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我而言，读《千里江山图》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因为书中故事的发生地点、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都在我小时候的住家附近，大概也就在一两公里范围内吧。上小学之前，我大多住在祖母家，就在北京东路、圆明园路的交界处，后来的《文汇报》大楼就在边上紧挨着。百步之遥就是四川路，沿路往北，一直可以走到鲁迅家里去了。也可以在虹口拐个弯，走进左联成立会的多伦路上。朝东不远，经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看到黄浦江了。沿江往南，是公共租界的核心区域，再往南，就是十六铺码头了，杜月笙在此发迹。北面不远，则是鼎鼎有名的外白渡桥，下桥北，东侧是礼查饭店，西侧就是上海大厦。桥南临江，是外滩公园；公园马路对面，桥下转弯处，有块小空地，是当年附近孩童的玩耍乐园。后来的上海政府外事机构，也一直设在黄浦江苏州河交界处的这块三角地。陈千里乔装成富商纪先生，孤身虎胆，明进暗出中汇信托银行所在的天津路，就在祖母家的西南面。《千里江山图》带着我像是重新徜徉在了小时候奔跑、打闹、呼啸着的上海马路上了。

那时，黄浦江边的大马路是游行队伍必经和汇聚的场所，马路足够宽阔。我在家里就能听见窗外传来的口号声。出生于1960年代早期的人，人生的第一记忆，或者说最早最壮观的场景记忆，或许不少是和我相同的吧。因此，那里是大人闹革命的场所，不是我们小孩最常玩耍的地方。我们常去的是拐过弯的苏州河沿岸，那里的马路相对狭窄些。特别是苏州河上有两三座桥，不像黄浦江上几乎没有桥，除了外白渡桥。

我在上海交大开设创意写作课，用了《千里江山图》作为阅读和讨论的小说。我问同学：如果你想让一群人物出场，最常用的方法会是什么？他们说是开会。开会就是一个常见、常用、永远也不会过时的人物出场套路。开会也可以有变体、变相，比如说林黛玉进贾府拜见老祖宗贾母，贾府上下各色人等纷纷汇聚过来，连宝玉也来看神仙似的妹妹，这其实就是开会的套路。文学叙事的手段历数百年还就是那几招。《水浒传》中梁山头领们也常在聚义厅里开大会。孙甘露就让地下党们在我儿时玩耍的地方，提前了40年开了一次会，人物带着悬念一一出场，打开了《千里江山图》。会议的神秘、猜测和期待，还混杂着隐隐的激情、躁动，烘托着人物或隐或现、或浓或淡地从历史中走出来了。

小孩们在苏州河两岸疯跑，因为有桥，奔跑就有了起伏、缓急，就有了戏剧性和情节性。苏州河桥就是我们汇聚的地方，每天乐此不疲。唯一的惊险事故是从桥上疾冲下来，收不住脚，狠狠地朝前摔出去了，头破血流，咧着嘴哭哭啼啼地回家。也有摔断腿或胳膊的，被叫来的父母急送去了医院。但这都不会减少小孩们的玩兴。我们的乐趣很简单，也很丰富。我们不知道40年前这里、附近就是地下党开会的秘密据点。革命的、游戏的、生活的激情，都在这里汇聚。没有被告密和出卖的危险，一点皮肉之痛算什么呢。呼叫奔跑着的孩子们是多么单纯啊，哪怕隔壁的大马路上正有人被戴着高帽反铐着双手游街。那是另一种时代的壮观聚会。

当然不只是玩，革命无处不在。老师布置小学生要做好人好事，这是我们这群小孩的专长。德云社郭德纲、于谦说相声，说是为做好人好事就扶老奶奶过马路，过来过去，再过来过去，图个形式，也有了好人好事的数据增量。我们是实打实地做好人好事。因为有不少重载满载的三轮车上苏州河桥，我们就在桥下等着三轮车过来，然后两三个小孩一起，奋力推车上桥，着实帮上了不少忙。下桥时，又帮着拉紧车栏减缓车速。苏州河上的几座桥还是很陡的，刹车失灵的话，大概率就会翻车，特别是要下桥拐弯时。可谓上桥出力难掩兴奋，下桥危险则时显仓皇。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我读《千里江山图》，就在地下党突破敌特围捕的描写中，近似体验到了那种在苏州河桥上下推拉车时的心情。生活中充满了革命的激情，革命渗透进了生活中的细节，游戏玩耍也有着革命的情绪价值，生活的内涵因此变得无比的丰富。我的童年、少年的生活，相比于那个时代，可谓沉浸在了别一种革命的氛围中。这使我在记忆的深处，在个人史的心理积淀中，能够感受、体验、呼应《千里江山图》的革命悬疑图式。

我们都在谈历史、写历史。不同之处是，我谈的、写的主要是个人史，《千里江山图》是宏大叙事。但其实，个人史的背景仍是宏大叙事，宏大叙事的细节也置身于个人史，两者都是由鲜活的生命个体、无价的时间所构成的。我的个人史渐渐隐没在了历史中，隐没在了尘埃中；历史的宏大叙事则注定要不断地走向无数时代的前沿，重组历史的当下记忆。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焦循本来说的是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更早，还有人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显然，红色的宏大叙事就是一代之文学，尤可谓当代文学之所胜。不经意间，我的个人史、特别是我的个人体验，嵌入了《千里江山图》的宏大叙事中。首先，是它唤醒了我的个人史记忆。那个空间散落于半个世纪的时间缝隙中，碎片连缀起了真实的历史和我的感受与思绪。

既然说到了红色的宏大叙事，那就要说左翼文学、红色文学了。如前所述，我的个人史底色，也在外滩和苏州河畔被染上了红色。那个时代正是左翼狂飙的极致。至今回想起来，不由我不感叹上海这个都市社会的容纳度、前沿性和世界性。追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或者说启蒙思想的开端，总不免于聚焦于北京、北京大学。因为有“五四”学生运动为其显著标志。其实，革命的萌芽和形成席卷之势，都离不开上海的历史文化土壤、现代文化生产及传播条件的支持，还有上海的国际化和世界性的文化前沿位置。从文化机制上说，一切都源于上海。特别是说到左翼文化、红色文化的潮流运动，更是在上海才真正成为一种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社会面上展开的文化思潮。作为左翼的核心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我想在文学史的层面上来展开一下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讨论过的。引用一下我自己的书，《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在谈到革命文学论争和鲁迅的关联时，概括强调了几点：一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具有鲜明的国际背景，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十分显著；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左翼文化运动、文学运动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毋庸置疑；三是开创并实践了组织化的文化政治运动方式，政党政治在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四是建立了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和启蒙文学传统的历史维系，并因此形成了文学史主流（该书后续行文中还讲过：经由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连接上了延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五是革命文学运动构成了一场重大传播事件，这一事件的规模只能发生、形成在上海这个国际化都市的文化生产氛围中。革命的成功依赖于领导权的归属和革命的传播，好比学术研究的成功依赖于学术成果的传播。我以为，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千里江山图》的故事时空及其故事发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包括这部小说产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许，只有在上海这样的世界都市，才能发生革命文学运动，才能发生左翼文化运动，才能像鲁迅那样南北颠簸栖居无地之后终于在上海结束过客生活而沉浸于市民文化的日常世界：同居生子经营家庭、看电影喝咖啡吃西餐、社交聚会搞社团、斗气吵架乃至打官司……同时，不失为左翼文坛的领袖、左翼作家联盟的精神领袖。左翼和红色只能在上海这样的都市才能显出本色的自觉，才能显出自身的底层逻辑，才能诞生出革命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也正是《千里江山图》中中共地下党的政治本色和生活逻辑。一如我和小伙伴们欢快地在苏州河桥上无师自通、不遗余力地推车上桥，再拉车下桥。这就是革命，这也是生活。都市的生活、上海的生活，最容易融入革命的意识形态、革命运动的细胞，然后孕育、生长，成为实际的生命体。

在做出这些关于革命文学运动的论断前后，我特别具体地强调提出了鲁迅在“上海日本”的“二次留学”。那就是他在内山书店的买书。当他弥留之际，他仍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抵达上海第三天的下午就拐进的日本人开设的书店的情形。“欢迎您！我是内山完造。”“老板您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是周树人。”他们的见面寒暄想必就是这样的。在两人认识前的十年，内山书店只是一家售卖宗教书籍的不起眼小书店。十年后，渐渐扩大规模，并且出售、代售、预售起了人文社科类书籍，其中就有世界各国的左翼书籍，主要还是日文版书籍。从内山书店的发展背景里约略就能看出国际化格局中的上海的前沿、开放、包容、多元的性格。

1927年10月，鲁迅抵沪。当年的最后两个多月，鲁迅去了内山书店不下于28次。1936年10月18日，鲁迅去世前夕留下的绝笔，就是给内山老板的一张字迹潦草的求医便条。在鲁迅与内山相交的十年间，最具重要性的是，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买了千余种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书籍，还有相关的各类世界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从鲁迅后期的翻译作品可以看出，这些书籍不仅改变了、构成了鲁迅理论资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体系，确立了新的世界观定向，而且直接支持、构成了他在上海期间翻译活动的基本材源内容。也就是说，鲁迅在内山书店的书籍购置实际上成了他后期思想实践、文学实践的崭新基础。鲁迅在经历了厦门和广州的周折与尝试之后，抵沪、居沪的最后十年，终于获得了一种新质的文化动力和政治动力，这使他能够在革命文学论争和左翼文化运动高潮的洗礼下，有了重新出发的姿态和可能。向着左翼，向着苏维埃，向着马克思主义，向着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向着世界、向着最为广大的人类生活，这就是鲁迅在上海定向的姿态和朝向。这就是上海文化和上海生活所支持、所赋能的鲁迅的新姿态。

我把鲁迅在上海发生的这一经历和人生定向，视之为他的“第二次留日”的结果，一如第一次留日发生的“弃医从文”。他的“第二次留日”的教室，就是内山书店；上海就成为鲁迅留学的“上海日本”。只是在本文的旨趣里，鲁迅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鲁迅是重要的案例；我的重点是要突出上海之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发生地、上海之为世界现代左翼的中国中心的时空里所发生的故事，这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前世历史。《千里江山图》、我的外滩和苏州河童年生活，都在同一条时间线上。鲁迅出入内山书店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思想面向，通向的是延安，通向的是世界，通向的是未来中国。我的苏州河桥一路向北，可以抵达景云里、大陆新村；一路向南，附近就是《千里江山图》的人物空间，再向南，就是工人聚居的南市；中间向东，是黄浦江外滩、公共租界的殖民地世界，隔江眺望到浦东的菜地和江南造船厂；向西，越过英法租界、静安寺，就是上海本土的西郊。这就是上海。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也是现代的上海。

左翼的中心，世界的面向，我对上海的这两个定位，实质想说出的是上海的海派特质。海派特质是一种文化性格、文化特质、文化积淀，就是上海的国际性、世界性的特质，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我概括为三点来说，一是契约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多元性。老生常谈中也有一点我个人的体验和体会吧。

从常识来说，契约性和商业化、商业社会的发达有直接关系。人们常说上海的特点是商业社会形态最为发达，这话并不错，完全正确。商业发达须有规范保障和法律条件，前提必须是契约社会的形成，并能成为社会管理和社会关系的主流价值观。商业社会的市民文化、生活文化也以此为基础成形、成熟及延伸。商业化只是表象和形态，契约性才是肌理和根底。契约性既是上海的意识形态，又是上层建筑的最大公理基础。所以，上海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本分、彼此界限的利益关系十分明确，人与人相处的关系边界感就相当的敏感和自觉，连带形成了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等价交换投桃报李之类的人情规则。这在“外地的中国人”眼里，就是上海人不能不显出很小气，乃至很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地域文化特征。在我说来，这实在就是上海文化的人际关系的自觉规则和公理品质。现代社会只能在此商业契约化的生活形态基础上发展成型。有件亲历过的小事，就颇能说明上海人、上海文化性格在其他环境中的格格不入。我们同事组团公务出访，行前我提议，为方便在国外应酬交往等的方便，每人出资若干，由一人保管并负责支付记账结算，大家同意说好，但直到机场汇合时还没有完成集资。登机前，我说应该马上集资管理了，下机坐车就会发生支付的情况，总算完成了这件事。事实上，这个小细节在集体出访中是非常重要的，否则难免会有尴尬，造成不适或不快。欧美乃至日本人处理这类事已经习以为常有了惯例。有次我接待法国一个大学来访四人一行，下了出租车，一人付车资后，他们就在咖啡馆里四等分均摊了车资。这情形绝对是我们中国人不可忍受且极其鄙视和嗤笑的。但我要告诉你，作为上海人的我，却很理解他们的行为。我的导师以前就对我说，老派规矩的上海人在金钱上都是很分明的。那次我就在旁微笑着帮着法国校长和教授们计算人民币。说回到我们的出访，回国后某天，一位同行的老师忽然说起，上次出国，没想到吴老师居然真的在机场就收了每个人的钱，还算得那么清楚。可见我的行为多么出人意料啊。他们到底腹诽疙瘩了多久？可是，上海人的边界感就在这里，大家各安本分，做好自己就好了。换句话说，上海是一个以私人权利为基本价值观形成公共生活主流规则的都市社会。归根结底，就是社会的契约公理深入到了生活的细节之中。否则，你就理解不了鲁迅为什么会撕破脸面和李小峰打官司追讨版税。鲁迅知道，为钱的利益可以诉诸法律，这就是上海的生活规则和社会公理。官司结束后，并不妨碍鲁迅仍会和李小峰交往、合作，乃至共赴饭局，举杯言欢。

于是，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千里江山图》中，要设计陈千里乔装进入中汇信托银行巧取保管箱密件的情节。这个情节的功能有很多，包括揭秘了“西施”的真面目。但上海的商业底层规则在其中起着可信的叙事支持作用。正如银行的吴襄理所说：“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贻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儿不保险。”共产党把秘密存放在了银行保险箱，那是有委托契约保障安全的。政府的警察特务要抓人，也不能公然违反上海的商业契约规则。否则，这个上海就将不复存在。

再说包容性，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契约性是上海文化的个性密码，包容性是上海文化的结构机制，即上海文化的结构生成源于其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因为上海的精英人群、上层社会、权力阶层，主要是由外地人、留洋回国的人乃至外国人构成的，同时还有西方列强、殖民当局的势力，貌似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口虽说是社会主流，但并没有很大的话语权。在社会面上，上海历来就是移民城市，所谓本地人口其实也就是早了一两代的移民。上海文化的形成因之有着自身独具的移民特性，那就是西化、国际化。国际化的催化剂铸成了上海社会内部的最大程度的包容性。这一点像是20世纪以来的美国纽约。消极地看，地域歧视在上海也应该是最少的。有人会反对我的这一说法，上海人常把外地人说成乡下人，一脸的鄙视。我先不反驳，甚至姑且承认。但我要说一个更为普遍的有力事实：上海是外地人打拼事业最能成功的城市。如果上海城市性格里没有强大的包容性及公平性，外地人在上海的成功就不会如此普遍。迄今为止，在上海最成功的人群还是“新移民”，即新上海人。显见上海人对外地人确有地域文化的鄙视，但实际上又并不真的排外。上海堪称中国和世界的不同文化的大熔炉。这在中国是罕见的，几乎也是唯一的城市。这使上海能够真正发育成为现代的国际大都市。倒是资历老的本地人往往吃老本沦为躺平一族，小富即安，碌碌无为，连快递外卖网约车都不愿意干，只靠社保、房租过活，活该被生活边缘化了。

包容性的最大好处、或者说对什么人群最有利？常识可见，当然是对弱势文化、少数人群、异端个性最有利。在上海这个城市，不合群的独异在常人眼里也就是常态。弱小的势力和思想就会在包容性中获得生根发芽。我说包容性是上海文化的结构机制，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包容性拓展了上海的社会及文化的空间，造就了上海内部空间的开阔性、利于生长性。上海文化的结构特征就是一个不断吸纳、聚合、拓展的动态过程，几乎每隔几十年、或因政治变迁就会发生一次结构性的全面重整，最近的一次就是改革开放、1990年代全面启动的浦东新区建设，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结构性变迁。以前，像内山书店这样的弱小资本的书店，纯粹的小众市场，就能顽强地生存、发展30年。鲁迅也能在上海办刊办社做出版，连同左翼和共产党人照样可以在上海有着活跃的文化活动。清末民国，上海先后出现的各类小报多达两千种以上。也许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像上海这样具有“无原则”包容性的社会生活形态及其文化结构。还是说回《千里江山图》，因为上海的包容性及所造就的复杂性，都市性格埋下了政治后果，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一度就在上海，红色谍战才有可能在这里发生、展开。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为什么香港是东方的国际间谍之都。作为谍战人员，陈千里们只有在上海才是最合理，也是最安全的。狡猾凶狠的间谍易君年要在自己的老窝潜入地下党的内部。你看共产党的势力在上海有多大、多深刻啊。

因为包容也就有了多元性。通俗地说，只要不违法、不侵犯他人利益、不公然忤逆挑战公序良俗，你做什么都行。多元性就是不同价值观的合理存在具有最大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包容性也许主要是由社会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一定是必然的、自觉的选择，但是，多元性一定就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态度取向所决定的。多元性较之包容性有着更大的平等和民主的权利倾向，因此多元性也是对等级观念的更大摧毁。异端的合法权利首先因包容性而得以存在，更因多元性而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肯定。包容性形成的是上海社会和文化生态的结构机制，多元性使得各种价值立场和倾向都有权利在阳光下博弈。多元性提升了包容性可能达到的理想高度，并有可能完成包容性所提供的价值实现使命。只有多元性，才能真正达成世界性。也许，包容性的社会还是会有鄙视链的，有可能取信于世界、征服世界人心的，只能是一个拥有并推崇多元价值观的理性文明社会。那么，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之类，就是多元性的敌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上海性格。

上海文化是中国都市文化发育的极致，上海由此成为最具世界性、国际化的大都市。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特质的一种概括性的概念表达，是历史和空间双重维度上标示上海文化的专有名词。在此意义上，我想可以有点理由把《千里江山图》看作是海派文学谱系中的一部小说。它接续了海派本色的文学传统，走向了时代的前沿。

我以前表达过一个看法，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了海派文学。海派文学不同于海派文化，后者在生活层面上包括正在消失的上海方言使用上，至少还保留、延续着一种地域历史主流的传统残余，散布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褶皱中。但是，随着城市的同质化发展，天际线越来越相似，特别是新上海人已经改变了上海的城市人口构成，绝大多数新就业人群四十年来对上海生产力的结构性颠覆，使得上海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世界已经从底层开始重组了。作为一个表象的最显著案例，现在城市里最活跃的是哪种人群或职业？是外卖快递小哥吧。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上海人。往里看，在最普遍的餐饮店，服务员小妹里有上海人吗？一旦生活的底层世界被改变了，文学不能不被改变。比如，上海作家身份的文化所属几乎已经不再能用上海人来界定了。社会生活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生长土壤和传播环境。且不说网络世界早已经无差别地重新格式化了所有的地域和文化的生态面貌。海派文学被稀释、被转型、被嫁接，渐渐弱化、消失于无形。那么，像王安忆、金宇澄、孙甘露这样的作家及其文学，作为文化的遗存物就格外稀见了。

海派文学消失于无形，但不妨碍说《千里江山图》不失为一部典型的海派小说。这是一部高度写实的上海文化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细节中无处不透露出上海的腔调和气质。它不能被移植，只能发生在国际化的洋场商业化社会中。简单做些比较吧，《长恨歌》《富萍》是靠主人公的生活遭际和独特的生活情节来展示上海海派的历史风韵，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极强；《繁花》最大的显示度是方言加持了市井生活的繁复描写和呈现，地域符号的标识性过目不忘；《千里江山图》依仗的是对一种文化景观在一个特殊时代的聚焦书写，某种程度上，它不依赖一个主要的角色，而是写出了一种与都市生活浑然一体的特殊生活人群，他们不是外在的、闯入的异端或侵犯者，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生活底色。他们不改变、不违和上海的社会生活规则，而是贴合、加强了这个城市呈现的色彩浓度。小说的美学呈现，甚至小说人物的呈现方式，都是契合了海派人物的场面姿势。作者的经验驾驭了这一切。其他作家写不出这一种海派时尚的美学经验的作品。

红色谍战的情节，和我童年时的另一种生活样态也很相似。每当窗外传来游行口号时，祖母常把我关在家里，不准出门。我不知道苏州河桥上的小伙伴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多数时候，祖母会在家里的方桌上点香，低头合十默念着什么。我记忆里并没有菩萨像供奉着，但肯定是在做着拜佛之类的仪式。你就把这看作是当年的一种地下活动吧。我的补偿兴奋点在于，仪式完毕，总有几个供奉着的水果完成了使命，可以给我当零食吃了。这就像是日常生活中的潜在写作，或者就是一种人性和情感的暗战方式。大浪淘沙，改变了人间生态，但要改变社会的河床，就需要不竭的时间投进全部的空间之中。有了《千里江山图》，使我对海派文学有了一种悲欣交集之感。显然，在美学品质上，它是一部海派小说，它是一部以海派为美学底色的红色暗战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