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80后”写作与“自我”的历史动能——周嘉宁小说论
一、问题缘起：“80后”写作与“自我”变奏二十年
1999年，还在上海育才中学念高中的周嘉宁，在《萌芽》杂志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崭露头角，接连获得首届大赛二等奖、第二届大赛一等奖，后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2001年，周嘉宁的第一本书《流浪歌手的情人》面市，至2007年，她出版作品共计八种，几乎每年都有新长篇推出。[1]千禧年见证了媒体、图书市场、传统杂志改刊与网络写作合力打造的青春文学热潮，周嘉宁置身其中，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一起，成为最早一批备受瞩目的“80后”作家。如果将2001-2007年视作周嘉宁创作的第一阶段，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高产的出版节奏，市场的积极响应与青少年读者积累；第二，现实生活与历史感薄弱的青春（期）经验书写，高度内向化、个人化、情感化的自我表达，以反叛姿态面对应试教育象征的权威秩序；第三，与同龄人密切互动的写作状态，以BBS网络文学论坛（如“暗地病孩子”“晶体”“黑锅”等）为媒介，其衍生的线上线下交往，参与形塑了她的早期创作。[2]上述特征几乎都能在同时期“青春文学”的共性中找到对应，呈现出“80后”写作诞生之初，个人写作与集体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
2008年，周嘉宁离开上海，旅居北京三年。同年，她与张悦然创办杂志书《鲤》，将选题焦点对准同代人的成长经验与情感症结。《鲤》具有“80后”为一代人的文艺张目的立意，并展示出同人化、风格化、品牌化的办刊思路。其有别于传统文学刊物的新锐之处，不仅在于兼顾商业性、严肃文学与亚文化的策划旨趣，视觉设计上精致的文艺格调，也在于全球性的文学视野。并非完全巧合的是，2008年也是媒体舆论里“80后”形象由负面大幅转向正面的分水岭之年。奥运圣火传递受挫、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盛会等重大事件中，“80后”的亮相与表现，撕下了此前冷漠、自私、“啃老”“中国垮掉一代”的标签，取而代之的是富有爱国情怀、开放精神与责任意识的“转型新生代”。“80后”作为改革开放与全球化培养的新一代历史主体，从此正式站上社会舞台。[3]
可以把2008-2016年看作周嘉宁写作的第二阶段，她明显放缓了推出新作的速度，并启动文体转向：由早期自发的长篇写作，转入自觉的短篇小说训练。受海明威影响，周嘉宁投入精力打磨短篇技术，语言逐渐变得简洁、冷静、内敛。这些试验性的短篇成果，大多发表在《鲤》上，写的多是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人和人难以交流的无聊与内心荒芜，后结集为《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2014）。这一阶段，除了上海-北京的双城流动、《鲤》的办刊工作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周嘉宁进入了英语文学翻译领域，先后翻译了温特森、欧兹、门罗、奥康纳、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翻译与短篇创作同时推进，帮助她建立起对汉语写作更审慎、严苛的标准。
周嘉宁2008-2016年的探索，总体上呈现出灰蒙蒙的基调，许多尝试都未必成功。但她对写作者身份的认领，正是在反复碰壁中趋向明确，写作观也大体成型。该时期的总结之作，是具有自叙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密林中》（2015）。小说回望并致意21世纪初文艺青年的交往情态与心灵风貌，也阶段性地汇总了周嘉宁的写作困境。借主人公阳阳之口，周嘉宁第一次说出作为女性作家的文学抱负：以“自我”为锚点，用正面强攻的方式，写出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经验。这个长篇后，她想要搁置“自我”，将写作转向他人与世界，但承认“自己的小说碰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周嘉宁将阻碍归因为“知识结构漏洞” [4]，“知识结构”指向一套整合自我与世界的方法论：书写时代的意识已经产生，但怎样创造出把握历史的独特方式，从哪里入手正面强攻？如何找到“进入世界的路径”，困扰着一向以书写“自我”见长的周嘉宁。
事件性的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这一年周嘉宁受邀前往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 IWP），受到她自称“摧毁重建”的冲击。2016年的国际大事，包括但不限于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英国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里约奥运会举办，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此外，还有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经济不振、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等。一边是国际化的交流营地里，世界激烈的变局无可回避地推至眼前，一边是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个人成长史的全面重省，周嘉宁在内外关联的语境里，更新了观看自我与世界的眼光。“进入世界的路径”豁然洞开，也带动了创作方向的改变。
回国后，周嘉宁接连交出被评论家盛赞为“80后重大写作诞生的时刻”（杨庆祥语）的中短篇小说集《基本美》（2018）和“一代人的交卷之作”（金理语）的中篇小说集《浪的景观》（2022）。经过早期青春文学的井喷式产出，中段沉郁的摸索徘徊后，周嘉宁在中篇小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实现了社会历史表达的扩容与思考的质变，也迎来了个人美学的成熟时刻。
已有敏锐的学者指出，《浪的景观》等作品对于重新理解“80后文学”的发生学，具有挑战既有叙事框架、“再写起源”的重要意义。[5]事实上，围绕“80后文学”内外的迷思、期待与可能性，周嘉宁提供了一条既不同于“郭敬明-韩寒范式”，又有别于“新东北书写范式”的“80后”文学的典型道路。她的特殊在于，青年作家明确的历史责任感及其表达，并没有以牺牲或贬抑“自我”经验为代价。相反，她专注于“自我”的问题化，并将“自我”成功转化为思考“80后”一代的历史、当下及未来的方法。
对周嘉宁小说的通盘回顾、梳理和讨论，因此具有以个案重新透视代际写作的价值。本文从周嘉宁的爱荷华之行切入，分析此次出访经历对她写作的影响与意义。对比爱荷华之行前后的创作，能够让我们以绵延而非断裂的眼光，整体地把握周嘉宁二十年创作生涯里“自我”的变奏。最后，在对话“80后”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层面上，笔者尝试提出周嘉宁所开辟的第三种“80后”写作的典型范式。
二、爱荷华之行：“全球化幻觉”的摧毁与“世界”的再造
2016年8月下旬，周嘉宁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作为该年度唯一入选的中国大陆作家，与来自三十多个国家，拥有不同语言、族裔、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们，在位于美国中部爱荷华城（Iowa City）的爱荷华大学共处三个月。这个久负盛名的交流项目有很深的“冷战”历史渊源，1967年由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夫妇创立，主要邀请对象为东欧、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术家，初衷是在“冷战”时期为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写作者提供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并了解美国文化。
自1979年中美建交，受邀前往“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大陆作家包括王蒙、艾青、丁玲、茹志鹃、王安忆、汪曾祺、苏童、余华等，至今已达六十余人，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中独特的“爱荷华经验”。众所周知，王安忆是受爱荷华经历影响较深的个案，1983年的爱荷华之行被她称为创作生涯的“关节口”。周嘉宁赴美前阅读了聂华苓的《三生三世》、王安忆与张新颖的《谈话录》等。不同于“成长初始革命年”、生命底色与文学教养均有清晰意识形态烙印的“新时期”作家，周嘉宁是带着“全球化一代”的写作身份，满怀信心地踏上美国国土的。据周嘉宁自述，她的自我定位一直是去标签、无边界的“世界游民”，地域和性别属性都很模糊。[6]一如她塑造的人物，“野心勃勃地在自己身上努力取消阵营和国家的界限，制造着一种世界是平坦的错觉”[7]。
这样的信心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如果我们还记得“80后”这一代际命名生成与确立的标志性媒体事件——2004年，作家春树、韩寒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美国媒体以另类（“the linglei”）、叛逆、草根等词语来形容接轨全球新潮青年文化的中国新一代，“从而生产出一种象征性意义，即‘80后’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人正在融入西方世界、西方文化”[8]。除了人们熟知的市场化以外，全球化同样是命名“80 后”的重要时代坐标。生于1982年的周嘉宁，成长在改革开放的上海市中心，从小浸染西方流行文化，在国内最好的综合性大学接受文学教育，具备出色的英语能力。甚至，这也不是周嘉宁的第一次域外驻留经历。[9]这才是爱荷华令人意外的地方，作家直陈自己对世界固有的认知“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被摧毁了，但这是一种有益的摧毁。我觉得人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可以被摧毁一次”[10]。这令人无法不去追问，在爱荷华，究竟发生了什么？
周嘉宁记得，驻访艺术家们在欧美主导的文化常识与娱乐话题中相谈甚欢，似乎符合“世界是平的”的常识，却在真正触及异见时默契地后撤。面对主办方有意设置的争议论题，如俄乌冲突、巴以关系，人们不再像冷战年代一样对峙鲜明。温和的外交礼仪代替了意见交锋，却也极大削减了交流的本意。朝夕相处不但没有进一步鼓舞“地球村”“世界游民”的信心，反而暴露出不同的政治文化主体间的壁垒：
敏感的作家们大概都很快可以从密集型的交往中觉察到各自所属文化中不可沟通的部分，继而产生一种剧烈的怀疑，我们所谓的共同记忆到底是什么。漫威也好，Netflix也好，鲍勃·迪伦获诺贝尔奖之后激烈的争论或者庆祝，这些共同记忆是经过筛选的，是西方语境下的共同记忆，是个人体系中间并不至关重要的部分，在那个当下，几乎是一种国际社交性质的记忆。[11]
周嘉宁在爱荷华遭遇的，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支配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语症：同质化的文化养成与思维定式，令人无法真正表达自我。她目睹被西方世界排斥在外的文化主体“一方面急切地希望被他人了解，一方面又忽视着他人”的怪现象；另一个闭环式的难题是，因为缺乏应对争执的政治训练，矛盾爆发后，只会令人陷入毫无生产性的愤怒与无助。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她尤为不安的是，英语作为通用语的交流，很多时候是以牺牲不同语言主体性的美与复杂为代价的。去往新奥尔良的短途旅行中，周嘉宁与来自耶路撒冷的女作家G爆发争吵，她沮丧地指出，“是英语，是英语让我们纷纷丧失第一人格”[12]。第二语言放大了误会，并阻碍了误会的消解。能否既将“个人体系中间至关重要”的经验拿出来交流，又能保有思考的“第一人格”，尊重不同语言的美？以爱荷华作为裂口，全球化神话维系的世界图景开始松动，考验着作家对时代做出另类思考的能力。
在主体的失语中，“世界”被重新问题化，并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新问题。“当我们在谈论世界的时候，我们在谈论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又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世界呢？”从发问的一刻起，周嘉宁釜底抽薪地反思“同一个世界”的普世主义价值，也开始重审内置于自己世界观、写作观里的“全球化幻觉”， “我几乎是在全球化的幻觉下长大的”。[13]“80后”一代在中国加速融入世界资本体系的发展主义话语笼罩下长大，深受互联网科技革命、“大国崛起”与“地球村”叙事影响，这是代际认知结构的“全球化幻觉”的有机组成。有论者指出，这种“全球化幻觉”根源于一种文明等级序列中处于弱势位置的个体面对强势他者的焦虑，其危险在于，前者压抑了自身的文化特性，习惯用强势文明的眼光看待和表述自己，进而压抑了真实感知和主体表达的滋长。[14]
与王安忆在日记、书信、小说、访谈中留下细密的访美记忆不同，周嘉宁对爱荷华经验的表达始终慎重，只有一篇以“国际写作计划”为虚构原型的中篇小说《再见日食》（2019），两篇随笔《我们在南部停止了抽烟》（2017）、《我所理解的世界》（2018）。除此之外，周嘉宁屡次表示“不知道怎么开口去谈论”“很难说清楚”[15]。“太好的事情根本不舍得让其他人知道”，借这句《再见日食》里的话，周嘉宁表达对爱荷华记忆的珍视，藏之于心而迟疑于言谈。2024年10月21日聂华苓逝世，享年99岁，她传奇的一生与文学界的哀悼，与《再见日食》中乌卡的葬礼虚实互映。在最近一次接受笔者采访时，周嘉宁表示“聂华苓去世的事情，我其实还没有真的去消化，包括爱荷华往事，我觉得八年过去了，我尽管写了《再见日食》，但爱荷华的事情其实仍被我封存在了一个地方。”[16]
我们唯有在文本中找寻作家的心迹。《再见日食》[17]中的佩奥尼亚处处都有爱荷华的影子，在这个仿佛世界历史进程之外“悬置着的中间地带”，周嘉宁虚构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驻留计划。小说从2017年回望1995年：各国年轻人曾带着对新大陆的憧憬相聚于此，经历友谊与爱情，关心着“冷战”后的世界会向乌托邦还是恶托邦而去。“美国梦”的破灭与二十多年的时代演进中，主人公们以佩奥尼亚为入口进入严酷现实，各自“找寻新的世界的出口”，最终四散。创办者乌卡去世后，佩奥尼亚依然在每年夏天迎来送往更年轻的一代人。
这个关乎憧憬毁灭、废墟上的价值重建，一代代青春轮回的故事，浓缩了周嘉宁访美归来后新的写作主题：如何找寻新的世界出口，继而再造世界。小说借1990年代青年之口追问乌卡“新的秩序如何建立”，其实是在追问如何开辟替代性道路，“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自我表达方式和国际文化交流方式，以挑战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开启又一轮忽视个体文化历史差异的同质化过程”。[18]乌卡表示这已不是她能理解的事——革命与流亡年代的范导者经验失效了。在此意义上，世界视野下的“80后”一代，需要从分歧丛生的代际经验与青年本位重新出发，靠自己走出全球化时代的迷雾。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周嘉宁在访美归来后写出的第一批小说，为何大幅引入复杂的地缘政治，又为何辗转于跨时空、跨语际的复合语境，执意刻画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不可沟通。她既想捍卫西方文化霸权下第三世界的主体话语，同时也想跳出中国大陆统摄下的中文书写盲区，去连接中国港台与离散地区的汉语表达。这两项破而后立的工作，有着一致的内在思路，也即去中心化、维护与活化多元价值。“渴望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贴近与沟通”延续了《荒芜城》（2013）时期的母题，但在被政治历史信息夯实的现实地层上，周嘉宁对这一母题展开了更有力的掘进。从《基本美》到《浪的景观》，她要写的不仅是无往不在的“不可沟通性”，更要在充分认知时代演变造成的鸿沟之上，想象和建立能恢复沟通、重现交流活力的可能地带。
比如《基本美》里，无论是奥运时代的北京模糊了人与人的界线，还是香港的在场让身份区隔变得锐利，都无损香港乐队主唱洲与大陆外省青年致远之间友谊的动人。“一半是反对，一半却一致”，正如粤语与普通话、繁体字与简体字之间无法抹平也不必抹平的差异，他们在“一起迈向困境重重的自由”。[19]《再见日食》里，拓与泉隔着彼此难以理解的国家创伤，却依然能借助非母语的谈话“描述着内心从未被认真描述过的部分，那里几乎有一个新的人格和一个新的世界”[20]。拓将写作语言从日语改为英语，是为了散落全球的朋友有一天可以读到，“在东方审美和西方价值观之间撑起一片虚拟的时代，守护着现实中原本不可能存活下来的美”[21]。承认分裂，却艰难地迈向团结。这无疑接近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却也见证周嘉宁的写作如何走出危机，并迸发出明亮的理想主义势能。
《了不起的夏天》里，秦与师傅代表两代人背道而驰的未来想象。申奥成功之夜后，秦天真地向往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师傅却默然离开，回到圣彼得堡求学，近乎失败者的自我放逐。两人的分歧从表面上看，是苏联解体后，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试验的革命潜能被耗尽，下一代的青春激情被自由主义全球化接管。但前者作为“执拗的低音”并未消失，并最终被后者听见。小说安排秦来讲述师傅的故事，“后辈对前辈的讲述”是历史重审，更是“我辈”登上舞台前辨明自身的必要环节。秦顿悟了代际落差，但遥望师傅如同“20世纪的达达尼昂”的青年时代，依然让他肃然起敬。在这个意义上，《了不起的夏天》既不是对申奥口号里的“世界给中国一个机会，中国还世界一个奇迹”的怀旧狂欢，也不是感伤失落的共产主义挽歌。周嘉宁想要问的是：在秦与师傅之外，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可以将永远动人的“社会性青春”传续下去？还有没有其他组织生活与联结主体的方式，足以与单极全球化的文化支配或冷战的幽灵对抗？
三、“文艺青年”作为方法：青春经验的“回收式写作”
爱荷华之行构成周嘉宁调整写作的外部动力，明确了她“再造世界”的目标，并从两个向度激发了其归国后的创作变化。其一是上文分析的，书写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性，在捍卫多元差异的基础上，探讨理解时代情绪的可能。其二是为千禧年前后的经验赋形，建造出作为文学形象的“世纪之交”。以《基本美》（2018）、《浪的景观》（2020）、《明日派对》（2022）三个中篇为代表，周嘉宁注入其中的时代肌理，包括散漫宽松的社会氛围，急速更替的城市样貌，阶层与制度还未固化前的机运，年轻人在规定轨道之外合作探索的可能空间等等。总之，她笔下的“世纪之交”是一个在不确定与无序感中向上升腾的时代。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家议程，与“80后”一代尚未定型的青春相交叠，个人的成长与“涉世”，和国体的开放与“入世”几乎同步——这俨然是20世纪以来百年“青春中国”话语与成长小说主题在全新历史阶段的回旋。周嘉宁将个人、代际与国家三位一体的青春寓言，收束于她所发明的醒目的“浪”的喻象：迈向成人世界的“80后”既是浪，也是造浪者与冲浪手；他们与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浮沉共振，互为代言。
将这两个向度组织起来的，正是行动的人物——这些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几乎都是文艺青年。应该说，通过重返自己亲历的21世纪初，深描文艺青年的“创造性行动”，周嘉宁“再造世界”的写作路径与意图得以进一步现身和承载。在全球化经济与改革开放史的微观层面，周嘉宁回收念兹在兹的青少年时代的爱好与记忆，以“文艺青年”作为方法，重新掌握“‘有我’的历史”的解释权。
文艺青年是周嘉宁笔下标识性的人物群体，她写过诗人、小说家、乐手、调查记者、摄影师、策展人、编辑。对于这一偏离主流规则，因为对文艺的共同爱好而聚集的群体，周嘉宁至今兴致不减。从爱荷华归国后的变化之一是，她有意让人物都“行动”了起来：他们在北京、香港、上海、南京、青岛、浙江，在中国大地上跑来跑去，做生意，交朋友，跨越边界，“重新回到了和外界的互动，也更主动地去面对问题”[22]。文艺青年们摆脱了过去孤独、自我消耗的静止状态，从“密林中”走出，在跑动中恢复与“他者”、现实世界的有机联系。
《浪的景观》是这样开头的：“我”就读的大专在“非典”期间惨遭解散，一时间“既不用去上学，也不用去上班，不知道该做什么”。在“与社会上的一切正式脱离了关系”的状态下，“我”与好友群青意外得到了接盘地下城服装档口的机会。[23]两人以外贸服装个体户的身份，开启了一段兑现摇滚梦想的商业冒险。恰逢线下零售业向网购转折的时代风口，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最后在日渐恶劣的市场洗牌中出局。《明日派对》同样包含“事业”与“友谊”的双重叙事：“我”与王鹿相识于2000年的罗大佑演唱会，两个女大学生后来合作主持一档电台音乐节目，并通过电台与网络论坛，聚集起更多热爱摇滚的年轻人。虽然节目昙花一现，没能逃过电台商业化改制中被关停的命运，但这段成长输送的精神热量，将继续庇护她们前行。
《浪的景观》《明日派对》如同姊妹篇，均采用双主人公叙事，共享了“开端/相遇——协同创造——终结/解散”的结构。颇具意味的是，《浪的景观》《明日派对》的主人公都是以“高考失利者”身份登场的。高考失利的命运，没有落入颓废、前途暗淡的“失败者故事”窠臼，相反，成为另辟未知新天地的起点。年轻人从应试教育与按部就班的人生计划中滑出，过上了一段有周嘉宁特色的“脱离现实的集体生活”：贫穷、热烈、富有自由表达精神与冒险的决心。这是校园、家长无法传授给他们的，却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所纵容。小说里文艺青年们的“共同事业”，无论是创办网络论坛，组织地下俱乐部，还是一起主持电台节目，做服装生意，事实上都续写了高考失败后的一截“出路”。这“出路”是暂时养活自己的生计，更是精神、情感与归属感的安排。在离开学校后、进入社会前的“交叉带”上，年轻人在松散的文艺共同体里获取重要的自我教育，经由同辈圈层与文化互授，完成对内的身份认同与对外的象征抵抗。
周嘉宁很清楚，这些活动是尝试性、过渡性的，终会落幕。但与人们向来斥责文艺青年“逃避生活”的论调不同，在她看来，文艺与生活实践之间不能做简单化的二元切分。毋宁说，是在外界条件的包容乃至支持下，文学/文艺帮助青年人展开了对生活的参与和准备，哪怕是以缓慢、无目的、非线性，看似“浪费时间”的方式——这一点，尤其与绩优主义强调竞争与效率，明确追求线性提速的成长道路拉开了距离。这些文艺青年们能够联合行动，离不开1990年代至21世纪初市场化、商业化扩张提供的机遇。各个领域都在转轨、改制，给缺乏经验但敢于闯荡的年轻人留出缝隙。所以，文艺青年群体的活跃期，恰恰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进一步说，回顾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学/文艺青年在文学叙述里的浮现、隐退、重返历史舞台的时刻，往往呼应着不同时期主导的精神氛围的变化，考辨这些历史语境也就格外重要。
熟悉周嘉宁的读者，不难从近作里识出她的亲身经历：一些精神图腾般的文艺符码，从出道至今，反复闪现在她笔下，如同作家与读者间的暗号。最具代表性的有村上春树的小说、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匡威帆布鞋、罗大佑的校园民谣，等等。得益于周嘉宁“回收式写作”的处理策略，“被回忆的并不是当时的事件，而是变成了以当下的视角去看待的它，并且它很有可能还在不停地发生新的变化”[24]。相同的符码，被不同的感受与思维方式打开，没有陷入自我重复，而成为值得分析的“有意味的形式”。
为了直观展示“回收”的进路，在此试举两组原文。例一，是2000年前后，周嘉宁中学住校时收听东方广播电台《动感冲击波》《流行音乐一小时》等节目至其关停的记忆。例二，是周嘉宁高中时用打口碟听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记忆。
例一：收听音乐电台的记忆
2000年末，我喜欢的三个电台节目——《动感冲击波》、《流行音乐一小时》、《今夜不太晚》同时退出我的视野。好像有什么东西硬生生地要把我和过去隔绝开来，把我往前顶。很坚硬的，很疼痛的。晚上我再也不会把收音机一直开着，开到耳朵里满是沙沙的电波的声音。我再也没有了一种对于深夜的祈望，好像是失去了思想。……
关于未来我们不能够预计什么。
有时候忧伤的感觉致命。[25]
——《激情歌诗》，2001
我在高考前最后的那些夜晚听无线电里的小说，在拥挤的宿舍里空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总是会一直听到念完，天空露出鱼肚白来。
我一直听的那个会在夜间朗读小说的电台节目突然之间就停掉了，毫无征兆。……突然好像我们都已经变成了老人。……我们已经不太清楚外面世界的变故，幻觉里，我们可以永远地赖在这里。[26]
——《往南方岁月去》，2006
欧老师在会议开始前找到我和王鹿，告诉我们张宙的节目停播了。除了持续低迷的收听率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从今年起，所有的节目都将实行广告自营，简单说来，以后只有能拿到广告赞助的节目才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27]
张宙在节目里最后说了什么？王鹿问
他说再见。潇潇说。
没了？王鹿问。
没啦。但他那样说，你会觉得，你们再也不会再见。潇潇说。
其实我们都没有再继续听张宙的节目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说。
那真不错。我想是因为你俩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潇潇说。[28]
——《明日派对》，2022
例二：听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记忆
我从书包里拿出耳机塞在耳朵里，按下PLAY键，不久以前我还是和安康一起坐在操场边上，我还可以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然后看着天亮起来。
是平克的音乐吗？
安康的眼睛里是平淡的目光。他说，那堵墙终于倒下来了，颓然倒下。
压碎了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人间。我在心里默念。[29]
——《后来》，2001
然而泉先开口：“请问断电那天，无线电里放的是什么音乐？”
“我想是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月之暗面》。”拓回答。
……
“你真的见过日食吗？”泉问。
“从没见过。”拓回答，“你呢? ”
“嗯。八年前月亮的阴影正好落在从中国西北角延伸到长江入海口的狭长地带。”[30]
——《再见日食》，2019
有一次活动上放的是平克乐队的迷墙现场录像带，结束以后大家的情绪格外激动，迟迟不甘心散去，于是我和群青又跟着他们去了大学附近的一间酒吧。……虽然我当时对柏林墙的事情一无所知，但其他人一路聊到布拉格之春，我昏头昏脑地听着，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结果出来的时候回吴淞的末班车已经没有了。[31]
——《浪的景观》，2020
（以上引文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激情歌诗》《后来》均出自周嘉宁大一写的《流浪歌手的情人》。在这本如同私人音乐收藏夹的散文体小说里，听的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听音乐引发了“我”对自由的感受，“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感动，很破碎的印象，然后就喜欢”[32]。《激情歌诗》和《往南方岁月去》的原始场景里，几档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只是一个高中女生枯燥无聊的校园生活的出口。“拥挤的宿舍”里隔出一角耽溺幻想的私人天地，既阻隔了空间上“外面的世界”，也悬置了时间上对“未来”的预期。喜爱的节目停播，引发失去的惆怅（“致命忧伤”“疼痛”）和年华老去之感，都是最典型的少年愁绪。
《明日派对》激活并转写了这段电台情结。“我”与王鹿最早都是张宙节目的狂热听众，张宙带来了重要的精神启蒙，但早在节目停播前，偶像的使命就已完成。“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已经迈过，她们可以独立去向更广阔的明日天地。周嘉宁的叙事主体，从躲在宿舍角落、被动的聆听者，变成了“电台新来的青年人”。她们闯入制度化的空间内部，争取年轻一代异质表达的自由；当然，也在一线工作中，看到了市场化冲击下的旧媒体生存真相。《明日派对》里，与偶像郑重、洒脱的告别，是成长仪式的一半，另一半，则牢牢掌握在青年参与者的能动性之中：“我们”通过电台放送了不够成熟的声音，并亲手创造了“有我”的历史现场。
第二组“回收”平克·弗洛伊德记忆的案例，则集中展示了周嘉宁对文艺青年幼稚通病的自省与更新。已有研究者指出，“80后”青春文学大量借用摇滚乐，但往往只是“拿来”其标榜个性的外壳，摇滚乐在发展过程中曾具有的接轨现实的精神，反战、反文化、反权威的历史起源被悬置，变成一个空洞的能指。[33]《后来》中借“墙的倒塌”抒怀的忧伤校园男女、《浪的景观》里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我”，皆对1988年柏林墙倒塌指涉的冷战史缺乏感知，更不了解欧美1960年代青春反叛运动的精神谱系。二十年后，周嘉宁在两个层面作出反省。其一，文艺青年往往借助“对电影，小说以及歌词的复刻和反复的练习”[34]来模拟生活，不加反思地“极其自然地使用着从小说和电影里学到的经验”[35]，任由二手知识将他们的头脑引向某种“不在地”的符号关系之中——正如姜涛所提醒的，这种抽象、空洞的符号系统，未必会带来主体的充盈，“恰恰容易导向一种依附的、不稳的甚至内在空洞的造型”[36]。泉与拓关于歌词与真实世界里“日食”的对话，提示着廓清幻觉，去过一种及物、有实感的生活之必要。其二，西方摇滚乐传入中国后，的确释放过巨大的启蒙效应与精神号召力，但也必须认识到内置其中的诸多历史、经验、知识与情感的结构性错位。如果不谨慎思辨中西语境的差异，轻率地“拿来”与生吞式地模仿，很难避免丧失独立的自我言说能力，并有再次陷入“第三世界的失语”的危险。
从浪漫幻想中祛魅，转入具体、务实、历史化的生产现场，这一“回收”逻辑，也被应用于周嘉宁大学时去服装市场淘衣服的记忆。对Levi’s牛仔裤等美国品牌服饰的向往，始于乐迷对摇滚偶像形象的效仿。亚文化强调以独特的发型、着装等视觉风格张显自我，以西方偶像为摹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青年中兴起的亚文化符号消费潮，也是跨国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影响力的体现。周嘉宁写过《密林中》里的摄影师大澍，“穿着从襄阳路服装市场买来的仿制M65美军风衣，紧身牛仔裤。双手交叉在脑袋后面，仰面躺着”[37]。数年后，她一路“考古”至外贸产业链深处，沿着华亭路服装市场（1984-2000年）、襄阳路服饰礼品市场（2000-2016年）、七浦路市场（1980年代至今）到人民广场地下的迪美购物中心（1995年至今），还原出一条改革开放后上海个体服装市场变迁的历史动线。“我”与群青驾驶货车，出没于充满写实细节的外地工厂、城郊仓库、铁皮棚批发档口，深入鲜活的劳动世界。同为摇滚乐爱好者，他们以找货、抢货、斗殴组成与生活贴身肉搏的实践，与小说里另一群大学歌友文艺青年们的“阴郁气氛”作出了区分。
可以从两个维度归纳周嘉宁的“回收式写作”策略。首先，文艺青年形象从孤独、避世的内倾者，变为“创造性行动”的联动状态的主体。他们不再关在室内，或出入于咖啡馆沙龙空谈，或困于一己的创作焦虑；也不再是悬浮的符号消费者。周嘉宁把“买唱片的人”变成“制作唱片的人”（《基本美》），“听电台的人”变成“做电台节目的人”（《明日派对》），“淘牛仔裤的人”变成“卖牛仔裤的人”（《浪的景观》），文艺青年被她赋予“经济人”与“社会参与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将他们重新置入生产、传播、消费流程，周嘉宁回归到一种文学对社会生产史的观察中。跟随着文艺青年们在公共与地下空间的位移，小说也打开了改革开放上海城市史中独特的人文地理经脉。文艺青年再次被充盈为一项不应被遗漏的“社会参数”，他们在周嘉宁笔下热烈的集体行动，打开的是中国的“世纪之交”或“漫长的九十年代”自由、混乱与包容的社会内涵。
其次，早年符号化的精神图腾被复原为“文艺产品”，尤其是外国文艺产品，以“物”的实体形态，被整合进入政治经济链条与文化意义生产系统里。比起过去缥缈的浪漫诗意，现在周嘉宁更关心浪漫诗意是如何被生产的：西方的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如何传入中国，如何被青年群体所接受，又得到了怎样的压缩、糅杂与误读。需要强调的是，“我”与群青贩卖的外贸原单，正是从国外品牌在中国工厂的订单里流出的。其市场繁荣背后的灰色生产来源和贸易渠道，本就是全球化产业分工布局带来的商机。又比如，打口碟、打口带屡次在“80后”青春文学里现身。作为一代人的记忆坐标，起初是生产过剩的外国正版音像制品（光碟、磁带、黑胶唱片、录像带等），遭特殊打口处理后，从欧美、日韩等地通过走私等非正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价格便宜，受到文艺青年喜爱，乃至派生出中国的“打口一代”。就更不用说缺乏版权意识的年代，大量盗版音像品与印刷制品了。外贸服饰也好，打口碟也好，均为全球化工业系统的产品/副产品。可以说，“80后”文艺青年的一部分重要的文化教育，就是受到未经授权、非正规途径流入的外国文艺产品哺育而落成的。这些商品扮演了许多中国年轻人与全球化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触点”，充实了偏离主流、抵抗规则的青年文化。因此，文艺青年们的领受，尽管幼稚、感性，却依然能摆荡出全球化进程在中国落地的实体踪迹。
四、“自我”的，如何是历史的？
周嘉宁回忆1990年代西方流行文化涌入，带来青春期的冲击，也掀起生活世界的物质变化。“我们这一代之所以能够被构成，是因为在90年代经历了一个开放窗口期，在这段时间段里出现非常多从未存在过的事物。”[38]翻译小说、唱片封面与歌词里展现的陌生词与物，周嘉宁从未在生活里见过，如“村上春树小说里出现的24小时便利店”。1993年，港资背景的百式便利店落户长阳路，是上海开出的第一家“引入7-11经营模式”的便利店，到1997年，上海的便利店已突破一千家，进入规模化发展期。麦当劳、哈根达斯冰激凌、星巴克咖啡店，这些携带着“发展时差”的名词概念，也都经历了从文学虚构变为生活现实的过程。
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功劳。一旦考虑到这背后的货物经济脉络，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上海重回中外文化交融最前沿的地缘优势，就不能再把“用模仿文艺回避生活”简单视作一种预设好的姿态。应当看到，是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形成的合力，为生活在1990年代上海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能的选择。他们是被结构性地制造出来的幻想者、消费者与认同者。[39]在此意义上，“文艺”绝不仅是青春白日梦的模板，更扮演了全球化落地中国的预告片与活教材。在全球贸易以可见、可感的方式改变家家户户的饮食起居之前，小说、音乐、电影率先闯入年轻一代的文化视野，唤起对新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即将成真的盼望，“以为在虚构当中属于别人的生活也可以出现在我自己的生活中”[40]。这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渴望渗入“全球化一代”的性格形成期，似乎也有力地解释了周嘉宁的“全球化幻觉”从何而来。只是后来随着全球化经验的全面铺开，地区差异被拉平，这一起源被深深隐藏起来。
早在2015年的《密林中》里，周嘉宁就坚定地宣称“文艺青年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面对的一个问题”[41]，建立起“自我—文艺青年—‘80后’代际”的穿透网格。多年后，周嘉宁以“文艺青年”作为方法，其实也就是以“自我”作为方法，回过头去挖掘、清理“80后”成长的社会结构，并终于触达了重释一代人成长史的起源时刻。那些深植于青春记忆里的碎片化、文艺性的“物”（一支乐队、一档节目、一场演出、一本小说）被历史化，被回置到一整个“有我”的生活世界。作为准备，周嘉宁做了大量前期调查、采访、口述史等工作，包括走访当年的服装摊主、顾客、电台主持人等。这些“自我的格物”，进一步加深了她看待城市与人如何在相互作用下一步步变化至今的眼光。快速消逝的千禧年城市经验、数字化的网络环境变化，加之薄弱的档案意识，令许多共同记忆变得难以保存。这些都给她施加了“不能够再等待”的紧迫感，“毕竟，随着等待的时间越长，过去消失的资料就变得越来越多”[42]。身为曾经的文艺青年，这种新的写作/行动/工作方式，近似于社会学民族志的做法，其问题范围与责任伦理早已溢出了小说创作。巴赫金早已告诉我们，“人的成长和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43]。追问“自我如何形成”的动力学，只要足够专心持久，终将深深汇入、激荡追问“历史如何形成”的动力学中。
诚然，要在语义学、思想史、社会文化史的意义上对“文艺青年”展开知识考古是一项复杂的功课。在现代中国，我们至少可以上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制造出的“文学青年”；就近，则需要在1990年代市场化的资本活力与阶层重组中，考察“小资”向“中产阶级”的变化过程。诞生于“世纪之交”语境的“文艺青年”，阶级属性含混，对这个群体的划分依据，大多基于他们的阅读品位与精神取向，他们敏感、忧郁、不切实际的气质，尤其是他们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21世纪的媒体与大众话语里，“文艺青年”从无到有，从中性走向贬义，与互联网扩张下的技术平权、自媒体兴起后的网络话语增殖相关。尚有许多问题有待清理，但无论如何，人们一向对“文艺青年”的社会意涵讨论有限，仿佛他们天然与现实脱钩。对此，已有论者提出，需要在个体日常与“文学”的关系重建中，去重新定义一种能动的“文学/文艺青年”：文学或文艺是一种具有“世界观”或“信仰”功能的知识体系。个体以此为中介，实现“自我”与周遭世界的互动。[44]这是将“文艺青年”再次问题化的有力辩护。
周嘉宁则走得更远，她重新将文艺青年打造成一种具有社会介入、参与动能的角色。姜涛曾梳理作为20世纪中国特定人格谱系的“文学青年”形象，并指出“虽然一个人在年轻时，会天然地亲近于文学，但作为一个群体，‘文学青年’的生成却并非如此自明、纯属‘天然’”[45]，一系列外部与内部的社会条件都会作用其间。到了“80后”这里，如同周嘉宁的小说所揭示的，“文艺青年”群体的成型及其文化政治潜能的激活，也就要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加速建成、西方文化工业爆炸式的引入、全球化时代的消费与文化认同、互联网的诞生与初代网民的文学参与、“自我”的情感结构与普遍的个人化书写之中，去寻找答案。
这种带有社会学民族志性质的小说思路，是周嘉宁从爱荷华归来后开始起用的，也是她拨开迷雾，“再造世界”的另一途径。在个人史与时代史的交织中，周嘉宁将自我经历的“世界感”，与“世纪之交”或“漫长的九十年代”所形塑的“80后”的“世界观”——思维认知、情感构造联系起来。这一视野的建成，不仅帮助她突破了从前“密林中”式的困境，也让她持续从宽容、混乱、热烈的千禧年青春经验里汲取肯定性能量，去面对世界普遍下行，从全球化幻灭到逆全球化伴生的重重危机。“因为我的青年时期热烈和自由。即便中间和所有人一样经历挫折和失望，当时的能量也都没有丧失，反而缓慢增长，并支持我如今的人生。”[46]
所以，是时候重新评价周嘉宁小说的价值了。尤其是在“80后”文学的典型意义上，她的写作何以被目为“重大写作的诞生”或“一代人的交卷之作”。回顾批评史，论者们不约而同地指出“自我”对周嘉宁的重要性：“自我”既是“直指内心的魅力”的真诚标志，又无可回避地暴露出她的局限。[47]很长时间里，批评者不满于周嘉宁将封闭的“自我”区隔于他人与社会，无法用“自我”之轻承托历史之重。这种论调并不令人陌生，仍在“80后”青春文学受人指摘的延长线上，如耽溺于“自我”“个人与历史脱钩”等缺陷，已成批评的定见。“80后”写作者“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48]。对“脱历史的自我”的不满，长期弥漫在对“80后”文学居高临下的批评，或者它的同义替换——“告别青春”“转型”的殷切期盼之中。
这样的不满，没有脱出现实主义传统一贯所持的总体性期待。其核心关切是，一代人能否以自身的生命经验为原料，以文学为介质，有效接通他者与共同体，又如何提炼和表述属于自己的时代症结，完成一代人的历史讲述。总体性的任务，对于任何青年写作者都不会轻松。周嘉宁没有拒绝这种批评，但她认为自己并非不关心外部世界，只是不擅长沿用既有的写作规范去书写时代。不妨说得直白些，“不擅长”其实就是观念与美学上的不信任：是否总体性的任务，只能以被宏大历史所深度塑造的“50后”“60后”的范式来执行？新一代的创作者，怎样凭写作本身解决“自我与世界”的问题，同时又如何以新的美学建制，去捍卫一种负责任的主体性？
在“80后”一代的美学发明里，周嘉宁的特殊在于她对“自我”的坚守与拓展。她没有复制前辈的做法，也没有慌乱地衔接宏大历史；最终，是“自我”中涌出的历史势能，走通了他人无法代笔的“我与我们的时代”的叙说之路。同样，周嘉宁也没有轻率地“告别青春”，相反，她始终保持着与自身青春经验之间，既真诚又反省、既信任又警惕的内在紧张感。在其二十年的写作里，“自我”是美学的，诗学/哲学的，是认识论的，也是可持续生产的。以立足“文艺青年”的成长经验为例，正因为在寻找“自我”位置的自发过程里，“文艺”充当了一种参与社会、安排自我的途径，在个体与世界的沟通中塑造了她的世界观，她才固执地想要为这种主体经验，寻找独立、清晰、饱满、能与当代经验对话的文学表达。“自我的拓展”注定艰难，但周嘉宁做到了，并用她的写作证明，专心致志的自我书写不仅不会与历史脱节，相反，坚持追问自我之所是、生活之所是，最终得到的回答里，也必将包含了代际之所是，历史、世界之所是。
如果说青年写作承载着代际主体认知自我、并将自我历史合法化的欲求，那么不容含混的关隘恰恰在于，代际主体的置换，必须通过历史叙述范式的更新来获得正名与正义。因此，“80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时代的孩子，必须拿出与之相应的独特叙事。“告别革命”与“历史的终结”后，这些普遍在非政治化语境里长大的“九十年代之子”，要如何以文学叙述恢复社会的有机性？所有的道路都不是现成的，“没有人在全球化的幻觉下为西方世界之外的我们给出清晰的答案”[49]，一切只能凭自己去创造。
在“80后”文学史化的视野里，黄平指出，“世纪之交”的“青春文学”和2017年以来的“东北书写”是“80后”一代先后继起的两种写作范式，二者转换深刻折射出时代的变化。[50]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郭敬明代表的“小时代”式的上海想象风光无限；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双雪涛等人的“新东北书写”擦亮了父辈的尊严，也擦亮了普通人的尊严。[51]石岸书延续这一思路，指出“80后”在处理自身“漫长的九十年代”与父辈“短二十世纪”的关系时，存在两种典型方式。一种是以郭敬明为典型，用极端的消费自我实施的“断裂”方式。第二种，以早期韩寒与“新东北写作”为典型所采取的“打通、接续”方式。[52]两位学者均以郭敬明、“新东北写作”作为“80后”写作的两大范型。而笔者想要提出，在“80后”写作范式的典型意义上，周嘉宁的写作既不同于郭敬明、韩寒，也不同于“新东北”写作，而是属于第三条道路。
周嘉宁与韩寒、郭敬明，同为以“新概念”青春文学为起点的作家。有别于郭敬明迅速滑向“小时代”的金钱拜物教寓言，在上海长大的周嘉宁，将“自我”的书写贯彻到底，最终讲述了从全球化兴起到幻灭的完整代际经验，并给出了中国“全球化一代”的阐释方法。延伸开去说，周嘉宁不同于韩寒以“乡下人”“郊区韩”自居对上海的拒斥批判，也不同于外来者郭敬明打造的向资本俯首称臣的“上海梦”。周嘉宁从爱荷华归来后的写作，既是从“全球城市”的心脏上海出发，追迹全球化的幻灭与可能，也是从《萌芽》与“新概念”标定的“80后”文学发源地上海出发，开掘“80后”与青春书写的嬗变与潜力。在这里，周嘉宁作为“80后”写作典型的另一个侧面，还指向对“上海”的重新测绘：“80后”文学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更是世界的上海。
其次，以双雪涛、班宇为代表的“东北作为隐喻”的代际书写范式，当然非常重要。但“新东北书写”的基本框架，是在“父与子”的关系里，唤醒九十年代中国经验，进而接通社会主义时代的遗产问题——“子一辈”的故事，结构性地无法脱离“父一辈”的故事而成立。与之不同，周嘉宁以友情所表征的“我辈”经验，去理解与构造“漫长的九十年代”。她的小说中，父辈的身影始终被淡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友谊的强势在场。非制度性的友谊网络，折射出“我们共同成长”的时代际遇，“这种好运是，我不是一个人成长起来的，我是跟一群人一起成长起来的”。[53]在此维度上，周嘉宁的典型性在于表征了“80后”写作自起步以来，二十多年间从未断流的逻辑：始终以“自我”的面目示人，写这一代人内部生长出来的“个人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不是谁的后代（“子一辈”），却并不代表他们承担的历史分量会更轻薄。这在无意中呼应了学者所呼吁的，对于改革开放的文学语法，需要发育出与“每个置身其中的中国人甚至世界人的观念、情感、心理、精神结构等的错动、重组和再造”[54]相匹配的反思力与审美力。立足于“我辈”与友情政治的书写，最后也成功登陆了一代人历史的核心地带。
五、尾声：回到一九九九年
这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最后一页历史考纲从装订线里脱落出来，我钻出晒不到阳光的屋子，穿上红裙子，发现手臂苍白，装着一脑袋的世界历史但仍然一无所有。[55]
这是17岁的周嘉宁参加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初赛作品《明媚角落》的开头。1999年夏天，是周嘉宁升入高三的暑假。半年后，美国代表团落地北京，专程就中国加入WTO问题展开谈判。两年后的夏天，周嘉宁的第一本书即将面世，她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被庆祝申奥成功的首都人潮吞没。同一年底，在漫长的等待与谈判后，中国终于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备战高考的学生背了“一脑袋的世界历史”，却仍旧感到“一无所有”——这句宣言在1986年的工人体育馆被崔健首次唱响，一切被安排好的道路全都取消了，现在，是新的时间的开始。如果“世界历史”不再是一个高中生头脑中被灌注、被测验的知识，那将在他们面前展开的世界和历史，会是什么样的？
那时的周嘉宁当然还不知道未来等待她的是什么，站在18岁的门前，步入文学与步入成人世界的钥匙同时被转动。回望1999年，“80后”的文学创作资格始于一个今天看来再无任何复制可能的历史风口。周嘉宁和她的同龄人，成名甚早，风光一时，“轻捷地就跨越了前几代作家漫长磨砺的学徒期”[56]。这是早熟的好运。随后的二十年，他们将带着千禧年授予的青春烙疤，“80后”也好，“青春文学”也好，去面对自我与社会共同发起的“文学的考核期”，这其中的缠斗、自新，是另一种漫长。对他们当中选择了继续在写作长路跋涉的人来说，年少成名的殊荣，早已变成无法摆脱、必须与之长期共存的历史债务，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好运的代价。《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为周嘉宁这届的获奖作品集作序：“我们希望有一大批文学新人从这块土地上诞生。”[57]但没有人能从开端猜中结局。“新概念”大赛的造星运动落幕，煌煌数卷“文学新人”的获奖长名单，如今只剩下很少的人在写作。历史残酷但公正，希望的兑现总是需要时间。生于1980年代的作家，在建设独立、自足、负责任的写作传统，并将阐释权握在自己手中。
在周嘉宁这里，一代人立足“自我”的历史书写，不是要建造一座怀旧博物馆或纪念碑，而是要用青春时期获得的希望底色，去建造一种在世界中庇护未来的写作。在此时此刻的世界地平线上，这志业如此难得，又如此恒长。“80后”文学始于忧伤、疼痛、苍白的“青春”，但其成熟，却不是人们一向以为的那样，要由“告别青春”来裁决。要被告别的不是青春，而是对青春的庸俗、陈词滥调的旧理解。是周嘉宁的小说让人恍然大悟，始于“青春”的“80后”写作，通过把社会、历史与青年品格还给了“青春”，终于将一代人的世界感与世界观弥合起来，并从中拯救了自己。
注释
[1] 按照出版时间次序，这八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情人》（2001，东方出版中心）、长篇小说《陶城里的武士四四》（2003，浙江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女妖的眼睛》（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长篇小说《夏天在倒塌》（2004，春风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往南方岁月去》（2006，春风文艺出版社）、短篇小说集《杜撰记》（2006，春风文艺出版社）、短篇小说集《撒谎精的时光宝盒》（2007，明天出版社）、长篇小说《天空晴朗晴朗》（2007，明天出版社）。
[2] 2002年，周嘉宁与小饭、夜×（陶磊）、苏德等人共同创办“黑锅”论坛。BBS论坛时期的文学对重新讨论“80后”文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相关史料整理与阐释工作已经引起注意。如2024年11月，由何平、金理发起的上海-南京双城工作坊，召集当事人共话“回望论坛时代的文学”。霍艳的《文学与情感共同体的缔结：“80后”作家与文学论》一文做了较细致的本事钩沉与讨论工作，发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部分亲历者的回忆文字，参见《“论坛时代的文学”专题》，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6·秋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3] 参见王芳：《媒介棱镜下的“80后”》,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4] 周嘉宁：《冷大海》，于子敬主编：《深白：爱是深沉的幻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页。
[5] 金理：《再写起源：试论周嘉宁〈浪的景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6期。
[6][11][13][49]周嘉宁：《我所理解的世界》，《上海文化》2018年第1期。
[7][20][30]周嘉宁：《再见日食》，《收获》2019年第5期。
[8][52]石岸书：《作为起源的“漫长的90年代”：“80后”的代际视角》，《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9] 2012年春天，周嘉宁在爱尔兰圣三一大学驻访三个月，参与爱尔兰作家的翻译项目。
[10][53] 周嘉宁、吴琦：《一场二十一世纪的“考古”》，《上海文学》2023年第1期。
[12] 周嘉宁：《我们在南部停止了抽烟》，吴琦主编：《单读16：新北京人》，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页。
[14] 参见李琦：《在时代洋流中考辨自我——论周嘉宁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15]《周嘉宁眼中，“浪的景观”是什么样》，播客节目“西海之声Radio SayHi!”之“门柱聊书”，2022年8月29日。
[16] 来自笔者2024年11月24日对周嘉宁的采访。
[17] 《再见日食》2019年初刊在《收获》的版本与2022年收入小说集《浪的景观》的版本，存在明显修改。这一版本改写，是周嘉宁2017-2022年间思想转变与创作动态的侧记。本文由于篇幅不作展开，但仍想指出这一值得挖掘的视角。
[18] 王晓珏：《去冷战批评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南方文坛》2018年第6期。
[19][34]周嘉宁：《基本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页、190页。
[21][27][28][31][35]周嘉宁：《浪的景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67页、203页、207页、77—78页、29页。
[22]《专访周嘉宁：小说不是记忆，是现实的一些阴影》，澎湃新闻，2022年10月11日。
[23]参见周嘉宁：《浪的景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版，第67页。
[24][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前言》，袁斯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25][29][32] 周嘉宁：《流浪歌手的情人》，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252页、48页、243—244页。
[26] 周嘉宁：《往南方岁月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33]蔡郁婉：《悬空的玻璃房——从〈萌芽〉作者群透视80后写作》，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166页。
[36][45]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12页。
[37] 周嘉宁：《密林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38][40][42]周嘉宁2023年5月27日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城市变革与个人史书写》。
[39]在早期作品里，可以看见全球化经济如何以国际连锁的消费城市景观，渗透进年轻一代的日常。比如，周嘉宁曾表达对麦当劳的家园归属感：“有时候车子把我从远在东北角的学校一路带到最繁华的市中心，看到麦当劳的黄色标志，满心满脸的开心，好像是一种回归感，不可救药的。”周嘉宁：《流浪歌手的情人》，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251页。
[41]《80后作家周嘉宁：文艺青年的问题就是80后面对的问题》， 中国新闻网，2015年11月4日，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5/11-04/7606453.shtml。
[43] [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全集》（第3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44] 方岩：《文学青年编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90页。
[46] 刘欣玥、周嘉宁：《被照亮的世纪冒险与个体风景——周嘉宁访谈录》，《写作》2022年第1期。
[47] 过往对周嘉宁的研究中，“自我”是被谈论最多的范畴，如行超《“自我”即是“世界”——周嘉宁小说论》，《西湖》2014年第11期。李振在《眺望在成人世界的门槛——周嘉宁论》（《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中指出，“有一个‘我’总是游荡在周嘉宁的小说里”。李伟长在《无处安放的身体和灵魂 周嘉宁〈荒芜城〉阅读笔记》（《上海文化》2014年第1期）中指出，“如果真有‘80 后文学’这个说法，它就应该是周嘉宁小说这个样子……周嘉宁真正的写作对象只有一个，就是她自己，以及投射形成的影子”。
[48] 杨庆祥：《“八〇后”,怎么办？》，《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
[50] 黄平：《父之名：论郑执小说》，《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51] 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 ——“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54] 何平：《如何看改革开放长史？怎样发明新的文学语法？》,《文艺争鸣》2024年第5期。
[55] 周嘉宁：《明媚角落》，《“中华杯”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 A卷》，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56] 何平：《文学：上海青春的秘密和成长》，《上海文学》2015年第1期。
[57] 赵长天：《好些，更好些——序“中华杯”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