便是笔者这样的专业研究者，对其中大半名字都是陌生的，因为提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电影作品，我们首先想到的都是导演，这是以往电影史给我们留下的常规印象。令人惊喜的是，所有这120余位被打捞出来的电影文学家的生平和创作都得到了要言不烦的整理完善，这是治史最见功夫的地方，也是读史最希望看到的内容。书中，作者对文学家的生卒年、原名、籍贯、基本的成长经历、创作经历、社会职务乃至成果出版等，都做了梳理。以往笔者读史，常常苦于只能围绕作品得到一些碎片化信息，不了解作者生平，难以做到知人论世。这本史著对相关信息的补充，堪称一部专业词典。

补漏启新，丰富电影史的书写。常规的电影史书写将中国电影的开端确立为1905年的《定军山》，今年恰逢《定军山》诞生120周年，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直接的物证，这一开端仍存争议。中国电影的系统化生产，特别是故事片生产，主要发端于1910年的上海。早期电影的拍摄十分随意，拍摄时大抵只有一个从文明戏借鉴来的幕表，拍摄前“缺少较成熟的电影本事（电影剧本）作为影片拍摄的坚实基础”，所以质量不高。直到1924年，曾留学美国的洪深才创作并公开发表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无声片电影剧本《申屠氏》。正如该书开篇所讲，“电影文学剧本的出现是电影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随着长故事片特别是有声片的出现，也就是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所说的“电影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型艺术后，便不可能在摄影机前临时设计各种新颖、细致的视觉效果，而要实现做好周密设计计划。这时才产生了电影剧本。”但笔者在此并非要重复一个常识，即“有声电影诞生后，电影剧本就自动跃居首要地位”，而是要指出，由于战乱等特殊原因，也由于早期胶片保护技术的落后、重视程度不够等多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前，我们虽然生产了约1800部电影，但现在却只有200余部得以保存。没有了电影文本，中国电影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如何成为可能？这就不能不提到早期电影拍摄所留下来的“电影本事”——无论是拍摄前撰写的故事梗概，还是拍摄后宣发所用的剧情概要，当然，还有后来发表的电影剧本和电影故事等。这些文字形态的电影文本虽然不能取代视听文本，但至少让我们得以了解早期电影的故事内容，是补写早期电影史的重要文献。

在电影研究中，“作者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但长期以来，“作者”更多地指向电影导演。即便对于张艺谋、陈凯歌、谢晋等并非主要自编自导的电影导演，研究者也习惯将他们当成电影作者来研究。这本《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上述偏误，转而以文学家为主体，梳理其创作历程和创作特点。这样一来，曾经像铁砂一样星散各处、被不同制片厂、不同导演拍摄的作品，在剧作者这个“磁铁”的吸附下得以汇聚，呈现出明确的作者风格。这应该是未来电影史研究重要的选题方向。

以剧作家沈默君为例，该书介绍了他早年参加新四军火线剧社和在华中军政大学学习的经历，这就为他创作《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海魂》打下了基础。1961年，他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写下了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而这正是后来红极一时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故事原本。1978年后，沈默君出任文化部创作组组长等职务，相继创作了《台岛遗恨》《孙中山广州蒙难记》等多个电影剧本。沈默君的创作成果和经历，完全可以成为电影作者论研究的对象。这本论著专题论述的其他剧作家如陆柱国、李凖、张天民、白桦、叶楠、张弦等无疑都是电影学研究者选题的对象。

体例完备，辐射电影文学的方方面面。《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的体例设计充分考虑了历史复杂性与研究对象的庞大体量。该书在总的章节上结合中国历史、电影史和电影文学史的实际发展将百年历程划分为9个历史分期，并单列“电影文学发展的中外渊源”专章形成完整闭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录标注的时间下限为2000年，但鉴于王朔、刘恒、王兴东、苏小卫、王小帅、贾樟柯等剧作家创作的跨世纪延续性，其论述视野已自然延伸至当下。

在每个时期内部，一般是先论述时代的重大变化及其对电影事业的影响，然后分专节总体性概括本时期电影剧作的总体特点和重大事件或重大现象。该书的主体部分，即对“有成就的剧作家和有影响的作品”的专题介绍，还巧妙地把一些文集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电影卷一》《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电影卷二》《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影视文学卷》《中国电影剧本选集》等也做了专题介绍。而在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的最后还分别设立了“电影文学理论的新成果”专题，介绍了蔡楚生、夏衍、钟惦棐、张骏祥在电影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和观点，这就增加了这本电影文学史的书写深度和维度。

最后想特别提及这本论著的文字，及其背后体现出的作者的治史态度。个人治史，总是难免有个人的史识，或者说体现的就是个人的史识，甚至治史者的个人情感介入也是难免的，《史记》中就常有“太史公曰”的个人感慨。但史书常常要将百年浓缩于一册，最需要文字精练，切忌啰嗦。历史要想说服人，也需要保持客观中立，力避情感泛滥、论断偏颇。周斌先生的论著，不仅在敏感的历史描述上做到了要言不烦，在特点总结上做到了概括精当，更在论述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时秉承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所谓文如其人，读这本《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从其体大虑周的设计、中正到位的论断、朴质晓畅的语言，分明读到了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风范。“不喜惊人语，但求千古事”，这是周斌先生的治学态度，也正是当下这个时代我等后辈学人学习的典范。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