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言

在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出版后，黎紫书于2020年推出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流俗地》。十年磨剑，精益求精，《流俗地》一经出版便在华文文学圈引起广泛关注，反响热烈。该书的简体和繁体版本分别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再版并多次印刷，尤其在中文市场规模较小的马来西亚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绩。凭借《流俗地》的成功，黎紫书自信倍增，她曾坦言“吾若不写，无人能写”，并在创作逾二十五年后首次自称为“小说家”，言辞中带着一份自信。[1]

《流俗地》以锡都怡保为背景，意图还原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及其历史际遇，被视为黎紫书献给家乡的情书。事实上，早在《告别的年代》中，黎紫书已尝试通过锡都这一空间设定，与历史、时间及个人处境展开对话。作为小说家，黎紫书在构建、还原和再现家乡时，究竟呈现了怎样的地理空间？她如何借助锡都勾勒自身与这片土地的社会关系？更进一步地，女性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又如何在她的作品中得以呈现和解读？

黎紫书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这座位于近打河流域的城市曾因锡矿开采而享有“世界锡都”的美誉。在她的两部长篇小说中，锡都或锡埠成为重要的场景原型，这个以怡保为蓝本的马来西亚小镇，承载着她以女性视角和声音所打造的文学世界，展现了马来西亚华人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与精神家园。两部小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来探讨女性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告别的年代》多阴郁、暗沉的笔触，而《流俗地》则呈现出更为正面、清明的面貌。从“告别”到“俗地”，黎紫书成功地勾勒出一方水土孕育的独特人文景观。

本文尝试探讨黎紫书如何通过对锡都的描绘，揭示女性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反映了个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也展现了女性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空间。通过黎紫书笔下的怡保，本文将探究这座城市如何成为女性角色的精神支撑与情感寄托，并展现女性如何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重新定义和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与身份。

01

黎紫书与女性视角下的方志叙事构成

方志小说自古有之，在明清时期迅速发展并达到繁盛。方志不仅记录地方人文风俗，还包含艺文志，其中的“小说家类”作为补史的形式存在，具备一定的教化功能。在清代，方志中的艺文志小说以独立的姿态嵌入方志之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广义而言，方志是记录地方历史、地理、风俗等的地方志书，源自历史文类，旨在“有裨风教”[2]；而小说则通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形式呈现，两者虽属不同文体，却在内容和功能上形成了互补关系，成为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文体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演进，方志小说亦然。现代方志小说继承了古代方志的传统，一方面在“文体设置上借鉴中国古代方志的叙录体例”，另一方面则需在文学创作中对方志体进行相应的转化和处理，通过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搭建桥梁，将“古代文体转化为现代文体、从历史体式转化为文学体式”。[3] 这种方志与文学的融合，为创作注入了纪实与虚构结合的独特美学，为地方叙事提供了新的艺术表达方式。

在当代语境下，方志小说不仅承载了地方历史的记述，更成为讲述土地故事的重要管道。通过巧妙的文学想象与虚构，这类小说将空间、人物与故事有机结合，使地方叙事充满生机与深度。方志小说的创作不仅保留了纪实的功能，还通过文学手法丰富了地方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表达，为读者提供了更加鲜活的地方体验。这种方式使得方志小说在传承地方历史的同时，也展现了地方特有的社会面貌与人文情感，从而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与广度。

近三十年来，地方志写作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学领域日渐繁盛，形成一股独具特色的创作潮流。马华作家通过描述地方实景，以文学视角对地方风物、人物和故事进行书写，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书写。在诸多文类中，马华地志散文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崛起，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小系统；同时，地志诗也开始崭露头角，马华诗人们尝试经营别具一格的地标诗学。然而，方志小说由于篇幅庞大、构思复杂，需要长期投入精力，因而缺乏持续耕耘的作家，未能形成大规模的文学潮流。

尽管如此，方志小说或拟方志小说中仍不乏令人瞩目的佳作。张贵兴的《野猪渡河》和李永平的《大河尽头》以拟纪实的笔触，巧妙再现了东马特有的热带雨林景观，营造出鲜明的地方感。而陈政欣的“武吉三部曲”——包括短篇小说集《小说的武吉》和长篇小说《武吉演义》——则描绘了其故乡槟城大山脚的风貌，成为当代方志体长篇叙事的重要代表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融合纪实与虚构的方式，不仅再现了地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精神，更为马华文学中的方志小说设立了新的标杆，展示了地方志与文学创作结合的无限可能。

黎紫书的《流俗地》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方志的传统，同时通过独到的女性视角为这一文学形式赋予了新的活力。她书写了马来西亚锡都怡保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景观，并深刻展现了生活于其中的女性角色及其特殊的生活体验。通过这些女性的故事，黎紫书不仅揭示了地方历史与当代社会的交织，还为现代方志小说增添了丰富的人文视角。在她的笔下，地方记忆不仅是历史的再现，更是女性在地方感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为读者带来了更为鲜活的地方叙事。

《流俗地》的出版标志着马华文坛首次出现了以女性视角书写的方志文本。作为女性作家，黎紫书展现了女性与地方之间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她们如何在地理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建立联系，即“地方感”（sense of place）。

近年来，女性主义研究者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角度重新审视了性别与地方的互动。在地理流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女性常面临着“居无定所”和“不得其所”的境况，这使她们不断重新定义与地方的关系。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女性如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中重新协商自我与空间的关系。正如琳达·麦道威尔所言，“她们经历的移置（displacement），乃是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变迁的结果。无论移动是否涉及身体，移动几乎总是与性别区分的重新协商有关”[4]。

《流俗地》正是以女性视角展现了城市与个人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特别是通过盲女银霞对怡保的描绘，黎紫书揭示了女性在面对社会变迁和空间流动时如何重新定义与地方的关系。她的叙事不仅细致呈现了锡都的地理风貌，更深刻书写了女性在其中的挣扎与坚韧，反映出她与同代人的在地经验和对地方的认同感。通过底层女性的视角，黎紫书重构了地方感的意义，为方志小说注入了全新的叙事维度与深度，丰富了这一文学形式的表达。

黎紫书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这座城镇分别在《流俗地》和《告别的年代》中以“锡都”或“锡埠”出现。怡保因二十世纪的锡矿业而闻名，是早期南来华工和华人先贤的重要聚集地，至今仍然是华人主要居住的城市。尽管黎紫书大部分时间居住国外，但在创作《流俗地》期间，她于2019年9月回到怡保，从而得以深入观察这座她熟悉的城市的原貌。

在《流俗地》中，黎紫书以更立体、更丰富的笔触呈现了怡保的文化景观。作为一位记者出身的作家，她对本土素材的挪用敏感且锐利，擅长捕捉和诠释地方文化的独有特质。作为“70后”第三代华人，她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近百年的历史与政治议题有深刻的关注，包括马共丛林、族群关系、多元文化、华人南迁、胶林锡矿、“五一三”事件等。这些历史与社会背景不仅拓展了她的创作视野，也赋予了小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这些主题对于许多优秀的马华作家而言，确实是无法回避的内容。然而，黎紫书则将对“家国”的诉求深植于民间百姓的生活之中，展现了浓郁的马华本土气息，并回应了时代对这一代人的生命拷问。在《流俗地》的创作中，她重塑了自己的“在地”身份，充分调动了本土资源和经验，构建了具有“女性视角”的马华特色。这不仅是对她个人成长经历的深情回顾，更是在文学上对马华文化的深度探索与表达。

黎紫书对怡保的书写不仅记录了地理和历史，更深入探讨了华人社会的文化身份。通过小说中的细节和人物刻画，她展现了华人在历史变迁中的韧性与坚持，揭示了地方感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怡保，这座承载黎紫书成长记忆的城镇，在她的笔下获得了现代华文文学中的新生命和意义。

自出版以来，《流俗地》持续引发广泛关注。小说中的景点成为观光热门地，马来西亚当地还举办了读书会、讲书人大会等活动。2023年，黎紫书访问了中国多个城市，包括北京、西安、武汉、成都、重庆、广州、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举办了作品分享会，并与中国作家和学者深入交流。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流俗地》的影响力，也促进了中马文学和文化的交流。

此外，目前正在策划拍摄由《流俗地》改编的电视剧，这也可能引发有关影视作品与旅游结合的进一步讨论。电视剧的拍摄与播出将吸引更多读者和观众关注马华文学及其在地文化，从而推动文学、影视和旅游之间的跨界融合，提升公众对马来西亚文化的认识与兴趣。

《流俗地》自开篇便将怡保的几个重要故事场景精心串联，包括主干道五兵路上的三保洞、南天洞、灵仙岩和观音洞；旧街场“坝罗”的新源隆茶室、海味铺、小印度、坝罗华文小学及后巷的书报社；近打河畔的“楼上楼”、休罗街和新街场的棺材街。这些场景不仅展示了当地华人的民间信仰，还反映了供奉满天神佛的习俗，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底层民众图景。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黎紫书巧妙地设置了一位市井盲女的视角贯穿锡都的人事物。这位盲女通过电召德士时“频道上纷纭的男声”，利用她敏锐的“听觉视角”感知这座城市。她的角色不仅让读者感受到锡都的生活气息，还通过她的感官体验，深刻展现了这座城市的底层文化和人文情感。

银霞知道那小巷有点曲折，通往坝罗华小和大伯公古庙，可那人也可能没走入巷子。咸鱼街没多长，但街上店铺林立，光茶室就有好几家，都顶着老字号卖白咖啡，人流络绎不绝。那里还有许多干货行和海味铺，以及一家打通两间铺子的玩具店。那街一路往下走，还能直达二十层楼的近打组屋呢，天晓得这男人下车最终往哪里去。[5]

小说通过盲女银霞的视角，将读者引入这座充满历史与人情味的“锡都”。尽管银霞看不见，她却以更敏锐的方式感知并诠释这座城市。视力的缺失使她能够在想象中无限延展，并重新认识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作为电召德士的接线员，银霞仅凭声音便能“游走”于锡都的各个角落。黎紫书在创作中有意还原怡保的地标性建筑和风貌。小说不仅提及了如南香茶室、近打组屋、古庙、人民公园、鸿图酒楼等真实地点（这些地方均有明确的地理坐标），还虚构了红毛丹幸福院、美丽园、密山新村、按摩院、巴布理发店、瑞成五金店、丽丽裁缝店、明明药行、五康凉茶店等场景。虽然这些虚构地点并不存在，却让马来西亚华人读者轻易地感受到熟悉的日常空间。

上述场景并非单纯的地理坐标堆砌，更承载了市井的烟火气息和小人物的生活脉络，构成了小说中虚实交织的叙事。这种手法赋予了小说“黎紫书式”方志风格，将现实城市与文学想象融合，创造了一个充满文化意象和人情味的文学空间。通过银霞的“听觉视角”，读者得以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肌理和灵魂，感受其中深厚的马华文化与历史积淀。

02

安得“楼上”千万间——“楼上楼”的成长生命史

《流俗地》是黎紫书从历史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转向小叙事/细琐叙事（little narrative）的一次重要尝试。她深入挖掘怡保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记忆，构建出一幅充满“地方感”的文学地图。正如人文地理学家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所阐述的“地方感”，这一概念由地点（location）、场所（locale）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三个要素构成。[6]

首先，地点（location）指的是地理位置及其物质环境，这是地方感的基础，承载了历史和自然的印记。[7]在《流俗地》中，怡保的地理位置与其锡矿资源的历史渊源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独具魅力的地点，这为小说的叙事奠定了基础。

其次，场所（locale）则指人类活动所改造的环境，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这些活动赋予地方一定的特性和功能。[8]例如怡保的“楼上楼”不仅仅是建筑物，而是凝聚了当地居民生活和社交活动的核心场所。它见证了几代人从这里进进出出，经历着城市的兴衰和人事的变迁。“楼上楼”的存在，使得这座建筑成为社会互动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增强了怡保作为“场所”的个性化特性。

最后，地方感（sense of place）则是人们对地方的认同与归属。它结合了主观认知和价值取向，使地方成为一个富有人文意义的概念。[9] 在《流俗地》中，“楼上楼”承载了人物的记忆与情感，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情感空间。小说通过描绘“楼上楼”的成长与衰落，反映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以及他们在变化的时代中对地方的认同与归属感。这种认同感不仅仅是对建筑物的依恋，更是对生活于其间的社区和文化的认同。

通过对“楼上楼”的细致描绘，黎紫书成功地将怡保的地方感具象化，使其成为小说中的重要象征。“楼上楼”不仅反映了怡保的城市变迁，也深刻刻画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历史记忆。在这部作品中，地方感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人们在生活和互动中赋予的深厚意义。

对于家乡怡保，黎紫书有说不尽的牵肠挂肚。她在这里成长、接受教育，也曾在地方上担任记者。她曾表示：“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直到35岁之前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马来西亚。”[10]这一经历使她对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的认知与理解，与那些长期在国外创作的作家大相径庭。她的成长背景和生命体验与怡保这座城市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联系，构成了她个体的“地方感”。因此，她自信地表示：“吾若不写，无人能写。”这种“舍我其谁”的创作姿态展现了她对故乡的深厚情感与书写使命。

在《流俗地》中，黎紫书通过盲女银霞的视角，将锡都的地方人事编织成一张兜网般的叙事结构。这种写作企图十分明显，正如她所言：“通过描绘‘锡都’这片虚构的流俗之地，我想写的是我的老家怡保，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整体变迁。”黎紫书在十年前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中，已展现了复杂的三重或复调叙事结构，当时积累的写作资源尽数展现。尽管《告别的年代》中对“五一三事件”的描绘承载了马来西亚华人沉重的历史记忆，但作者以写实的笔触刻画了华人家庭三代人的故事，努力构筑起“锡埠”家乡的底层角色。这种叙事方式为《流俗地》的创作铺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使黎紫书得以更深入地探讨地方与个体的复杂关系。

在《告别的年代》中，黎紫书通过三层叙事结构描绘了怡保的多重面貌。第一层聚焦杜丽安从贫困的戏院售票员到酒馆老板娘，象征底层奋斗的生命力。第二层聚焦于“你”，一个在“五月花”旅馆中寻找失踪父亲的女孩，代表对身份和归属的寻求。第三层则聚焦作家韶子，她既是《告别的年代》的作者，也是小贩杜丽安，这一身份交错反映了作家与角色之间模糊的界限。通过这三人的故事交织，黎紫书展示了怡保华人城镇的“小历史”，揭示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复杂面貌，并在多层次的时间与空间中探讨地方记忆和文化传承。

尽管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表面上与历史事件如“五一三事件”无关，他们的生活仍受到时代背景的潜在影响。黎紫书以写实的笔触捕捉他们在政治环境下的挣扎与生存，勾勒出华人社区的“小历史”。这些角色虽然被历史边缘化，却通过个人努力和坚韧回应生活挑战，正如黎紫书所言：“事实上对杜丽安这一类的小老百姓而言，这种历史事件本身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没有因为这一天有任何改变。”[11]

这些小人物在政治大环境下的处境其实显得岌岌可危，然而，《告别的年代》中的杜丽安们依然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她们决意告别“母”辈的年代，学着与这座城市安然相处，而城市也以自己的方式承载着她们的日常。黎紫书通过作家韶子这一角色表明“笔下的锡埠并非虚构，就连书中的某些事件和人物也都颇有根据”[12]。这种写作风格与方志小说的元素相呼应，作者成功记录了这一方域的风土人情。

十年后，黎紫书在《流俗地》中更进一步，将她擅长的细节描绘技巧发挥到极致。在《流俗地》中，黎紫书延续了对怡保的细致描写，并通过盲女银霞的视角，将城市的日常与人情织入小说叙事。银霞以听觉感知连接城市的过去与现在，赋予锡都独具风采的文化意象。银霞作为视力缺失但感知敏锐的角色，重新诠释了城市风貌，强化了城市的地方感与历史厚度。黎紫书尝试探索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变迁，将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形成充满地方感的文学空间。

与《告别的年代》的复调叙事不同，《流俗地》更加专注于怡保的底层人物，通过银霞的“听觉视角”探索城市的肌理。银霞凭借声音“游走”于锡都的各个角落，感知这片土地的温度和脉动。黎紫书在小说中真实还原了地标如南香茶室、鸿图酒楼等，并虚构了符合华人日常的场景。这种虚实结合的方式，使《流俗地》不仅记录了城市风貌，还赋予怡保深刻的人文意蕴。

若将方志视为“一方之全史”，《流俗地》再次展现了马来西亚华人在几十年间的风雨悲欢与人事流变，并捕捉到华人城市文化变迁的重要面貌。小说不仅明确呈现其物理空间——怡保“锡都”，还细腻描绘出锡都市井生活的“长卷浮世绘”。然而，这次黎紫书通过“盲女银霞”这一有缺陷的底层女性角色，重新诠释并构建了这座城市的风貌。

小说中的“近打组屋”，被称为“楼上楼”，是早期华人社区聚居的地标，“就在旧街场一隅，临近小印度和坝罗华文小学，有一座组屋，楼高二十层，曾经是城中最高的建筑物”[13]。这座组屋外观装饰着铁窗花，远远望去宛如一座白鸽笼，楼上的单位彼此紧密相连，楼下则是一些老商铺，聚集了不同社会阶层与族群的居民。组屋内“狭隘的走道与逼仄的居室”象征着封闭、暗黑的生活状态，暗示其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态。

大多数组屋居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如开大卡车走南闯北的奀仔、在城里驾驶德士的老古、经营理发店的巴布以及在报馆做杂差的宝华哥。他们似乎被迫挤入这狭窄的空间，日复一日地生活，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去突破困境。这无疑反映了早期马来西亚组屋华人社区的典型构造。黎紫书在小说中对这些人物的生活形态和内心需求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观察：

楼上楼的住户，在那一幢组屋里朝见口晚见面，居民不分种族像是感情甚笃，可一旦离开了那里，以后便像流落在人海中，各自随波逐流，很少会再联系和碰面。也许那地方本无可留恋处，人们莫不是因为潦倒，住不起像样的房子，才会落难似的聚集在那楼里，忍受狭隘的走道与逼仄的居室，因而楼上楼的居民多数抱着寄居的心态，从搬进去的那一日起，便打定主意有一天会搬走的；走的那一日也意味着困境已度，人生路上走到了宽敞地，再不需要与同病相怜者相濡以沫。[14]

这些组屋与花园住宅不同，通常建造在人口密集的城区，旨在应对人口增长，同时符合新型城市规划的需求。例如，在吉隆坡大都会，从1957年到1968年期间，商机涌入，经济活动繁忙，人口需求急剧增加。当时老街区店屋无法容纳大家庭，政府为了迅速解决人们居住问题，开始打造集合住宅，就是廉价组屋。这种居住格局在马来西亚许多城镇中十分常见，构成了许多华人社区的聚落形态之一。黎紫书在《流俗地》中以近打组屋为叙事空间，通过对场景的真实还原，展示了一代人落户这片土地的际遇、命运和尊严。

正如《告别的年代》中的杜丽安一样，《流俗地》中“楼上楼”的市井小民也面临着如何告别过去、活在当下的挑战。这些组屋居民各有际遇，尤其是女性的命运更加艰难——被男人抛弃的蕙兰和莲珠、染疾的何门方氏（肺炎）和梁金妹（直肠癌）、马票嫂早年遇人不淑、少女春分未婚先孕、银霞在盲人院被强暴……命运的摆弄教会了她们隐忍和坚毅，让她们在锡都这个地方活出了自己的样子。如果说杜丽安通过拒绝回望历史，尽力在红尘中求存，那么“楼上楼”就是黎紫书用来放大这一命题的大染缸，再次考验着一代人。

出生在组屋中的一代，主要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虽然希望远离历史赋予的忧伤，但现实中的挑战更加严峻。这一代人难以完全抛弃历史的阴影。“当年组屋的男人都在关注世局时事，大辉半大不小，人虽然挤进这些小群众里，话却终究插不进去。这些人见过动荡社会的，谁没经历过当年的五一三事件呢？时隔将近二十年了，大家提起这个仍禁不住脸上色变，对时局愈发担忧。”[15]对于黎紫书最关心的女性群体，尽管她们对国家大事的认知可能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漠不关心。“楼上楼的妇人自有她们学习国事的管道。”[16]

“楼上楼”的女人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与这座城市互动。尽管她们因困境而迁至此地，但最终赋予了这座城市生机，展现了最真实的生活气息。银霞虽然失明，却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纽带，将人与事紧密连接起来。年轻时，她通过编织网兜谋生，后来成为出租车接线员，并与“楼上楼”的细辉和拉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银霞家与细辉家上下相邻，拉祖的父母则在楼下经营一家巴布理发室。楼下还有众多小店铺，这些共同构成了马来西亚典型华人城镇的日常景观。

小说展现了平凡而持久的日常生活，描绘了邻里间的友好情谊、街坊的婚丧嫁娶及各种风俗节庆。黎紫书通过琐碎的细节如镇流器的嗡嗡声、理发室的香气、悠闲穿梭的猫，细腻地呈现了生活气息。尽管拉祖和细辉早已离开学校，但银霞依然默默地在楼梯间等待细辉，为他带来安慰。随着他们的成长，尽管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向，他们仍会在红白事上相聚，细辉带着母亲参加马票嫂丈夫梁虾的丧礼，蕙兰一家为婆婆何门方氏奔丧，何门方氏带媳妇婵娟到九玄娘娘庙问觋，再请道士驱鬼禳灾，莲珠儿子的百日宴和中秋团圆饭等。这些习俗和日常生活，体现了在地人们的成长和生命历程。

03

大庇天下“女士”俱欢颜——走向美丽园宽敞地？

黎紫书的故乡怡保，作为曾经的锡矿之都，早已走向衰落。无论她多少次离开或归来，家乡的面貌几乎未有变化。怡保的步调显得格外迟缓，除了作为假日旅游小镇，在商业和工业领域乏善可陈，城市的活力其实在逐渐消退。然而，黎紫书在《流俗地》中刻画了底层市民的生活群像，重新构建并唤醒了我们对上一代人坚韧精神的记忆。这种记忆不仅连接起当代人与上一代人的情感纽带，也塑造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记忆，尤其是女性命运的集体记忆。小说不仅揭示了那些在苦难岁月中顽强生存的底层人物的坚韧不拔，还通过对地方的深情凝视，揭示了“地方感”的形成过程。

当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只有对地方进行生动且真实的描述，才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高成就。他将“地方感”解读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特别重视“人—地”之间的情感关系，即人与地方间根植于自然环境的情感纽带——“人对地方的爱”，这正是典型“地方感”的表现。[17]近年来，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进一步关注性别与“空间”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机制。琳达·麦道威尔强调，男性与女性在空间和地方的体验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通过女性所处的附属空间与男性主导的权力空间得以体现。她指出，性别关系在社会中形成特定的地理格局，并在塑造性别与地方的社会空间中发挥核心作用。[18]

盲女银霞与城市的互动，正是女性如何在受限空间中寻找力量与归属感的缩影。她通过与地方的情感连结，为自身和空间赋予了新的意义。这种关系不仅揭示了女性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策略，也体现了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建构自己的地方感。尽管银霞视力受限，无法看见世界的全貌，但她从“楼上楼”搬到“美丽园”的过程中，始终在跌跌撞撞中探索自己的方向。

小说中的多个场景既记录了银霞的个人经历，也成为她与他人之间情感的纽带。坝罗华小附近的大伯公庙对面的人民公园，是银霞荡秋千摔伤的地方，也是她与顾老师结缘的起点；顾老师帮助她处理伤口并送她回近打组屋，给了她一份意外的关怀。近打组屋见证了她与拉祖的友谊，拉祖将从楼下关二哥竞猜得来的手表转赠银霞，成为她珍视的纪念物，用以纪念那个“光明的”拉祖。当手表丢失时，银霞难掩悲伤。这些空间不仅是银霞生命经历的记录，也象征了她与城市、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揭示了女性如何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重塑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小说“囚”一章中，银霞与顾老师被困于电梯内的黑暗狭小空间，这一象征性的场景将她置于最为压迫的环境中，反映了她内心的挣扎与解放。正是在这种密闭空间中，她卸下心防，向顾老师坦白了自己十六岁时在盲人院遭遇强暴的经历。这一告白不仅是对过去创伤的正视，更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走出“流俗地”的禁锢，银霞展现出一种乐观且坚韧的态度：“连你们开着眼睛的人都觉得世界不安全，都必须活得小心谨慎，更别说我们这些看不见的人了。”她的独白揭示了黑暗不仅是环境的困境，更是自我认知的隐喻：“这里漆黑一片，别说我看不见你，怕是连你也看不见自己，不晓得自己是谁。”[19]银霞面对黑暗勇敢诉说的姿态，使她成为小说中充满生命力的存在。

尽管俗世浮沉充满压迫与黑暗，银霞和其他女性依然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努力理解并改变她们的世界。马票嫂和莲珠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马票嫂将自己的人生比作经历了十八层地狱，最终逃离陈家的凌虐，凭借卓越的记忆力和口才，以写万字票为生，活跃于新旧街场，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人，到哪儿都广受欢迎”。何莲珠则在年少时寄居于大哥家中，后在二十多岁时嫁给了拿督冯，凭借美貌和风姿成为公众瞩目的人物——“你的莲珠姑姑啊，以前住在楼上楼，豆腐这么一点大的地方，她居然没憋死，还等到这一天脱胎换骨了。”[20]尽管马票嫂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何莲珠的婚姻也因背叛而破裂，她们在命运的波折中展现出对苦难的不屈抗争。这些女性通过与命运的持续搏斗，在压抑环境中寻找自我价值，彰显了她们的韧性和勇气，成为俗世中不灭的光芒。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竭尽所能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宽敞地”。“楼上楼”作为一个过渡的居所，最终被居民抛弃，正如小说所言，“能把昔日邻人都召来聚首的，唯有家中的红事白事”[21]。在银霞和细辉母亲的丧礼上，吊唁的人流已不复当年“楼上楼”的热闹，显示了空间和时间的变迁如何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出身于巴布理发室的拉祖如愿成为大律师，却不幸英年早逝；细辉与银霞彼此心生情愫，但最终各自成家；银霞历经苦难，最终嫁给了顾有光老师，找到了安稳的归宿。这些叙述不仅展现了人物在空间转换中的命运流转，也深刻暗示了“地方感”对他们生活的塑造：空间的变化不仅是物理上的迁移，更是情感和社会关系的重塑。在这些变迁中，人物的生命轨迹反映了个体与地方的互动，彰显了地方感作为情感纽带的深远意义。

《流俗地》的故事从“楼上楼”延续到“美丽园”，贯穿了三位童年好友的成长历程。这两个物理空间伴随着人物与情节的发展，不仅展示了锡都这座小镇的标志性景观——如密山的盲人院、密山华小、“锡都无线德士”公司、红毛丹幸福院（精神病院）、墓园福报山庄、坝罗华小、休罗街、美丽园和对面山景花园的双层楼房、古楼河口、文冬新村入口的智障者收容中心以及旧街场的豆腐花和鸡丝河粉、葡式蛋挞——更通过这些场景勾勒出锡都的日常图景，营造出浓厚的地方感。

尽管《流俗地》反复呈现怡保锡都的景观，作品并不仅限于地理空间的描写，而是深入探讨了人文地理学家对“地方感”的理解，即人们对某一地方的情感依附，包括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三个维度。[22]早在1978年，美国环境心理学家普罗珊斯基（Proshansky,H.M.）将这种自我与环境的认知连接定义为“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认为这种认同源于与环境相关的意识或无意识的想法、信念、偏好、感觉、价值观、目标、行为倾向及技巧，从而与具体的物理环境建立紧密联系。[23] 1983年，他进一步指出，地方作为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是“客观世界社会化的自我”（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涵盖了对环境的认知、记忆、价值观和情感联结，以及个体与家庭、学校、社区等场景的关系。[24] 小说通过空间的细节描绘，不仅展现了锡都的地方特质，还赋予了角色与空间深刻的情感纽带，使读者感受到地方感在个体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流俗地》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勾勒了锡都的景观，更通过人物与这些场景的互动，唤起对过去与当下的情感记忆，新颖地诠释了“地方感”。银霞、梁金妹、马票嫂、莲珠等女性是这座城市的中流砥柱，她们与城市的紧密联系赋予了锡都光彩与灵魂。马票嫂以写万字票为生，“活跃于新旧街场，是当年少见的以摩哆代步的妇人之一，足迹遍布近打河两岸”[25]。她的活动范围涵盖了近打购物中心、十三间、咸鱼街、靠近火车站的大钟楼和小印度，成为“楼上楼”女性们了解外界的窗口，“至少组屋上下二十楼，接近三百户人家，每一家都把她当好朋友”[26]。她不仅属于锡都，更是马来西亚华人传统妇女的缩影——经历了婚姻的破裂，她勇敢地带着孩子逃离，最终与梁虾再婚。马票嫂的坚韧与勇敢，反映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自我重塑，同时也体现了她们对地方的深厚情感，为锡都注入了丰富的人文韵味。

银霞与母亲梁金妹搬到美丽园后，依然未能如愿感受到“楼上楼”外所期待的“宽敞地”。美丽园的环境偏僻荒凉，土地长期荒置，滋生黑斑蚊，水牛、野狗、野猫出没，与现代花园住宅区的景象相去甚远。梁金妹在此确诊癌症，直至四年后，“那一块被她诅咒的野地才终于有了发展的迹象”[27]。这种荒芜反映了她们在困境中的韧性和耐心。无论在“楼上楼”还是“美丽园”，人物都展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坚韧品性。

尽管居住环境恶劣，小说中的人物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态度，以宽容和毅力表达对这片土地的情感。银霞的经历尤为突出，她逐渐接受并适应所处的环境，用顽强的意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黎紫书也曾感慨，离家多年后回到故乡，粤语中的粗俗话语竟令她倍感亲切：“老家虽然是你五年前离开的样子，一点进步都没有，但这种不进步反而让你觉得很宽心。”[28]她以宽容之心书写了这片土地的一切。

银霞的每一步都象征着在社会和空间的夹缝中寻找出路的过程。她的生活轨迹不仅展现了个人的坚韧，也象征了女性在面对社会和环境制约时如何以内在力量与智慧克服障碍，最终找到自身的位置。这种探索过程展示了女性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努力，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拓展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并赋予地方新的意义和情感归属。

在《流俗地》中，黎紫书通过银霞的故事，揭示了女性如何在受限的空间中寻找力量和归属感。银霞的经历展现了她们在面对社会重重限制时的坚韧与适应能力。银霞的眼盲象征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处境，她在城市中的行动则体现了女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坚毅的努力抗衡权力结构，从而在地方中建立起自己的存在感。

黎紫书通过人物的生活和经历，展现了女性面对困境时如何以温柔与坚韧的力量应对挑战。这些集体记忆与情感依附，最终构成了《流俗地》中深刻的地方感，彰显了个体在历史和社会变迁中的韧性与坚持。

小结

黎紫书的《流俗地》以细致而温情的笔触，将锡都怡保这一特定空间转化为女性精神与情感的独特载体。小说通过对“楼上楼”和“美丽园”等场景的描绘，不仅重现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历史与日常，还深刻展现了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如何通过与城市的互动形成独有的地方感。银霞、马票嫂、莲珠等女性角色在看似受限的空间中，凭借韧性和智慧，通过日常的抗争与坚持，为这座城市注入了生命力。

此文基于当代人文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尝试探视黎紫书以女性视角重构华人社会的文化记忆，从而展现个体在城市变迁与社会结构中的归属追寻，揭示女性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的复杂生存状态。作为一部“女性文本”，《流俗地》通过对女性命运的描绘，勾勒出城市与女性之间的双向互动，探讨她们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并定义自己的精神空间。这种细腻的探索与呈现，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对华人女性命运的深刻洞察，也深化了文学对地方感和归属感的讨论，凸显了女性个体与城市之间不可分割的情感纽带。

注释：

[1][马] 黎紫书：《后记：吾若不写，无人能写》，《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年版。

[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21页。

[3]参见晏杰雄：《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中国文学批评》2023 年第 3 期。

[4][18][英] 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徐苔玲、王志弘译，群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16页。

[5][13][14][15][16][19][20][21][25][26][27]黎紫书：《流俗地》， 有人出版社2020年版， 第 26页、22页、275页、29页、30页、365页、73页、278页、365页、73页、278页、30页、31页、318页。

[6][7][8][9]Agnew J.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Winchester:Allen &Unwin,1987.P43.

[10] 张瑾华：《讲故事的黎紫书，35 岁之前她没有离开过马来西亚》，《钱江晚报》2023年8月30日。

[11]黎紫书、赵妍：《黎紫书：马华作家的笔下 已不是雨林和动物》，《时代周报》2012年第35期。

[12][马]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页。

[17]Tuan Y F.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P23.

[22]Jorgensen BS,StedmanRC.Acomparativeanalysisofpredictorsofsenseofplacedimensions:A ttachmentto,dependenceon,andidentificationwithlakeshoreproperties.Journalof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6,79(3):316-327.DOI:10.1016/j.jenvman.2005.08.003.

[23]Pro shansky,H.M.TheCityandSelf-Identity.EnvironmentandBehavior,10,147-169.https://doi.org/10.1177/0013916578102002.

[24]Proshansky,H.M.,Fabian,A.K.,&Karminoff,R.Place 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8]蒋文嘉：《黎紫书〈流俗地〉：生命的暗流与霞光》，《现代快报全媒体》2023 年8月29日。

作者单位：

伍燕翎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