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艺遭遇算法：执两用中，守中致和
当下每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文艺作品几乎都与新媒介环境密切相关。在数智时代，文艺创作及其生态依托数字平台，表现出泛大众化、跨媒介、多模态与交互性的特征。算法，这一隐藏在信息技术背后的隐性机制，如同幽灵般游荡于网络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忖度与建构着大众使用虚拟网络的习性与行为，进而影响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生态。
算法的功劳
现代算法有两类。一类指的是计算机科学中的算法，它以符号代数来转换复杂的社会问题。另一类算法则是2010年代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高度复杂化和普遍应用化的算法，该算法自动提供开放性任务的解决方法。年初轰动全网的DeepSeek、抖音等平台的推送机制以及对破损文物修复等技术的背后，都由深度学习的秘密算法在运行操控。这些技术为当下文艺生态注入勃勃生机。
算法、数据、算力造就的AI大模型，直接将更加广泛的大众拉进了文艺创作与传播领域，进一步解放了大众的文艺生产力。具体说来，原先不大具备传统意义上文艺创作能力的人，在AI的加持下，也批量地加入了文艺创作之列。伴随着人工智能算法的高度精准化，AI辅助作者进行文艺创作，大幅提升了民众的文艺创新力。以阅文集团的作者助手软件为例，算法不仅可以自动生成标题与人物、地理空间的名称，还提示不同平台的口味趋向、不同题材的热门设定等来赋能作者创作。
基于算法，我们可以总结出特定类型作品（产品）的“叙述偏好”。例如，基于算法机制的参与，“代号鸢”“恋与深空”等沉浸式交互游戏的发展，生成了新的叙事模式。在此类游戏中，情节的发展取决于玩家代入性的角色表演，使之更具代入感，从而满足了玩家的文艺想象与情感需求。算法的使用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2024年6月，敦煌研究院利用多光谱成像技术与GAN（生成对抗网络）算法对表层龟裂的唐代壁画进行了还原与修复，从而实现了对文物保护的算法干预。
在传播方面，基于算法的传播机制也会有效地扩大文艺作品的传播效果，形成新的大众文艺现象。这在网络文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李子柒的成名作《兰州牛肉面》爆火于2016年，随后其更多的作品获得了国内外网民的认可；余秀华、王计兵、“沂蒙二姐”等人的诗作，都经历了网络上的爆炸式传播，进而为大众所知；一大批网络文学的爆火，则是赶上了移动阅读普及后，算法向更广泛的读者群的推荐。
媒介的新变，催生了点赞、弹幕、即时短评等新的批评形式，使新大众文艺批评呈现出直观性、民主化与参与性的新特征。依托这些海量数据以及相应的算法机制，形成了对应的定量评价模式。我们知道，传统大众文艺的单向度接受与批评主要有业余读者私人评价与批评家的专业批评两种形式，前者贴近大众读者对文艺作品最直接的感受，多以口头交流的形式呈现但传播范围有限；后者往往借助佶屈聱牙的专业术语在报纸、期刊等媒介上进行权威点评，虽具一定的审美取向和解读深度，但时常脱离群众阅读的直接感受。在网络平台，出现了以豆瓣短评、猫眼影评、起点中文排行榜等直观立体地显示作品评分、热度、评价关键词的新型反馈机制。以豆瓣短评为例，受众通过对文艺作品的打分来呈现对作品的总体评价，而短评字数限制在350字符之内，人人皆可参与到对作品的评价之中，评价的有效性由他人点赞、评分进而增加权重来实现，从而减弱了评价者的身份对作品评价的影响。此外，即时与直观的评价反馈机制还颠覆了传统“作者—作品—读者”的单向形式，连载式的网文、漫画等作品的作者会实时接收评论区的读者反馈，酌情更改情节，实现了从单向独白到双向对话的批评生态转变。
算法的弊病
算法生成技术为当下文艺生态注入了新鲜血液，然而利弊相随，甚至弊病越来越突出。从创作的层面来看，内容只要触及热门标签就能得到更大范围的推送，蹭热点成了增加流量的不二法门。一些网文、短视频等对算法的迎合与追逐使其沦为“标题党”“黄金三秒”“高潮迭起”的数据游戏，从而损害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内容深度，呈现出模板化生产与风格上的趋同。实际上，所谓“热门”“推荐”“套路”等算法背后运行的皆是唯数据论的底层逻辑。这种逻辑的渗透，削弱创作者自身的创造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使文艺创作的生产者沦为算法逻辑的简单复制者。
从传播过程而言，算法推荐尽管实现了个性化定制，却也同样带来了受算法桎梏的“信息茧房”，而这种“茧房”在各种形式的媒介平台上几乎都是隐性存在的。以平台算法为例，其首要目标是追求商业利益。于是，算法会分析文艺用户行为和消费模式，预测其需求并调整推荐策略和售卖方式。以某乎为例，其惯用的文艺推送方式是，利用大众寻求问题真相的好奇心，将用户引入一个虚构的故事中，在故事的关键转折点戛然而止，要求收费阅读。用户虽然可以选择是否消费，但即便付费阅读，已属忘了“初心”的阅读。而在短视频领域，常见的又是另外一种情形，随意“刷”到的短视频是算法精准推送的。对于范围庞大的大众而言，每一个个体在算法并不主动显示自己存在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算计的，很容易将算法推荐的内容当成整个世界。
而仅从文艺接受的角度来看，我们长时间浸润在同质化、刺激性、娱乐化的信息推送中，久而久之则只愿接受迎合与愉悦我们的观念与信息，从而造成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所持观点的逐渐偏激以及激进情感的极端表达。若任由算法机制主导我们的文艺生活，势必会损害我们对社会生活全方位、多元化的综合认识与感受，使同质滋生狭隘、偏执战胜宽容，这无论对于私人道德还是公共伦理而言都是昭然若揭的噩梦。
算法机制的消极影响还体现在，文艺作品的受众和粉丝往往局限于具有同质性的论坛、超话和标签之中，这可能导致对作品的极端的、排他的崇拜。随着粉丝群体的壮大，对作品的赞扬往往被简化为口号，反复使用；而对其批评则容易被视为脱离大众的无谓挑剔，甚至可能被粉丝贴上“对家”“黑水”“恶评”的标签，导致情绪化批评压制了理性客观批评的情况时常可见。有时候，唯流量论的评价模式，遮蔽了文艺作品的认知、审美等其他维度的价值而形成数据暴政。当一部作品的数据不好，人们便无意识地弃如敝屣，连看都不看一眼。如果我们不对此进行有效的省思，那么就不利于文艺的健康发展。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
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文艺与算法的纠缠是无法解开的。那么，当文艺遭遇算法，是良缘还是厄运？这取决于人的主动性。
算法牢笼并非无可逃脱，算法隐身也非无解之谜。但我们首先要避免陷入科技算法与人类智慧二元对立的泥淖中，警惕由此二元论思维而导致的两种极端状态的发展。数字化技术已融入当下众多文艺的骨血，成为必要的生成条件，对新技术的排斥既无效果也不现实。但人的主体性可以将算法的优势发挥出来，将其弊端控制到个体可以容纳的限度，对算法采取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
执两用中，意味着大众需要明确算法在当下文艺生态中普遍存在这一事实。新大众文艺创作的门槛降低，意味着大众的媒介素养也参差不齐。当大众遭遇文艺甚或其他形式的新媒介信息时，往往难以察觉或忘记自己属于被算法“算计”之列。此时，将算法“亮出”，让其存在处于“敞开”的状态非常必要。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算法是高度神经网络化的，其学习逻辑即便是设计专家也难以解释清楚。但当一个人可以直面“算法”总在自己创作、欣赏文艺过程中时，就会警惕其存在的意图。作为“智人”，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面对算计的时候太多了，并不缺乏斗争经验。但前提是大众需要知晓算法的存在，而这在普通大众那里的普及度可谓堪忧。实际上，让算法显身在技术上不难实现，只是新媒介设计者愿意与否的事情。在很多的情境中，只需添加“算法”选项，正如“点赞”的设计一样，就可以将算法明明白白地袒露在人们的面前。基于此，将算法缠绕下的大众文艺的选择权，真正让渡于网民。人们可以选择接受这种算法也可以选择拒绝这种算法，在接收和拒绝当中直面算法的挑战，让算法服务于人的“活法”。
人的活法纵有千万种，但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始终令人敬畏。文艺选择和判断的最终决定权仍是在人的手中，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失。生产创作时的执两用中，意味着我们要寻求艺术审美性、思想性与算法高效性之间的平衡。创作者要重视自身居于自然中的具身经验与文学想象，将算法为我们提供的数据与情节作为创作的材料与可供参考的思路，而非创作的目标与终局。普遍性算法机制外的思想艺术创新才是文艺脱颖而出的关键。接受欣赏中的执两用中，意味着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接收”到的文艺是算法硬推给我们的，我们需要审视其是否配得上我们的“青睐”，是否值得我们去消磨时间。批评研究中的执两用中，意味着我们要有意识地维护与强调自身作为文艺作品的阅读者与消费者的主体性身份，积极参与对作品本身的阐释与讨论，而非唯数据、流量是从。
守中致和是当下文艺生态从总体上需要达到的目标。微短剧、电子游戏、网络文学、影视剧等种种大众文艺都有其现实的土壤，都是旨在达到某种层面上“和”的状态，都有其或多或少存在的理由。即便是备受争议的“霸道总裁文（剧）”，从大众的角度而言，也是缓释自己无法实现阶层跨越之遗憾的一种方式，是在通过文艺想象达成与自己的和解。人生不易，在想象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自尊和归属并没有什么过错，甚至可以说能够释放人在现实世界的不平之气，以达到情绪上的平和。况且，大众文艺并不只有这一种，和而不同已是多种样式并存的当下文艺生态的现实，也应是其内在精神应该达到的状态。譬如，自“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开始的《弹歌》就是在借诗歌增强人类劳作时的合拍，既描述人们狩猎的过程，也借音乐上的和谐促使人与人的协和。
总而言之，当文艺尤其新大众文艺遭遇算法，就像手握了一把新的利刃。我们需要直视这把利刃，然后用其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渴求，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
（王小英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谢雨君系暨南大学在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