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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州》到《河山传》20部长篇小说中，《废都》堪称贾平凹反思和转换叙事策略的里程碑之作。如果说1980年代《商州》《浮躁》《妊娠》还处在模仿、尝试和追随阶段，处于由传统现实主义方法主导的萌芽期，《废都》的轰动性影响则客观上坚定了贾平凹的创作自信，实现了他“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1）的主张，由此进入了试验、摸索和开拓的生长期。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2），或“以实写虚，体无证有”（3）的思路和架构下，从获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开始，贾平凹找到了最适合他的介入现实和打开自己的方式，确立了他此后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和审美范式，迎来了激活和释放自己，进而发展、丰富和完善诗学体系的成熟期。对此学界提出的名目繁多（4），但似乎都很难上升到结构模式和审美范式的高度。因为评价标准并不一致，往往出现迥然不同的判断，症结恐怕就在大家理解“日常”“意象”及其相互关系时存在的分歧。

一、二元建构

贾平凹曾总结他的长篇小说观：

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有一群人在那个村子里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的就是那个村子发生的故事，等他们有这种认同了，甚至还觉得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们自己也可以写了，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5）

不满模式化和教条化的造作型叙事，贾平凹希望拆除长篇小说固有的围栏，在作者、作品、生活和读者间建立相互融通、平等对话的合作与协商关系。早在1987年8月5日，贾平凹就意识到“真真实实写出现实生活，混混沌沌端出来”（6）的必要。“真真实实”和“混混沌沌”道出了日常生活最内在又最难辨认的特性，这里也回响着刚完成《浮躁》后作者的反思：“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得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带有了那么一种束缚。”（7）按照“严格的写实方法”，正反人物须有性格、行动和语言上的尖锐对立。《浮躁》中的金狗和田中正却不免旁逸斜出，颇有越轨的笔致。金狗对雷大空“黑吃黑”的纵容，对石华的暧昧态度，以及田中正对小水的觊觎和骚扰，都有不合“章法”之处。面对似乎无法破解的难题，贾平凹另辟蹊径，转而寻找传统文脉的解决方案，这也唤醒了他自己几年前的兴奋与感悟。霍去病墓侧石雕，卧虎石的“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8）给了他灵感。贾平凹称之为“大汉朔风”（9）的这种气象和风格蕴含了他后来所看重的海风山骨和团块画法的气韵。

贾平凹长篇叙事结构由生活故事的表层和精神意蕴的深层两部分组成。实与虚、物象与意象、形而下与形而上、题材载体与虚构世界在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相辅相成。高度还原生活真实的《废都》和《秦腔》就密织了情节和细节之网，青天一鹤见精神。相比更早的中篇，同题长篇《废都》不仅改写了一女二男（邱匡子与程顺、林九强）为一男多女模式（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景雪荫、汪希眠老婆、牛月清等），还增加了对书店、药厂、四大名人、吸毒、鬼市、打官司、代写情书等日常现场与社会矛盾的描摹。作为《金瓶梅》《红楼梦》式的世情书或言情小说，《废都》一波三折的接受反差映射了意识形态与消费社会的博弈。《秦腔》则设计了长凤县清风街的新、老主任”夏天义和侄子夏君亭的对立，以淤地还是建农贸市场的道路之争来结构全篇，关涉乡村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医疗、文化、宗教、风俗、语言、交通、艺术、计划生育、“三农”等众多热点、焦点和亮点，堪称乡村社会全息照相与田野调查报告。夏天智交代还乡长子夏风“农村这事复杂得很哩”这一句，很可以作为全书的题记。复杂的乡土叙事包含日常生活的平静而激烈、简单而复杂、浅显而深邃、连续而断裂，“清风街的故事从来没有茄子一行豇豆一行，它老是黏糊到一起的”，或者说“也就是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日子像水一样不紧不慢地流着”（10）。夏天义之死预示了自然力量的强大，是贾平凹对行将结束的时代的祭献。白碑子就是这祭献的投射，表达了他无法概括的“失语”心境。饱满、灵动、纵横、幽深的细部褶皱逼真地还原了本色日常，呈现了类似社会档案的小说新形态。

至于意象的蕴藉，早在第一部长篇《商州》中就通过结构的张弛、平行线索的交织、相反相成的对比等有意味的形式渲染和凸显。《浮躁》中的看山狗、考察人似乎尚未摆脱生硬之境。从《妊娠》开始，经《太白山记》到《废都》，就有了较为成熟的运用。《高老庄》《怀念狼》则将意象建构推向极致，包含了生活与意象的上下、高低和雅俗的二元建构。

二、现实主义新变

得益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孙犁一脉的冲淡与温情，吸取苏俄现实主义和“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滋养，并自觉继承传统性灵文章与市井深描的文学衣钵，贾平凹走上了独特的日常与自然的诗学建构之路。

《商州》《浮躁》有明显的《边城》印迹。贾平凹的现实主义改造既投射在所选择和再现的生活方面，也体现在升华了的意蕴和本质层面，“如建造房子一样，坚实的基，牢固的柱子和墙，而房子里全部是空虚”（11），“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12）。在贾平凹看来，现实主义“长河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湾、滩、潭、峡谷和渡口”（13），他本人的长篇便是“下游”。比如游击队题材，从《浮躁》《病相报告》到《老生》《山本》，一改敌我、正邪和善恶分明的经典套路，掺杂了迷信、欲望、杀戮、残酷等越界叙事。借助童年记忆完成的“土改”叙事也颠覆了阶级壁垒和战争思维认知，地主、长工和干部几乎都完成了角色身份的互换。这些都透露了贾平凹重构现实主义的意图。

相比“十七年”经典现实主义文本，贾平凹长篇的改造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扩大了生活的广度，增加了生活的密度。色的浓淡、味的轻重、质的好坏、量的大小，尽可能原样保留，彼此的边界则尽量减少人为设定。为还原日常生活原貌，他甚至有意凸显那些一向被回避的内容，如被诟病为脏或臭的粪便、鼻涕、脓蛆等。那些嵌进日常意义链条的动物一旦被摒弃，完整的社会生活总体性很可能被破坏。《商州》中秃子的黄狗，《白夜》中虞白的丑丑，《土门》中的阿冰，《河山传》中的四个“我来”，都是借忠诚与通人性的狗建构农村生活的日常形态。

其次是将政治、革命形态切换为文化、日常生态，以意象/生活共同体来取代经意识形态筛选和过滤的本质真实。贾平凹曾谈及画家贾克梅第的椅子和毛巾，这种越界意象的震惊效果令贾平凹乐此不疲。《秦岭记》五十七篇断章是他进入“难识”的秦岭的方法。戴帽山神仙老汉（五十一）、换肾的跛子（四十四）、半坡村红豆杉古树（四十三）、会说话的鱼（三十九）、神鬼通道和灵魂出口的天窗（三十八）、扛银杏树的人（鬼）（二）都在民间精灵信仰中赋予意象以极大的意义生成空间。

除了实与虚、物象与意象，贾平凹还在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维度试验其长篇结构的弹性。超现实主义是将“大家熟悉的事物（日常）变成漠不相识的东西”（14）。这种陌生化被贾平凹本土化为“生活迷茫、怀疑、叛逆、挣脱的文学表现”（15）。贾平凹很清楚普通人的琐碎、乏味和单调生活的局限，所以想借宗教、伦理、文化和传统的超拔力量来提升。《古炉》中的善人一能接骨，二会说病，在身心两面护佑着村人，他的化身却是白尾巴红嘴鸟；刘高兴“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孟夷纯（《高兴》中的妓女）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16）。这一类灵性空间，与芸芸众生的世俗空间共建贾平凹长篇的日常诗学。

贾平凹在《高老庄》“后记”中最早谈论其小说的原生态和生活流写法。《秦腔》获奖扩大了日常诗学的影响，但即便一向自信的贾平凹对工业化快餐时代与慢读期待的错位也不无忧虑。他曾借巴塞罗那足球队的成功为自己辩护：“这样的消解了传统的阵形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烦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17）不倚重故事情节并不意味着无情节。贾平凹长篇都有主要的情节线索，他也善于拿捏高潮到来的时机，注重事件推进的动力装置。《秦腔》中的水库放水、退耕还林、计划生育、中街血案、君亭走高巴、年终风波、夏天义七里沟淤地，《带灯》中的樱镇群众斗殴事件，在看似细碎至极的块状叙事中都得到相当的凸显。这些传统现实主义的残留痕迹是作者善意的提醒，意在引导读者走出叙事的迷宫。从《浮躁》“抓社会的心态波”（18）到《废都》的“心灵真实”，再到“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19）的自剖，贾平凹形成了以感觉来观照、概括和提炼生活的现实主义逻辑。

《高兴》不仅是贾平凹新题材尝试的转折之作，也是他直面现实的调整和新变之作。小说结尾从西安到咸阳的地理空间转换貌似随意，实则是五富之死的有力铺垫。弥漫其中的无奈、苍凉、苦闷和绝望，在贾平凹此前的长篇中还未有过。随后《老生》中玉镯、白土、墓生之死，《河山传》中骆晓婷跳楼前连珠炮般26个“哭”“骂”，以及装修时被射钉枪击中的马某伯父一口气说出18个“毒”字，氛围营造大略相像。相比农民工之死，《河山传》中大老板罗山的意外身亡看似叙述者的强行干预，借以促成“屌丝”逆袭的励志桥段，实则是文本逻辑使然。预兆、巧合、祸福与死亡一道诠释了罗山的一生，涵盖了正邪、美丑和好坏。就功过而言，民营企业家罗山既是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也是古老民族复兴崛起的见证。如后记中所言：“角色倔强，顺着它的命运行进，我只有叹息。”（20）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与作者感觉体验的介入并不矛盾。《老生》第一个故事中游击队三海、李得胜、老黑、雷布和匡三都是英雄。前四人还是革命先烈。但从生命意义上讲，他们又都是有缺点、见个性的普通人。老黑长得黑，跟随正阳镇公所党部书记王世贞当“粮子”混饭；三海是个阉客；李德胜一时误会打死了跛子老汉；雷布靠打麝和野猪为生；匡三则乞讨、偷抢。精神与世俗叠加，革命叙事与民间传奇交织，一道成就了生命的离奇。先是“写我所熟悉的生活”的贾平凹，继之“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的贾平凹，最后则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21）的贾平凹。

三、日常诗学的延展与并置

贾平凹日常诗学交织着变与常、动与静。乡村、土地、道德、文化和秦岭代表了基础性、总体性意义层（常与静），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的世俗经验则意味着日常的物质建构，是变与动的故事层。第一部长篇《商州》八个单元第一部分都是风土人情与社会风貌介绍，可视为日常世界的故事层。离奇曲折感人肺腑的刘成和珍子的爱情悲剧则是崇高象征意义层。次要人物的配置也有高低美丑之分。同样喜欢珍子，与主人公刘成构成倒三角关系的秃子还原了复杂多变的现实，扩大了生活容量，刘成这一形象却寄寓着除暴惩恶的英雄理想，乃至提问救赎的形上指向。

贾平凹几乎每部长篇都有二元对照、映衬和互文性设计。金狗和雷大空（《浮躁》）、梅梅和眉子（《土门》）、刘高兴和五富（《高兴》）、带灯和竹子（《带灯》）等，都在参差交互中揭示了日常的丰富性与哲理性。《土门》《极花》的反模式化处理也是为了避免单一、肤浅和草率，以取得复杂调配的效果。

人物配搭、意象叠加与多重情节设计是一种并置（juxtaposition），显示了“日常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动态蒙太奇”（22），使熟悉之物陌生化，在日常发现奇迹。拿农民工题材来说，与《装台》的群像、《宝水》的乡村振兴不同，贾平凹的城乡对立影响到叙事的幽暗情调。《土门》的城市化浪潮与乡村的挣扎和衰败，《浮躁》中金狗怒打城里人耳光，《废都》中奶牛意图强奸城里女人的魔幻手法，都是压抑、愤怒和反抗情绪的宣泄。乡村似乎很难摆脱被慢待、欺压甚至沦为牺牲品的下场。《秦腔》的《后记》中也补充道，打工的几十人“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23）。与五富并置的刘高兴是贾平凹长篇中前所未有的新人形象。虽有生活原型提供叙述方便，但刘高兴身上确实出现了新的态度、情绪和行动。他乐观面对，积极融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和解，释放了解决农民和乡村困境的信号。乡下女子王秀秀在公交车上被欺辱（《商州》），苏红（《高老庄》）、翠翠（《秦腔》）、孟夷纯（《高兴》）的进城卖身，类似的经历屡见不鲜。《极花》中的胡蝶和訾米进城后，要么被人叫作“破烂”，要么果真沦为妓女。只有到了农村，她们才还原为日常生活的主人。反观《高老庄》结尾留下来的西夏，也许只是善良、同情和浪漫的愿望，并非城市降尊纡贵的象征。《高兴》的《后记》里，贾平凹明确表示自己“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24），但刘高兴的塑造是贾平凹干预生活，自觉寻找乡村出路，希望“奇迹”诞生的努力。《河山传》里的农民工洗河更将失败的刘高兴推进到不仅扎根城市还逆袭上位为别墅主人的传奇地步，吸引更多故乡人去城里建立“崖底巷”的抱负，使残破败落的农村迎来华丽转身的时机。洗河的成功不仅依靠机灵睿智，更与他对老板罗山的忠诚、分担，乃至同情心与正义感有关。如果说“缝纫机和一把伞在一张解剖桌上的邂逅”（25）是超现实主义并置的范例，洗河和罗山的并置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更是对乡村出路的设想和预言。

四、意象营建

长篇小说要记录复杂的社会情绪与文化心理，存留海量的生活感受的档案，作家必须具备敏锐捕捉日常生活辩证意象的能力。本雅明所谓“一个东西”的意象，指“当时和此刻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像闪电那样的簇集”或“处在静止状态的辩证法”（26）。就贾平凹的长篇而言，从题目的提炼到故事情节的设计，从主人公的形塑到叙事视角的确立，从语言风格的把握到生活细节的选用，大都在上述辩证意象主导下完成。《浮躁》中金狗为好友老板雷大空之死所写的悼词，《极花》结尾被解救的女孩胡蝶返回被拐卖地的决定，《老生》第四个故事里革命后代戏生在为匡三司令表演剪纸才艺时惨遭踢踹，都是现实生活中充满矛盾、引人深思的意象。相对于眉子（《土门》）、苏红（《高老庄》）和君亭（《秦腔》），成义、蔡老黑和夏天义更多是与可辨认的时代意象形成背反关系的悲情英雄形象。这类形象寄寓了作者的同情、悲悯，甚至欣赏，但时代落伍者已不能适应新的现实所建立的日常规则体系，《白夜》中宽哥的疾病（牛皮癣）、夜郎的被抓、吴清朴的死，都是控诉官僚和金钱社会的意象编码，到城市打工的五富之死（《高兴》），以及《河山传》中老板罗山和兰久奎的死亡或退隐，作为贾平凹意象营建的一环，也映现了时代和现实的新的面影。

在现代化、市场化及全球化趋势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持续书写故乡或地方所面临的冲击、应对和新变的“民族寓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生死疲劳》《兄弟》都写出了剥离、摇动、痛苦和裂变的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贾平凹的中篇小说也充满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的矛盾，但长篇小说这种清明上河图或浮世绘中的谈判、协商、流通和交易过程则更为复杂。《废都》中庄之蝶之所以位居四大名人之首，主要是因为他与传统的融洽共生关系。无论夫人牛月清（其祖父原型系《白鹿原》中朱先生原型牛兆濂）的显赫门第，还是对农耕文明的痴迷（一直吮吸乡下进城的奶牛的奶头），都暗示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庄之蝶的乡土性与民间性。源远流长的本土历史文化传统历来看重著书立说的名山事业，庄之蝶在公共空间的作家形象也强化了这种文化心态，成为享誉全市的名人则是这一态度的最好报偿。小说真正要写的是欲望形态的现代性风潮席卷而来，即便像庄之蝶这样传统的“西京名人”也陷入包括创作、官司和离婚在内的全面危机。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现代性风暴中，有感于现代文明在一战炮火中被摧毁的可怕事实，本雅明区分了震惊经验（Erlebnis）与可共享的经验（Erfahrung），提出了能够“提供现代经验的政治表述的各种表象形式”，也就是“把Erlebnis转变成了Erfahrung”（27）。对贾平凹来说，从山村到省城的身份转变使他对城乡关系的新变特别敏锐，所以他并未采取自己在中篇小说中已经谙熟的“歌德”方式，而是采用更为日常化的折中手段，努力在长篇小说许可的范围写出混沌模糊的经验（Erlebnis）。就所把握的形式（Erfahrung）而言，则是不同人物、意象、结构，乃至视角的拼贴与缝合。其中工商与土地的对立是贾平凹最常聚焦的问题，比如《高老庄》中葡萄园和地板厂，《秦腔》中农贸市场与七里沟淤地，《老生》中戏生的当归种植与鸡冠山矿区经营，《山本》中胭脂地和茶行。

如果说贾平凹长篇小说故事本身只是日常情绪、体验和直觉的载体，而其营构的意象世界才是超越性理想、精神和信仰，那么由此烘托的重大母题便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与道德伦理等恒常价值的失落，其大量作品一再深描乡土世界被侵蚀、阉割和消解的历史。贾平凹的乡村造像超越贫穷愚昧和美丽富饶的两极循环，既呈现出被侵蚀、被破坏的颓败样态，其日常诗学因为努力还原吃喝拉撒和喜怒哀乐的生活整体，又包含了不断寻求修复和重建的可能。

结 语

现实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要的新变是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此后长篇小说是感受、体验与直觉的增加与交叠，是在日常情绪、感觉、心态的褶皱中展现人性、人情和生命的跃动。迟子建《群山之巅》中神人安小仙被强奸，“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叶兆言《很久以来》中欣慰对春兰“一丝苦笑”包含的无奈、凄凉和伤别，陈彦《星空与半棵树》中安北斗的理想与温如风的现实反差，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和余华《文城》中不同的“寻找”，苏童《黄雀记》与王安忆《匿名》中的罪案，都是从社会生活的症候、人生苦难的隐微与现实遭际的窘迫来探查日常的深处。90年代是贾平凹不断试验日常叙事+意象超越模式的黄金期，也是他释放自我、探寻物我统一的关键期。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嬗变，贾平凹长篇的小说杂取古今中外、传统民间的丰富元素，凸显秦腔声势、汉石气象和唐都活力，实践了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和无边性。下笔之处，仿佛尽是石虎丑石，混沌、朴拙、粗陋、低劣、俗恶，实则别开生面，粗犷中透细腻，简朴里见神韵。尤其作为重复、单调而又充满欲望、算计、痛苦的生存状态，日常生活本身不就是石虎丑石般的存在吗？贾平凹的理想也许就是穿越充满眼泪、哭声和咒骂的现世沼泽，抵达佛光普照的彼岸。穿过云层即是阳光，日常生活的断片也能折射时代社会的总体。

注释：

（1）（7）贾平凹：《序言之二》，《浮躁》，第4、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2）（19）贾平凹：《〈高老庄〉后记》，《贾平凹文集》第15卷，第409、40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3）（12）贾平凹：《〈怀念狼〉后记》，《怀念狼》，第271、27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4）如“法自然的现实主义”，见陈思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倾向》，林建法、李桂玲主编：《说贾平凹》（上），第9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土’与‘狠’”，见陈晓明：《“土”与“狠”的美学——论贾平凹叙述历史的方法》，《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贴地’与‘飞翔’”，见吴义勤：《“贴地”与“飞翔”——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价值虚无，形式上相当失败”，见鲁太光：《价值观的虚无与形式的缺憾——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等。

（5）（11）贾平凹：《后记》，《古炉》，第606、6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6）贾平凹：《〈妊娠〉序》，《贾平凹文集》第10卷，第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8）贾平凹：《“卧虎”说——文外谈文之二》，《贾平凹文集》第12卷，第2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9）贾平凹：《王蓬论》，《贾平凹文集》第12卷，第6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10）贾平凹：《秦腔》，第21、90、50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13）（15）贾平凹：《后记》，《暂坐》，第275、27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14）（22）（25）（26）（27）〔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第78、524、78、119、114、74页，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6）（24）贾平凹：《后记（一）我和高兴》，《高兴》，第449、44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7）贾平凹：《后记》，《带灯》，第3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8）贾平凹：《对于长篇小说的随想——一次会上的发言》，《贾平凹文集》第14卷，第14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0）贾平凹：《后记》，《河山传》，第28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

（21）贾平凹：《后记》，《山本》，第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23）贾平凹：《后记》，《秦腔》，第51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