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学者如何自述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有字数方面的限制，我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时，后面两三章只好割爱。去年年底，韩文译者来信，说已跟韩国方面的出版社商量好了，为被舍弃的《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另出小册子。我明白对方的好意，可因刊行小书让人自掏腰包，实在不好意思。她解释说，当初阅读全书，最让她感动的就是这一章。因为，对于东亚读书人来说，如何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自我陈述”，是个很严峻的话题，值得认真面对。
我那篇《半部学术史，一篇大文章——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初刊《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该文选择了五十位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的“自述”，讨论其叙事策略以及背后蕴涵着的文化理想，在理解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同时，思考“文章”与“著述”各自的功能及自我超越的途径。全文共六节，三万多字，包含“学者为何自述”、“自传与自定年谱”、“‘我与我的世界’”、“‘诗与真’的抉择”、“‘忏悔录’之失落”、“‘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六节，日后进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时，略有修订。
重读三十年前旧作，观照当下情景，再去理解韩文译者的感叹，方觉学者如何自述，牵涉内外各方面因素，不是那么简单。当初我剖析诸多前辈自述时的行迹与心态，言之凿凿；今轮到自己落笔为文，却显得犹豫不决。两三年前，为配合商务印书馆刊行《陈平原文集》，我的两个学生与出版社商定，编选了《与时代同行：陈平原的学思历程》，全书共十个专题，每个专题选录我若干文章，合起来就是一册“学术自传”。这个用心良苦的出版计划，最终被我否了。表面的理由是担心文章重复，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一直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有胆识、有机缘讲好“我的故事”。
十五年前，我曾预言：“放长视野，我们这代人的‘阅历’、‘观察’以及‘心情’，或许比我们做出来的‘学问’还要有意义。看一代年轻人如何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定定神，然后左冲右突，上下求索，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后世的学者，训练、视野以及研究条件都比我们好，但读书时的心情、心气与心境，未必赶得上我们。”因此，我之积极参与“三十年集”系列丛书，避开论文，选择随笔，目的是“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压在纸背的心情〉序》，《压在纸背的心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再三讲述艰难中的崛起，不是怨恨与自卑，而是真正的“正能量”。普天之下，不如意事常八九，一帆风顺并非常态，九曲十八弯才是必须直面的惨淡的人生。
最近几年，历来写作及发表都很顺利的我，遭遇过好几次退稿，都是因为“追忆似水年华”。不管纸媒还是影视，大都要求你讲述过往经历时，只呈现美好的一面——越是重要的媒体/场合越是如此。其基本叙事模式是：从小立大志，而后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最后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如此“励志故事”，既不真实，也不感人。尤其是我生活的年代，有许多绕不过去的巨大沟壑，一旦进入追忆，实在无法回避。一路连滚带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作为“幸存者”，或曰“幸运儿”，我不能昧着良心吹牛。
也曾认真检讨，表达自家立场时，是否能更委婉、更圆融一些。可实际上，做到季羡林先生所说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需要很高的技巧。这也是我至今不敢从事口述史或自传写作的缘故。那就换一种方式，在若干节骨眼上，留下几段自己相信且日后可以展开的“自我总结”，说不定哪一天也能“闲坐说玄宗”。
去年1月，商务印书馆刊行24卷的《陈平原文集》，其中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教育史各5卷，最后4卷乃散文随笔。我在“总序”中再次强调：“恰逢连续急转弯的大时代，个人无法遗世独立，‘文革’中的蹉跎岁月，1980年代的艰难崛起，1990年代的勇猛精进，以及新世纪的拓展与抗争，都只是努力顺应时势。静夜沉思，常常扪心有愧。但反过来想，换一个时代或国度，我就能做得更好吗？也实在不敢打保票。”可以这么说，谈论我们这代人的贡献及缺憾，无论如何必须把大时代的因素考虑在内。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的最大幸运是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以至每到纪念改革开放，常被邀请发言。1988年5月《光明日报》推介四位“学有所成的新一代中国博士”，其中就有我的照片及介绍文字。因开局不错，前几步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时常被邀请讲述经历或介绍经验。那种场合，免不了自我吹嘘，但我还算克制，保留某种反省与审视，记录转折处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本文多有引述，而不是“从头说起”的缘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出版日后多次获奖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且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10期至1986年3期），在学界颇有声誉。而九十年代初，面对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型，我发表《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5期），当初争议很大，后来才逐渐被接纳。这一“人间情怀”，在同年刊出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中，有更为明晰的表达：“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
那些年，我与友人合作主编民间学刊《学人》和《文学史》，提倡学术史研究与规范化建设，且出版了日后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一等奖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年）、《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算是小有成就。进入新世纪，眼看中国学界出现过分讲求“技术”而忽略“精神”的大趋势，我撰写了《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结尾处三句话，略为压缩如下：“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学问中不仅有‘人’，学问中还要有‘文’。超越学科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超越文章与学问之间的鸿沟。别的我不敢说，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这点很重要。”“学问中要有精神，有趣味。任何学问，都不应该被做成枯燥无味的练习题，人文学尤其如此。”
几年前，在一次专业座谈会上，我做主旨发言，题为《却顾所来径——“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北京青年报》2018年12月18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专业研究之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把鲁迅研究、胡适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样精细，不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目标。经典化与战斗性，犹如车之两轮，保证这个学科还能不断往前推进。”
又过了两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2020年），我的“学术史三部曲”总算完成。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我做了主旨发言，题为《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12期），其中最关键的，依旧还是三句话：“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主要也是基于自己的心路历程。”“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学术与人生完全可以合一。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二者并行不悖，且互相促进，这是我的学术理想。”“不仅求知，而且救弊，选择这一高难度动作，须有坚守而又不执滞。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内含自我质疑与对话意识——批判他人，也批判自己；对话古人,也对话当下，这才可能撰写有学问、有境界且有温度的大文章。”
其中第二点，是我最为关切的。之所以故意删去“不”和“只”字，变成了“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原因是，在我看来，阅读“圣贤书”，必须兼及“窗外事”，方才可能真正读懂、读通、读透——既晓得历史兴衰，又理解风云变幻，在人生的升降起落时从容应对，并及时调整方向与策略。倘能如此保持生命的张力与韧性，那就不仅仅是“知识”，而属于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智慧”了。
不同国度、不同专业、不同世代的读书人，如何面对时代难题，有各不相同的应答方式。像我这样主要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熟悉鲁迅临终的叮嘱，晓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无论学问做到哪个层次，都不愿意完全放弃对“窗外事”的关切、洞察与表达。
2025年2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